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老龍頭火車站下了車，袁世凱不回小站的“新建陸軍”營地，騎著馬直馳金剛橋北洋大臣衙門，求見榮祿。 榮祿是慈禧太后的親信，並有個無可究詰而疑雲重重的傳說。大約二十年前，慈禧太后得了一場大病，御醫會診，束手無策，下詔命各省舉薦名醫。直隸總督李鴻章舉薦前任山東泰武臨道無錫人薛福辰，山西巡撫曾國荃舉薦現任山西陽曲縣知縣杭州人汪守正，進京請脈，診斷慈禧太后所患的是“骨蒸”重症，細心處方，漸有起色。特降懿旨：“薛福辰超擢順天府尹，汪守正升任天津知府。”這一恩遇，既是酬庸，亦為了地邇宮禁，診治方便。 照歷來的規矩，帝后違和，所有脈案藥方，逐日交“內奏事處”，供大臣閱看。有那深諳醫道的人，總覺得脈案極其高明，處方並不見得出色，甚至有時候有藥不對症的情形。日子一久，才知道慈禧太后所患的是一種不能告人的病：小產血崩，經水淋漓。皇太后小產是天下奇聞，御醫相戒，三緘其口，處方下藥，亦就無的放矢了。

薛福辰和汪守正，到底是讀書做官的，胸中別有丘壑。病症是看出來了，既然說不得就不說！託名症象相似，由積勞積鬱而起的“骨蒸”，卻將治小產血崩、經水不淨的藥，隱藏在治骨蒸的方子中。用“說真方、賣假藥”的訣竅，對症下藥，果然收功。 這就又出現了一個疑問，如果說慈禧太后是武則天，誰又是“蓮花六郎”？眾口耳傳，就是這位豐神俊逸、最講究衣著的榮祿。 但是，二十年前的榮祿，並未因此加官晉爵，反倒失意了。當時南北兩派勢如水火，南派領袖沈桂芬與軍機大臣大學士寶鋆，合力排擠附於北派領袖李鴻藻的榮祿，找個過錯，交部議處，將榮祿山俗稱“九門提督”的步軍統領，一降而為副將。榮祿很見機，引疾奏請開缺，閉門閒居，到光緒十二年才外放為西安將軍。

這是個閒冷的缺分，倒虧他能守得住，一干八年，直到光緒二十年慈禧太后六旬萬壽，進京祝嘏。正好恭王復起，重領軍機，深知榮祿幹才，保他重回步軍統領衙門，兼總理各國事務大臣，第二年調任兵部尚書。就此扶搖直上，再下一年升協辦大學士。這一年——光緒二十四年，在四月二十三，皇帝下詔“定國是”，決意變法維新的第十天，由慈禧太后授意，升榮祿為文淵閣大學士，實授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 直隸總督號為“疆臣領袖”。但是，這個缺分的重要，在於兼領北洋大臣，而從光緒初年，李鴻章督直，一意講求堅甲利兵以來，北洋更掌握了舉國主要的兵力，成了真正的“疆臣領袖”。慈禧太后派榮祿出鎮北洋，勒兵觀變，下的是一著足以製新黨死命的狠棋！

榮祿手下有三員大將。一個叫董福祥，字星五，甘肅固原的回子。同治初年，西北迴亂，董福祥亦是其中的頭目之一。後來為左宗棠西征最得力的將領劉松山所敗，投誠改編，反而在平回亂中建了大功。如今官拜甘肅提督、加尚書銜、賞太子少保。所部稱為“甘軍”，是一支驍勇善戰而風紀很壞的騎兵。 再一個是聶士成，字功亭，出身淮軍，是李鴻章的小同鄉。甲午年朝鮮東學黨作亂，中日同時發兵援韓，聶士成隨提督葉志超率師東渡，以孤軍守摩天嶺，設伏大敗日軍，陣斬日將富剛三造，算是淮軍的後勁。又通文字，曾匹馬巡邊，著《東遊紀程》，亦算是儒將。所部號為“武毅軍”，半仿德國式的操法，實力頗為可觀。 再一個就是袁世凱。甲午中日之戰以後，他雖保有浙江溫處道的實缺，卻不願赴任，因為道員升監司、升巡撫，起碼也得十年的工夫，功名心熱的袁世凱，一心只想走一條終南捷徑。於是上個條陳，主張練一支新軍，以矯綠營的積弊。當國的李鴻藻和榮祿，接納了他的建議，招募了七千人，就天津以南，土名小站的新農鎮上，淮軍周盛波的舊壘，屯駐操練，名為“新建陸軍”，洋鼓洋號，壁壘一新，深為榮祿所欣賞。

升任為直隸按察使的袁世凱開始在小站練兵，是光緒二十一年冬天的事，三年下來，卓然有成，因而為康有為所看中了。這年六月間，就派人到小站來活動，袁世凱裝傻賣呆，根本不容說客有啟齒的機會。這樣到了七月裡，新政展佈，如火如荼，皇帝乾綱大振，新黨氣焰愈盛。最令朝中大老側目的是兩件事：七月十九，禮部主事王照專折參劾本部堂官懷塔布、許應弢等阻撓他的條陳，不願代奏，結果禮部滿漢尚書、左右侍郎，奉旨一律革職。京中各衙門的長官，稱為“堂官”，部裡滿漢尚書、侍郎共是六員，通稱“六堂”，這禮部六堂，盡皆革職，與光緒十年恭王以下的軍機大臣，全班被逐，都是有清開國以來，史無前例的事。 另一件是七月二十上諭：“內閣候補侍讀楊銳、刑部候補主事劉光第、內閣候補中書林旭、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均賞加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參預新政事宜。”一切大政，都由“四京卿”擬議，發號施令，亦由四京卿擬上諭交內閣明發，或交兵部寄遞各剩這等於皇帝另外組織了一個政府，原來的軍機處，就像雍正七年以後的內閣一樣，變成有名無實了。

於是舊黨，實在也就是後黨，通過各種途徑向在頤和園頤養的慈禧太后進言，非採取決絕的手段不可。而慈禧太后只是冷笑，一無表示。 到了七月二十六，突然有一道電諭：“命直肅總督榮祿，傳知按察使袁世凱來京陛見。”袁世凱是七月二十九到京的。 這天，八月初五回天津，前後在京逗留了七天。 “恭喜，恭喜！”榮祿一見面就道賀，“我已經看到八月初一的上諭了。” 原來八月初一有上諭，嘉許袁世凱“辦事勤奮，校練認真”，開缺以侍郎候補，“責成專辦練兵事務，所有應辦事宜，著隨時具奏”。這不但使得袁世凱一躍而在一二品大員之列，並得專折奏事，直達天聽。這是所謂“大用”的開始，非尋常升官可比，自然應該道賀。 可是袁世凱知道，在這道上諭中，榮祿最重視的是“責成專辦練兵事務”這句話，如今的兵權在榮祿手裡，也就是在慈禧太后手裡，而皇帝想假手於他奪太后的兵權，榮祿就必得為太后為他自己保護兵權。這道上諭一發，明眼人都看得出來，後帝母子之間的衝突，已很少有調停的可能，而首當其衝的是自己，也是榮祿！

局勢如一桶火藥，而藥線在自己手裡，一旦點燃，如何爆出一片錦繡前程，而不是炸得粉身碎骨？這個他從午前十一點鐘上火車，一直到此刻，五個鐘頭的考慮而始終不能委決的大疑難，是到了必須作決定的時候了。 事機急迫，無從考慮，唯一的辦法就是用他平時信服實行的八字真言：見風使舵，隨機應變。 心裡閃電似的在轉著念頭，口中還能作禮貌上的酬應，“這都是大帥的栽培。”說著，垂手請了個安，表示道謝。 “不敢當，不敢當！皇上的特達之知，於我何干？”榮祿問道：“京里的天氣怎麼樣？” 此時而有這樣一句最空泛的寒暄，大出袁世凱的意料。不過略想一想，不難明白，此正是榮祿存著戒心之故。自己不必作何有弦外之音的回答，老老實實回答最好。

“到的那天下雨，這幾天很好。不過早晚已大有秋意了。” “嘿，你住在那裡？” “住在法華寺。” 由此開始，榮祿接連不斷地，只談些毫不相干的閒話。這種深沉得不可測的態度，使袁世凱大起警惕，如果再這樣敷衍下去，榮祿會怎麼想？他一定是在心裡說：這小子，不知道在打什麼主意？居心叵測，再不能信任了。 這樣一想，立即向左右看了一下，趨前兩步，輕聲說道：“世凱有幾句緊要話，密禀大帥。” 榮祿聲色不動，只側臉揮一揮手，說一句：“都出去！” 於是裝水煙的聽差帶頭，所有的侍從都退出簽押房外，站得遠遠地，袁世凱便即雙膝一跪，用痛苦的聲音說道：“世凱今天奉命而來，有件事萬不敢辦，亦不忍辦，只有自己請死！”

榮祿笑了。 “什麼事？”他問，“讓你這麼為難？” “大帥請看！” 接過袁世凱袖中所出一紙，榮祿一看是朱諭，不覺一怔，但立即恢復常態，坐在原處細看。朱諭上寫的是“榮祿密謀廢立弒君，大逆不道！著袁世凱馳往天津，宣讀朱諭，將榮祿立即正法。其遺缺即著袁世凱接任。欽此！” 袁世凱覺得這片刻工夫，關係重大，整頓全神，仰面看著榮祿的臉色。先看他讀朱諭並不站起來，知道他心目中並無皇帝，跡像不妙！轉念又想，這是還不知朱諭內容之故。如果讀完朱諭，面現驚惶，有手足無措的模樣，便不妨乘機要挾，或者有憂慮為難的神色，那就很可以替他出主意，為人謀亦為己謀，好歹混水摸魚，撈點好處。若是既不驚、亦不憂，至少亦會表示感謝，那就索性再說幾句輸誠的話，教他大大地見個情。

念頭剛轉完，榮祿已經讀完朱諭，隨手放在書桌上，用個水晶鎮紙壓住，板起臉說道：“臣子事君，雨露雷霆，無非恩澤。不過朝廷辦事，有祖宗多少年傳下來的規矩，'承旨'責在軍機；定罪有吏部、刑部；問斬亦要綁到菜市口。如果我有罪，我一定進京自首，到刑部報到，那能憑你袖子裡一張紙，就可以'欽此，欽遵'的？” 這番回答未終，袁世凱知道自己在宦海中操縱的本領，還差人一大截，眼看狂飚大作，倘不趕緊落篷，便有覆舟滅頂之危！ “大帥！”他氣急敗壞地說，“世凱效忠不二，耿耿寸衷，唯天可表。大帥如果誤會世凱有異心，世凱只好死在大帥面前！” 說到這裡，痛哭失聲。且哭且訴，說他在京曾由皇帝召見三次，三次皆是偌大殿廷，唯有君臣二人的所謂“獨對”。第一次是八月初一，垂詢小站練兵的情形，當天就有“開缺以侍郎候補”的上諭；第二次是八月初二，皇帝曾問到外洋的軍事。

接下來就是最重要的一天。八月初三，榮祿曾有電報到京，說英國和俄國已在海參崴開仗，大沽口應加戒備，催袁世凱立即回任。而就在這天晚上，譚嗣同到他的寓所相訪，要求他帶兵進京，包圍頤和園，劫持慈禧太后。同時表示，皇帝將在八月初五，再度召見，有朱諭當面交下。 “一看朱諭，世凱嚇得魂飛天外，恨不得插翅飛回天津。 世凱蒙大帥提拔之恩……” “好了，好了！”榮祿不耐煩地打斷他的話，“有話明天再說！” 說完，將茶碗一端，門外遙遙注視的聽差，拉起嗓子高唱：“送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