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第11節東京這邊有點兒亂

王忠和先生在他的《袁世凱全傳》第342頁中，還說道： 1914年5月11日，孫文就曾寫信給大隈首相，做過類似“二十一條”的口頭許諾，只是，大隈認為孫乃在野之人，因此不大重視他所開出的空頭支票。孫的兩封信的複印件，於1986年被日本人公之於世。 這些日本人，真是太不像話啦，居然把孫文先生這些糗事全都給倒騰了出來，他們想幹什麼？ 日本人想幹什麼，那是日本人的事，我們就甭管了。繼續說孫文先生。袁世凱並沒有在“二十一條”上簽字，卻仍然背負千秋罵名，可見出賣國家利益這種事，真的不能幹啊。既然如此，那孫先生這麼個搞法，又是何苦呢？目的何在呢？ 王忠和先生解釋說： 孫的這一系列謀劃都是以國家利益為交易，想藉重帝國主義扶植自己上台。此事或許知道的人極少，或許因為沒有成為事實，遂慢慢為人所淡忘，以後的國民黨當局本著為尊者諱的原則，不再提這一段歷史。不過，孫的這些舉措很為當時的人們所詬病。

當時的人們怎麼評價，我們先不管。先來說說我們自己，我們教育孩子，第一要義就是要認清是非，知道如何評判一個人。一個人做什麼事，他就是什麼人。當跌倒時，我們不能趁機抓住扶我們起來的人反咬一口，同樣，我們也不能抱著劫匪叫親爹，人家認不認你，還兩說呢。 可這個基本的是非判斷準則，擱在孫袁這裡，就出了岔子。明明是袁世凱力挽狂瀾，獨撐危局，以巧妙的手段化解了“二十一條”危機，維護了國家利益，我們卻非要罵他賣國，甚至昧著良心造謠說他在“二十一條”上簽了字。而孫先生弄出來個比“二十一條”更狠的“十一條”，我們反倒認為他有禮有節，愛國愛民，那麼我們的腦子，是不是出了什麼問題？ 當然，我們也可以說，孫先生這麼個搞法，是一時的權宜之計。只要日本帝國主義扶持孫先生上了台，搞死老袁，革命就算成功了。要是照這麼個說法，孫先生上台之後，也是不會在“二十一條”上簽字的，可現在袁世凱就不肯簽，那為啥非要搞掉他呢？若說袁世凱不代表人民群眾，你孫先生也只是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啊，和袁世凱代的是同一個表，那這麼惡搞又有何必要呢？

最要命的，是梁啟超對此事的評價： 我對孫君最不滿的一件事是，為目的而不擇手段。在現代這種社會裡，不會用手段的人，便悖於“適者生存”的原則，孫君不得已而出此，我們也有相當的原諒。但我以為孫君成功者在此，其所以失敗者，亦未必不在此。 用現代的思想理念，重新解讀梁啟超先生的這段話，意思就是說：政治家的職責，不在於親勞親為做具體工作，而在於為社會制訂一套良性規則，傳布誠信正直的理念。政治家萬不可施展騙子手段，你騙，大家也跟著騙，全社會一起來騙，最終把個美好人間，生生弄成了騙子橫行的惡獄。所以騙子政客以騙局得逞，卻讓社會付出了規則淪喪的慘重代價。 總而言之，政治家必須要以正直誠實為準則，如果有人告訴你說不是這麼回事，那麼你鐵定遇到騙子啦。

總而言之，孫文的這個“十一條”，很快就走光了，袁世凱大怒，指控中華革命黨胡來，偏挑這節骨眼上添亂。於是黃興和陳炯明急忙發表公開信，聲稱絕不會趁這個時候再搞革命，這個時機不對。 見黃興又跑出來說話，孫文很不滿意，遂寫了封信，給黃興送去。略謂： 癸丑之役，文主之最力，所以失敗者，非袁氏兵力之強，實同黨人心之渙……若公以徘徊為知機，以觀望為識時，以緩進為穩健，以萬全為商榷，則文雖至愚，不知其可…… 孫文的意思是說：都怪你，都怪你黃興，怪你怪你都怪你。 黃興卻顧不上跟孫文扯皮，他不知所措地只會搖頭否認孫文要求和日本簽訂密約的事兒。陳其美的秘書黃實奉命到新加坡、美國、日本等處發言，賭咒發誓曰：曾日月幾何，寧肯舉祖國之河山，移贈他族！

這時候孫文才發現，原來輿論的矛頭正指著他，於是急忙丟下陳炯明、黃興，徹底否認自己要求和日本簽訂密約的事，並舉了一個極為形象的例子： 今舉一例，有一浪子本無家產，而難將他人家所有之財產憑空指賣與人。試問誰人肯為買主？家產且不能，況國權等乎？黨人之不能幹與交涉，此理至易明也。又有謂黨人不去日本，心跡終不能明，不免有多少關係。 這一年，孫文先生50歲，東京這邊有點兒亂。 但孫文先生顯然還嫌不夠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