抗戰期間，政府財政困難，物價高漲，公務人員的生活很困苦，情緒低落。嚴家淦時任福建建設廳廳長，有一次他去一朋友家中，見客廳有一幀奇怪的照片：一個人坐在椅子上，另一人跪在他面前，仔細一看，跪的和坐的是同一個人，就是朋友本人。嚴百思不得其解，問朋友，答說：這叫求人不如求己。
1944年，哈里森·福爾曼訪問延安，毛澤東向他解釋中共與蘇聯不同。福爾曼問：“可是你們既不實行共產主義，那末為什麼叫你們自己為共產黨呢？”毛答复說這一名字是從往日沿襲而來：“你在這兒已經看到很充分的事實來證實我們所說的話，”“充分的事實使你明白我們不再是蘇聯所謂共產黨這個字的意義了。”福爾曼堅持說：“那末為什麼你們不改名呢？改為屬於民主政治範圍的'新民主黨'，或其他這樣一類的名稱呢？”毛搖搖頭：“我們或別的人所稱呼我們的政黨的名稱，對於我們，或我們的天良上，並不關重要。……所重要的，是內容與實施，不是名稱！”
戴季陶在日本同蔣介石同嫖共賭，終生與蔣關係密切。他原名戴良弼，清末時改名為戴天仇（與滿州不共戴天之意）。革命成功後，跟陳果夫、蔣介石在上海一起開交易所時，一心發財，想做陶朱公，又改名季陶。後來說中山先生是繼承周公文武孔子的聖人，他自己以賢人自居，故又名傳賢。他使蔣決心殺鄧演達，他的書房正桌上，掛著觀世音像、中山先生像和他的母親像。 1949年初，他從南京逃到廣州，同於右任同住招待所，於責備他，蔣的許多罪惡，他應負責任，因他同蔣是密友，可以無話不說，他對蔣不但不加規勸，反而助紂為虐，使蔣叛黨禍國之罪更大。戴因國民黨政府大勢已去，就在2月22日吃安眠藥而死。
王芸生以《大公報》聞達社會，中共建國，他仍難以放下架子。有一次，在各報負責人的會議上，談起一件小事，時為華東新聞出版局副局長的張春橋誇誇其談一通，說得完全不對，王芸生漫不經心地打斷他的話，說：“唉！不是那麼回事。”同時，習慣性地用手往上輕輕一揮。誰知張春橋勃然變色，冷嘲熱諷說：“我是打仗進上海的，原是土包子，不像王先生那樣和大人物往來，見過大世面。說錯了，請你王先生指教。”此語一出，舉座無言。
張群的朋友評價他說：“眾友呼岳軍，只能呼之為蔣之使女，而不得稱為如夫人，以如夫人尚有恃寵撒嬌時，而張並此無之，惟有唯唯諾諾，欲如何便如何，無一絲違抗。”
張群在日本時，有人曾問他：“岳公，你追隨蔣先生最久，和他關係也最密切。大陸失陷，你是否也要負一部分責任？負一部分沒有及時進言的責任？”張群坦率地說：“我只是個廚子，主人喜歡什麼菜，我做什麼菜。”
沈昌煥深得宋美齡信任，時人戲稱沈為宋英文秘書。當沈昌煥的朋友祝賀他就任台灣國民政府“總統府”秘書長時，沈的直言可掬：“我主要是在這裡接電話的。”聞者莞爾。沈接電話頗得宋美齡“歡心”：你說上海話，我答上海話；你英文，我亦英文，應對自如。
秦孝儀早年做過蔣介石的侍從秘書，後來當過國民黨中央副秘書長。他的聲名大噪乃是蔣介石遺囑所賜，“秦孝儀承命受記”從此成為他的註冊商標。遺囑內容無論用典、用詞都一度是人們茶餘飯後的笑資。秦後來官至台灣故宮博物院院長。
20世紀60年代末，《紐約時報》有報導說，宋美齡是蔣介石的第三任夫人，而非元配，宋當時正好在紐約，看後怒不可遏，馬上命令駐美大使周書楷前去交涉，要求該報更正、道歉。週以為此事難辦，且報導屬實，拖延久之。因此惹惱了宋美齡，將周叫到寓所，宋斜躺在床上問周何以不照令辦事。周說這是在美國，讓人家更正道歉很難，宋不依不饒，爭執之下，週耐不住性子，說：“我是中華民國的大使，不是你的僕人！”宋美齡聽後馬上從床上跳起，打了周一耳光，尖聲吼叫：“我就是中華民國。”
嚴家淦任“總統”時，蔣經國任“行政院長”。一次蔣要親自去找嚴商量事情，先由“行政院”秘書打電話給“總統府”秘書：“蔣'院長'有事想到'總統'府看'總統'，請你向'總統'請示一下，過半個小時'總統'有沒有時間見蔣'院長'？”不久，嚴家淦的秘書打電話到“行政院”：“'總統'說他有事要出去！”“行政院”秘書愣了一下，接下來聽到的是：“'總統'說他出去會順道到'行政院'看蔣'院長'的，時間最多也就是半個小時，請轉達蔣'院長'。”蔣經國曾說：“凡事有靜波先生在，我就省了好多心。”
聶衛平戰胜日本棋手後一段時間，哪兒都找他去，領導找他，群眾也找他。聚會的時候，上千上萬的人圍著他，他傻乎乎地笑，人家說他和熊貓一樣是國寶。有人私下問他：“你的棋怎樣？會不會退？這是你的根呀！”他苦笑著回答：“退倒不會退，可也不會進，我沒辦法呀！”
隔膜第三十一
留學法國里昂大學，學成歸國的哲學博士張競生，於1920年2月上書陳炯明，提倡計劃生育。他在倡議中說：“一國的強盛，不在人口繁多，而在於人人都是有人的資格。”他強調節育，節育的目的在於優種，此時陳炯明有兒女十餘人，接到此書後，認為是諷刺自己，斥為謬論，並對身邊的人說：“此公大概有神經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