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曾對蔡元培說：“我不善處成功，而善處失敗；愈失敗，我的精神愈煥發。”
黃興自幼接受了“夷夏之辨”的思想，尤其是明末王夫之反滿的民族主義思想，他曾說：“丈夫處蠻夷猾夏之秋，當有事於大者遠者。”
鄒容少時即對科舉制度十分不滿，他向熱衷於科舉功名的父親說：“臭八股兒不願學，滿場兒不愛入”。他問父親：“衰世科名，得之又有何用？”
秋瑾住在北京，值義和團運動失敗之後，她感慨地說：“人生處世，當匡濟艱危，以吐抱負，寧能米鹽瑣屑終其身乎？”後來，她對王時澤說：“吾自庚子以來，已置吾生命於不顧，即不獲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
1904年，陶成章自日本歸國後，積極奔走於浙江各地，聯絡會黨，策劃革命。他經常日行八九十里，用麻繩束腰，穿著芒鞋，蓬首垢面，慘淡經營，四過杭州，而沒有回家。一次將近除夕，人們勸他回家過年，他說：“幸老父猶健，家計無憂，一至故鄉，恐被人情牽累，不能複出矣!”“既以身為國奔走，豈尚能以家繫念耶!”
1905年，徐錫麟游歷浙江各地，交結了他稱為“奇才力士”的會黨成員，他對人說：“涉歷四縣，得俊民數十，知中國可為也。”
吳樾幼年進私塾讀書，12歲起，年年參加童子試，均落第。 19歲後不再學習八股，愛讀古文辭，特別喜好歷史。 “每讀明史，朗誦長吟，感嘆唏噓不能置。”
武訓立誓乞討辦學後，從破廟中出來，滿街跳躍歡呼，若瘋若狂。並且高唱道：扛活受人欺，不如討飯隨自己；別看我討飯，早晚修個義學院。
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反對偽立憲的吳樾暗殺五大臣，自己被炸，重傷身死，其致未婚妻遺書上說：“願子為羅蘭夫人，”“欲子他年與吾並立銅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