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初，馬連良夫婦從香港回到北京，離港之前，曾請星相家算命卜卦。這個有名的星相家，就是住堡壘街的袁樹珊。卜算的結果，袁說：“你（馬連良）還有十五年大運。”後來果然。
1950年，劉仁靜到北京，跟一些熟人聯繫都碰了壁。董必武明說不見；李立三辭以不在家；吳玉章稀里糊塗接見了他，談話不久，秘書就進來提醒吳，說此人不可接觸；寫信給廖承志，廖不答复。劉不敢去打擾毛澤東和周恩來，但一次他去參加譚平山的追悼會和周不期而遇，只見周恩來迎著來賓隊列和每個人一一握手，臨到劉時卻看也不看一眼越過他和下一個握手，使劉十分難堪。劉回想起在莫斯科最後一次和周見面時，週還親切地和他開玩笑，而現在自己卻落到如此地步，感慨不已。中央指定安子文和他聯繫，並幫他解決了一些困難。最後劉少奇出面和他談了一次話，態度、口氣之嚴峻，也是他沒有料到的。他只記得中心意思是：你劉仁靜只准老老實實，不准亂說亂動，否則就只能餓飯。這次談話後，他用了劉亦宇的名字，被安排到北京師範大學任政治經濟學教師。
1956年，中國掀起了農業合作化，手工業、私營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高潮。梨園行聞風而動，見大大小小的商店、藥舖、飯館以及像樣和不怎麼像樣的作坊，都掛上了“國營”或“公私合營”的牌匾；所有的店員、伙計、跑堂等都拿上了工資；成不了“角兒”的演職員眼饞了，說：“連資本家都穿上了乾部服，怎麼我們仍舊是藝人？”名角張君秋南下到武漢去演出，湖北文化部門接待他的人問：“您的劇團是國營的嗎？”能背大段唱詞的張君秋，一時竟慌了，不知該怎樣應答。還沒“國營”的他，不能說“國營”；尚處“私營”的他，又羞於說“私營”。支吾一陣後，張君秋紅著臉，含含糊糊地說：“我們是歸公家領導的。”一回到北京，張君秋立即要求“國營”。
邵洵美在1958年繼續肅反時被捕入獄，這位盛宣懷的女婿，在獄中受盡煎熬，他不聽大家的好意勸告，即對粥湯米粒要慢慢品嚐，甚至要留著吃，幾乎每餐飯都一下子吃光、刮光。他總是氣喘吁籲地說：“我實在熬不落了!”有一次，他看見了胡風分子賈植芳，“呆滯的目光突然發亮”，他小聲對賈說：“我們不是一塊在韓待桁家裡吃過螃蟹嗎？”
1961年9月，上海音樂學院黨委書記兼院長鐘望陽為龍榆生摘帽，龍賦《賀新郎》（淚湧情難抑）一闋。自此後，龍的處境稍勝於前。龍為什麼忽然得到“恩赦”摘去了“右派”的帽子呢？ 1979年中共上海音樂學院委員會在《關於龍榆生同志錯劃右派的改正報告》中說，“約1961年起，龍曾協助我公安機關做某對象的偵察工作多年，配合尚好。”1983年上海音樂學院在《悼詞》中則說：“在他的最後幾年中，還接受了黨交給一項有關某一部門的專門任務，盡了自己的力量，得到了肯定。”
1966年2月，郭沫若之子郭世英說：“全世界什麼最乾淨？泥巴！”他很快死於非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