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長民說：“做一個天才的女兒的父親，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倫的輩份先求做到友誼的了解。”
梁漱溟認為，中國文化之偉大非他，只是人類理性之偉大。中國文化的缺欠，卻非理性的缺欠，而是理性早啟、文化早熟的缺欠。
魯迅批評借保存國粹而維護專制政治的“國粹派”們，他說，“我們要保存國粹，須得國粹也能保存我們。”
許春草有個理想，就是要求正義如大水滔滔，公平如江河滾滾，暢流無阻在祖國大地之上。他原是個泥水工，參加過辛亥革命，討伐袁世凱，討伐陳炯明，抗日等等各個近代史上重要的鬥爭。他有幾句名言，一曰：人民反對暴政不必向政府備案；二曰：有公憤無私仇；三曰：不與魔鬼結盟，不與罪惡擊掌；四曰：對付外國侵略，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無錢無力則出命，“我出命”。
張愛玲說：“出名要早呀!來得太晚的話，快樂也不那麼痛快。”
顧維鈞曾反复闡述他對於外交談判的一個基本原則，即否定全勝論。顧說：“每一個中國知識分子都記得一句古話：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換句話說，堅持原則比只顧局部利益為好。我一向把這句話看作是個人一生中的寶貴箴言，因為一個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這項箴言不適用於外交，因為國家是永存的，不能玉碎，一個外交家不能因為必須堅持原則而眼看著他的國家趨於毀滅不顧。”
惲代英是中共最早的黨員之一，在黃埔軍校與蔣介石同事，被捕後，蔣勸降不成就將其殺害。惲坦然處之，他在獄中寫詩：浪跡江湖憶舊遊，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擯憂患尋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
蔣百里說：國家觀念在中國人向來不夠明強，作為一個國家的中央若非一代開國之時，亦往往力量不強。而保衛地方倒能發揮出較大的力量，因而有時一個新的有生命的力量常從地方(民間)興起來。
陳寅恪說：“我儕雖事學問，而決不可倚學問以謀生，道德尤不濟飢寒。要當於學問道德之外，另謀求生之地，經商最妙。”
夏承燾評論陳寅恪時說：“著書有三種：最上，令讀者得益；其次，令此學本身有發現；其三，但令讀者佩服作者之博學精心。陳君之書，在二三之間。”
1931年，梅貽琦在清華大學的就職演說中說：“一個大學之所以為大學，全在於有沒有好教授。孟子說：'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我現在可以仿照說：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馮友蘭說：英美及西歐等國人之所以是“智”、“富”、“強”者，並不因為他們是英美等國人，而是因為他們是城里人；中國人之所以是“愚”、“貧”、“弱”者，並不是因為他們是中國人，而是因為中國人是鄉下人。
鬱達夫談魯迅之死：“沒有偉大的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