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八”之戰打起之後，日本海軍陸戰隊遭到１９路軍張君嵩團迎頭痛擊，損失慘重。於是，急於停火休戰的，不是毫無抵抗準備的中方，而竟然是發動戰爭的日軍指揮官海軍中將野村。
野村是繼“一·二八”事件禍首、日本第一先遣艦隊司令鹽澤少將之後出任日軍指揮官的。他急急地想停火的原因有二，一是日本海軍陸戰隊兵弱將少，經過連日苦戰，屢遭敗績，再打下去，惟恐兵力不繼，因而他想用緩兵之計暫時停火，而請國內陸軍迅速增援而來。第二是因為“一·二八”夜襲原是日本恫嚇性質，妄想不戰而勝，獲得與關東軍兵不血刃、垂手而攫東北相媲“美”的戰果，日本駐滬海軍實際上並沒有獲得日本大本營在上海燃起大戰的訓令。而“一·二八”之役已備受國內指責，野村一舉沒能得逞，便色厲內荏，心裡發慌，生怕重蹈關東軍總司令本莊繁的覆轍。
另外，英美兩國已經公開出面調停，但是日本外交慣伎一向不贊成第三國介入，同時野村更恐當眾“示弱”，有失日本海軍顏面，畫虎不成反類犬。所以，他寧願採取秘密途徑，穿過強有力的民間人士，試探中方的“和平意願”。
在他的心目中，杜月笙是最佳人選，一則杜月笙是支持“一·二八”抗戰最有力量的社會領袖，其次，杜月笙和中方在上海的軍政領袖吳鐵城、俞鴻鈞、蔡廷鍇等都很熟悉，同時，他在中央處理滬局的大員如孔祥照、宋子文、顧維鈞等人的面前也有說話的資格。
還有第三層原因，日本人對於杜月笙崛起市井，顯赫滬濱，早已寄予密切的注意。 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２日清黨之役後，日方就已千方百計企圖拉攏杜月笙。在杜月笙的周圍做好手腳，下過功夫，他們不惜派些北洋政府的失意政客，挾資巨萬，以“投其所好”的方式，設法跟他接近。
於是，在杜月笙所參加或由他所邀約的賭局中，便常時會有鮮衣怒馬、出手闊綽的北方人物出現，如名氣響亮、曾為民初政壇活躍角色的李老六李立閣，以及他的本家弟弟，排行十一，愛打大麻將，一輸十萬八萬卻無吝色的李擇一。在華格臬路杜公館，在辣斐德坊姚夫人的香閨，李氏兄弟經常為座上豪客。 １９３１年、１９３２年之交，姚夫人的香閨非常熱鬧，杜月笙每天晚上在她那邊，最低限度有一桌麻將，一桌牌九，呼盧喝雉，通宵達旦。
李擇一跟日本人很熟，說一口流利的日本話，他曾在１９２１年，擔任中國出席華盛頓會議代表團最高顧問周自齊的隨員，他長住上海，和杜月笙結為好友，杜月笙在上海從賭場鴉片乾到金融工商，他交際廣闊，頭緒極多，跟東洋人打交道，機會也不在少。李擇一滿口日文，一副東洋腔調，跟日本駐上海的外交官、特務機關、金融工商各界的日僑都有來往，都有私交。因此，在“日本事務”方面，他由於和杜月笙非常接近，自然而然成為杜月笙的顧問，有時候居間介紹，代為聯絡，傳傳話，遞遞信件，為杜月笙效勞。野村急於邀約杜月笙作投石問路式的私人接觸，其所談的問題必然與中自兩國未來前途有關，日本軍方要試探停火談和的可能性，因此，野村一找便找到了杜月笙的朋友李擇一，他命李擇一去跟杜月笙接洽。
李擇一受命之後，馬上見到了杜月笙，寒暄已過，他便開口說：
“日本軍方認為中日間的問題，應該面對面的自行解決，他們不贊成有第三國參與其間，這樣反而多生枝節。假使杜先生能以抗敵後援會的身份，祈求避免上海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而想從中促成的話，兄弟可以想個法子，約一位野村中將的高級幕僚來談一談。從他的談吐之中，也許摸得出他們的停火方案。”
玩味李擇一的這一番話，杜月笙胸中很清楚，李擇一說的並非他自己的意見，最低限度他是得到日本軍方同意而來的，他心裡雖然十分歡喜，但是仍在表面上裝做聲色不動地回答：
“這件事情，就算對我個人來講，也是極嚴重的，你可否讓我考慮一下。”
李擇一懂得這事重大，知道杜月笙的意思是這事必須事先徵得中國官方的同意，才可應允跟日本軍見面，因此，他連聲應允，說道：
“當然可以，杜先生什麼時候考慮好了，務請賜我一個電話。”
“一定，一定。”
送過了客，杜月笙自己先沉思默想，李擇一的話是真是假？有否不良的用心？日本人真想停火嗎？還有，為什麼要找上他？他將這幾點全想過了，有了幾分把握，認為這件事情值得一試，於是邀集他的那幾位好朋友、學生子，亦即他的高級智囊團，前來商議。通常，遇有任何重大政治、外交問題，他都要跟他們詳細研討過後，才自己下判斷，做決定。
杜月笙向在座諸人敘述李擇一來訪的經過，其人的略歷及其背景，然後，他說出自己深思長慮，所作的初步結論：“至少對於我個人，這裡面不至於有什麼圈套，我認為這件事值得向官方一提，因為閘北、虹口幾成一片瓦礫，中國百姓正遭日軍的殘暴屠殺，十九路軍未必能夠盡殲日軍，達成全面勝利。仗在中國地界打，多拖一天，就不知道要遭到多大的損失，最要緊的，中央可能不願在此時此地，和日本付諸決戰。”
一介平民杜月笙，居然能夠側身國際交涉，成為居間交流、打破僵局的重要角色。這個消息使座中各人大為興奮。於是，大家踴躍發言，貢獻意見，大多數人讚成杜月笙的主張，有人說：“先生應該盡量促成中日停火的實現。這樣做不但對國家社會有重大的貢獻，而且足以解民倒懸，對於先生個人聲望與地位的增長與提高，這更是千載難逢的良機。”
不過也有人持相反的論調，反駁說：“日軍最不容易打交道，“一·二八”那天日本軍方和外交當局分道揚鑣，各行其是，臉上微笑，手下動刀，便是最好的例證。野村中將想找先生居間幹旋，准定是不打好主意。”
正當持此論調的人反复陳詞，侃侃而談的時候，無意之間觸發了靈感，有人猜中了日方的秘密，於是當即有人歡聲大叫：
“對啦，東洋軍這兩天損失很大，這一定是他們要增援了，在用緩兵之計？”
“這，”杜月笙微微地笑，“我起先也曾料到，只不過後來我又在想，東洋人想緩兵，我們自己是不是也需要緩兵呢？還有一層，即使東洋人想緩兵待援，而我們卻用不著緩它，那麼，野村通過李擇一跑來送秋波，這個消息，我們也需要通知吳市長和蔡軍長，要請東洋人吃敗仗，這不正是好機會嗎？”
一番分析，說得頭頭是道，入情入理，智囊團諸人深感滿意，而且一致贊成，打消異議，同意杜月笙提出過結論：“應該先把初步接觸經過通知官方，請官方指示究將如何處理。”
官方接到杜月笙以私人身份所作的報告和說明，他們沒有理由不相信話是從杜月笙嘴裡說出來的，自屬千真萬確，一絲不假，不過這件事情來得突然，而且蹊蹺，他們需要經過長時期的研判和討論，最後官方對此保持極為審慎的態度，絕不介入杜月笙和日方私人間的接觸，以免又中日方的詭計。吳鐵城的答復是朋友式的忠告：“必須謹慎小心，步步為營，自己先立定腳根；需不需要和日本軍方人員會晤，這個問題應該由杜月笙自己決定。”
心領神會，杜月笙懂了，他不再請示官方，私下部署會晤日本軍方的事。
但是，杜月笙沒有冒然行動，他先到法國總領事館，跟駐滬總領事甘格林接席密談，甘格林慨然答應：“一定充分合作。”
得了甘格林的承諾，杜月笙不打電話，他派人去把李擇一請來，當面告訴他說：
“你上次所談的事情，我考慮過了，你的話說得很對，我想不妨一試。只不過有一點，會面的地點可否就在法國總領事館，並且由我去邀約甘格林總領事到場參加？”
“這個，”李擇一頓了頓，然後陪著笑臉問：“杜先生可不可以告訴敝人，你為什麼要做這樣地安排呢？”
杜月笙笑吟吟的反問：
“是你要問，還是東洋人必須曉得？”
“是我在請問，”李擇一忙說：“杜先生你不要忘記，我李某也是中國人啊。”
打了個哈哈，杜月笙答道：
“這個道理很簡單，我有我的立場，我的名譽地位必須有所保障。甘格林和我公誼私交都夠得上。他答應過我：萬一將來事情弄僵，對於我有不好的影響，甘格林可以挺身而出，代我洗雪。”
“但是，”李擇一困惑不解地問：“甘格林是法國人呀，他怎麼能夠……”
“大概是你忘記了吧，”杜月笙莞爾一笑：“甘格林兼任法租界公董局總董。我呢，從１９２７年起，承蒙法界各位朋友的錯愛，直到今天，我擔任公董局華董，和華人納稅會會長，已經有５年了。”
李擇一這才恍然，杜月笙實在不愧黃金榮交口讚譽他的“聰明絕頂”：野村中將想利用他“上海抗敵後援會”負責人的地位，但是杜月笙卻具有多種不同的身份，他和日本軍方代表在法國領事館見面，請甘格林以法租界總董身份參加，那麼，必要的時候，他可以請甘格林出而證明，杜月笙在某月某日某時，確係以法租界華董，華人納稅會長的立場，與日本軍官某人晤談，某日本軍官意圖試探向華方謀取暫時停火的可能。日方並不是向“上海抗敵後援會”常委分子的杜月笙威協恫嚇，面致哀的美敦書，而是在籲求第三國的外交官員（甘格林又是總領事），代為向中國傳達意願。
換言之，照杜月笙的安排，野村中將的代表，屆時便算是在請求第三國出面，向華方提出停火要求。
李擇一畢竟還是個中國人，他深信日本人情報工作做得再好，也搞不清楚杜月笙的多重身份可以巧妙運用，“拔一根毫毛又變出一個孫悟空來”，他毫不猶豫地去還報野村，同時更下了點“功夫”，說服野村派遣代表赴法國總領事館，會晤杜月笙與甘格林，為暫時停火的可能性初步交換意見。
到了約定時間，杜月笙一襲狐裘，兩部包車，滿載保鏢、秘書和自備日文翻譯，準時駛抵法國總領事館，進入甘格林的大辦公室，兩人略一寒喧。不久，李擇一便陪著幾位身著便服、西裝大衣的日本軍官來到，由李擇一負責逐一介紹。
談話開始，日軍代表趾高氣揚，板成面孔，一開口便用中國話訓杜月笙：
“'一·二八'戰爭的爆發，完全是你們的１９路軍不遵守撤退命令，因而引起。由此可見，你們是一個沒有組織、沒有紀律的國家！”
杜月笙並不是一個心浮氣盛，睚毗必報的人，相反的，他一生最大的長處之一，便是“忍人之所不能忍”，從而才能“相忍為安，任重道遠”，但是，當著甘格林的面，這位日軍代表聲勢洶洶，擺出“嚴詞厲責”的姿態，卻使杜月笙火冒三千丈，他氣湧如山，勃然大怒，他抗聲而答：
“１９路軍該不該撤退，我是老百姓，我不清楚！不過你們的關東軍司令本莊繁，不得你們政府的准許，就下命令炮轟北大營，佔領中國的瀋陽和東三省，倒是各國報紙上都登得有的，日本有這麼亂七八糟的關東軍，難道也算是有組織、有紀律的國家？”
這一席話不但說得慷概激昂，義正詞嚴，而且，針對日本海軍方面的心裡弱點，用關東軍的備受指責，直搗日軍心臟，折衝尊俎，攻心為上，也許這便是杜月笙無師自通的外交天才。總而言之，斯語一出，使日軍代表為之語塞氣沮。李擇一連忙出來打圓場，他陪著笑臉向杜月笙說：
“杜先生，今天談的事情很多，讓我們坐下來，從長計議，好嗎？”
杜月笙卻仍然不假辭色，避而不答，他注視日軍代表的反應，直等那幾名便衣軍官全都面現尷尬，無可奈何地先坐下去，他才傍著法國總領事甘格林，和日軍代表隔一張長會議桌面對面坐著。
日本軍官的臉色好像島國多變的氣候，他們疾顏厲色唬不倒杜月笙，反被杜月笙抹下臉來訓斥一頓，隨即變為謙遜恭順，杜月笙不是初次與東洋人交手，他懂得他們的心理，李擇一是土肥原系下的角色，他比杜月笙更為了然。於是，他不吝越俎代庖，借助為籌，站在中間人的立場，說了一大堆話，用意在彌補一碰即僵的局面，重新挑成話題。
雙方以緘默表示同意。
“杜先生是以上海市民生命財產為重，勉為其難，當仁不讓，到法國領事館來會晤日軍代表，聽一聽日方停戰的意向，然後以私人友誼，代為轉知上海軍政當局，'試探'一下可否藉此重開恢復談判之門。”
李擇一長篇大論，侃侃然說完了這一大段話，頓一頓，見日軍代表並無不懌的反應和駁斥的表示。杜月笙方面他不必考慮，因為這一席話正是為了杜月笙所說的。於是，李擇一先請杜月笙發表意見。
“我今天只帶了耳朵來，”杜月笙語驚四座，不疾不徐地說，“我既跟李先生說的一樣，我是來聽聽日方有沒有誠心停火的。”
李擇一搶著回答：“當然有，當然有，否則的話，他們這幾位代表就不會來了。”
日軍首席代表又趕緊補充一句：
“不過，日方停火是有條件的。”
杜月笙機警地一語不發，他彷彿沒有聽見。
甘格林眼看場面又要鬧僵，他命翻譯為他傳言：
“杜先生方才說過，他今天來此，就是為了聽取日方的意見，貴方如有條件，請提出來，讓杜先生衡量一下，可否代為向華方轉達。”
於是日軍代表又施展他們慣用的伎倆，極盡威脅利誘之能事，一連串的提出許多停火方案。首先，日軍代表要求華方“遵照”日本海軍司令部，在１月２８日深夜１１時２０分，向市政府和公安局所致送的最後通牒，請１９路軍撤出上海，以免肇致兩國軍事衝突。杜月笙聽了，哈哈大笑，他說：
“衝突老早造成了，結果是日本軍隊傷亡不小，飛機被打下來，鐵甲車也被１９路軍活捉，現在要避免衝突，照說應該是日本海軍撤出上海吧。”
日軍代表老羞成怒，怫然色變，悍然地說：
“日本海軍陸戰隊的行動完全合法，我們在事先曾經獲得上海各國防軍的諒解，進駐閘北，保護經常受到攻擊的日本僑民！”
杜月笙別轉臉去問甘格林：
“這倒是新鮮事了，閘北是中國地界，各國防軍有權准許日本軍隊進駐？”
甘格林笑著搖了搖頭。
於是，杜月笙冷冷地說：
“這就是了，依我說，還是日本軍隊開回公共租界去算了。”
“華方也要撤兵，”日軍代表強詞奪理，“否則，那就不公平。”
“華方撤兵，”杜月笙高聲地問：“閘北地方秩序，由啥人來維持？”
日軍代表抗聲答复：
“可以商請中立國家，如法國、英國、美國派軍警暫時駐防。”
杜月笙再進一步地問：
“包括那些地區呀？”
“包括日本皇軍現已佔領的華界地區，和１９路軍駐守的防線。”
“這便是日方的條件嗎？”
“最低限度的條件。”
日軍代表回答得斬釘截鐵，這使杜月笙很生氣，他站起來以手作勢地說：
“日本人強佔了中國的地方，立刻撤退是應該的，中國軍隊在自己的地方上駐防，為什麼也要撤退呢？再說，日本軍隊在打仗之前已經進駐越界築路區域，再加上戰後佔的華界，拿這一大塊地方請法、英、美軍隊暫時維護秩序，把中國和日本的軍隊分開，難道還嫌不夠呀？為啥還要把１９路軍的防線也讓出來？”
李擇一不等日軍代表開口，插嘴進來說：
“杜先生，今天會見日軍代表，主要是為了傳達日方的願望，方才日軍代表已經把這一點說得很清楚了。”他委婉地提醒杜月笙：“杜先生是否可以跟有關方面商量過後，再由官方採取外交途徑解決？”
與此同時，甘格林也附和地說：
“李先生說得不錯，正式的交涉，原應由官方辦理。”
至此，杜月笙無話可說，只得應允。日軍代表辭去，他匆匆回到家裡，耿嘉基和王長春已在客廳裡等侯，他很詳盡地把交涉經過告訴了他們，耿、王二人回楓林橋市政府向吳鐵城復命。
當天，吳鐵城採取兩項行動，其一，是下午在英國領事館召開調停戰事的會議，他改變初衷派員出席。市政府代表當著各國領事的面，質問日本領事：
“日軍進攻閘北，是否獲得上海租界各國防軍委員會的諒解？而且是根據這一個委員會的防務會議擬訂計劃而為的？”
日本領事不防有此一問，眾目睽睽，無法抵賴也不能撒謊，他只能坦白承認：
“日軍進入華界，並非防務會議的原議，而是日方為了保護閘北地區的僑民安全所採取的自由行動。”
上海市政府代表根據日本領事的答复，立即質問：
“對於日本軍隊的此一自由行動，日本政府是否願負完全責任。”
這時日本領事三浦板下臉來，大喝一聲：
“當然負責！”
由於這一段對答，日方蓄意侵略，昭然若揭，在道理上先已站不住腳，這是外交戰上的一大勝利，中方代表回市政府，將經過一一陳明。吳鐵城非常高興，他立刻打限３０分鐘到的急電給南京外交部，請外交部電知中國駐國際聯盟代表顏惠慶向國聯提出陳述。
當日的會議席上，市府代表曾經根據杜月笙所提供的情報，正式提請日軍退入租界範圍，至於他們所讓出的越界築路及其附近地帶則交由英、法、美軍暫時維持。日本領事這時對於軍方試探停火已有所聞，只是不曉得內容，再加上法，英、美領事一片附議之聲，他不便擅作主張，答應請示村井倉松總領事以後再作定奪。
杜月笙事後聽到消息，歡聲大叫：
“好哇！捉牢他們一條小辮子了！”
吳鐵城以情理猜測，認為日方確有謀和誠意，至少談判之門已經敞開，所以便採取第二項行動，通知杜月笙，轉請法國駐滬總領事甘格林，勸促英、美總領事迅即召開第二次會議。吳鐵城並且透露：他將邀同１９路軍的高級將領出席，因此極可能藉這一次談判停止戰火。
各國總領事最怕的便是戰火蔓延，波及租界，同時也深遠地影響各國在華利益。由於本身的利害關係，列強中沒有一個願意見到日本併吞中國。所以，甘格林的意見馬上得到支持。 ２月１日傍晚，英國領事館又有盛會，吳鐵城、１９路軍７８師師長區壽年、日本總領事村井倉松、海軍第一先遣艦隊司令官鹽澤少將一體出席，英、美、法防軍司令、公共租界工部局和法租界公董局總董列席參加，在這個中日代表面對面談的會議席上，最初擬議日軍退回租界線內，我軍撤到維持日軍佔領地區的兩千碼後，日本人先表示反對，接著又揚言電呈日本政府請示。但是，會議終於決定，自２月２日起，雙方互不攻擊，停火３天。
這３天之內，雙方只有小規模的接觸，吳淞砲台和日本軍艦砲戰兩小時，有１２架日機轟炸南北砲台。閘北、虹口風平浪靜，也就在這休戰的３天，戰區百姓得以搬遷一空，他們有的逃進租界，有的流浪異鄉。但是無論如何，有這３天從容撤退的機會，卻救了不少生靈。
停戰屆滿的前幾個鐘頭，日本皇軍又罔顧信用提前開火，下午３點鐘向閘北開砲，飛機更在青雲路、寶興路，新疆路、寶通路等處投擲炸彈。雙方協議，於是又被日軍片面撕毀，即將赴援的一師陸軍已奉日本內閣批准正在登輪駛滬途中。中日大戰，至此面臨新的高潮。淞滬浩劫又是難免。
不過，也就在這停火的３天之內，國軍精銳第８７師王敬久部和第８８師孫元良也已順利開抵戰場。另外，國民政府更調集了兵精械足的稅警總團和中央教導隊擔任江灣、廟行，大場一線的防務，奠定了往後苦戰３０余天，誓死不退，大舉殲滅日軍的勝利基礎。日本人的援軍第９師團，混成第２７旅團則到２月７日才開始投入戰場，自２月４日至２４日，是為一·二八之役第二階段，日方的司令官也換了陸軍第９師團長植田謙吉中將。
２月２４日以後，圍軍屢挫敵鋒，日方迫不得巳，再換白川義則大將出任司令官，又增派第１１和第１４兩個師團，這上海淞滬之戰的第三階段，一直打到３月３日雙方進入半休戰狀態，然後延展到５月５日。
就在中日淞滬之戰第二階級，杜月笙以其強大的群眾力量為後盾，又得著機會，使他在外交場合作獅子吼，碰台拍桌，霹靂一聲，大大地出了一次風頭。
日本軍隊攻擊中方陣地，自始至終都以公共租界為基地，公共租界也有日本人的一份，租界當局似乎無話可說。但是中國外交當局卻仍一再的向英美公使提出措詞強硬的抗議。 ２月２２、２３兩日。國軍對於日軍以租界為庇護所，深感忍無可忍，於是發炮攻擊逃入租界的日軍，當英、美、德等領事館向中方提抗議的照會，外交當局立即不假辭色，堂堂正正地回答他們：
“請即採取必要步驟，防止日軍在公共租界登陸，並利用該租界為軍事行為之根據地點，使此一狀態不再存在。因為，公共租界附近流血之爭鬥，正由於該項狀態而使然！”
然則，２月２４日以後，日軍新任司令官白川義則大將親自指揮，以江灣跑馬廳為砲兵陣地，集中兵力，包圍１９路軍第６１師的江灣陣地，展開最猛烈的攻擊。自江灣陣地一線到廟行小鎮，接連打了９天，中國軍誓死不退，寸土必爭，１９路軍名將，一位旅長翁照垣喊出了口號：“沒有槍，用刀；沒有刀，用牙齒咬！”
在部署這一次大規模的攻擊以前，日本皇軍的計劃，原想假道法租界，由真如和彭浦，側擊大場，直拊江灣、廟行一線１９路軍的後路。這個計劃果若成功，中方就要吃大虧。
這時，杜月笙及時偵悉在２月２４、２５、２６日那３天，前後共有好幾千名日軍，乘黑夜登岸，潛往法租界的辣斐德路、祁齊路一帶。他們分散開來，住進日本僑民開設的商店及其所有的住宅。杜月笙並且得到消息，這數千日軍企圖由法租界衝入滬西，抄襲江灣、廟行，進犯我軍的右翼。
他馬上通知吳鐵城和蔡廷鍇，１９路軍緊急加強江灣、廟行後側的防務，吳鐵城則十萬火急呈報外交部。 ２月２７日，外交部便照會法國公使，請他轉告駐滬總領事和法租界當局“嚴重註意”，“迅將潛伏界內的日軍立予驅逐”，“嗣後務須嚴密防範，勿使潛入，以免肇成禍端”。
杜月笙不等外交部的照會抵達，他先跑去跟甘格林辦交涉，當面質問：“有沒有這個事情？”
甘格林明曉得杜月笙已有所聞，說不定還掌握著證據，否則他便不會無的放矢，跑來大興問罪之師。所以他坦然承認確有其事，不過接下來他又婉轉解釋：“日本軍人素稱橫蠻，尤其近來氣焰高漲，不可一世，潛入法租界的日軍有數千人之多，而且武器裝備一應俱全，倘若租界當局採取強硬行動，因激生變，那麼，日本皇軍固然驅逐不了，說不定法租界這彈丸之地，可能為之糜爛。”
杜月笙聽了，氣憤填膺，他正色地告訴甘格林說：
“中日之戰，國際聯盟已經在譴責日本。法國政府的立場，即使跟國際聯盟不一樣，最低限度也要守中立！如今你聽任日本軍隊混入法租界，而且我聽說他們還要利用法租界做攻擊中國軍隊的根據地。中國軍隊為了自衛，假使跟前幾天公共租界發生的砲轟事件，照樣的'上'你一當，試問總領事，你對法租界居民的生命財產又那能夠保障法？”
甘格林被他質問得無詞以應，只好支吾其詞地回答：
“我想，中國軍隊不至於這樣冒昧地從事炮轟法租界，同時，日本軍隊在租界上也不會耽擱得太久！”
杜月笙一挺胸說：
“我是法租界公董局的華董，又是華人納稅會會長，保護居民生命財產的安全，我也有一份兒。日軍混入法界，要出大事體了，不能再拖，我請你明天一早，邀請各國領事和中日雙方的高級代表，開一次會，大家商量商量，並且徹底解決這一大問題。”
甘格林發急了，大聲地問：
“你一定要把這件事情全部公開？”
“公開了好得多。”杜月笙再進忠告，“否則一定會出大事體啊！”
甘格林這時意識到，紙包不住火，杜月笙已經偵知日軍潛入法界，他必定已經通知了中國軍政當局，迫於無奈，點了點頭，答應召集會議。
第二日，法國總領事館冠蓋雲集，各國駐滬總領事全體到齊，中國方面因為情勢緊急，問題嚴重，特由上海市府秘書長俞鴻鈞親自出席，杜月笙是法租界華界的首腦，他準時趕來參加。
時間一到，甘格林宣告開會。以主人身份，他首先說明召集這次會議的目的，日方認為他們有權在租外駐軍，中國政府則指控日軍利用租界庇護，向華軍發動攻擊，因此租界當局變成了助紂為惡。接著他坦白地指出：“這一個問題必須澄清，租界可否任由日軍駐紮或通過，領事團應該有所決斷，免得徒滋糾紛。”
甘格林將領事團諱疾忌醫的一大問題予以直接揭發，公開提付討論，並且促使領事團表明態度。對於中國來說，他是幫了大忙，然而，日本總領事村井倉松卻不勝憤怒，他搶先起立，大放厥詞，威脅恫嚇的語句從他“憤怒”的聲調中像湍流急瀑般噴濺出來，他那種凶橫野蠻的態度使在座各國領事為之愕然。
但是，這是很嚴重的一個問題，沒有人敢於保證村併的恫嚇威脅不會成為事實，會議席上的情勢對於中方相當不利，甘格林提議將之公開化的重大問題，倘若即刻加以表決，可能會達成相反的結果，使日軍利用租界為軍事根據地變為公開、合法。
村井在厲聲咆哮，各國領事噤若寒蟬，大家暗暗的在擔心。
誰也沒有料到這時杜月笙光了大火，他猛的一拍桌子。 ２０年來杜月笙歷經磨煉，爐火鈍青，幾乎就不會有人看見他當眾發過脾氣，惟獨這一次，他在各國領事之前，攘臂揮拳，高聲喝道：
“好，東洋兵可以進租界，住租界，利用租界打中國人，你們儘管通過這個議案，不過，我杜月笙要說一句話：只要議案通過，我請日本軍隊盡量的開來，外國朋友一個也不要走，我杜月笙要在兩個鐘頭以內，將租界全部毀滅！我們大家一道死在這裡！”
晴天霹靂，震得與會各國領事目瞪口呆！日本外交官可以討價還價，杜月笙卻以“閒話一句”為其金字招牌。租界面積不大，人口密度至少冠於亞細亞。杜月笙在上海能掌握多少群眾，在座的人沒有一個心裡不明白，只要他一聲令下，自有為他拼命效死的人毀滅租界，從杜月笙的嘴裡說出來那就不是炎炎狂言，空口白話。
正在這時，杜月笙便在全場震驚，一時無從反應的那一瞬間，一個轉身，大踏步離開會場。
杜月笙動了真火，嚇得高高在上，趾高氣揚的各國領事，一個個就像泥塑木雕的菩薩，開不了口也動彈不得。杜月笙帶來等在外面的一幫弟兄，連同保鏢司機，和司機助手，此刻仍在台灣開車的鍾錫良也在內，得意洋洋，歡天喜地，簇擁著杜月笙回家了。
聽說了租界開會這事，芮慶榮毛焦火躁，說聲風便是雨，他一路大談其如何邀集各路人馬，甩炸彈縱火放手槍，要把寸土寸金的租界搞成斷坦殘瓦，屍山血海。高鑫寶在笑他憨，顧嘉棠心直口快，啐了芮慶榮一口說：
“呸！月笙哥擺得下千斤重擔，你怕外國赤佬真的敢挑？說說罷了，你們放心，外國亦佬絕對不會再提東洋兵利用租界的事啦。”
這一點倒是給他料中了，當天領事團開會的結果雖然是不了了之，可是日本軍隊從此以後就不會藉道租界，同時白川大將兩路夾攻廟行、江灣國軍的計劃宣告胎死腹中。當夜，潛伏在法租界的數千日軍，“怎麼來，怎麼去”，他們趁夜摸黑，悄然撤離。
３月６日，中日雙方開始休戰，５月５日，經過國際聯盟的調處，中日雙方正式簽訂停戰，淞滬之戰於是宣告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