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館不敢攻，西什庫攻不下，能燒的教堂又燒得差不多了，義和團決定在前門外，京師最繁華的所在去顯一顯威風。
前門外最熱鬧的地區，是在迤西的大柵欄一帶，商業精華，盡萃於斯。有名的戲園廣和樓、三慶園、慶樂園，亦都在這裡，所以大柵欄又是笙歌嗷嘈的聲色之地。
領頭的大師兄走了一陣，偶然一瞥之間，忽發現有家店家，安著極大的玻璃窗，裡面瓶瓶罐罐都貼著洋文標籤，再看招牌，寫的是“老德記藥房”。心想，這家藥房一定是“二毛子”所開，就從這裡下手立威。
老德記的店東實在是洋人，早就避走了。店中伙計貪圖買賣所入，可以朋分，是樁沒本錢的生意，所以仍舊開門營業。一見義和團上門，情知不妙，而悔之已晚，只有硬著頭皮上前，陪笑招呼。
“燒！”
大師兄只喝得一聲，手下便即動手。放火是很內行的事，找到煤油，四處傾灑，伙計急得跪在地下求饒，為義和團一腳踢了個跟頭。
左右店家，一看要遭殃，急忙點著香來請命，大師兄擺著手大聲說道：“別慌！別慌！這家店是二毛子開的，非燒不可，只燒他一家，燒光自然熄了，不會燒到左鄰右舍，大家放心好了，不必搬移瑣色，自找麻煩。”
說得斬釘截鐵，十足的把握，令人不由得不信。於是，以看熱鬧的心情，靜等老德記火起。
等大家順著他手指之處去細看時，埋伏僻處的人，已用一根“取燈兒”，燃著了灑透煤油的廢紙，頓時一蓬火起，迅速蔓延，轟轟烈烈地燒將起來。
“天火燒，天火燒！”義和團拍手歡躍，也有些看熱鬧的人附和。可是，轉眼之間，便都看出形勢不妙，老德記還只燒了一半，火苗卻已竄到東鄰了。
見此光景，老德記附近的店家，無不大驚失色！見機的趕緊奔回去搶救自己的貨物細軟，癡愚的還真相信大師兄有驅遣祝融的法力，紛紛上面求援。
“大師兄，大師兄！你老行行好，趕緊施展法力，把火勢擋住。不然，可就不得了！”說罷，磕頭如搗蒜，有的已經哭出聲來了。
這時火勢已很不小了，五月二十悶熱天氣，鬧市中烈焰燒空，西南打開一道缺口，恰好成為風路，風助火勢，由西南往東北燒，首當其衝的是珠寶市以西的三條廊房胡同。廊房二條與三條之間，有條南北向的直胡同，名叫門框胡同，是廣和樓的所在地，這天貼的是譚鑫培的《連營寨》，正在上座的時候，發現大火，觀眾四散奔逃，“蜀、吳”雙方“兵將”，亦就暫息爭端，卸甲丟盔，不理“火燒連營七百里”，先來救京城的這一片精華。
火勢過於熾烈，靠幾條“洋龍”，幾桶水，何濟於事？到得正中時分，大柵欄東面到珠寶市，西面到觀音寺街，楊梅竹斜街，北面到西河沿，成了一片火海。火老鴉乘風飛上正陽門，連城樓都著火了。
就在火勢正熾之時，六部九卿及翰詹科道，都接到通知，慈禧太后及皇帝在西苑召見。這就是所謂“廷議”，通稱“叫大起”，非國家有至危至急的大事，不行此典。而凡叫大起，往往負重任的多持緘默，反是小臣得以暢所欲言，因為重臣常有進見的機會，如有所見，不難上達，而叫大起正就是要徵詢及於小臣。所以一班平時關心時局，好發議論的朝士，都大感興奮，暫忘前門外的這一場浩劫，匆匆趕到西苑待命。
召見之地在慈禧太后的寢宮儀鸞殿東室，室小人多，後到的只能跪在門檻外面。兩官並坐，臉色都顯得蒼白，尤其是慈禧太后，平日不甚看得出來的老態，這時候是很分明了。
“前門外大火，你們都看見了吧？”是皇帝先開口，聲音雖低，語氣甚厲，“朝廷三令五申，亂民要解散，要彈壓，那知道越鬧越不成話了！你們自己想想看，對不對得起朝廷跟百姓？”
跪在御案前的王公及軍機大臣，默無一言。在僵硬如死，悶熱不堪，令人要窒息的氣氛中，後面有個高亢的陝甘口音，打破了沉寂。
“臣剛才從董福祥那裡來，他說，他想請旨，責成他驅逐亂民。”
此人是翰林院侍讀學士劉永亨，甘肅秦州人，跟董福祥同鄉。他的話真假且不論，載漪一聽是董福祥要驅逐亂民，亦就是義和團，不由得心頭火起，惱的不是董福祥，是劉永亨，直覺地認為他是在撒謊。
可是，他又無法證明劉永亨是在撒謊，不假思索將腰一挺，回身戟指，厲聲吼道：“好！這就是失人心的第一個好法子！”
殿廷中如此無禮，而慈禧太后默然，亦就沒有人敢指責他了。沉默中，門檻外面發聲：“臣袁昶有話上奏。”
“袁昶！”皇帝指示：“進來說。”
於是袁昶入殿，在御案面面找個空隙跪下，朗聲陳奏：“今日之事，最急要的，莫過於自己處治亂民！非如此不足以折服各國公使的心。洋使服了朝廷，才可以跟他們談判，阻止洋兵來京，一方面由各省調兵拱衛京畿。辦法要有層次，一步一步來，不宜魯莽割裂。”
“現在民心已變！”慈禧太后搖搖頭說，“總以順民心為頂要緊。你所奏的，不切實際。”
“皇太后所說的民心已變，無非左道旁門的拳匪！萬不可恃。就令有邪術，自古至今，亦斷斷沒有仗邪術可以成大事的！”
“法術靠不住，莫非人心亦靠不住？”慈禧太后很快地反駁，“今日中國，積弱到了極處，所仗的就是人心。如果連人心都失掉了，試問何以立國？總而言之，今天召大家來，要商量的是，洋人不斷調兵，看來要侵犯京城，應該怎樣應付？
大家有意見，趕快說。 ”
於是激烈的主張決一死戰，溫和的建議婉言相商，聚訟紛紜之中，漸漸形成一個結論，不脫一句古話：“先禮後兵”。先派人向來自天津的聯軍勸告，速速退兵，如果不聽，則由董福祥的甘軍往南硬擋。
“那麼，”慈禧太后問道：“派誰呢？”
“臣保薦許景澄。”軍機大臣趙舒翹說。
許景澄充任過六國的公使，在西洋十餘年之久，擔任此一任務，自然是最適當的人選，慈禧太后立即同意。
許景澄自覺義不容辭，慨然領旨，但要求加派一個人會同交涉。結果選中新任總理大臣那桐，許景澄頗為滿意。因為，第一，能乾而機警；第二，是端王載漪所保；第三，頗得太后信任。有他同行，此去即令不能達成使命，亦不致獨任其咎。
“大起”散後，軍機大臣及慶王、莊王、端王又被叫起，這一次是專門商量處置義和團的辦法。由於載漪的堅持，慈禧太后很勉強的同意，由載漪與董福祥設法招撫。至於受撫以後的義和團，將如何運用，另作計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