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提倡“自改革”的是龔自珍。他的名言：“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史；絕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廣義的史，也就是國學——自己民族所傳承積累的文史哲學。兩百年從“自改革”出發、奮力走向西方的漫長道路上，龔自珍大約不曾預見這個歷史的悖論：“去其史”者最積極的，竟是中國人自己。
魏源編《海國圖誌》，認為攻西方侵略者的策略是：“調夷之仇國以攻夷，師夷之長技以製夷。”“未款之前，宜以夷攻夷；既款之後，則宜師夷之長技以製夷。”當其時，無人採用其思想，書傳入日本後倒發揮了作用，一日本學者為此感慨：“嗚呼！忠智之士，憂國著書，不為其君用，反為他邦。吾不獨為默深悲，抑且為清主悲也夫！”
左宗棠年愈四十而功名無望，每自嗟嘆，說：“除非夢卜复求，此生殆無幸矣。”
袁世凱做官極重下情，他說：“做一個長官，最要緊的是洞悉下情，只有這樣，才能舉措適當。如果受著下邊的蒙蔽，那就成了一個瞎子，哪有不做錯事的？”其所作所為因此得海內外讚賞，交口稱其為“應變良才”。可悲的是，袁最終沒逃脫受蒙蔽的宿命。
昔日東京筆戰，梁啟超被圍剿甚烈，其中以汪精衛攻擊最力，梁任公自稱多淚多辯之人。不料若干年後，汪精衛亦被圍剿，汪此時深有體味，亦自言為“多淚多辯之人”。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當晚，黎元洪親手處決了兩名准備參加起義的士兵，並威脅部屬說：“誰敢造反，如此下場。”第二天，革命黨人攻占武昌，急需組建軍政府，要推出一位權威人物來控制局面，發號施令，就想到了黎元洪。黎拒絕說：“誰同你們造反？”他逃往黃土坡參謀家中躲藏，當義軍把他找出來時，他仍忿忿地說：“這不是胡鬧嗎？誰同你們胡鬧呢？事先既未與聞，事後又不通知，這不是兒戲，北洋兵一到，將如之何？”他被擁到諮議局樓上，推為都督，仍拒絕在安民佈告上簽字，連喊：“莫害我，莫害我!”革命黨人李翎東用槍逼著他的腦袋，黎仍不肯。直到三天后見革命大勢已成才表示接受。後人稱他是“槍口下逼出來的都督。”
1915年8月，袁世凱親信楊度糾合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組織“籌安會”，鼓吹恢復帝制，被人稱為“籌安會六君子”。袁世凱稱帝后，全國反對，各省相繼獨立，最後，連袁世凱的忠實心腹陝西督軍陳樹藩，四川督軍陳宦，湖南督軍湯薌銘，迫於壓力，也先後宣布獨立。時人戲稱“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陳湯”。
顧維鈞12歲時，跟上海道尹袁觀瀾之子袁履登為同學。袁幕府中張衡山會看相，他說，這兩個孩子皆非等閒之輩：惟履登不正，將來恐難有善終（後淪為漢奸）；維鈞則一帆風順，富貴雙全。張為此把女兒許配給了顧維鈞，是為顧第一次婚姻。
顧維鈞第二次婚姻在1919年告一段落，很快，顧在倫敦的社交場合結識了“糖王”黃奕柱的愛女黃蕙蘭。據說顧曾找過一個有名的星卜家，出了一個金鎊的酬勞，為他占卦這門親事。卦佔結果，佳偶天成，大吉大利，顧意始決。兩人在倫敦結婚，時人稱“一鎊緣”。
陳誠在黃埔軍校任特別官佐。有一次，陳誠晚間訪友，待到歸來，已近天明，但他毫無睡意，乃索性挑燈夜讀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恰逢蔣介石查夜，見有人如此勤奮攻讀，通宵達旦，便走向身邊，問其姓名職務，陳誠畢恭畢敬作答，蔣大加讚賞：“我黃埔軍校中，人皆如此，何等妙哉！”自此，陳誠深為蔣青睞。
1925年，由於鄭振鐸的介紹，李金發加入了文學研究會，入會號為“149”。入會後，他常參加文學研究會的聚會，因此能見到那時的“文壇鉅子”：沈雁冰、傅東華、葉紹鈞、夏丐尊、趙景深等人。近距離的接觸，使李金發覺得，這些當時中國文壇上聲名赫赫的人物，“其實都是亭子間絞腦汁的可憐寒士，若能在中學做一國文教員，或與書局有關係，做一位編輯，便沾沾自喜，終身有托。文人無出路就是如此情形。”李金發因此與文藝若即若離，最終走上棄文從政從商的道路。
1928年初，蔣介石因為北伐軍快進入山東省，特向中山大學要山東人隨軍入魯。戴傳賢就推薦何思源，寫信給蔣，由何帶去。戴在信中說，近幾年他的新交中，何是他最好的朋友，也是最有希望的朋友。又說何精通幾國的語言文字，已經出版了好幾種著作。最奇怪的是，戴說，何是一個最孝道的人。蔣看完信後，對何大加辭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