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在中共特委召開的會議上，周恩來報告蔣介石的方針及中共對國民革命軍的工作時說：蔣“最秘密的還是五老會議，是參謀部。張靜江是主席，吳稚暉是小丑，李石曾是花旦，蔡元培是學究，戴季陶是軍師。”
胡適跟陳獨秀關係非常，或暢談，或爭論。有一次爭論得厲害，陳獨秀問：“適之，你連帝國主義都不承認嗎？”胡適生氣了，說：“仲甫，哪有帝國主義！哪有帝國主義！”拿起拐杖，在地板上連連篤了幾下，就走了。而他在檢討自己時對陳獨秀的苦幹精神是佩服的，他說自己“一方面不能有獨秀那樣狠幹，一方面又沒有漱溟那樣蠻幹，所以我是很慚愧的”，他崇敬兩人的精神，相形之下他自己顯得軟弱多了。
胡漢民談孫科時說：“因為他是中山先生之子，所以有革命脾氣；因為他在外國長大，所以有洋人脾氣；因為他是獨子，所以有大少爺脾氣。他有時只發一種脾氣，有時兩種一同發，有時三種一起發。”
章伯鈞與女兒章詒和議論男人的相貌，他說：“共產黨裡面有三個美男子，如周恩來。國民黨裡有三個美男子，如汪精衛。民主黨派也有三個，如黃琪翔。儲安平也是其中之一。”“爸爸，在這九個人裡面，誰最漂亮？”“當然是汪兆銘啦。我們的安徽老鄉胡適自己就講過，一定要嫁他。”“那汪精衛漂亮在那兒呢？”“在眼睛。他的眼睛不僅漂亮，而且有俠氣。這個結論不是我下的，是個新派詩人說的。我看，儲安平眼睛也有俠氣。”
殷海光說梁啟超，雖然他已經是歷史人物了，“可是在這發霉的社會看來，反而顯得他的見解是那麼鮮活、剛健、康正、開朗而有力。”
陶行知推行“生活教育”，郭沫若以為那是孫中山“喚起民眾”、“抉助農工”的具體化，他稱陶是“孫中山死後一位孫中山”。
魯迅說，《新青年》每出一期，就開一次編輯會，商定下一期的稿件。 “其時最惹我注意的是陳獨秀和胡適之。假如將韜略比作一間倉庫罷，獨秀先生的是外面豎一面大旗，大書道：'內皆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卻開著的，裡面有幾枝槍，幾把刀，一目了然，用不著提防。適之先生的是緊緊的關著門，門上粘一條小紙條道：'內無武器，請勿疑慮。'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這樣的人——有時總不免要側著頭想一想。半農卻是令人不覺其有'武庫'的一個人，所以我佩服陳胡，卻親近半農。”
蔡元培為《魯迅全集》撰序，他稱“先生閱世既深，有種種不忍見不忍聞的事實，而自己又有一種理想的世界，蘊積既久，非一吐不快。”其著述“蹊徑獨闢，為後學開示無數法門，所以鄙人敢以新文學開山目之。”
瞿秋白談魯迅，說他是“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的真正的友人，以至於戰士。”
李長之說：魯迅在情感上是病態的，在人格上是全然無缺的。
孫福熙說：魯迅是一個人道主義者，他想盡量的愛人，然而他受人侮辱，而且因為愛人而受人侮辱。
夏濟安說：魯迅是一個“病態的天才”，是“中國現代歷史上一個極其深刻而帶病態的人物”。
魯迅去世後，毛澤東給予他極高的評價，認為“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
周作人自承是一個和尚。
列寧說孫中山：“天真如處子”。
魏金斯基曾與陳獨秀一起去見陳炯明。陳炯明給他的印像是：“意志堅強，遇事非常鎮定，從他的談話內容和態度看，他是個清教徒類型的人。他很尊敬地談論著孫逸仙，但認為孫是個理想家，而不是個講求實際的人。”
鄧鏗曾為彌合孫中山、陳炯明之間的嫌隙做了不少工作，他對人評說兩人：孫中山遇事勇銳，間或要求過高；而陳炯明則過於持重，每不肯降心相從，常使自己左右為難。
張奚若說：“孫中山的演說，你聽著聽著就跟了他走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