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期間，重慶電力非常缺乏。燈光昏暗，即使如此也是有限制的。在一次行政院會議上蔣廷黻提議採取日光節約時間，每年四月一日將鐘撥快一小時。孔祥熙第一個表示反對，他說他從未聽過這種辦法，他不明白人如何可以任意將時間提前或錯後，他說他同意提早辦公時間，但不同意隨便將鐘撥快。徐堪極力支持孔的意見，譴責蔣干擾時間，破壞自然。後來，美國人提出了相同的建議，遂被採納了。
商震好誇耀。早年常說，“我妻（商妻楊曾照）英文字筆記本有三尺多厚。”從開羅會議回國後，商震常對人說：“我那本英文字典真夠完善，在開羅時，王正廷想查生字都要找我。”言下極為得意。
鄭天挺說：陳寅恪為教授之教授，其授課多有學者、教授聽講。陳講元白詩，第一課是，首先講的是楊玉環是否以處女入宮。時有著名話劇導演賀孟斧客居成都，聞陳大名，想去聽課，聽說第一課講處女問題，以為無聊，而罷聽課之念，實不知陳以此帶出唐朝婚禮制度，是極重要的事。
陳璧君被捕後，堅不服罪。 1946年4月16日江蘇高等法院開庭審訊陳璧君，陳璧君在法庭上說：“日寇侵略，國土淪喪，人民遭殃，這是蔣介石的責任，還是汪先生的責任？說汪先生賣國？重慶統治下的地區，由不得汪先生去賣。南京統治下的地區，是日本人的佔領區，並無寸土是汪先生斷送的，相反只有從敵人手中奪回權利，還有什麼國可賣？汪先生創導和平運動，赤手收回淪陷區，如今完壁歸還國家，不但無罪而且有功。”法庭最後判處陳璧君無期徒刑，陳璧君接到判決書時卻說：“本人有受死的勇氣，而無坐牢的耐性，所以希望法庭改判死刑。”
林語堂好刻薄，他曾說：“不管怎樣，無論怎樣混法，能混過這上下五千年，總是了不起的，說明我們的生命力很頑強。”
20世紀50年代，藍翎、李希凡合著文章批俞平伯之紅學觀點，經毛澤東過問，名聲鵲起，多有單位請兩人作《紅樓夢研究》報告。有人記得的只是報告中時髦的語言，李希凡和藹地提到周汝昌發表了“批俞”的文章，李說：“我們非常歡迎，”又補充一句：“我們自然更希望他再寫一篇他對自己的看法。”藍翎開講則問：“傳說藍翎是李希凡的愛人，請大家看一看，像嗎？”贏得一堂笑聲，他卻冷冷加問一句：“恐怕這也是一種資產階級的思想吧？”
韋君宜回憶說，“文革”時的大作家浩然，其成名作《金光大道》多有編輯“政治拔高”之力，如編輯要求寫入“抗美援朝”，把小標題《堵擋》改為戰鬥性強的《阻擊》，把《讓房》改為《讓房破陰謀》，浩然苦笑語：“我不同意這麼改，沒有別的意思，只是想保護一點我的藝術創作……”但他最終接受了編輯要求，小說出版後他成為紅極一時的“作家”。浩然晚年說：“《金光大道》圓了我的夢……迄今為止，我還從未為以前的作品後悔過；相反，我為它們驕傲……”
戴乃迭“文革”中受衝擊，被關三年。出獄後，並不見有絲毫牢騷，而字字諍諍幾如“無產階級革命派”，又毫無肅殺之氣，一脈溫情如水，有如英吉利詩人的白朗寧，或簡·奧斯汀。一天，她遇到黃宗江，問黃：“宗江，你吃過什麼苦？”黃尚未及思索，她已意氣風發地自問自答：“我吃的最大的苦也就是在重慶吃不上雞蛋。”她一言以蔽之曰：“我們缺乏階級仇恨。”
韓三洲回憶，“文革”期間，批林批孔，如火如荼。一老工人登台發言，慷慨激昂：“林賊這個野心家、陰謀家真不知好歹，都當上二把手了，還不知足，還想篡黨奪權！要是換上我們工人階級，肯定好好乾！”
季羨林晚年以中國話說出了中國文化將領先世界的理由，即“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二十一世紀該是中國人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