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仲愷相信蘇俄不會向中國輸出共產革命，而只是要幫助中國進行國民革命，所以，當戴季陶寫信給廖仲愷，批評他的左傾狂熱，並對廖說：“叫共產黨參加進來，只能把他們當作醬油和醋，不能把他們當作正菜”時，廖仲愷立即斥責戴季陶：“哪裡懂得革命是什麼東西！”
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全面實行“一黨專政”。學界就政體形式問題進行了長時間的“討論”，很多人證明在中國實行兩黨製或多黨制是不合國情的。錢端升、陳之邁、吳景超，甚至丁文江等人都讚成“新式獨裁”。週佛海說，國民黨的獨裁不是少數人或一階級的獨裁，而是代表各階級的革命民眾的獨裁，它是代表社會全體利益的黨。
魯迅敏感，絕不妥協。在他去世前兩三年，他跟朋友談論最多的話題是“中國式的法西斯”，他跟人說：“我有生以來，從未見過近來這樣的黑暗，網密犬多，獎勵人們去當惡人，真是無法忍受。非反抗不可。”但他又悄聲對朋友說：“遺憾的是，我已年過50。”
1934年2月，蔣介石在江西南昌發起新生活運動，倡導以禮、義、廉、恥的規律，貫注於食、衣、住、行日常生活之中，變化國民氣質，使人人養成整齊、清潔、簡單、樸素及實踐力行的習性，以求適應現代社會的需要。時人流傳一段子，山東的軍閥省主席韓復榘譏笑這個運動時說：“新生活運動提倡走路要靠右走，那今後左邊誰去走呢？”
張伯苓治校，虛心而立足傳統，遇有問題就向教授請教，而其實用教育思想也暴露無遺。經濟學家何廉博士出席教授會議，會中極力強調統計數字的功用，張問他：“你用這些數字幹什麼？你想發現什麼？”何回答說：“我的統計研究可以幫助我們用科學方法復興中國。”張說：“你的方法常使像我這樣的人用顯微鏡找象。如果你要想知道我們能在中國做什麼，我覺得所有的事我們都可以做，而無需去精研這些數字。例如：我們欲想從城裡修一條公路到校區，難道也需要統計調查嗎？”
又一次，張伯苓問李濟，由於李一直想對全國人做頭部測量。張就問他：“告訴我，人類學的好處是什麼？”李感到不快，斷然回答說：“人類學什麼好處都沒有。”
晏陽初的平民教育促進會活動多年，隊伍龐大。有次梁漱溟去作客，平教會一些年輕人開座談會歡迎他，曹日昌帶頭向他提了許多問題，把座談會開成了質詢會。梁正襟危坐，一聲不吭，直到問題提完了，才簡單地回答一句：“這些問題，在我的《鄉村建設理論》裡都有答案。”座談會就如此結束。
抗日戰爭爆發後，蘇聯答應供應中國武器。中方派楊杰將軍為團長，前往莫斯科商談購買武器事宜。蘇方將楊安置在莫斯科郊外一俱樂部中，目的是對楊的任務盡量保密。楊自認他本人非但是個偉大戰略家，而且也是個外交魔術師。一次，楊要蔣廷黻對路透社發表聲明，謂蘇軍將在兩週內對日開戰。蔣說他不做這種毫無根據的聲明，並且請教他：如果發表這種聲明，有什麼好處？楊認為蔣是十足笨蛋，無法了解他的謀略。他說，一旦日本看到這種聲明，他們就會先發製人，主動進攻蘇聯，日蘇就真打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