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芸生等人所辦《大公報》社訓為“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王以為新聞記者要敢於說真話，不怕殺頭。他曾對後生小子們說：“抓到刑場，揪住小辮兒，鋼刀一舉，咔嚓一聲的時候，小子，你要一聲不吭，咬緊牙關頂得住，才算得一條好漢，一個好記者。”
成舍我辦報多經磨難，軍閥、黨國領袖、上海灘流氓等等多刁難過他，甚至置他於死地，他經歷了一個時代報人的“不幸”和“幸”。張宗昌殺人不眨眼，沒過幾年，成在中山公園，常見張悶坐來今雨軒，搔首無聊，屢想跟他攀談，他只是報以微笑。成舍我得罪汪精衛時，朋友勸他妥協，他拒絕了。 “日寇投降，我到南京，最近一個月以前，當我在南京掛出了《民生報》招牌的那一天，我從中山陵回來，經過所謂梅花山'汪墓'，只見許多人在他墓前排隊撒尿。”
抗戰勝利後，殷海光在南京《中央日報》社任主筆，與在“中央圖書館”任職的傅樂成交往甚篤，且談鋒如昔。當時“異常放蕩怠惰”（傅自語）的傅樂成結識了一位漂亮姑娘，對她極盡愛慕之能事，卻難擷芳心。有一天，殷海光在傅的宿舍裡聊天，正好這位姑娘也在場。殷海光口若懸河，姑娘在一旁聽得出神。殷海光走後，姑娘對傅樂成說：“假如你有殷先生那樣好的學問，我一定嫁給你！”傅樂成受不了這番“刺激”，決心翻譯一部英文的西洋史以示自己的進取之心。若干年後，從美國耶魯學成歸來的傅樂成寫出扛鼎之作，成了一位“不可忽視的史學家”。
段錫朋律己甚嚴，近於苦行主義，臨終時說：“我已經算好的了，我還沒有欠人錢。”
抗美援朝時期，常香玉總希望自己能為國家做點貢獻。有一天，她對陳憲章說：“咱們為國家捐架飛機，你看中不中。”陳問她：“你知道大砲多少錢？坦克多少錢嗎？飛機，這可不是常人能捐的呀!”陳為此改編了一部戲《花木蘭》，常香玉在全國跑了兩年，義演籌到人民幣15億元，捐獻了一架名為“香玉劇社號”的米格15戰鬥機。
陳果夫臨死前，總結一生，認為自己主要做到了以下幾點：住繁華都市多年，未曾入妓院、舞場、賭場之類，為無聊之消遣；管錢終不將錢作為私有，或為金錢所管，反之，愈不愛錢；讀書未曾為書本所囿，或自以為知足；管人事不捉弄人，不私於人，更不自用私人；做官未曾作威作福，營私或運用政客，作固位之想及幸進之圖；始終保持平民本色；接近商業工作，自己做到不做生意，不與人談私利；辦黨務不作植黨之想，辦教育亦然；生病能擺脫煩惱，始終抱樂觀與進取之心。
於右任有“草聖”之稱，他說：“餘中年學草，每日僅記一字（即每日一個字寫無數次），兩三年間，可以執筆。此非妄言，實含至理；有志竟成，功在不捨，後之學人，當更易易……”
雷鋒做了好事從來不對人講，有次他抱病在工地運磚，人們再三向他表示感謝時，他卻說：“這是我應該干的。”在瀋陽車站給一位山東大嫂買了車票，她問他在哪個部隊，叫什麼名字時，他說：“叫解放軍，住在中國。”雷鋒寫有《雷鋒日記》，他的事蹟由此傳開。
60年代初，中共最高決策層決心不惜一切代價發展核武器，蘇聯嘲笑中國無能：中國人民連褲子都不夠穿，竟妄想製造核武器。為此，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在北京對日本記者團發表了著名的“核褲論”，回擊了蘇聯的嘲弄，並鄭重聲明，不管中國有多窮，“我當了褲子也要造核子彈！”
“文革”中，馮友蘭被造反派拉到高台上“批鬥”，群情激昂，馮在心中默念“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寫作刻苦，為寫一個中篇，他曾連續伏案七天七夜，最後暈倒在廁所裡。他常常通宵工作，直到第二天早晨6點才上床休息，中午12點起床後又開始工作。曾記自己辛苦創作《早晨從十二點開始》，對人說：“我很累，累得要命，”又說：“搞創作這是傻瓜乾的事，精明人是不會幹這種事的。”
成舍我從事新聞業80年，他去世前一年，因病住進了醫院，很長一段時間不能說話，他每天仍掙扎著手書“我要說話”四個字。
黃燦然曾訪問哈金的寫作狀態，哈稱自己是“孤零零地寫作”，他說：“用英語寫作，我得面對我提到的大師。這是一個偉大的傳統，要求你有條不紊地工作。至於取悅大師們，我寫作，一直就是為了取悅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