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吳鐵城通過電話以後，杜月笙誠惶誠恐，真把化除敵意、嚴禁衝突的日方要求遵照吳鐵城的意思當做一件大事辦理。
兩個多月以前，他發動勞工大眾、幫會兄弟奮不顧身，從事抗日救國，也博得了好名聲，而現在他又必須緊急剎車，要全體市民停止抗日運動，出爾反爾，何以自圓其說？杜月笙感到躊躇難決。當他掛上電話聽筒，跑到隔壁去和張嘯林一商量，說：“事急矣，不管說不說得過去，還是趕緊採取行動，以免稍一遲延，誤了大局。”
張嘯林一聽也急了。於是杜門中人全體出動分赴上海各區，剴切陳詞，並且留下來擔任監視，他們傳達杜月笙的吩咐，說：“務必保持冷靜，盡量避免中日之間的敵對行為，至於這一緊急變化是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膏藥？目前天機不可洩露，事後則大家不問可知。”
由於《時報》號外公佈了吳鐵城市長的談話，再加上馬路消息，耳語新聞盡在傳播著杜先生說如何如何，上海市民動動腦筋據以判斷，至少在這一兩天內，大上海可保平安無事。
這是大風來臨之前，上海半日之寧謐。
正值上海抗日救國會以全民力量，對抗日本軍閥的侵略，在上海灘上，租界華界犬牙交錯地區，從事抵制與抗衡的戰鬥時期，有一支中國軍隊，悄然地從江西剿共前線，奉命警衛首都，被調到京滬鐵路沿線各地來，他們的總部便設置於上海。
這便是在２０世紀２０年代，大名鼎鼎、出盡風頭的１９路軍。
１９路軍的高級將領都是當年的風雲人物，杜月笙的要好朋友，其中包括總指揮蔣光鼐、軍長蔡廷鍇、參謀長趙一肩。 １９路軍下轄３師，第６０師長沈光漢，６１師師長毛維壽，７８師師長區壽年。
１９路軍初到上海，他們頭戴草笠，赤腳穿著草鞋。一襲黯灰軍裝，膚色黧黑，神情倦怠，他們的武器只有步槍和手榴彈，此外最具威力的重武器也只不過是輕機關槍而已。
蔡廷鍇的指揮部設在真茹，駐紮上海的１９路軍的營房設在閘北。閘北和虹口很近，虹口是廣東人的麇集之地，是老廣的勢力範圍，基於同鄉的關係，１９路軍和虹口居民聲應氣求，相處得非常融洽。
然而，虹口也是日本僑民叢集之所，日本人和廣東人在這一地區經常爆發衝突，廣東人因同鄉隊伍１９路軍之進駐而得意洋洋，引為後援，而日本人則對這支其貌不揚、打赤腳穿草鞋的部隊十分藐視，因此他們大言不慚地說：“日本皇軍一旦發動攻勢，保證在４個小時之內，佔領閘北。”
１月２８日午夜１１時２０分，縱使日本駐滬總領事村井倉松已接受了上海市政府的“答復書”，《時報》號外發表了令人釋然的“中日問題和平解決”的好消息，日本海軍陸戰隊指揮官鮫島卻不顧國際間的道義以及日本外務省的立場，狂妄驕橫，不計一切後果地下令海軍陸戰隊兵分３路，向１９路軍陣地開始攻擊。
日本海軍陸戰隊分為３個大隊，共約３０００餘人武器精良，配備得有輕重機槍、野炮、曲射砲和裝甲軍隊。鮫島以為如此優勢的火力和兵力，再加上日本皇軍的赫赫聲威，一定可以不戰而屈１９路軍，把穿草鞋、打赤腳的１９路軍嚇得節節後退，不敢抵抗。誰想他這個算盤打錯了。扼守寶山路———寶興路一線的１９路軍奮起還擊，死守陣地不退，這些忠勇無比的草鞋兵一面沉著應戰，一面打電話到真茹指揮所，把已經就寢的蔡廷鍇“喊”起床來。
蔡廷鍇一驚而醒，他聽清楚了日軍業已大舉進攻，不暇思索地他下達了第一道令，正與前敵指揮官的意旨不謀而合，那便是動人心弦的一句話：
“誓死抵抗，寸土必爭！”
１月２８日午夜閘北槍聲大作，炮火喧天，全上海的居民才心情輕鬆地準備渡過一個晚上，可是槍砲之聲又震醒了他們的睡夢，人人驚惶失措，相顧愕然：“怎麼又會打起來了呢？”
中日大戰一開始，日軍絲毫佔不到便宜，閘北地區街道狹窄，裡弄縱橫，以北四川路六三花園和日本小學為根據地的日本海軍陸戰隊一個師，展開攻擊的初期顯然不甚得利，日軍的重武器在巷戰中無法發揮威力，當他們的裝甲車如龐然巨物衝到了寶興路時，１９路軍的弟兄置生死於度外，他們冒險攀登到裝甲車上，揭開車蓋便將冒煙的手榴彈丟進去，於是轟然一聲，車毀人亡，就這樣，好幾輛日軍裝甲車接連炸毀了。
天崩地坼的一番惡戰，日軍傷亡慘重，陸續增兵，他們前後使用了陸軍１１萬、軍艦１０餘艘、飛機數百架，而我方固守陣線的只有１９路軍３個師，兵力３萬，以及稍後中央增援的第５軍及其他部隊，以陋舊武器、劣勢火力頑強抵禦。他的總兵力始終不到８萬人，居然能扼守防線，誓死不退，達一個月之久。從此“皇軍無敵”，暨“４個小時佔領閘北”的日軍狂言，為之粉碎。
１月２８日深夜，杜月笙被閘北傳來的槍砲聲驚醒，他披衣起床，出外探視，只見正北一片火光，烈焰騰宵，紅光映亮了半爿天，這是日機轟炸所引起的閘北大火。大戰果然爆發了，他痛恨日本人外交言和而又進行軍事進攻的欺詐伎倆。同時，他更耽心閘北戰區那些慘遭屠戮、家破人亡的同胞，他憂急交並，喃喃自語地反复說道：
“那邊的人怎麼辦啊？怎麼辦啊？想想他們現在是多麼的著急！”
這是杜月笙對於“一·二八”事變的初步反應。
隨即，杜月笙和吳市長、蔡廷鍇軍長通過了電話，了解實際情況，在電話中他向這兩位在滬最高軍政長官自動請纓，慨然發出壯語：
“但有用得著我杜某人的地方，萬死不辭！”
第二日早晨，杜月笙便開始奔走，糾合上海的名流、士紳、各界領袖，利用“抗日救國會”的原有基礎予以擴大，迅即成立了“上海市抗敵後援會”，他推舉上海申報主人、著名的企業家史量才為會長，表示這一個民間團體地位超然，不屬於任何派系，而是上海全體老百姓的組合。籌備會議席上，杜月笙除了堅持這一主張，他並且拒絕擔任副會長的職務，他說：“不論辦任何事我負責跑在前面，擔任副會長，則任何人都應該比我優先！”
有人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杜月笙的答复很簡單：
“我只曉得我自己一定會盡心盡力的辦事，擔不但任名義，沒有關係。而我把名義給別人，別人要想不做事情，就不行了。”
但是，會場中幾乎人人都認為杜先生必須名義和實際一道來，一致推舉他為副會長，他無法推卸，只好應允，卻又提議增設副會長一名，由上海市商會會長王曉籟充任。
全上海市民對於１９路軍奮勇抵抗日軍，所激發的愛國熱忱達到了瘋狂的程度，杜月笙對這種民眾的情緒，通過其服務新聞界的門人發動上海各報、各電台，以最大的篇幅、最長的時間，全面報導１９路軍對抗日軍瘋狂攻勢的新聞，報紙長篇累牘，電台日夜不休。於是，當報紙或電台提出勞軍的呼籲，要求後方同胞支援前線，上海人作了空前熱烈的響應，從百萬富翁到人力車夫，捐錢的捐錢，捐獻實物的捐獻實物，大眾傳播工具使前方後方打成一片，由杜月笙負實際領導責任的抗敵後援會溝通前方和後方，使之結為一體，前方將士視大後方為自己的家庭，後方同胞把前方將士當做家人父子。這弄得報紙電台不得不經常代替該會發出通告：
“昨天本報（或電台）說１９路軍需要××，頃據抗敵後援會負責人鄭重表示，以各界同胞捐贈數量太多，早已超過實際需要，該會亦無地代為保管，請大家從現在起不要再捐了！”
與杜月笙關係密切的上海市總工會，“一·二八”戰役序幕一揭開，立即聯合上海工界成立戰地服務團，戰地服務團按照軍隊“團'的編制，前後成立第一、二兩團各為一千餘人，第一團團長由杜月笙的學生朱學範擔任，第二團團長則為對杜月笙極景敬的周學湘。
１９路軍在前線殺敵，戰地服務團則作為前方與後方的橋樑，兩者的任務同樣艱鉅辛勞，冒險犯難，但是１９路軍持有武器，戰地服務團赤手空拳，他們所憑恃的僅只是愛國熱忱，血氣之勇，經常穿越槍林彈雨之間，他們負責救、護傷兵、運送彈藥，慰勞品和食物，倘若遇有戰區擴大，他們更得冒著生命危險，搶救難胞，護送災民，他們竭盡所能的為前方將士服務，並且分勞任事，以使將士們能峻專心一志，努力殺敵。
杜月笙忙碌緊張，風塵僕僕的領頭乾，抗敢後援會和戰地服務團對於“一·二八”之戰的貢獻越來越多，越來越大，並且，它們的表現更激發了全國同胞的愛國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