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不作聲，靜靜地靠在軟椅上，兩手交叉在胸前，雙眼一眨一眨地，竟似無視於慈安太后在她面前。
這神情像是有什麼大疑難待決似的，慈安太后惴惴不安地問：“你在想什麼呀？”
慈禧太后緩緩地轉過眼來，眼中感喟無限，“他們爺兒倆，總是想跟洋人拚一拚，好好見個勝仗，才能挺起腰板來舒口氣。這個願心，不知道那一天才能了？”
慈安太后默然半晌，方始說了句：“打仗也得要有人。”
“人不是沒有。人心不齊！左宗棠要打，李鴻章不肯打；李鴻藻要打，沈桂芬不肯打；老七要打，老六不肯打。”慈禧太后又說：“咱們倆不也是嗎？”
“我沒有主意。”慈安太后又說：“不過，即便打仗，總得要有點兒把握才行。就算有人，就算人心齊了，也得要有錢，北洋買兩條鐵甲船，就得二百萬銀子，怎麼得了？”
提到錢上面，慈禧太后便有一種說不出的困惑，談海防、談邊防，動輒上千萬銀子的事，她也總是聽從軍機的調度，說給多少就是多少。但是，平日說得天花亂墜，一旦有事，又總是困難重重。錢都花得那裡去了呢？左宗棠西征，一年六七百萬銀子的軍餉，到底也還落個“抬棺木拚老命”的報答，此外就算不清那盤帳了。
她在想，古語說的是“天子富有四海”，而太后則是“以天下養”。當初修園，大小臣工，無不力諫，說話在道理上，不能不聽，其實全不是那回事！要花大家花，要揮霍大家揮霍，無論如何以垂簾的太后來說，總該與眾不同，“與其別人來花，不如我自己來花！”她這樣在想，然而她也還是不明白，自己的想法是不是對？
為了兩件大事，或者說只是一件大事：是和是戰？慈安太后終於知難而退，不能不請慈禧太后來跟“六爺”及軍機大臣當面商議。
第一件事是為了崇厚定死罪一案，說話的人越來越多，李鴻章、劉坤一這一北一南，疆吏領袖的兩總督，固然早有建議，宜乎赦減，現在則連曾紀澤亦隱然表示，赦免崇厚的罪名，為對俄國有和平了結的誠意的起碼表示。同時據李鴻章奏報，英國公使威妥瑪及法國新任公使寶海，亦都要求，唯有赦崇厚的罪，方有和平了結的可能。
如果不願和平了結，自然是不惜一戰，但真如慈安太后所說的：打仗要人要錢。要人還可以仔細搜羅，要錢則非各省盡力不可。但是河南巡撫塗宗瀛和江蘇巡撫吳元炳，都上奏表明，又要京餉，又要協餉，又要籌撥海防經費，實在是勢難兼顧。由此可見，都是跟李鴻章一鼻孔出氣。朝廷如果一定要開仗，連江蘇這樣富庶的地方，都無法額外解款，那麼一旦決裂，後援不繼，豈非自速其敗？
和既不甘，戰則難敵。慈禧太后應慈安太后要求，扶病出臨，接見軍機，要徹底定一和戰大計。
國事棘手，竟至慈禧太后扶病臨朝，恭王首先就表示臣職有虧，慚愧惶恐，無地自容。接著便根據各方的報告，以及報紙的記載，分析俄國的動向，一面增兵守伊犁納林河，一面派出兵艦巡弋吉林沿海一帶。陸路猶可一戰，海防空虛，萬難抵擋，因此，目前總須設法促成和局。
“海防籌辦了不至一兩年！”慈禧太后問道，“當初是怎麼定的議？你們自己說吧！”
海防之議，定於光緒元年四月，以兩江總督沈葆楨、直隸總督李鴻章，分別督辦南北洋海防事宜。由總理衙門與戶部會商奏定，年撥“海防專款”四百萬銀子，由粵海關洋稅四成，江海關洋稅兩成，以及稅源最靠得住的江浙兩省釐金中撥出。恭王奏明了當初原議的辦法，便又陳述這五六年來籌辦的情形。
“海防專款雖說每年有四百萬銀子，收解並不足額。西征的軍費每年六七百萬，借洋債支應，由粵、江兩海關的洋稅作擔保，按年撥還。江浙兩省的釐金，有時移作別項緊要之用，亦都奏准在案。所以，海防專款撥給兩洋的，每年每處不過數十萬銀子，購辦砲船，派遣留洋學生等等，都在這筆專款之內，陸續開支。”恭王停了一下又說：“即使款項有著，購辦鐵甲兵船，操練純熟，亦非好幾年的工夫不可。北洋為京畿門戶，比南洋更重，有李鴻章在那裡主持，部署比較周密，南洋則重在製造、訓練，防務較為空虛。臣等不是敢推諉，實在是這幾年專心經營西北，海防尚難兼顧。自兩位皇太后垂簾以來，十幾年間削平發匪、捻子、回亂，元氣大傷，國力未充，於今不得不委屈一時，力圖振興。”
“'委屈一時'自無不可，只怕'力圖振奮'四個字，又是空話！”
慈禧太后的聲音雖然平靜，但語氣中的責備甚嚴，恭王大感局促，唯有低頭垂手，表示惶恐。
“唉！”慈禧太后嘆口氣，由於精神不濟，無力辯駁，想了好一會，這樣交代：“崇厚的罪名，是大家公擬的，不能由我們姊妹赦減。雖說權操自上，也不能不顧公意。”說到這裡，因為氣喘，不能不停下來。
“是！”恭王已了解慈禧太后的意思，料知還得費一番周章，不如自己見機，所以接著便說：“臣請旨，議減崇厚的罪名，仍交王大臣六部九卿會議復奏。”
“醇親王也該參與。”慈禧太后又說，“張之洞很明白事理，也叫他到會。”
“是。”恭王加上一句：“到會以備諮商。”
這是特意確定張之洞在會中的身分，不是參加會議，只備顧問。慈禧太后點點頭，認可了恭王的意見。
於是隔了兩天內閣會議，由大學士全慶主持，事先備好一個折稿，派人朗聲宣讀，是拿外間的議論作為減罪的理由，完全是針對著俄國及各國公使做文章，說“近聞外間議論，頗以中國將崇厚問罪，有關俄國顏面，此則大非朝廷本意。”
接著便聲明與俄國和好多年，不失友誼。崇厚的錯處是不將中國必不可行之事，向俄國詳細說明。現在以中國之法，治崇厚之罪，本與俄國不相干，但恐遠道傳聞失實，引起誤會，所以法外施恩，免除崇厚死罪，由曾紀澤知照俄國。這就是中國對俄國和好的證據。
此外，醇王又單獨上一奏摺，也主張崇厚暫免死罪，仍予監禁，等到條約議妥，再行加恩。他的意思是：你們俄國人當崇厚是朋友，幫他說話，果真如此，則要救崇厚的命，就該和平訂約。否則，崇厚仍難免一死，你們就是不夠朋友！
兩個折子到了慈禧太后那裡，唯有依從。兩折合而為一，頒發了一道上諭，崇厚到秋決的時候，就可以不死了。
※ ※ ※
這是慈禧太后深感拂逆的一件事，自於病體不宜，加上恭王福晉病歿，妯娌之情，固增傷感，而將人比己，深怕自己也一病不起。就由於這些憂傷莫釋，於是略見好轉的病症，突然反复，不能下床了。
御醫李德立請脈，開出來的脈案是：“氣血兩虧，心脾未復，營分不調，腰腿時熱，早晚痰帶血絲，食少氣短。”近支親貴在內奏事處看了方子，無不憂心忡忡，當天都遣福晉進宮視疾。
“養病，養病，總要靜養！”慈禧太后對坐在病榻前面的慈安太后說：“這個亂糟糟的局面，教我怎麼靜得下心來？”
慈安太后拙於言詞，不知如何勸慰，只著急地說：“總得想個辦法才好。我看李德立不行！”
正好寶廷有個奏摺，建議降旨各省，博訪名醫，舉薦來京。先怕這一來風聲太大，引起外間猜疑，影響局勢，此刻實在顧不得了。慈安太后徵得了慈禧太后的同意，發了一道五百里加緊的廷寄，密諭各省督撫：
“諭軍機大臣等：現在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聖躬欠安，已逾數月。疊經太醫院，進方調理，尚未大安。外省講求岐黃，脈理精細者，諒不乏人，著該府尹督撫等，詳細延訪，如有真知其人醫理可靠者，無論官紳士民，即派員伴送來京，由內務大臣，率同太醫院堂官詳加察看，奏明請旨。
其江蘇等省諮送乏人，即乘坐輪船來京，以期迅速。 ”
徵醫的密旨一下，自然是近在京畿的李鴻章，首先奉詔，保薦前任山東濟東道薛福辰；接著是山西巡撫曾國荃，保薦現任山西陽曲縣知縣汪守正；江蘇巡撫吳元炳，保薦常州名醫馬文植。等湖廣總督李瀚章、湖北巡撫彭祖賢的複奏一到，保薦的亦是薛福辰。
於是降旨立召。薛福辰在六月二十三，皇帝萬壽之前到京。因為諭旨中有“由內務府大臣、率同太醫院堂官詳加察看”的話，所以伴送人員直接將薛福辰領到內務府，由總管內務府大臣，慈禧太后同族的恩承接待。
薛福辰是三品服色，上堂一看，四品服色的李德立高坐堂皇，心里便很不是味道。
恩承倒還客氣，口稱“撫屏先生”，為他們彼此引見。李德立“同行相妒”，薛福辰自覺委屈，兩人心裡都不是味道，但官場禮節自然要顧，所以都還含笑招呼。
“撫屏先生是無錫世家。”恩承對李德立說，“醫道高明，想來你總聽說過？”
李德立自然聽說過，早在十幾年前就知其名。薛福辰是薛福成的胞兄，咸豐五年順天鄉試中的舉人，名次很高，差一點就是解元，但第二年春闈極不得意，竟致榜上無名。
那時東南血戰方酣，回不得家鄉，他父親薛曉帆在湖南當州縣，道路艱難，一動不如一靜，便捐了個郎中，分發工部，一面等著補缺，一面等著下科會試。不久丁憂，而且禍不單行，薛福辰千里奔喪之際，忽然得到消息，無錫淪陷，老母倉皇避難吉凶莫卜。於是喪事粗了，又間關跋涉，在揚州府屬的寶應縣尋著了老母，安頓家事，重複進京，在工部候補。
補缺甚難，因為捐官的花樣越來越多。為了籌措軍餉，想出各種名目來號召，往往今天是最優先的班次，到了明天就落後了，要保持優先，便又得加捐，捐官幾乎成了騙局。薛福辰沒有錢來加捐，就只能跟李慈銘一樣，坐等補缺，每月分幾兩“印結銀子”，苦苦度日。
日子雖苦，閒工夫卻多的是，薛福辰就在這時候開始涉獵醫書。他的秉性，用心極專，一事不當於心，窮思極研，廢寢忘食，非要將疑團剖解，看個明明白白不可。因此，五、六年下來，各家醫書，無不精讀，融會貫通，成了無師自通的名醫。
看看補官無望，科場蹭蹬，薛福辰以世交而入湖廣總督李瀚章幕府。督撫每年總有幾次“保案”，加上一個名字，美言幾句，很容易地由郎中改為知府，分發山東。
這時的山東巡撫是丁寶楨，而薛福辰的幼弟福保，又在丁寶楨的幕府，以此淵源，升官就容易了，先以河工的勞績，升為道員，接著便補了實缺，放為濟東泰武臨道。光緒初年老母病故，照例丁憂守制，三年服滿進京。就在這時候補缺不得，預備歸隱的時候，得到這麼一個意外的機緣。
這篇履歷，李德立是在李鴻章的原奏中看到過的。雖說他是舉人的底子，當過實缺的道台，但此刻以醫士的身分被薦，而且有先加考查的上諭，則當仁不讓，無須客氣。
於是，李德立儼然以考官的身分，“請教”醫道。一番盤詰，知難而退，因為他懂的，薛福辰都懂，薛福辰懂的，他就不完全懂了。
恩承雖不懂醫，眉高眼低是看得出來的。被問的人從容陳詞，反是發問的人語氣遲疑，彷彿該問不該問都沒有把握似的，則此兩人的腹笥深淺，不問可知。
“高明之至。”恩承拱拱手打斷了他們的話，轉臉又問李德立，“你看，是不是今天就請脈？”
“無須亟亟。”李德立說，“西聖的病情，總要先跟薛觀察說一說明白。”
於是，李德立與薛福辰又在內務府談慈禧太后的病情。不知是李德立有意“藏私”，還是功夫不到，他只能說出症狀，卻說不出病名。薛福辰頗為困惑，便直截了當地要求閱讀慈禧太后得病至今的全部脈案。
“脈案在內奏事處。明兒請脈，你當面跟上頭要好了。”
薛福辰也打聽過太醫請脈的規矩，脈案照例用黃紙謄清呈閱，太醫院存有底稿，不肯公開而以內奏事處推託，顯見得是故意留難。這樣子猜忌，就沒有什麼好談的了。薛福辰便問明了第二天進宮的時刻，仍由伴送的委員陪著，回到西河沿客棧休息。
這位委員姓胡，是個候補知縣，為人善於交際，人頭很熟，李鴻章特地派他照料，曾經當面囑咐：“內廷的差使不好當。此去小錢不要省，內務府跟太醫院的人要好好敷衍，宮裡的太監更不能得罪。看病是薛觀察的事，招呼應酬是你的事。有什麼為難之處，可以跟王大人求教。”所以一回客棧，便打聽晤談的經過。
“哼！”薛福辰冷笑，“真正可氣！他們當我來搶他們的飯碗，處處敵視，豈有此理！明天看請脈情形怎麼說，如果他們從中搗鬼，我得請你回去禀告中堂，這差使我幹不了。”
“撫公、撫公！”胡知縣急忙相勸，“你老千萬忍耐，我去設法疏通。這是天字第一號的病號，撫公究心此道二十年，有這樣一個盡展平生所學的機會，豈可輕易錯過？”
這句話打動了薛福辰的心，默然不語，意思是首肯了。胡知縣安撫了他，還得有一番奔走。找著內務府的朋友，送過去三個紅封袋，內有銀票，一個大的一千兩，另外兩個小的都是二百兩。小的送內務府在內廷照料的人和宮裡的太監、蘇拉，大的一個孝敬長春宮總管李蓮英。
第二天一早，胡知縣陪著薛福辰到宮門口，已有人在迎接。將薛福辰帶入內務府朝房，只見李德立之外，還有兩個四、五品服色的官員在，彼此請教，才知道也是太醫，一個是莊守和，一個是李德昌。
接著，恩承也到了，步履匆促地說：“走吧！上頭叫起了。”
於是恩承領頭帶路，薛福辰是三品道員，無須客氣，緊跟在後頭，依次是李德立等人，沿著西二長街牆根陰涼之處，直往長春宮走去。
薛福辰是第一次進入深宮，也是第一次謁見太后，自不免戰戰兢兢，而且六月二十幾的天氣，雖說是早晨八點鐘，暑氣也很厲害了，一件實地紗的袍子，汗已濕透。心粗氣浮，如何能靜心診脈？想想茲事體大，便顧不得冒昧，搶上兩步向恩承說道：“恩大人，可否稍微歇一歇，容我定下心來再請脈？”
“這……，”恩承遲疑著答道，“這可不能從命了，上頭在等著。”
薛福辰無奈，只好自己盡力調勻呼吸，跟著進了長春宮。
“這位就是薛老爺嗎？”有個太監迎了上來，指著薛福辰向恩承問。
等恩承證實無誤，那太監便將薛福辰延入殿側小屋，恩承也跟著在一起。未及坐定，竹簾一掀，進來一個身材高大的太監，昂首闊步，恩承先自含笑相迎。薛福辰當然猜得到，這就是人稱“皮硝李”的李蓮英。
“恩大人好！”李蓮英招呼著，作出要請安的樣子。
“蓮英！”恩承急忙扶住，趁勢握著他的手問：“今兒個怎麼樣？”
“今兒精神還不錯，聽說李中堂薦的人到了，問了好幾遍了。”接著，便又問：“這位就是薛老爺吧？”
“是的。”薛福辰答應著，“我是薛福辰。”
“薛老爺，你請過來，我有兩句話跟你請教。”
將薛福辰拉到一邊，他悄然關照，說話要小心，如有所見，須識忌諱，又說是李鴻章薦來的人，他會格外照應，叫薛福辰不必害怕。
薛福辰人雖耿直，對於京里的情形，大致了解，知道這不止是一千兩紅包的力量，必是李鴻章另外走了路子，他才會說這樣的“體己話”。有此有力的奧援，無須顧慮李德立從中搗鬼，心裡寬鬆得多了。
經過這一陣折衝，等於作了一番好好的休息，薛福辰的心已定了下來，隨著恩承進見。行過了禮，跪著等候問話。
“你的醫道，是跟人學的，還是自己看書，看會的？”慈禧太后的聲音很低。
“臣也曾請教過好些名醫。不過，”薛福辰答道，“還是自己體會得來的多。”
“醫家有好些個派別，你是學的那一派啊？”
“臣最初佩服黃元禦，這個人是山東人，他因為誤於庸醫，壞了一隻眼睛，發憤學醫，自視甚高，確有真知灼見。他為人看病，主張扶陽抑陰，培補元氣。”
“喔，”慈禧太后問道：“你看過婦科沒有？”
“看過很多。”薛福辰答道：“臣在京，在湖北，在山東服官，親友家內眷有病，都請臣看。”
“這麼說，你的經驗多。”慈禧太后欣然說道，“你替我仔細看看脈，該怎麼治就怎麼治，用不著忌諱。”
“是！”
慈禧太后似乎還要問什麼，讓李蓮英攔住了，“佛爺歇歇，多說話勞神。”他屈一膝，將雙手往上平舉，虛虛作個捧物的姿態，“讓薛福辰請脈吧！”
於是慈禧太后將右手一抬，李蓮英雙手托著，將她的手捧在茶几上，下墊黃緞小枕，上覆一方黃綢，然後向薛福辰努嘴示意。
薛福辰磕一個頭起身，低頭疾行數步，跪著替慈禧太后按脈，按了右手按左手，按罷磕頭說道：“臣斗膽！瞻視玉色。”
慈禧太后沒有聽懂，問李蓮英：“他說什麼？”
李蓮英也沒有聽懂，不過他會猜，“薛福辰想瞧瞧佛爺的氣色！”他說。
“喔，可以！”慈禧太后又說：“把那邊窗簾打開。”
薛福辰聽這一說，便又磕一個頭，等站起身來，東面的窗簾已經掀起，慈禧太后的臉色，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於是薛福辰抬頭望去，但見慈禧太后面色萎黃，眼圈發青。她生來是一張長隆臉，由於消瘦之故，顴骨顯得更高，加上她那一雙炯炯雙目，特顯威嚴。薛福辰不由得就將頭低了下去，不敢逼視。
“你看我，到底是什麼病啊？”
“望、聞、問、切”四字，薛福辰已有了三個字，雖然聽聞不真，但只憑自己三隻指頭，一雙眼睛，便已十得八九，慈禧太后是經過一次嚴重的血崩，而下藥未能對症，虛弱到了極點。幸虧遇著自己，及今而治，還可挽回，否則仍舊由那些太醫“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診察既不能深究病根，下藥又沒有一定宗旨，就非成不治之症不可了。
只是血崩有各種原因，而李德立始終未提“崩漏”二字，不知其中有何忌諱？再想起李蓮英的警告，便越發不敢說真話。略想一想答道：“皇太后的病在肝脾。肝熱，膽亦熱，所以夜不安眠，脾不運行則胃逆，所以胃口不開。”
“你說得倒也有點兒道理。”慈禧太后問道，“該怎麼治呢？”
“以降逆和中為主。”薛福辰怕慈禧太后不明白這四個字的意思，改了一種說法，“總要健脾止嘔，能讓皇太后開胃才好。”
“說得不錯，”慈禧太后深為嘉許：“吃什麼，吐什麼，可真受不了。你下去開方子吧！”
於是李德立等人，接著請脈。薛福辰便被引到內務府朝房去寫脈案、開方子。他凝神靜思，用了半夏、乾薑、川椒、龍眼、益智五味葉、以竹葉為引。寫完由筆帖式用黃紙謄清，立刻裝入黃匣，進呈御覽。
隔了有半個時辰，只見恩承攜著黃匣走了來，一見面就問：“薛老爺，你這個方子，跟你跟上頭回奏的話，不相符啊！”
“喔！”薛福辰有些緊張，“請恩大人明示，如何不符？”
“你說皇太后肝熱，膽也熱，怎麼用的熱藥？川椒、乾薑，多熱的藥！”
原來如此！薛福辰放心了。從容答道：“薑的效用至廣，可以調和諸藥，古方中宣通補劑，幾乎都用薑，跟半夏合用，是止嘔首要之劑，川椒能通三焦，引正氣，導熱下行。而且有竹葉作引子，更不要緊。”
儘管他說得頭頭是道，恩承只是搖頭，“薛老爺！”他放低了聲音說，“你初次在內廷當差，只怕還不懂這裡的規矩，藥好藥壞是另一回事，不能明著落褒貶。這個方子有人說太熱，你愣說不要緊，服下去出了別的毛病，誰擔得起責任？”
薛福辰明白了，是李德立他們在搗鬼。因而平靜地問道：
“那麼，請恩大人的示，該怎麼辦啊？”
“上頭交代，跟三位太醫合定一張方子，回頭你們好好斟酌吧！李卓軒他們，也快下來了。”
等李德立退了下來，對薛福辰又是一副神態，連聲稱讚“高明”。這也許是真的覺得他高明，也許是因為慈禧太后對他嘉許之故，薛福辰無從明了，只能謙虛一番。
談到方子，李德立說道：“上頭交代，姜椒必不可用。不知道撫屏先生有何卓見？”
“自以培補元氣為主。當務之急，則在健脾。”薛福辰說，“今日初診，我亦不敢執持成見。”
李德立不置可否，轉問莊守和、李德昌：“健脾之說，兩公看，怎麼樣？”
莊守和比較誠懇，點頭稱是，李德昌資格還淺，不敢有所議論。於是健脾的宗旨算是定下來了。
““既然如此，以'四君子湯'加半夏，如何？ ”
李德立這幾個月為慈禧太后下藥，一直以四君子湯為主。
薛福辰懂得他的用意，一則是要表示他用藥不誤，二則是半夏見功，則四君子湯連帶可以沾光。好在這是一服很王道的藥，與培補元氣的治法，並不相悖，只要略微改一下就行了。
於是他說：“很好，很好。不過，人參還以暫時不用為宜。”
於是開了白朮、茯苓、炙甘草、半夏四味藥。等送了上去，有太監來傳旨：賜飯一桌。由恩承相陪，一面吃，一面談值班的辦法。
“內廷的章程，薛老爺怕還不盡明了。”恩承說道，“聖躬不豫，除非是極輕極輕的病，不然就要在內廷值宿，隨時聽傳請脈。如今除了三位太醫以外，外省舉薦到京的還只有薛老爺一位，如何輪值，請各位自己商量，暫時定個章程。等各省的人都來了，再作道理。
薛福辰心想，就算兩個人一班，隔日輪值，用藥前後不符，如何得能收功？既已奉召，自然要殫精竭力，方不負舉主的盛意。因而毫不遲疑地答道：“皇太后的病證不輕，為臣子者，豈敢偷閒？我日夜伺候就是了！”
“好！薛老爺，真有你的。”恩承翹一翹大拇指，然後又問李德立：“三位如何？”
李德立酸味衝腦，脫口答道：“撫屏先生這樣子巴結，我們更不敢偷懶了！自然也是日夜侍候。”
“那就這麼定規了。吃完飯，我派人跟薛老爺回去取行李。”
飯罷各散，李德立趕到禦藥房去監視煎藥，薛福辰出宮回客棧。剛一坐定，恩承帶著內務府的筆帖式和兩名蘇拉，坐一輛大車趕到了。
相見禮畢，恩承將他拉到一邊，含著微笑，悄然說道：
“薛老爺，恭喜，恭喜！”
“喔！”薛福辰不知怎麼回答。
“一來是李中堂的面子，二來是李總管的照應，上頭很誇獎你，說你忠心！不過，”恩承放出極懇切的神色，“李中堂有信給我，我拿你當自己人，內廷當差，總以謙和為貴，也別太掃了李卓軒他們的面子。”
這自是一番好意，但薛福辰稱謝之餘，不免懊惱。自覺滿腹經綸，未見展佈，如今以“方技”邀恩，已深感委屈，誰知還要再屈己從人，想想實在無趣。
過不了幾天，又有個薦舉來京的到了。此人是山西巡撫曾國荃應詔所保，名叫汪守正，字子常，杭州人。汪家以經營典業起家，號稱“汪百萬”。在乾隆年間，汪氏“振綺堂”，與寧波范氏“天一閣”，為海內知名的浙西浙東兩大藏書家。
汪家最有名的一位人物叫汪遠孫，字小米，承乾嘉的流風餘韻，廣接賓客，喜歡刻書，他自己也有好幾種關於考訂古史的著作。這個汪守正就是汪小米的胞侄，捐班知縣出身，分發河南，補了實缺，頗見才幹。以後調到山西，為曾國荃所賞識，由簡縣虞鄉調補一等大縣平遙，接著又調陽曲，是太原府的首縣，也是山西全省的首縣。
當首縣的真正是做官，不會做的，苦不堪言。明朝末年有個陽曲縣令叫宋權，常說：“前生不善，今生知縣；前生作惡，知縣附郭；惡貫滿盈，附郭省城”，縣官與上官同城，叫做附郭，附郭省城的首縣，等於督撫、將軍、監司的“帳房”兼“管家”，婚喪喜慶，送往迎來，都由首縣辦差。伺候貴人的顏色，不是件容易的事，出力出錢之外，還要受氣，所以說“惡貫滿盈，附郭省城”。
但長袖善舞，會得做官的，當首縣卻是件極有興頭的事，因而又有首十字令：
“一曰紅；二曰圓融；三曰路路通；四曰認識古董；五曰不怕大虧空；六曰圍棋馬將中中；七曰梨園子弟勤供奉；八曰衣服整齊言語從容；九曰主恩憲德常稱頌；十曰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
汪守正便是十字俱備，外加醫理精通，是山西全省第一能員。如今由曾國荃舉薦為慈禧太后看病，是飛黃騰達，千載一時的機會。他早已盤算過，病看得好，一定升官，看不好，不如自己知趣辭官，反正回任是決不可能的了，所以奉召入京時，盡室而行，行李輜重，相當可觀。
到了京師崇文門，照例驗關徵稅。旁人聽說是山西來的“汪大老爺”，不免訝異，山西連年大旱，汪守正的宦囊何以如此豐富？有人說他辦賑發了大財，也有人說他本來是富家，無足為奇。不論如何，那番鮮衣怒馬的氣派，洋洋自得的神態，與薛福辰不可同日而語，卻是眾目昭彰的事實。
進了城先到宮門遞折請安，接著便是與薛福辰同樣待遇，在內務府受李德立的“考校”，預備第二天進宮請脈。
退出宮來，回到客棧，汪守正打點禮物，分頭拜客，曾國荃替他寫了十幾封信，分托京中大老照應，一時也拜不完，只好先揀要緊的人去拜。此外還有兩個要緊人，也是非拜不可的，一個是李德立，一個是薛福辰。
一打聽，李、薛二人都在內廷值宿，這天是見不到了。汪守正無奈，只好打聽到李德立的寓所，派人投帖致意。同時送上一隻紅封袋，外寫“冰敬”，內裝銀票二百兩。
非常意外地，等跟班投了帖回到客棧，李家跟著就送來四樣菜，然後李德立來拜。相見寒暄，彼此都極親熱，汪守正特意致歉，說是由於他在內廷值宿，所以不曾親自拜訪，十分失禮。
“不敢，不敢！”李德立拱手答道：“內廷值宿，亦有放回家的日子，今天正好輪著兄弟歇工。幸會之至。”
“真是幸會！二十年來，久仰'李太醫'的大名，識荊之願，一旦得償，真正快慰平生，無論如何要好好請教。”
於是汪守正留他便酌。一則是看在二百兩銀子的份上，再則有心結納，好對抗薛福辰，所以李德立欣然不辭。燈前把酒，談得相當投機。
這一談自然要談到慈禧太后的病。李德立對薛福辰有意賣關子。在汪守正面前，卻無保留。然而他所知亦實在有限，並不比薛福辰憑一雙眼睛，三隻指頭察覺所得來得多。
而在汪守正，獲益已經不淺，此刻所要明了的，是薛福辰如何下藥？
“說起來亦算別創一格，那位撫屏先生用的竟是姜椒，又說出自古方，連西聖自己都認為不妥，終究另擬了方子。”
等他把薛福辰初次請脈所擬的兩張方子，以及這幾天仍以健脾益氣的治法為主的情形一說，汪守正便已了然，薛福辰確是高明。同時也料準了薛福辰必已知道慈禧太后的病根，只是脈案上不肯說破而已。
“撫屏先生最初學的是黃坤載，不過能入能出，博究諸家，能得其平。”汪守正又說，“其學大致宗東垣，自然以溫補為主。”
這是汪守正的老實話。李東垣是金、元四大家之一，他是河北富家子弟，所交都是嗜欲逸樂的貴介，起居不時，飲食失調，往往傷於脾胃，所以發明補中益氣，昇陽散火的醫道，成為“溫補”一派，而所重特在脾家。慈禧太后纏綿久病，氣血兩虧，從健脾入手，使得飲食能夠漸歸正常，培元益氣，崩漏自然可以止住，是極好的治法。
因此，汪守正打定了主意，自己要跟薛福辰合作，才能見功。不過李德立對他不滿之意，溢於言表，自己的打算，決不可洩露。為了希望此人不掣肘，還得好好下一番敷衍的工夫。
這一夜自是盡歡而散。第二天一早進宮，在內務府朝房會齊，見著了薛福辰，他恐怕李德立猜疑，不敢過分親熱。一經請脈，越覺薛福辰入手便正，只是健脾以外，還須潤肺，同時也覺得人參未嘗不可用，因而開了一劑以人參、麥冬為主，與溫補差相彷彿的甘潤之劑。
方子呈上，所得的“恩典”與薛福辰一樣，賜飯一桌，由恩承陪著吃完，然後搬行李入內廷值宿。是內務府的空屋，與薛福辰同一院子，南北相望。
行客拜坐客，汪守正只送了幾部醫書，但都是極精的版本。最名貴的是一部明版的，刻印於萬曆年間，是李時珍這部名著的初刊本。原是汪守正行踪所至，不離左右的，此時毅然割愛了。
薛福辰不肯收受，無奈汪守正意思誠懇，卻之不恭。收是收下來了，覺得老大過意不去，想有所補報，只以身在客邊，無從措辦，唯有不斷稱謝。當然，有此一番結交，自有一見如故之感。
到得夜深，薛福辰一個人在燈下打圍棋譜，汪守正卻又不速而至。這次是專門來談慈禧太后的病情的。
“薛先生！”他年紀比薛福辰大，但稱謂很謙恭，“上頭既然忌諱崩漏的字樣，總得安上一個病名。”他說，“有人問起來，聖躬如何不安，到底什麼病？莫非也像那班太醫，支吾其詞？”
“說得是！”薛福辰沉吟了一會答道：“病呢，也可以算是'骨蒸'。”
汪守正點點頭：“這一說就對了！我也覺得可以說成骨蒸。
得薛先生一言，就算鑑定了。 ”
“子常兄，你太謙虛了。”薛福辰微感不安。
“實在是要請薛先生指點提攜。”
“指點”也許是客氣話，“提攜”則薛福辰心甘情願。因此，第二天奉旨會診，合擬方子，薛福辰便支持汪守正的看法，仍舊用了人參、麥冬這幾味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