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時期，曹聚仁曾做過戰地記者。有一次，他因追趕隊伍，途徑皖南小鎮深渡。當時，小鎮沒有旅館，只有飯鋪。曹聚仁想找一個房間，店伙說樓上有一個房間，不過，要和別的房客夥住，因住房緊張，曹聚仁只能將就。 “哪知房中有兩張床，右邊那張床，住著中年婦女，帶著一位十六歲少女。……到了半夜，那婦人一定要她女兒睡到我的床上。那少女一聲不響，真的睡到我的身邊來了。也就胡里胡塗成其好事了。後來，我才知道他們欠了飯店六塊大洋，身邊又沒一文錢，只好聽店伙的安排，走這麼一條路了。……第二天早晨，我便替她倆付了房錢，叫了一輛獨輪車，送她倆上路，還送了十塊錢。她倆就那麼謝了又謝，把我看作是恩人似的。”曹晚年回憶此事時說，“希望讀者不必用道學家的尺度來衡量這一類的課題；在戰時，道德是放了假的。……臨別時，那婦人暗中塞給我一方手帕。我偷偷地看了，原來是腥紅血蹟的白手帕，我當然明白是什麼了。在戰時，如雷馬克《西線無戰事》中所寫的，一位手拿兩隻麵包鳧水過河去的德軍，彼岸的法國少女便投向他的懷中來了。所以，吃飽了飯的道學家，在邊上說說風涼話，實在太可笑了呢！”
周作人懂日本文化，曾有日本人到北大講中日文化合作，週跟日本人說：“談到中日文化合作，我沒有看見日本人的文化，我倒看見他們的武化，你們都是帶著槍砲來的，那裡有文化，只有武化。”抗戰的時候，週留在北平，蔣夢麟示意他說，你不要走，你跟日本人關係比較深，不走，可以保存這個學校的一些圖書和設備。週果然沒有走，後來因漢奸罪被關押在南京。蔣常派人去看他，並常送給他一些需用的東西和錢。有一次，周作人托朋友帶信，說法庭要蔣的證據。他對法庭說，他留在北平並不是想做漢奸，是校長託他在那裡照顧學校的。法庭問蔣有沒有這件事？蔣回信證明確有其事。
1948年初，台大中文系主任許壽裳被暗殺後，魏建功、李霽野、李何林先後辭職返回大陸。台靜農獨留了下來，他說：“實在是因為家眷太多，北方天氣冷，光是一人一件過冬的棉衣就開銷不起，台灣天氣暖和，這一項開銷就省下來了。”
“九一八”事件後，中國有了亡國的危險。在多事之秋，以生存為第一目標的閻錫山，周旋在日本、中共和國民政府三方之間。他說：“在三顆雞蛋上跳舞，踩破哪一顆都不行。”不願離開經營多年的山西，幾乎成了他的原則。到國共大打出手，1949年太原破城前，美國人陳納德傳話願接閻錫山脫險，閻說：“不死太原，等於形骸，有何用處！”閻錫山最終丟棄了太原這一命根子，但如他說：“東山的土地爺到西山就不靈了。”
雲南起義前夕，盧漢派楊文清去遊說張群：“起義是雲南人民的強烈願望，我們是順應民意棄暗投明而起義的，希望張先生和我們一致行動。”張群答說：“你們的起義行動我是很同情的。我也知道這是大勢所趨，民心所向，國民黨的確是無法挽回了。蔣先生過去所作所為，連我也有不滿意的地方。但我一生都是一個國民黨員，我和蔣先生的私人關係你們也是知道的，我不能和你們一致行動。如果你們要把我當作俘虜看待，交給共產黨，我想他們也不會對我怎麼樣的。要是你們讓我走，我很感激，我今後也不再做什麼事，到海外做個寓公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