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把銀票遞了過去，何書辦接到手中，擺在桌上，然後請個安說：“跟大少爺、徐老爺回，事情呢？一舉手之勞，不過要經十三道關口，一關過不去就不成。銀票我暫時收著，也不會去兌，等事情辦妥了再說。”
“是的，你多費心。”張瑞蔭問：“徐老爺應該怎麼回复袁老爺？”
“請徐老爺告訴袁老爺，說當初捐中書的名字不假，只為將門之後，投效戎行，所以改名'世凱'。只要北洋這麼諮复吏部，一準改名，袁老爺的同知就升定了。”
這個訣竅說穿了不稀奇，但如果不是在吏部打通了關節，一改名字就可能會把整個前程斷送掉，因為要刁難的話，隨便找個理由就可以折磨個一年半載，及至一關通過，又有另一關，非把錢花夠了數，不能領一張俗稱為“部照'的任官“文憑”，而在更名未確定以前，不能分發，不能赴任，只有閒等，先就是一大損失。所以考試發榜，吏部銓選，如果姓名弄錯，往往情甘委屈，將錯就錯，象袁世凱這樣順利的假“更名”，實在很少。
即令如此，公文往返，也得半年工夫。其時局勢又已有變化，李鴻章的回任已經定局了——從張樹聲父子無意間得罪了張佩綸以後，李鴻章發覺張樹聲對北洋有“久假不歸”之勢，便利用時機，極力拉攏張佩綸，走李鴻藻的路子，搞出來一個與張樹聲各回本任的結果，但李鴻章母喪尚不滿一年，而朝鮮的內亂已經平定，不必再動用武力，就沒有“墨從軍”而且“奪情”的理由，好在洋務上棘手之事甚多，以需要李鴻章與各國公使折衝的藉口，將李鴻章留了下來，等待適當的時機再頒回任之諭。
當李鴻章自合肥老家入京時，在上海住了好些日子，對左宗棠打算驅逐李鴻章勢力出兩江的情形，印象深刻。同時，對洋務、軍務的見解，大相徑庭，像中國與法國在越南的糾紛，李鴻章認為“彼欲難饜，我餉難支”，應該和平了結，決不可用武，而左宗棠主張支持助越拒法的“黑旗軍'劉永福，不但以軍火接濟雲貴總督岑毓英轉以援劉，而且正式致書總理衙門，認為“主戰主和，不難一言而決”，目前的情勢，“不但泰西諸邦多以法為不然；逆料其與中國不協，必致事無結束，悔不可追”，就是法國亦何嘗不顧慮，真要與中國開戰，危險甚大，不過勢成騎虎，不能不虛張聲勢，如果中國動搖，適中其計。他說他“默察時局，惟主戰於正義有合，而於時勢攸宜，即中外人情亦無不順”
就因為他一直有這種論調，所以朝廷特派李鴻章前赴廣東督辦越南事宜；這是一個名義，實際上李鴻章並不必赴廣東，在上海、在天津，都可以跟法國公使寶海和談。但如左宗棠不斷鼓吹武力干預，到最後恐終不免要到廣東去指揮對法戰事，那一來只怕非身敗名裂不可。
當然，總署亦很持重，不會輕信左宗棠的“正義”說，只是李鴻章跟寶海的交涉，因此而愈感困難。
對法如此，對英亦常使李鴻章傷腦筋。英商的海洋電報線希望由吳淞接一條旱線到上海，左宗棠堅持不許；英商希望減輕繭捐，左宗棠亦表反對。而最使李鴻章為難的是，左宗棠倡議洋藥土煙加厘一事。
“洋藥土煙”皆指鴉片，“加厘”便是加“通行稅”。左宗棠認為鴉片流毒無窮，主張寓禁於徵，奉旨允准後，會同李鴻章與英國公使威妥瑪交涉。
威妥瑪提出洋藥進口增加稅，行銷內地在各關卡所徵厘捐不增加；左宗棠也同意了，但每箱的進口稅，中國要一百五十兩；英國祇願繳八十兩。相差太巨，一直沒有成議。
以後左宗棠外放，交涉由李鴻章接辦，而威妥瑪奉調回國，希望此一交涉能如英國的條件談成功，增添他回國以後的面子，李鴻章有心幫忙，卻以左宗棠的不肯妥協，以江督的地位表示反對，搞得事成僵局。
但在事業上最大的衝突是，李鴻章原主“海防”，而張佩綸有個專設“水師衙門”創辦新式海軍之議，大為李鴻章所欣賞。但左宗棠一到兩江，巡閱過海口及長江以後，改變了他原來“陸防”的主張，特意將水師出身的彭玉麟請了來，商量造新式兵艦，而且已經開始在辦了。左宗棠首創福建船政，對此道不能說他是外行；因此可以預見的是，將來創辦新式海軍，左宗棠決不容北洋單獨掌權。 “海防”、“陸防”之爭，只要打倒了他的理論，便無他慮；如今左宗棠亦主張海防，那就變成彼此競爭著辦一件事，權不能獨專、事不能由心，是李鴻章最不能容忍的一件事。
因此，無論看眼前，算將來，李鴻章認為左宗棠是非拔除不可的眼中釘。
這得從剪除左宗棠的羽翼著手。李鴻章手下的謀士，都有這樣一種見解；且認為第一個目標，應該是胡雪巖。
於是上海道邵友濂便與盛宣懷等人，密密商定了一個打擊胡雪巖的辦法，在洋債還款這件事上，造成胡雪巖的困窘。
其時胡雪巖經手、尚未清結的借款，還有兩筆，一筆是光緒四年八月所借的商款，華洋各計，總計六百五十萬兩；洋款不借借商款，其中別有衷曲，原來光緒三年，由胡雪巖經手，向匯豐銀行借款五百萬兩，借還均用實銀，條件是月息一分二厘五，期限七年，連本帶利分十四期拔還。
每期六個月，仍由浙、粵、江海、江漢四關出票，按期償還。此外有個附帶條件，即商定此項條件後，如果借方作罷，三個月內關票不到，則胡雪巖罰銀十五萬兩；匯豐如果三個月內不交銀，罰款相間。
這筆借款由於兩江總督沈葆楨的介入，一波三折，拖延甚久。其時西征軍事頗為順手，劉錦棠率軍自烏魯木齊南進，並分兵與陝西提督張曜會功吐魯番，一舉克復，回亂首腦之一的白彥虎倉皇西遁；劉錦棠亦推進至吐魯番盆地西端的托克遜，回眾投降者兩萬餘人。但回部首腦經和碩、焉耆，出鐵門關在庫爾勒地方，跟俄國軍方搭上了線，而西征軍卻因糧餉困難，無法西進，左宗棠著急得不得了。好不容易在五月裡談成功了這筆洋債，至少望梅止渴，軍心先是一振；同時在上海、湖北、陝西的三處糧台，借商款應急，亦比較容易措手了。
哪知在辦手續時，起了波折，原來英商匯豐銀行貸款，照例要由總理衙門出面，致英國公使一個照會，敘明借款條件等等，由英國公使再轉行總稅務司及駐上海領事，轉知匯豐銀行照辦。
這一來，如果貸款放出去收不回，便可由英國向中國交涉；這通照會實際上是中國政府所出的保證書，所以由匯豐銀行擬好稿子，交給胡雪巖，再經左宗棠諮請總理衙門辦理，而匯豐的稿子中，說明“息銀不得過一分”，然則左宗棠的奏摺中，何以說是月息一分二厘五？為此，其中處於關鍵地位的總稅務司赫德，表示這筆借款不能成立。
這當然要查。左宗棠根據胡雪巖的答復回奏，說匯豐的息銀，只有一分，誠然不錯，但付款辦法是以先令計算，折付銀圓；這種銀圓，一向在東南各省通用，稱之為“爛番銀”，西北向不通用，所以仍舊須藉以兩為單位的現銀。
但先令的市價，根據倫敦掛牌，早晚不同；到時候如果匯價上漲，胡雪巖便要吃賠帳，所以接洽德商泰來洋行，“包認先令”，這要承擔相當風險，泰來洋行得息二厘五，並不為多。
左宗棠表示，此案“首尾本屬一貫”，只是前次“未經聲敘明析”，又力言胡雪巖“息借洋款，實無別故”。很顯然的，這是左宗棠硬頂下來的，朝廷不能不買他的老面子；左宗棠心裡卻覺得很不是味道，從此對胡雪巖的信用便打了一個折扣，可是卻不能不用胡雪巖。
胡雪巖當然亦想力蓋前愆，於是而有借商款的辦法，這年——光緒三年年底，左宗棠寫給胡雪巖的複信說：“今歲餉事，拮据殊常，非樞邸嚴催協餉，籌部款，大局已不可問。洋款枝節橫生，非閣下苦心孤詣，竭力維持，無從說起。“現在年關滿餉，仍待洋款頭批速到，始夠支銷，除清還鄂欠外，尚須勻撥陝賑及甘屬災黎，所余洋款，除清還滬局借款外，核計敷至明年夏秋之交而止，此後又不知何以為計？尊意以為兵事可慰，餉事則殊可憂，不得不先一年預為之地，洵切實確鑿之論，弟心中所欲奉商者，閣下已代為計之，非設身處地，通盤熟籌，不能道其隻字，萬里同心，不言而喻。 ”
原來胡雪巖早替左宗棠算過了，年底本應發餉；陝甘兩省旱災要賑濟，再還了湖北、上海兩處借款，到得明年夏秋之間，便又是青黃不接的時期了。借款籌餉要早一年便須著手。
可是洋款已不能藉。借洋款是國家的責任，雖說由各省協餉，但災荒連年，各省情形都不好，欠解西征協餉，無法歸還欠款，仍須政府設法，所以根本不能再提洋款。而且左宗棠因為藉洋款，要受赫德的氣，自己亦不大願意借洋款，尤其是英商的款子。
胡雪巖想到左宗棠說過，“息耗太重，如果是商款，楚弓楚得，倒還罷了。洋人賺了我們重利，還要多方挑剔，實在不甘。”同時又一再表示，“何必海關及各省出票？倒像是各省替陝甘來還債；其實還的還是陝甘應得的協餉。我主持西征，籌餉我有全權；協餉不到，先借款子來接濟，這就是所謂調度。商人如果相信陝甘相信我，由陝甘出票就可以了，何必勞動總署？”
因此他設計了一套借商款的辦法，往返磋商定議，由胡雪巖邀集商股一百七十五萬兩；另由匯豐“認股”一百七十五萬兩，合併三百五十萬，組識一個乾泰公司負責借出。照左宗棠的計算，在七年之中，陝甘可得協餉一千八百十萬以上，除還洋款以外，至少尚有千萬之多，所以藉幾百萬商款，一定能夠清償；但協餉收到的日期不一，多寡不定，所以提出來一個“機圓法話”的要求，第一，不出關票；第二，不定年限，可以早還，亦可以遲還；第三，有錢還錢、無錢暫欠，利息照算，不必定為幾個月一期。
這是他一廂情願的想法，胡雪巖只能替他辦到不出關票，此外年限定為六年，期次仍是半年一期，利息是一分二。
當然借商款亦須奏准；左宗棠於光緒四年八月十六日出奏，一個月以後奉到廷寄：“借用商款，息銀既重，各省關每年除劃還本息外，京協各餉，更屬無從籌措，本系萬不得已之計。此次故念左宗棠籌辦各務，事在垂成，準照所議辦理。
嗣後無論何項急需，不得動輒息借商款，致貽後累。 ”所謂“京餉”，即是在京的各項開支，包括文武百官的俸給、八旗士兵的餉項，以及一年三次送入宮內供兩宮太后及皇帝私人開支的“交進銀”在內，是最重要的一筆預算，由於左宗棠動輒借款之累，連京餉都“無從籌措”，這話說得很重了。
為此，一直到上年左宗棠奉召入京，為了替劉錦棠籌劃西征善後，才迫不得已，在近乎獨斷獨行的情況下，借了匯豐銀行招股所貸的四百萬兩。
這兩筆款子的風險，都在胡雪巖一個人身上。三百五十萬的商款，自光緒五年起分期拔還，幾乎已還了一半；而且每期本息約十來萬銀子，邵友濂亦知道，難不倒胡雪巖，要刁難他，只有在光緒七年所借的那一筆上。
這筆款子實收於光緒七年四月，年息九釐九毫五，前兩年只付息，不還本，第三年起每年拔本一百萬兩，分兩期給付；光緒九年四月付第一期、十月付第二期，每期各五十萬兩。
以前各次洋債，雖由胡雪巖經手，但如何償還，不用他來操心，因為各省督撫加了印的“關票”，匯集於江海關後，稅務司還要簽押負連帶責任，如果各省的“關票”不能兌現，稅務司可以截留稅款，代為抵付。可是這最後一次的四百萬兩，在藉款時為了替劉錦棠解除後顧之憂，左宗棠近乎獨斷獨行，只以為未來數年協餉尚多，不愁無法償還，所以大包大攬地說：本銀“如期由上海轉運局經手交還；如上海無銀，應准其向戶部如期兌取。”
這一惟恐總理衙門及李鴻章策動棘德陰撓，但求成功不惜遷就的承諾，無形之中便將全部風險都加了在胡雪巖的肩頭上，因為各省如果不解，匯豐銀行一定找胡雪巖，他們不必多費周折，請英國公使出面跟戶部打交道；以胡雪巖的財力、信用與擔當，每期五十萬兩銀子的本銀，亦一定挑得起來。
話雖如此，五十萬兩銀子到底不是一個小數目。邵友濂與盛宣懷秘密商定，到時候，“擠他一擠”，雖未必能擠倒，至少可以打擊打擊他的信用。
其時——光緒九年春天，中法的關係復又惡化了。本來前一年十一月間，李鴻章與法國公使在上海談判，已經達成了和平解決在越南的糾紛的三點協議。但法國海軍部及殖民部，分別向他們的外交部表示，不滿寶海與李鴻章的協議，海軍方面且已增兵越南北部的海防。而又恰好法國發生政潮，新內閣的外交部長沙美拉庫支持軍部的主張，推翻前議，而且將寶海撤任，另派特使德理固專程來華談判。
妙的是法國公使寶海，特為自上海到天津去看李鴻章，他勸李鴻章堅持前議，不防指責法國政府違約；有了這種反對他們政府的法國公使，李鴻章覺得談和又有把握了，所以仍舊照原定計劃，奏請准予給假回籍葬親。李還不肯回任，但為了開始建設旅順軍港，北洋大臣的差使是接下來了，既然請假，北洋大臣自然由張樹聲暫署。
但就在二月裡李鴻章在合肥原籍時，法軍在越南復又動武，不但攻占越南南定，而且直接侵犯中國在越南權益，招商局運米的船，在海防為法軍扣押；設在海防及順安的兩處倉庫，為法軍佔領，其中的存糧及其他物品，當然也被沒收了。加以越南政府除行文禮部乞援外，並特派“刑部尚書”範慎來華，效“申包胥哭秦庭”，因此，朝中震動，清議昂揚，都主張採取強硬的對策；甚至駐英兼駐法公使一等毅勇侯曾紀澤，亦打電報回來，建議派軍援越，不可對法國讓步。當時疆臣亦多主戰，雲貴總督岑毓英，備戰已有多時，但署理兩廣總督的曾國荃，卻不願輕啟戰端，清議深為不滿，因而主持總署的恭王，一面循外交途徑向法國抗議；一面奏准命李鴻章迅回直隸總督本任，接著降諭，派李鴻章以直隸總督的身分迅往廣東督辦越南事宜，所有廣東、廣西、雲南防軍，均歸節制。同時命左宗棠籌劃江南防軍待命南調援越。這時胡雪巖恰好在江寧，便跟左宗棠說：“好像應該還有張制軍回兩廣本任的上諭；不然，李合肥一到天津，不就是有了兩位直隸總署？”
“妙就妙在沒有張振軒回本任的上諭。”左宗棠答說，“總署也知道李少荃決不會到廣東，恐怕也不會回天津。”
“這，大人倒多指點指點，讓我們也開開茅塞。”“李少荃看在曾文正分上，對曾老九一向是很客氣的。當年江寧之圍，師老無功，李少荃已經克復了常州，朝命赴援江寧，他按兵不動，為的是不願分曾老九的功。你想，如今他如果一到廣東，曾老九怎麼辦？”
“是，是。”胡雪巖想了一下說：“大人說李合肥也不會到天津，是怕一到了，張制軍就得回廣東，那一來不是又要把曾九帥擠走的嗎？”
“正是如此。”
“照此說來，京里只說叫李某某回任，對於張曾兩位沒不交代，意思也就是要李合能只領虛銜，暫時不必回任。”“不錯，舉一反三，你明白了。”
“那末，李合肥怎麼辦呢？”
左宗棠沉吟了好了一會'問說：“你看呢？”
“我看，他仍舊會到上海。”
左宗棠點點頭，“我想他也只能先駐上海。”他說：“而且他也不能忘情上海。”
胡雪巖當即說道：“我本來想跟大人辭了行，回杭州，以後再到上海；照現在看，似乎應該直接到上海的好。”
原來各省關應解陝甘，以便還本的協款，都交由江海關代轉；所以各省解繳的情況如何，非要胡雪巖到上海去查了才知道。
“好，你到上海首先辦這件事，看情形如何趕緊寫信來。看哪裡還沒有解到，好及早去催。”
胡雪巖的估計很正確，李鴻章果然奏請暫駐上海，統籌全局，察酌南北軍情，再取進止。意思是江南防軍如果力量不足，無法南調，那就不一定用武，以求和為宜。恭王懂他的用意，奏請準如所請；於是李鴻章在三月底專輪到了上海，駐節天后宮行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