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執信參加革命後，仍留著辮髮，身上穿著他父親留下的長袍大袖的舊式衣服，即如他所說：“衣服襤褸，辮子盤有頭頭。”一般人見了，指為怪僻，看不出他是堅定的革命黨人。革命黨人見之，笑他“頑固”，他則付之一笑，依然故我。好心同伴勸他剪掉，甚至武力強迫，他竟拔出小刀，嚴肅地說：“誰要再要我剪辮子，我就和誰拼命。”朱執信此舉後來反而保護了自己。
徐錫麟字伯蓀，紹興人，以排滿革命為職志，到安徽謀差得巡撫恩銘信任，任警察學堂總辦。而徐因此伺機刺殺恩銘，徐被捕後被恩銘衛士分食心肝。有人問徐：“恩撫台待你不薄，何故如此？”伯蓀說：“恩待我是私交，我對他是公義，私交何得勝過公義？我一死而已，不必多言！”
民初，陳獨秀說：“我辦報十年，中國局面全改觀。”
清末民初，蔡元培為北大校長，事務冗繁。有一次，北大學生因為不肯交講義費，幾百人聚集要求免費。蔡先生堅持校紀，不肯通融以至秩序大亂。於是這位身材矮小，瘦巴巴的文人，站在紅樓門口，揮拳作勢，怒目大聲喊道：“我跟你們決鬥！”包圍他的學生只好紛紛後退。
胡適在美留學時，初與同鄉梅光迪關係很好，以兄弟相稱。但當胡適提出“要須作詩如作文”之後，立即受到梅的批評，關係越來越僵。胡適的態度，特別是後來陳獨秀以及錢玄同等人加入戰團，以徹底否定中國文化為己任時，引起哈佛的中國留學生們的憤怒。張鑫海憤慨地說：“羽翼未成，不可輕飛，他年學問成，同志集，定必與若輩鏖戰一番！”故直到1922年才有《學衡》雜誌的創刊，這意味著“鏖戰”的開始。梅光迪曾引春秋人申包胥對伍子胥說的話自況：“子能覆楚，我必復之。”
1918年，27歲的胡適到北大任教時，已成了全國知名的文學革命提倡者。林語堂以清華教員身份迎接他。兩人見面時，林“猶如觸電”。胡博士引用十五世紀人文主義者伊拉斯摩斯從意大利返回祖國荷蘭時的豪語說：“我們回來了。一切都會不同了。”
趙元任年輕時，求知欲極強，愛做物理實驗，酷愛體育運動，從初中開始堅持記日記。在南京求學期間，一度染上惡習：抽煙、嗜酒、手淫。一旦他意識到這些危害時，以堅強毅力強制自己根除了，常以父命名寓意告誡自己：“元任，任重道遠。”後果然博學多才，被尊為“漢語言學之父”。
蔣百里29歲時任保定軍校校長，他到校視事的第一天，向學生們訓話，較為簡潔：“今天方震到校，有兩件事向同學們一談：一點關於精神方面，一點關於教育方面……方震如不稱職，當自殺以明責任。”半年後蔣自殺，震動全國，幸而得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