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戰期間，段祺瑞政府從日本借參戰款，也練了“參戰軍”，卻未曾派過一兵一卒去參戰。他本意是練兵打內戰，故時人說他對外是“宣而不戰”，對內是“戰而不宣”。
1919年6月，陳獨秀被捕後，全國各地各界函電交馳，施行救援。其安徽鄉人也不甘人後，識與不識，皆為之說話。反對白話文的桐城派古文家馬通伯、姚叔節等，認為陳“所著言論或不無迂直之處。然其學問人品亦尚為士林所推許”，吾等“與陳君咸系同鄉，知之最稔”，懇請准予保釋。安徽省長呂調元也說：“懷寧陳獨秀好發狂言，書生積習。然其人好學深思，務乞俯念鄉里後進，保全省釋。”六年後，胡適跟陳獨秀提及時還念念不忘：“在那反對白話文學最激烈的空氣裡，居然有幾個古文老輩肯出名保你，這個社會還勉強夠得上一個'人的社會'，還有一點人味。”
1938年，隨著日軍的迫近，廣州的滄陷迫在眉睫，當時主持廣東省、市軍政大計的余漢謀、吳鐵城、曾養甫等要員完全束手無策，以緻小報上曾出現了這樣的笑話：“余漢無謀，吳鐵失城，曾養無譜。”
抗日戰爭前夕，王芸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說：“傅孟真先生有一次對我說，他想寫一篇'中國官僚論'。他說，中國向來臣妾並論，官僚的作風就是姨太太的作風。官僚的人生觀：對其主人，揣摩逢迎，諂媚希寵；對於同儕，排擠傾軋，爭風吃醋；對於屬下，作威作福，無所不用其極。”對於傅氏高論，王芸生深有同感，因此才把它寫入文章。王說：“這道理講得痛快淋漓。這段官僚論，的確支配了中國歷史上大部分的人事關係。”
抗戰結束，劫收開始。當時淪陷區流傳不少關於劫收民謠：“河裡漂來的（乘輪船前往的）不如地裡滾來的（附近坐汽車去的）；地裡滾來的不如天上飛來的（乘飛機去的）；天上飛來的不如地下鑽出來的（原來就在那裡與漢奸打成一片的特務），地下鑽出來的又不如坐著不動的（指搖身一變的漢奸自劫自收比什麼都快）。”
1946年，台灣省所徵稅款提高了58倍，據說有一位老人向稅務官質問：“你們把清朝政府將台灣割讓給日本50年的稅金都一起向我們要嗎？”當時人形容為“狗去肥豬來”，日本人是狗，中央政府委派的貪官則是肥豬，又說：“前門剛趕走了狼，後門又躥進了豬。”
1949年11月，北京公安局一夜之間把全市224家妓院全部封閉，組織妓女學習勞動技藝，使其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妓女們自編自演活報劇，唱道：“千年的冰河開了凍，萬年的枯樹發了青。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了人。”
柳亞子在故鄉有稻田千畝，建國後政府徵糧觸動其財產。其鄉間戚友為無法交納徵糧款，紛紛致函請亞老向政府說情，柳皆置之不理。 1950年冬柳亞子在《跋中山先生墨寶後》一文中，就正在進行的土改所觸及自身的利害發出了“有代價補償”的感慨：“餘雖土改後喪其田戶，以濫竽充數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故月得大米若干，猶不虞凍餒。”
“文革”後期，曾有一首順口溜在民間悄悄流傳，準確地概括了極左路線的整人史：“挖不完的敵人，清不完的隊；做不完的檢討，請不完的罪。”夏衍根據清代一首《剃頭歌》改寫的《整人歌》所說：“聞道人須整，而今盡整人。有人皆須整，不整不成人。整自由他整，人還是我人。請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
20世紀90年代初，高陽、唐浩明的歷史小說流行起來，市井謠傳：經商要看《胡雪巖》，做官要看《曾國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