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八月初十起，慶王等於做了皇帝，里里外外，事無大小都聽他一言而決。當然，頭等大事，是與各國修好，所以連日拜會各國公使，一則慰問致歉，聯絡感情，二則探聽各國對議和的態度。
首先拜會的是英國公使竇納樂。由於赫德的斡旋，英國的態度比較平和，而且作了一個很好的建議，說西班牙雖未派軍，但西班牙公使葛絡幹是駐華外交團的領袖，不妨多下點工夫。慶王欣然接納，當天就辦了一通照會致送葛絡幹，請求協力維持北京地面的秩序。
其次拜會日本公使西德二郎。這次聯軍進攻，日本軍最起勁，攻得也最狠，但破京以後，軍紀卻是第一，不但保護了紫禁城，就是分段而守，在日本防區的居民，亦比較少受騷擾。因此，慶王見了西德二郎，首先致謝，然後表示在議和時，希望日本格外協力。
西德二郎提出兩點建議，認為中國政府能夠自己下令肅清近畿的義和團，同時懲辦禍首，表現悔禍的誠意，和議的條件就比較好談。
懲辦禍首幾乎是各國一致的要求，尤以德國最為堅持，斷然表示，必須先懲辦罪魁，方能開議。那種說一不二，絕無還價餘地的強硬態度，使得慶王大為不安，回到府裡，立即召集幕僚會議。
“這一次因為德國公使克林德被戕，所以各國推德國派將官掛帥，德皇派的是老帥瓦德西，如今正在東來途中。”舒文提出警告：“京城已破，而聯軍統帥尚未到達，一到以後，是不是另外還有作戰計劃，就很難說了。是故，德國的態度，非常要緊，能夠乘瓦德西未到之面，先走一著棋，對緩和大局，很有關係。我看，王爺應該據實奏聞。”
此議一出，無不首肯。但慶王還在躊躇，結果是議而不決。等舒文等人辭去以後，他將陳夔龍單獨留了下來，密密商酌。
“筱石，有件事，你大概可以想像得到，上頭對我的猜忌極深，走錯一步，身家不保。你看，懲辦禍首的話，我能說不能說？”
當然不能說。說了，即使慈禧太后諒解，載漪兄弟及載勳等人，亦必恨之刺骨，設法傾陷。不過，不說又於大局有害。陳夔龍想了一會，有了計較。
“懲辦禍首，理所當然，誰都可以說，不必王爺上奏。”
“話是不錯。可是總亦要有人肯說，尤其是要明說，此為各國的公意。”
“容易！容易！”陳夔龍的方法說穿了無足為奇，只要慶王分電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在告知到京與各國公使洽談的經過中，透露出都希望中國政府自動嚴懲禍首的意向，就一定會有人向朝廷提出建議。
其實，不必慶王電告，李鴻章已經有了這樣的建議，而懲兇不過是他進京議和的條件之一。六月二十五李鴻章到達上海，雖託病不願北上，暗中已在多方活動，一方面探測各國的意向，一方面直接與駐德的呂海寰、駐俄的楊儒等“星使”，電報往來，力謀疏解。李鴻章自恃與俄國的關係很深，又看俄國正進兵東三省，在關內的商務、僑民方面的利害關係不深，所以定下一個在東三省讓步，換取俄國在北京自動撤兵的策略，以便要求其他各國，照樣辦理。這一策略在李鴻章看，是議和成敗的關鍵，如果沒有眉目，他覺得“跳火坑”亦是白跳。
六月二十五日以來，隨著俄國軍隊陷璦琿、取營口、攻入黑龍江省城，李鴻章換取俄國在關內讓步的策略，亦漸次實現。俄國不但承諾，願將軍隊、公使、僑民由北京撤至天津，而且接受李鴻章的請託，代為勸告德皇，同意自北京撤軍。到了這個地步，李鴻章才開始考慮北上的行期。
而在事先，李鴻章單獨電奏，請懲辦禍首以外，又會同劉坤一、張之洞合奏，說俄國表示善意，應該致謝。同時建議責成直隸總督剿匪；派奕劻、榮祿進京會議；下罪己詔；最後轉述日軍方面希望，請兩宮回京。
罪己詔是早就下過了，是王文韶的手筆，皇帝自責並責臣下之外，並無一語歸咎於慈禧太后及親貴。自行剿匪一節，亦可照辦，已責成護理直隸總督的藩司廷雍，認真辦理。此外各節，“亦當照請施行，惟事有次第，不得不略分先後”。這是暗示，懲兇一節的時機尚未成熟。李鴻章當然亦能諒解，兩宮還在道路流離之中，何能辦此大事？起碼亦要到了太原，讓“行在”有了朝廷的樣子，才談得到追究責任，整飭紀綱。如今有此表示，便見誠意，所以李鴻章決定過了中秋，由海道北上。
八月二十一動身，二十六到天津，沿途安全，都由俄國軍隊負責，而就在這半個月中，東三省的俄軍又攻陷了吉林省城與奉天的牛莊。黑龍江將軍，早在八月初俄軍攻入齊齊哈爾時，便已自殺。這些情形，剛到太原的兩宮，毫無所聞，李鴻章雖然知道，卻緊閉著嘴，不敢作聲。
在京城裡，地方秩序自然是一天比一天有起色，可是各國公使與聯軍對中國政府的態度，卻反而越來越強硬，並且眾口一詞，說慈禧太后與皇帝應該早早回鑾，對和議有益。
“這是什麼意思？”慈禧太后問王文韶：“各國軍隊都還佔著京城，怎麼能回鑾？”
王文韶不知道慈禧太后是真的不了解各國的用意，還是裝糊塗？反正他覺得這是萬不能說破的一件事。兩宮回京，各國便可以請求覲見皇帝為名，迫使慈禧太后歸政，這在德國外交部對呂海寰的談話中，表現得最為露骨。德國外交部表示，議和固以懲兇為前提，還要看兩宮的大權已否旁落。如已旁落，則所派的議和代表，德國不能承認。這看起來像是懷疑兩宮已為載漪等人所挾持，身不由主，而實際上是指皇帝的大權，落在慈禧太后手中。
因此，儘管慶王、李鴻章、各省督撫，甚至崑岡等留京辦事大臣，紛紛籲請回鑾，而行在不是避而不談，便是以京師“城門街道，此時仍由洋兵看管”為理由，認為“遽請回鑾，於事體未為妥協”。
見此光景，李鴻章知道回鑾一事，不必再談，可是懲處禍首，卻必須做到。所以在天津發了一道電奏：“請致謝俄國，優恤德使，懲處禍首，冀早開議停戰。”
於是閏八月初二，太原發了三道上諭，兩道明發，一道是：“德國駐京使臣克林德前被兵戕害，業經降旨，深為惋惜。因思該臣駐華以來，辦理一切交涉事宜，和平妥協，朕追念之餘，倍更軫悼。著賜祭一壇，派大學士崑岡，即日前往奠醊。靈柩回國時，並著南北洋大臣，妥為照料。抵本國時，著再賜祭一壇，派戶部右侍郎呂海寰前往奠醊。用示朕篤念邦交，惋惜不忘之至意。”
另一道便是中外矚目的“懲處禍首”。說中外開釁，變出非常，實非朝廷本意。致禍之由，“皆因諸王大臣等，縱庇拳匪，啟釁友邦，以致貽憂宗社，乘輿播遷。朕固不能不引咎自責，而諸王大臣亦亟應分別重輕，加以懲處。”
被處的一共九個人。領頭的是莊親王載勳，其次是怡親王溥靜、貝勒載瀅、載濂，這四個作一起，“均著革去爵職。”
下來是端郡王載漪，特加“從寬”字樣，處分一共三項：
撤去一切差使、交宗人府嚴加議處、停俸。
再輕一等的是輔國公載瀾、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均著交該衙門嚴加議處。”最後是剛毅與趙舒翹，交吏部議處。
另外一道廷寄，專為答复李鴻章：“所奏各節，本日均已照辦，分別降旨。該大學士接奉此旨，著即日進京開議，勿再遲延。”可是李鴻章仍然逗留在天津，主要的是聯軍統帥瓦德西，即將抵達，李鴻章在德國跟他見過，雖無深交，總有見面之情，所以在天津等候著，想先盡一盡地主之誼。
其次，李鴻章決定在天津接直隸總督的任，先將兵權抓在手裡再說。
瓦德西是閏八月初四到天津的。這位六十八歲的老將，是個尚未結婚的老光棍，當過德國的總參謀長，具備做首相的資格，而且跟李鴻章一樣，也是伯爵。地位相等，且為八國聯軍的統帥，當然決不可能先去拜訪李鴻章，而李鴻章為了維持個人的威望，亦不便自己登門求教。因此，只是側面設法，託人暗示瓦德西，邀李鴻章一晤。誰知瓦德西個性嚴峻，而且東來之前，曾奉有德皇的命令，須以嚴厲態度對待中國政府，因而置之不理。
看看事已無望，李鴻章只好打點進京。閏八月十八到了京里，以賢良寺為公館，跟慶王見過面，隨即傳見總稅務司赫德，由他陪著，遍訪各國公使。回到行轅，隨即發了一個電報，請將招致大亂的諸王大臣，從嚴治罪，不可隨往行在。電奏中明白指出，這是各國公使一致的意見，倘不見聽，不獨和議難開，聯軍亦有西犯的可能。
其時兩宮行駕，已過山西聞喜，將抵臨晉。隨扈的軍機大臣中，剛毅自知是罪魁禍首，憂悔交加，復以旅途勞頓，已染病在身。前幾天接到京里的電報，說各國公使對原在保定，奉派參與和議的榮祿，因為圍攻使館的武衛軍就是他的部下，所以表示“不予接待保護”，等於拒絕他進京。待榮祿尚且如此，對禍首之恨之切骨，可想而知，以致病情添了幾分。
如今李鴻章的電報，成了剛毅的催命符，在聞喜病勢陡然加重。王文韶奏明慈禧太后，准他折回太原養病，但到得曲沃的候鳥鎮，已經不能再上路了，延到閏八月二十五，一命嗚呼。
就在這一天，兩宮渡過風陵渡，進了潼關。慈禧太后將莊王載勳留在河東蒲州，端王載漪留在潼關，不准隨往西安。同時電知奕劻及李鴻章，對肇禍王大臣應如何加重處分，不妨密擬具奏，以憑定奪。
也就是在這一天，保定為法英德意聯軍所佔領，設立聯軍公所，組織軍法處，逮捕了藩司廷雍、臬司沈家本、城守尉奎恆、參將王占魁，還有一個為張德成辦過糧台的候補道譚文煥，審問七月初一，英美教士十五人在保定被屠殺一案。
不但保定失守，官員被捕，而且聯軍有進窺山西的模樣。已經到達西安的慈禧太后，知道重懲禍首一事，如果不能有比較明快的處置，麻煩將會層出不窮。果然，九月十八日得報，廷雍、奎恆、王占魁，已由瓦德西批准槍決，譚文煥移解天津，梟首示眾六天，沈家本則猶被拘禁在本衙門派兵看守。這已覺膽戰心驚，第二天李鴻章來了一個電報，就更可怕了。
原來在義和團最猖獗時，以前好些客死中土的有名教士，如利瑪竇、南懷仁、湯若望的墳墓，都被盜毀，瓦德西為了報復，更為了威脅，特為派兵到易州，將有不利於西陵的舉動。
世宗泰陵、仁宗昌陵、宣宗慕陵在易州的永寧山，總名西陵。這樣處置的作用，是在向西安行在，提出嚴重警告，如果慈禧太后還想庇護懿親，雍正、嘉慶、道光三帝，就可能有身後的慘禍。
慈禧太后再有擔當，也承受不起這個“不自殞滅，禍延祖宗”的罪名。而且，洋人既能擾易州的西陵，就能擾遵化昌瑞山的東陵，那一來就更嚴重了！世祖孝陵、聖祖景陵、高宗裕陵、文宗定陵、穆宗惠陵之外，自己的已花了上千萬銀子修建的萬年吉壤，亦在定陵之東的普陀峪，若為洋人侵擾，壞了風水，是件死不瞑目的事。
因此，慈禧太后一面急電奕劻、李鴻章，向“德國在京使臣，切實詰問”，一面不能不考慮加重禍首的處分。及至李鴻章的“洋兵趨向進止，均由德瓦帥調遣，瓦德西擅居儀鑾殿，堅不接晤，無從共商”的複奏一到，隨即便有一道“肇禍諸臣，前經降旨，分別懲處。現在京畿一帶，拳匪尚未淨盡，以致地方糜爛，生民塗炭，思之實堪痛恨，若不嚴加懲治，無以服天下之心，而釋友邦之憾”的上諭發布。
這第二次懲處禍首，首當其衝的是載漪，與載勳同科，革爵，暫交宗人府圈禁，俟軍務平定後，再行發往盛京，永遠圈禁。怡親王溥靜及老恭王的次子貝勒載瀅，亦交宗人府圈禁，載漪的胞兄載濂，著令“閉門思過”，是軟禁在家。
相形之下，載瀾就便宜得多了，處分是“停公俸，降一級調用”。這因為他在八月初被派為御前大臣，軍機既不能不賣個情面，慈禧太后亦覺得他還有可供驅遣之處，特意加恩。
至於親貴之外，英年的處分最輕，降二級調用；毓賢的處分最重，“發往極邊，充當苦差，永不釋回”，因為他“在山西巡撫任內縱容拳匪，戕害教士教民，任性妄為”之故。本來，剛毅的罪名最重，但以病故，免其置議，趙舒翹倒是頗得慈禧太后諒解的，落得一個“革職留任”的處分，仍舊當他的軍機大臣。
上諭最後，還有一段聲明，慈禧太后借皇帝的口說：“此事始末，惟朕深知，即如怡親王溥靜，貝勒載濂、載瀅，中外諸臣迭次參奏，均未指出，即出使各國大臣電奏，亦從未提及，朕仍據實一體懲辦，可見朕於諸臣處分輕重，一秉大公，毫無偏袒，當亦海內外所共諒也。”
這話是說給洋人聽的，特別是希望瓦德西能聽得進去。但是，慈禧太后是失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