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20年代，林語堂一聽陳友仁的英文，受了感動，就參加了漢口的革命政府，充任外交部的秘書，做了4個月，棄政治而去，他說：“體會出來他自己是個草食動物，而不是肉食動物，自己善於治己，而不善於治人。”他曾經寫過：“對我自己而言，順乎本性，就是身在天堂。”
有一次胡適之的朋友們在胡家裡聚餐，徐志摩像一陣旋風似地衝了進來，抱著一本精裝的厚厚的大書，是德文的色情書，圖文並茂，大家爭著看。胡適之說：“這種東西，包括改七薌、仇十洲的畫在內，都一覽無遺，不夠趣味。我看過一張畫，不記得是誰的手筆，一張床，垂下了芙蓉帳，地上一雙男鞋，一雙紅繡鞋，床前一隻貓蹲著抬頭看帳鉤。還算有一點含蓄。”
司徒喬曾畫了一張半邊是笑臉，半邊是哭臉的自畫像，他在上面題寫了一句話：“含淚畫下去啊，蠢人！在藝術的牢獄裡過你的一生！”
宗白華赴德國讀書時，路過巴黎，朋友們各有功課，不能陪他，而他又不懂一句法國話，居然在巴黎整整遊玩了一個月。凡是朋友們未去過的地方，他都去過了。他說：“有什麼因難！街道呢？我有地圖。用錢呢？我有當了五法郎的票子，我固然不知物價，也弄不清是生丁、法郎(生丁，centimes,1法郎=100生丁），但我有妙法，便是拿一張當五法郎的票子出來，他們自會找補我。坐電車坐汽車，我只須把地圖上我要去的地方指與他們一看，他們自我載去，到了目的地，自會請我下車。車費呢？我只須把現錢抓一把攤在手上，他們自會如量的收取，在我只覺得他們過於廉潔，過於老實……”
梁思成與林徽因在北海快雪堂松坡圖書館讀書約會，徐志摩也常湊過去和他們聊天，梁思成不願受到騷擾，便在門上了貼一張紙條，大書“Lover want to left alone”（情人不願受擾）。
很多人以為魯迅是條硬漢，很少人注意到魯迅的愛，更少注意魯迅大愛的品性。魯迅自嘲是“淺薄的人道主義”。蕭紅曾問魯迅：“你對我們的愛是父性的還是母性的？”魯迅愣了一下，肯定地說：“是母性的。”
1933年6月，梅志在韓起夫婦家裡認識了胡風。此前，韓起曾在胡風面前誇獎過梅志，兩人見面後，清純秀美的梅志理著短髮、穿淡藍色布旗袍的模樣，便牢牢地印在胡風的腦海裡了。經過一段時間的相處，他終於向她袒露了自己的心跡：“我不能再隱瞞了，只有你才能給我一個歸宿，只有你才能將我從混亂的感情中挽救出來......”那年的12月24日，平安夜，他們開始了日後長達51年的共同生活。
1935年12月，66歲的熊希齡和33歲的毛彥文在上海結婚，五年後，熊病死於香港。當熊追求毛到手後，毛要求他剃須，他答應了，把留了二十年的長須剃去。有個老朋友對他說：“秉三，你已經66歲，年紀不小了，何必多此一舉呢？”他笑著答道：“就是要求在此一舉呀！”
張伯駒愛唱戲，在其40壽辰時，余叔岩倡議為河南旱災募捐義演。上演的是由余叔岩飾王平，楊小樓飾馬謖，王鳳卿飾趙雲，陳繼先飾馬岱，陳香雲飾司馬懿，錢寶森飾張郃，張伯駒飾諸葛亮的《空城計》。前面的戲碼依次是：郭春山《回營打圍》，程繼先《臨江會》，魏蓮芳（因梅蘭芳在滬改由魏演）《女起解》，王鳳卿《魚腸劍》，楊小樓、錢寶森《英雄會》，小翠花、王福山《醜榮歸》。 “報紙登齣戲碼來，便轟動了。演出可謂極一時之盛。”張伯駒那張不易呈現喜怒哀樂的臉，流露出興奮之色。時隔數十載的一場戲，說起來有如品嚼剛剛上市的時新小菜一樣，鮮美無比。演出後，章士釗特作打油詩云：“坐在頭排看空城，不知守城是何人。”這兩句玩笑詩連同那晚演出的盛況，令張伯駒陶醉了一輩子。
張春橋化名“狄克”攻擊蕭軍的小說，認為作者“不應該早早地從東北迴來，”指責作品“不夠真實”。後又攻擊蕭軍是“魯門家將”，魯迅的“孝子賢孫”。蕭軍氣憤地跑到編輯部，恰巧張春橋在場，蕭問：“那篇侮辱魯迅先生和我的文章是誰寫的？”一個與張春橋合辦報紙的青年承認是他的所為。 “好，我也沒工夫寫文章來回答你們——我們打架去，如果我打輸了，此後你們可以隨便侮辱我，我不再找你們；如果你們敗了，不允許再寫此類文章，否則我來揍你們……”張春橋和另一人都年輕氣盛，面對挑戰，欣然答應。
瞿秋白與楊之華臨別時，把十本黑漆布面的本子分成兩半：“這五本是你的，這五本是我的，我們離別了，不能通訊，就將要說的話寫在上面罷，到重見的時候，交換著看吧！”
1937年“七七”蘆溝橋事變前後，蔣介石和汪精衛聯名邀請全國各界名流學者到江西廬山開談話會。 7月11日談話會上，蔣、汪發言後，胡適慷慨激昂，發表了一通抗日救國演講。在座的胡健中聽後，即席賦詩一首：“溽暑匡廬盛會開，八方名士溯江來。吾家博士真豪健，慷慨陳辭又一回！”言語中頗含戲謔之意。胡適也隨手寫了一首白話打油詩回贈：“哪有貓兒不叫春？哪有蟬兒不鳴夏？哪有蛤蟆不夜鳴？哪有先生不說話？”
周作人做漢奸的消息傳遍全國，艾青寫詩說：“周作人，在我們最需要他的時候，背叛了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