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額娘！”皇帝說話一點都不顧忌，“剛過了一道難關，過得還挺漂亮的。”
安德海的消息，由小李在飯前來要菜時，悄悄告訴了玉子，玉子又悄悄回奏了慈安太后。她既喜亦憂，憂的是怕皇帝對慈禧太后不好交代。現在聽他這一說，自然明白。但寬慰之餘，也有不滿，只為皇帝有些得意忘形，因而用責備的聲音說道：“什麼難關不難關的！有一點兒事就沉不住氣了。”
慈安太后那怕是訓斥，臉上也總常有掩不住的笑容，所以皇帝一點都不怕，端個小板凳坐在她膝前，自言自語地說：
“明兒晚上就遞到濟南了。”
“什麼呀？”玉子語焉不詳，慈安太后這時才明白：“敢情是丁寶楨上的折子？我還以為是曾國藩奏得來的呢！”
“曾國藩膽子小，怕事。丁寶楨是好的，將來……。”
“將來！”慈安太后打斷他的話，語重心長地說：“將來等你一個人能作主的時候再說，這會兒擱在心裡就是了。”
皇帝深深點頭，受了慈安太后的教。接著，便低聲把召見恭王和軍機，以及去見慈禧太后的經過說了一遍。
一個講得頭頭是道，一個聽得津津有味，母子倆都忘了時間，卻把個小李急壞了。因為宮門一下鑰，便得到敬事房去要鑰匙，這一下就得記日記檔，而慈禧太后每隔三、五天總得“閱檔”，發覺有這段記載，心裡就會想得很多，所想的必是管束皇帝的法子，連帶大家不得安寧。
最後仍然要藉重玉子，“有話留著明兒說吧！”她找個空隙插嘴，“萬歲爺今兒也累了。”
這一來慈安太后才發覺，“唷！”她微微失驚，“都快起更了。回去好好兒睡吧！”
皇帝猶有戀戀不捨之意，經不住傳轎的傳轎，掌燈的掌燈，硬把皇帝架弄出長春宮。
軟轎行到半路，只見數名太監避在一旁，候御駕先行，他們手裡提著鋪蓋、梳頭匣子，以及女人所用的什物，皇帝不免奇怪，隨即問道：“這是乾什麼呀？”
“奴才去打聽了來回奏，時候不早了，請聖駕先回養心殿。”說著，小李匆匆去了。
也不過皇帝剛剛回殿，小李跟著便已趕到。一看就能發覺他神色抑鬱。這天的小李，格外得寵，所以皇帝很關切地問道：“你是怎麼了？哭喪著臉！”
這下提醒了小李，趕緊在臉上擠出一絲笑容來：“奴才沒什麼！”
他不肯承認，也就算了，皇帝只問：“剛才是怎麼回事？”
“是……，”小李很吃力地說：“是替慶兒挪東西。”
“喔，”皇帝自以為明白了，“必是把慶兒給攆走了。”
“不是，”小李木然答道：“處死了！”
皇帝大驚：“真的？”
“聖母皇太后的懿旨，誰敢不遵？”
皇帝沒有作聲，愀然不樂。慶兒是個好女孩，只是仗著她幹哥哥的勢，有點兒驕狂。皇帝不相信慈禧太后肯下這樣的辣手，必是總管太監誤信了她氣頭上的一句話，真個“打死算完”。早知如此，當時拚著再受一頓責備，也要救慶兒一救。
轉臉看到小李的神色，他愈感歉然。他的抑鬱何來？到這時自然明白，小李一向喜歡慶兒，就不為她本人，為了小李，也該把慶兒救出來。
如今一切都晚了，皇帝微微頓足：“唉！多只為我那時候少說一句話。”
小李懂他的意思，不知是感激、惋惜，還是怨恨，反而安德海被定了死罪這件大快人心的事，因為這個意外事故而變得不怎麼樣令人興奮了。
但外廷的觀感，完全不同。從知道安德海抄家開始，就不知有多少人拍手稱快。當然也有人去打聽消息，但竟連軍機章京，都不明內情。
“是寶中堂親自擬的旨。沈總憲、李師傅幫著分繕，即時封發。不知道裡頭說些什麼？”沈總憲是沈桂芬，這時已升任左都御史了。
由軍機章京的答語，越顯得案情的神秘，也越有人多方刺探。到了第二天下午，內廷行走的官員，除了軍機章京，另外三個消息最靈通的地方：弘德殿、南書房、上書房，對於案情都相當清楚了。於是，話題也便由安德海轉到了丁寶楨身上。
有的說，丁寶楨秉性剛烈，安德海遇著他，合該倒霉；有的說他在剿東捻時，受夠了李鴻章和淮軍的氣，此舉是有激使然，藉此立威收名。丁寶楨居官雖清廉，但跟沈葆楨一樣，對京中翰林，頗有點綴，因而這一下博得了清議的熱烈讚許，似乎一夕之間，丁寶楨的聲光凌駕曾侯、李伯相、左爵帥而上之了。
但是，在濟南的丁寶楨卻正焦灼不堪。八月初二的奏摺，計算日子，折差應該回來了，至今不到，莫非其中有變？在所有的變化中，最要防備的是，慈禧太后可能會承認這回事，安德海的身分由曖昧而明確，事情就棘手了。
因為這時安德海在泰安縣的從屬，已有一部分押解到濟南，丁寶楨親自提審安邦太，多方盤詰，約略了然安德海的出京，是得到慈禧太后默許的，而“採辦龍袍”不過是一個題目，實際上的任務，正如那面“三足烏”的幌子所顯示的涵意。此外，還要到江南採訪物價，作為將來備辦大婚物件，審核的根據。
照此看來，慈禧太后或許會追認其事，等假欽差變成真欽差，再要殺安德海，罪名可就嚴重了。為此，丁寶楨一直不安，等待諭旨，真如大旱之望雲霓。
撫標中軍緒承是早已準備好了的，知道皇命一到，就要開刀，預先在歷城縣衙門和巡撫衙門都派了兵在等。到了夜裡，撫署轅門外，燈籠火把，照耀得如白晝一般。
在官廳上，臬司潘霨和濟南府知府、歷城縣知縣，亦都衣冠整肅地在伺候著。自鳴鐘已打過十下，正當神思困倦，都想命隨侍的聽差，在炕床上鋪開被褥，預備躺一會時，只聽鸞鈴大振，由遠及近，於是無不精神一振，各人的聽差，不待主人吩咐，亦都奔了出去，打聽可是京里的驛馬到了。
果然，是兵部的專差星夜趕到。緒承親自接著，問明了是“六百里加緊”，那不用說，必是這一案的上諭，隨即親自到簽押房來通知丁寶楨。
恭具衣冠，開讀諭旨，丁寶楨不曾想到，朝廷的處置如此明快！躊躇得意之餘，竟有些感激涕零的模樣，不由得激動地對他屬下說道：“真正聖明獨斷，欽佩莫名。”
“是！也見得朝廷對大人的倚重。”潘霨乘機奉承了一句，緊接著指示：“如何遵旨辦理？請大人吩咐了，司裡好預備。”
“諭旨上說得極其明白，即刻提堂，指認確實，隨即正法，此刻就辦，一等天亮，我就要拜折復奏。”
“是！”潘霨轉身對歷城縣知縣，拱拱手說：“貴縣辛苦吧！”
歷城縣的縣大老爺，奉命唯謹，疾趨回衙，把刑房書辦傳了來，說明其事。提審倒容易，半夜裡“出紅差”，卻是罕見之事，不免有些莫知所措。
“怎麼回事？”
“半夜裡'出紅差'，只怕'導子'不齊……。”
“嗐！”縣大老爺打斷他的話說，“半夜裡出導子，出給誰看？要出，也要出撫台的導子。你只要找到劊子手伺候刑場就行了。”
這就好辦了，刑房書辦一面派人通知劊子手，一面親自去找掌管監獄，俗稱“四老爺”的典吏，辦了提取寄押人犯的手續，把安德海、陳玉祥、李平安、黃石魁一起提了出來。
“怎麼著？”安德海的神色，青黃不定，“半夜三更還問話嗎？”
“聽說聖旨到了。”刑房書辦這樣告訴他。
“喔！”安德海急急問道：“怎麼說？”
“聽說要把你們幾位連夜送進京去。”
“怎麼樣？”安德海得意地，“我就知道，準是這麼著。”
也不曾替安德海上綁，典吏很客氣地把他領出了縣衙側門，已有撫標派的兩輛車和一隊兵丁在等著。
“上那兒呀？”安德海問。
“先到巡撫衙門，丁大人還有話說。”
兵丁護送，典吏押解，到了巡撫衙門一看，內外燈火通明，安德海的神氣便又不對了，但他似乎不願示弱，昂起了頭直往裡走。
重重交代，一直領到西花廳。廳裡炕床上，上首坐著臬司潘霨，下首坐著撫標中軍緒承。廳裡廳外，除卻潘霨“噗嚕嚕”抽水煙袋的聲音以外，肅靜無嘩。陳玉祥和李平安兩人，神色大變，渾身發抖，安德海卻依舊是桀驁之態，輕聲叱斥著他的同伴：“別這個悚樣！”
一語未畢，簾子打開，接著有人使勁在他身後一推，安德海踉踉蹌蹌跌了進去，再有個人順勢往他肩上一按，不由得就跪下了。
跪下卻又掙扎著想起身，那人再一按，同時開口訓他：
“好生跪著！”
這一下，安德海眼中的恐懼，清晰可見，張皇四顧，不知要看些什麼。
“你叫什麼名字？”潘霨慢吞吞地問。
“我……，我叫安德海。”
“是從京里出來的太監，安德海嗎？”
“是啊！”安德海不斷眨眼，彷彿十分困惑似的。
“把那三個人提上來！”潘霨吩咐。
陳玉祥、李平安和黃石魁，卻不敢象安德海那樣託大，一進了花廳，都乖乖兒悚伏在地，有問即答，一個個報明了姓名、身分。
“你們是跟安德海一起出京的嗎？”
“是。”三個人齊聲回答。
“就是他嗎？”潘霨指著安德海問。
“是，就是他。”
“好了！把他們帶下去吧。”等那三個人被帶走，潘霨向緒承看了一眼，轉臉向下，用很平靜的語氣說道：“安德海！今天晚上奉到密旨，拿你就地正法、此刻就要行刑了。特為告訴你清楚，免得你死了是個糊塗鬼！”
語聲末終，安德海渾身象篩糠似地抖了起來，“潘大人，”
他顯得非常吃力地喊，“我有話說……。”
“晚了！”潘霨有力地揮一揮手：“奉旨無須審訊，指認明白就正法。除非你不是安德海，是安德海就難逃一死。拉下去吧！”
等人來拉時，安德海已癱瘓在地，但照舊上了綁，潘霨親自批了斬標，由折署西便門出衙，押赴刑場，在緒承監臨之下，一刀斬訖。
濟南府的老百姓在睡夢中，只聽得“嗚嘟嘟”吹號筒，第二天起身，聽說殺了一個太監，奔到街上，只見鬧市中、城門口都貼了告示，才知道殺的就是一路招搖，煊赫非凡的安德海。更有好事的人，趕到刑場，但見安德海的屍體尚未收殮，用床蘆席蓋著，膽大的便走過去掀席張望，只是不看上身看下身，意思是要看看太監到底如何與人不同。當然，他們是失望了，褲子外面是看不出什麼來的。
在京里的慈禧太后，因為安德海性命既已不保，也就無所顧惜，認為不如趁此機會，雷厲風行辦一辦，反倒能落得一個賢明的名聲。所以，當丁寶楨第二次奏摺到京，召見軍機，當面指示，除了陳玉祥、李平安二人以外，還有幾名太監，交丁寶楨一起查明絞決。黃石魁到底如何冒充，也要審明法辦。
接著，又特為召見內務府大臣，責備他們對太監約束不嚴，說是要振飭紀綱，下一道明發上諭，申明朝廷的決心。於是恭王承旨，根據慈禧太后所說的那番義正辭嚴的話，擬旨發出。前面敘明事實經過，後面申述態度：
“我朝家法相承，整飭宦寺，有犯必懲，綱紀至嚴，每遇有在外招搖生事者，無不立治其罪。乃該太監安德海竟敢如此膽大妄為，種種不法，實屬罪有應得。經此次嚴懲後，各太監自當益知儆懼，仍著總管內務府大臣，嚴飭總管太監等，嗣後務將所管太監，嚴加約束，俾各勤慎當差。如有不守本分，出外滋事者，除將本犯照例治罪外，定將該管太監，一併懲辦。並通諭直省各督撫，嚴飭所屬，遇有太監冒稱奉差等事，無論已未犯法，立即鎖拿，奏明懲治，毋稍寬縱。”
京中官員無不頌讚聖明，而事先知道將有這回事發生的人，回想一下，亦無不因為有此圓滿結局而深感意外。
當然，最得意的是丁寶楨，奉到上諭，先遵旨將五名太監“絞立決”。然後審出黃石魁、田兒和通州雇來的那些鏢手，冒充前站官，徵發騾馬的情形，以“幫同招搖、恐嚇居民”的罪名，請出“王命旗牌”，就地正法。其余安德海的家屬，以及那些不相干的隨從，夾的夾、打的打，懲罰過後，作成口供清單，請旨治罪。
除了人犯，還有行李。箱籠衣物，編成“金、木、水、火、土”五個字號，共計三十九件，連同徵發來的牲口車輛，派兩名旗籍的候補州縣，解交內務府。整整忙了一個月，丁寶楨才算辦結了這件大案。
這該內務府忙了。慈禧太后和皇帝對於安德海和“私逃出京”的那五名太監的遺物，都很注意，特別是“金”字號的箱子，裝的都是珠寶珍玩，所以內務府不敢怠慢，原封交進。打開來一看，好些東西似曾相識。原是從宮裡偷出來的，但此時無可究詰，也就不會發回原主。慈禧太后自己挑了些精品，其餘的分賜妃嬪。當然，皇帝也取了好些，分賞小李和張文亮等人，作為酬庸。
有人得意外之福，也有人受意外之禍。通州的那些鏢手，還可說是咎由自取，另有些人卻真是無妄之災，第一個是天津的和尚演文，第二個是安德海花錢買來的妻子馬氏，都被充軍到黑龍江“給披甲人為奴”。
最後是替安德海看家的王添福。慈禧太后有天忽然想了起來，認為此人亦不能輕饒，下令由內務府捆交刑部絞決。
※ ※ ※
發往各省的上諭，第一個看到的是近在畿南的曾國藩，實在是聽到。曾國藩事必躬親，加以寫字看書之外，還要圍棋一局，目力大傷，右眼已到了昏蒙不能辨物的地步，經他的家人幕友力勸，每日閉目靜坐的時候居多，一切公事，都是幕友念給他聽。
念到丁寶楨拿獲安德海，奉旨正法的明發上諭，曾國藩瞿然動容，睜開眼來，“稚璜真是豪傑之士！”他說，“聽了這個消息，我好像目中浮翳一去。”
“這事原在意中。”他的幕友薛福成說。
曾國藩想起來了。這年四月，薛福成應邀到保定，路過濟南，因為他的弟弟在丁寶楨幕府中，所以有半個月的勾留，當時就听丁寶楨親口說過，接到京中的信，安德海有出京之說，倘或經過山東，一定饒不了他。薛福成曾把這話告訴過他。
“雖在意中，還是難能可貴。相形之下，我應該慚愧。”
曾國藩已引咎自責，幕友們就不便再談這件事了。接著再念別的公文，然後又念各處的來信。第一件是李鴻章從夔州寄來的，有人參了四川總督吳棠一本，說他貪黷，鑿鑿有據。恭王礙於慈禧太后的關係，不能認真，但又不能不辦，幾經斟酌，奏請派湖廣總督李鴻章就近查辦，因為李鴻章最會做官，一定了解其中的奧妙，會替吳棠把大事化小，小事化無，而且湖北靠四川以鹽課接濟，每年有上百萬銀子之多，以“公誼”來說，李鴻章亦不能不替吳棠遮蓋。
由於往返需要四、五個月，所以李鴻章是奉旨“帶印出省”的，舟車所到之處，就是湖廣總督的行署，照樣有全班幕僚替他辦理文牘。這封寫給曾國藩的信，除了問候以外，便是替吳棠解釋。念完一段，曾國藩擺一擺手，示意暫停，他要把李鴻章的話，先辨一辨意味。
在平常，這些信是不容易為幕友看到的，李鴻章的言外之意，也只有他一個人在心裡體會。現在既已公開，不妨進一步談一談，於是他喊著薛福成的號問：“叔耘！少荃未到成都，似乎已經成竹在胸，照你看，他這些話，何必先告訴我？”
“這也是尊重師門的意思。而且……，”薛福成苦笑道，“少公的處事，爵相深知，何勞下問？”
曾國藩點點頭，心裡在想，李鴻章常常有話自己不肯說，善借他人之口，這封信的意思，是要自己先為吳棠辯白幾句，為他將來替吳棠開脫作伏筆。此事不急，擺著再說好了。
“請念下去。”他說，“不知道他去看了春霆沒有？”
鮑超是夔州人，蓋了一座極大的宅子，家居養病，已有兩年，李鴻章自然沒有不跟他見一面的道理。 “下面正就是談春霆，”薛福成看著信笑了，“春霆有復出之意，爵相，你猜春霆想幹什麼？”
曾國藩沉吟了一會問道：“莫非想開府？”
“爵相真正是知人之明！”薛福成笑道：“霆帥想當云貴總督，未免匪夷所思。”
這確是有些匪夷所思。歷來封疆任用漢人，在資格上雖不比部院大臣那麼嚴，通常都須兩榜進士，吏、禮兩部更非翰林出身不可，但督、撫下馬治民比上馬治軍的時候多，不通文理，無法勝任。現在的雲貴總督劉岳昭，是曾國藩的同鄉，以軍功起家，業績多在四川、雲南、貴州一帶，他能夠做到總督，雖多少是靠官運亨通，畢竟也還是秀才的底子。至於鮑超，除了自己的姓名以外，幾乎不識什麼字，想當總督，未免太不自量。
只是曾國藩涵養功深，為人忠厚，而且鮑超是他的“愛將”，所以不肯露一點誹笑的神色，“這也無非是想以遣功自見。”他說，“其志可嘉！”
可嘉之外，就是可笑可憐了！薛福成知道曾國藩不喜歡聽刻薄話，便笑笑不言，繼續往下念李鴻章的信。
信中談到四川酉陽州的教案，朝命李鴻章就近查辦，已有和平了結的希望，他特為告訴曾國藩，也就是期望“老師”對他支持。曾國藩以大學士兼領直督，國家重臣，且又近在京畿，朝廷遇有大政，亦往往諮詢他的意見，如果問到酉陽州的教案，有了李鴻章所提的辦法，他就易於作答了。
聽完信，曾國藩不勝感慨地說：“洋務不難辦，難在辦教案，教案亦不難辦，難在自己人的意見太多。”
這已是含蓄的話，“意見太多”四個字，實在是指倭仁那班天下之大，不知中國之外，還有外洋的道學先生，是真道學也還罷了，還有徐桐那班聽見“洋”字便要掩耳疾走的假道學。薛福成和他在曾國藩幕府中的同事，通達的居多，這時便因為曾國藩的感慨，引起了一番冗長的議論。
教案之起，由來已非一日。康熙初年，天主教盛極一時，這是因為聖祖的祖母孝莊太后，就篤信天主教，她的“教父”是個德國人，華名叫做湯若望，明朝天啟年間到中國來傳教，由徐光啟的舉薦，入翰林院供職。崇禎二年五月初一日蝕，用“大統歷”、“回回曆”推算時刻，統通不准，只有徐光啟用西法推算，有如預見，於是特開“歷局”修新歷，由湯若望參與工作。他又會修“火器”，所以崇禎十七年正月，李自成逼近京師，輔臣李廷泰督師勦賊，特地把湯若望帶入軍中管槍砲。
入清以後，湯若望一面傳教，一面做官，做的就是專門掌管天文曆法的欽天監監正。孝莊太后和世祖母子對他極其信任，聖祖能正儲位，就因為湯若望一句話，說他已經出過天花，可保無虞。順治十八年，世祖因出痘駕崩，越顯得湯若望有先見之明。因此，聖祖對他亦異常尊信，修明曆法，提倡天算，天子躬親倡行。這也就是天主教能在中國大行其道的緣故。
到了世宗即位就不對了！閩浙總督滿保首先於雍正元年上疏，說“各省起天主堂，邪教偏行，聞見漸淆，人心漸被煽惑，請將各省西洋人，除送京效力人員外，餘俱安置澳門。
天主堂改為公廨。誤入其教者，嚴行禁飭。 ”
世宗準了滿保的奏請，給了半年的限期來遷移，同時命令沿途地方官照料。這還都是因為聖祖崩逝未久，他仰體親心，格外寬厚之處。到了雍正三年，更嚴禁入“西洋教”，這個禁令，過了一百二十年才撤消。
道光十九年發生的鴉片戰爭，先勝後敗，結果訂了賠款割地的《江寧條約》，開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口通商”，這“五口通商事務”由兩江總督兼理，兼授的官銜，稱為“南洋通商大臣”。
英國人一心想通商，法國人注重在傳教。道光二十四年，在黃埔的一條法國兵船上，簽訂了三十五條的《中法商約》。接著，法國公使克勒尼，向兩廣總督耆英提出交涉，要求取消雍正三年的禁令。耆英據情轉奏，禮部議定，准在五個通商海口，設立天主教堂，但“不許姦誘婦女，誑騙病人眼睛”，洋教士為人治病，有時會動刀，所以民間有洋人挖眼睛的傳說，朝廷亦信有其事，因而特別申明約束。
自此以後，信教的人漸漸又多了，此輩被稱為“教民”，教民只知上帝，不祀祖先，此事從士大夫到老百姓，無不深惡痛絕。 “忘本”就是亂臣賊子，人人可得而誅，同時教民中亦難免有莠民，仰仗洋人勢力，欺壓鄉里，益增民教的仇恨。小則群毆，大則殺教士、燒教堂的“教案”，層出不窮，沒有一個地方官聽見“教案”二字不頭痛。
到了咸豐十年，英法聯軍內犯京師，文宗倉皇逃難到熱河，訂了城下之盟，由恭王出面所訂的中法條約，准許大清臣民自由信教，法國教士得在各省租買田地，起造教堂。這一來，“教案”越多，朝廷正有洪楊的腹心大患，不敢再跟洋人起釁，同時中法條約中又規定地方官“濫行查拿”教民，須加處分，因此，遇到“教案”，總是教民佔上風。民教相仇，積漸成了難解難分之勢。眼前就有貴州遵義和四川酉陽州兩起，遷延日久，使得法國公使羅淑亞無可忍耐，竟自稱“外臣”上奏，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居然亦為他代遞“外臣”的奏摺。兩國的交涉，變成內部的糾紛，好像部院之間，各有主張，唯待軍機議奏，皇帝裁決。為此，把文祥氣出一場病來，亦為此，加派沈桂芬在“總署”行走，免得董恂再胡鬧。
曾國藩的幕友，議論教案到此，無不浩歎。由董恂又談到崇厚——他是鹹豐十年新開的北方三個通商口岸：天津、牛莊、登州的“辦理三口通商大臣”，在旗人中算是洋務好手，但他辦洋務，只是一味媚軟，縱容得洋人氣焰甚高。大家都認為這不是好現象，總有一天因為洋人的“欺人太甚”而激出變故來。
“民教相仇，亦不能全怪洋人，民智未開，誤會益深，這才是隱憂。”
曾國藩接著便舉了個例，從他到任以來，好幾次有人攔輿告狀，說有小孩走失，是為天津教堂拐了去“挖眼剖心，採生配藥”，請求伸冤。
“這是野番兇惡之族都不忍為的事，西洋文明各國，如何會有此殘忍的行為？以理而論，決無其事，然而你跟百姓說不清楚，如之奈何？”
但是，天津一帶，不斷有孩子走失，那是事實，曾國藩接到狀子，除了嚴飭地方官查拿“拐子”以外，不能再有什麼處置。雖然有好些狀子中，指控天津東門外，運河西岸的“慈仁堂”，收養孤兒、棄嬰，不懷好意，曾國藩卻未肯輕信。只是有個打算，等有機會要親自去看一看，究竟是怎麼回事。
這個機會很快地到了，這年十月間，出省勘察永定河浚深的工程，到了天津，總督出巡，煊赫非凡，天津的道、府、縣，一起隨著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把曾國藩接上岸，駐節在長蘆大鹽商查氏的水西莊。查勘了鹽政、校閱了崇厚所統率的洋槍隊和洋砲隊，然後請查獄訟。
這是他到任以後，決心要辦好的一件事。曾經親手編寫了一篇“清訟事宜”，通飭各州縣，限期將積案辦理清楚，遇到重大的案子，提省親自審閱，每次出巡，亦必定要親臨州縣衙門，查核辦理積案的情形。在天津，他最注意的，就是告教堂拐孩子的狀子。
因為右眼昏蒙不明的症狀，越來越重，他依舊只能聽，不能看，聽完天津縣知縣劉傑的“面禀”，他說：“拐走孩子的狀子，有二十几案，一案未破，其故何在？總有個說法，我倒要聽聽。”
“回中堂的話，實在慚愧。”劉傑滿臉惶恐地說，“盜案都破了，就這拐案不能破，卑職也困惑得很，唯有嚴飭差役，加緊緝捕。只是其中有一層關礙，卑職跟崇大人回過，崇太人一再吩咐要慎重，事情就不免棘手了。”
“噢，是何關礙？你說！”
“拐了孩子去，總有個著落，男孩子賣給跑江湖的，用鞭子打出一身功夫，用來斂錢，眉清目秀的女孩子，賣入娼家，長大了好作搖錢樹。”劉傑加重了語氣說：“卑職派人明查暗訪，就是沒有這樣事，這就不能不疑心到慈仁堂了。”
“不錯，慈仁堂！”曾國藩很注意地，“我正要問慈仁堂，是個育嬰堂是不是？”
“慈仁堂也是教堂，規模大得很，有念經的、有讀書的、有看病的、也有育嬰堂，收容的也不盡是嬰兒，五六歲、七八歲的孩子都有。雖說是做好事，不過，花錢買好事來做，就不大近人情了。”
“'花錢買好事來做'，此語甚新，我倒有點想不明白。”
“是這樣，凡有人送孤兒棄嬰到堂，堂裡的洋尼姑發錢獎賞。中堂請想，不管育嬰堂、養濟院，送進一口人去，總要說好話，才肯收容，博施博眾，堯舜猶病，洋尼姑買好事來做，豈非不近人情？”
“這也不盡然。”曾國藩想了想說，“你是說拐子拐了人家的孩子，是當作孤兒、棄嬰，送到慈仁堂去領賞了？”
“正是！”劉傑答道，“卑職跟幕友商量過不知多少次，想來想去，只有慈仁堂是個可疑之處，倘或能入堂搜一搜，真相或可大白。不過崇大人……。”
他雖沒有再說下去，曾國藩心裡明白，是崇厚怕此舉引起交涉，不准劉傑這麼做。
“進堂搜查，自有不便。你派人在堂外稽查，遇見形跡可疑的，加以盤詰，有何不可？”
劉傑何嘗不知道這麼做？只是慈仁堂每天進出的人，不知凡幾，一入堂門，便成禁區，遇有形跡可疑的，要想盤詰，亦有不能。不過這話要照實而言，便變成與“中堂”抬槓，所以劉傑這樣答道：“是，卑職原也這樣辦過，只以差役不力，未有結果。現在既奉憲諭，卑職再著力去辦。”
這些懸案，對劉傑的督飭，也只能到此為止。但在高一級的層次上，曾國藩另有打算。他想親自到慈仁堂去看一看，因為民教相仇，癥結就在百姓對教堂的誤解，到底這誤解何由而生？非親身體察，不能明白。明白了，然後可以對症發藥，逐漸消弭。
他跟崇厚談了這層意思，崇厚極力勸他打消此意，認為以他的身分，不宜輕臨非堯舜孔孟之教所許的西洋教堂，否則，一定會有言官，以“大臣輕率，有傷國體”的話頭，上奏參劾。曾國藩一向憂讒畏譏，想想不錯，聽了崇厚的勸。
等回到保定，因為舟車勞頓，公事又多，曾國藩的眼疾，越發重了，而歲尾年頭，不如意的事，紛至沓來。先是貴州剿治士匪不利，朝命李鴻章帶兵入黔。李鴻章萬分不願，以貴州多山地，不便馬隊馳騁，必須“改馬為步”，重新編練步營，又說“苗疆軍務，雍正、乾隆、嘉慶三朝，皆未能剋期底定，今蹂躪更久而廣，餉源更狹而絀”，必須先籌餉運糧為藉口，遲遲不肯出省。這些令人煩心的事，李鴻章都要寫信給“老師”發牢騷。
不久，甘肅的軍務，又受大挫，老湘營的名將劉松山，陣亡金積堡。朝廷怕左宗棠支持不下，改了主意，降旨命李鴻章赴陝援剿，這一下李鴻章越發不願。他最頭痛的事，就是跟左宗棠打交道，因而仍舊在“馬、步”之間做文章，說已將馬隊撤改為步營，如今奉命西征，身邊竟無一騎，何以平亂？而能征善戰的劉銘傳馬隊，則要留著拱衛京畿。這樣藉故拖延著，希望“老師”從中斡旋，朝廷能夠收回成命。
然而最使曾國藩煩憂莫釋的，還是兩江的情形。戡平大亂，急流勇退，曾國藩當時首要的舉措，就是裁撤湘軍。他自覺這件事做得很乾淨，但湘軍在江寧的無數，剛剛被裁時，手裡都有些從戰亂中得來的財貨，而曾國藩又頗討厭湘軍回湖南去求田問舍，所以在江寧落戶的很多。日子一久，坐吃山空，不免有流為盜匪的，而馬新貽居官，最看重的就是地方秩序，對散兵游勇，約束極嚴，尋常盜匪，還可以照例一層層審問，如果是散兵游勇搶劫，一經被捕，責成“該管道府，就地正法”，這是奏明在案的。
為此，被裁的湘軍，對馬新貽大為不滿。在他們的想法，“九載艱難下百城”，江寧的克復，洪楊的被滅，都是曾家和湘軍的功勞，曾國藩當兩江總督都“太細了”，既然朝廷要調他為疆臣之首的直隸總督，那麼兩江總督應該仍舊歸湘軍領袖接充，最有資格，也是最理想的人選，自是“九帥”。不得已而求其次，讓李鴻章來當，也還說得過去，因為他跟湘軍關係很深。誰知會落到一向在安徽做官的馬新貽身上，這是從何說起？
本來就心懷不平，加上馬新貽的處置過於嚴峻，因此在江寧的湘軍舊人，跟這位籍隸山東，身在教門的總督，感情搞得很壞，不斷有人來向曾國藩訴苦。他除了勸慰以外，不願再有什麼表示，其實也是無法有什麼表示，人已離開兩江，再去過問兩江的事，不但為情理所不容，而且也犯朝廷的大忌。這一來，五中憂煩，右眼失明，而且得了個暈眩的毛病，唯有在黑頭里閉目靜臥，人才覺得舒服些。
於是，各方所薦的醫生，紛至沓來，文祥薦了一名七世祖傳的眼科，崇厚也薦了一名洋人來看。用藥各異，但有個看法是相同的，曾國藩必須好好調養。因而在四月間，奏陳病狀，請假一個月調理，期滿又續假一個月。他的打算是，這樣續假幾次，便要奏請開缺，縱使不能無官一身輕，回湘鄉安度餘年，至少可以交出直隸總督的關防，回京去當大學士。位尊人閒，在昌明西學、作育人才上，好好下一番功夫，那才是自己的“相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