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亭之戰發生於蜀漢建興六年、曹魏太和二年、公元228年，戰役的大背景是諸葛亮第一次北伐中原。
當時蜀漢的戰略是以趙雲、鄧芝的佯攻部隊在斜谷吸引住曹真軍團，而蜀軍的主力則在諸葛亮親自指揮下從祁山一線向魏國軍事力量薄弱的隴西地帶展開突襲，以此達到聲東擊西、出其不意的效果，力求在魏國作出反應之前佔領整個隴西地帶。
從地圖上來看，東西走向的秦嶺和南北走向的隴山（今六盤山）形成一個倒立的“丁”字，將隴西、漢中與關中三個地區彼此分割開來。隔離在魏國關中地區與隴西地區之間的是隴山山脈，如果曹魏要從關中對隴右派出增援，勢必要經過位於隴山中段的略陽，也就是街亭的所在地。從蜀軍的角度說，也必須要控制住街亭，才能確保魏軍增援部隊無法及時進入隴西戰場，從而爭取到時間清除掉魏軍在隴西的勢力。
《漢書·揚雄解嘲》雲：“（隴山）響若坻頹。應劭曰：天水有大坂，名隴山，其旁有崩落者，聲聞數百里，故曰坻頹。又曰：其坂九回，上者七日乃越，上有清水四注。稱隴山其坂九回，上者七日乃過，上有清水四注而下。”足見隴山之險峻，以三國時代的技術能力，大兵團不可能直接翻越，只能取道街亭，反證街亭位置之重要。
蜀軍對街亭給予了足夠的關注。自諸葛亮祁山進入戰場後，就將整個兵團分成了三部分：魏延、吳懿負責攻打上邽、冀城、西縣，其任務是盡快平定隴西；馬謖、王平、高詳則被派往街亭，以防備魏軍的增援部隊威脅蜀軍側翼；諸葛亮則作為戰略總預備隊駐屯在西城附近。
任命馬謖為阻援軍團的統帥，這個人事決策在當時引起了很大的爭議。 《三國志·蜀書·馬謖傳》裡記“時有宿將魏延、吳懿等，論者皆言以為宜令為先鋒，而亮違眾拔謖，統大眾在前”，說明諸葛亮有意提拔這位親信，希望馬謖能藉用此次機會獲得實戰功績。但是可以想像，一線將領們對於這樣一位空降而來的指揮官必然是會心懷不滿的。
據洪亮吉、範文瀾等史地學家考證，確認街亭即在今天水秦安縣東北部。具體處所，如《秦安縣志》所述，即今日之龍山——“斷山，其山當略陽之街，截然中處，不與眾山聯屬，其下為聯合川，即馬謖覆軍之處。乾隆十四年，秦安知縣蔣允嫌其名不祥，改稱龍山。”
現今龍山腳下的隴城鎮即為當年的街亭。隴城鎮位寧距秦安縣城東北40公里的一條寬約2公里、長達5公里左右的川道北段開闊處。由於鎮西河谷中雄峙八方的龍山，山高谷深，形勢險要，又有清水河擋道，關隴往來只有通過固關峽，翻越隴坂；沿馬鹿－龍山－隴城鎮一線行走，是由長安到天水唯一較坦蕩的路。當年馬謖駐紮的駐地海拔二百多米，方圓數千平方米，頂部能容萬人，形似農家麥草堆的麥積崖；西北2.5公里的薛李川中，發現的一張鑄有“蜀”字的弩機，現存甘肅省博物館。
當時蜀軍在街亭附近的具體部署是：馬謖、王平、李盛、張休、黃襲等人率約兩萬人封鎖關隴大道，而高詳則率一支偏軍駐紮在街亭北方的列柳城，防止馬謖部側翼被襲。
關於兩位主帥馬謖與王平的矛盾，史書並無明文記載。但是馬謖作為丞相身邊的高級參謀兼親信、從來不曾參與過實戰的精英人士，一下子空降為老將王平的頂頭上司，難免會引起生性“性狹侵疑”（《蜀書·王平傳》）的王平不滿，進而產生矛盾。從心理學角度來說，這種可能性很大。
對於蜀漢的進攻，曹魏在最初的震驚過去之後，立刻作出了反應，派遣右將軍張郃及步騎五萬前往增援。而張郃的部隊經過街亭的時候，恰好碰到了前來阻擊的馬謖。
關於街亭之戰，史書記載都十分簡略。 《三國志·明帝紀》只說：“右將軍張郃擊亮於街亭，大破之。亮敗走，三郡平。”《三國志·張郃傳》：“（合）遣督諸軍，拒亮將馬謖於街亭。謖依阻南山，不下據城。合絕其汲道，擊，大破之。”《三國志·諸葛亮傳》：“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合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為合所破。”《馬謖傳》：“謖，統大眾在前，與魏將張郃戰於街亭，為合所破，士卒離散。”《王平傳》：“謖舍水上山，舉措煩擾，平連規諫謖，謖不能用，大敗於街亭。眾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持，魏將張郃疑其伏兵，不往逼也。”所載材料不出前引內容。
綜合上面各項記載，可以整理出街亭之戰的大致脈絡：對於張郃大軍的出現，馬謖並沒有選擇依城死守，而是將部隊移往南山——也就是海拔兩百米高的麥積崖——進行防守。王平對此屢次進行規勸，但是馬謖並沒有聽從，結果被張郃切斷了水道，導致全軍崩潰。幸虧王平在後搖旗吶喊，張郃怕有埋伏而沒有深入追擊，蜀軍才免於被全殲的命運。
這裡就有幾個疑點。首先一點，馬謖“依阻南山，不下據城”的決策其實並不能說是完全錯誤的。街亭位於魏國縱深之地，本身又是小城，可以想像其規模和堅固程度並不適合固守，何況狹窄的關隴通道到了街亭這一段，就豁然變寬到2公里左右；以馬謖的兵力，在這種寬闊地帶下難以與張郃的五萬大軍相對抗。如果他不捨城上山，而是當道紮營，無險可守，很可能會輸得更慘。
《三國志·明帝紀》注引《魏書》：“是時朝臣未知計所出，帝曰：'亮阻山為固，今者自來，既合兵書致人之術；且亮貪三郡，知進而不知退，今因此時，破亮必也。乃部勒兵馬步騎五萬拒亮。'”也就是說，張郃自洛陽開出的時間，與諸葛亮自祁山進入隴西的時間大致相當。洛陽距離街亭約700公里，而祁山距街亭約400公里；但是魏軍走的是境內坦途大道，而蜀軍則是在敵境之內，要花時間佔領西縣並確保該地區無殘餘的魏軍干擾補給線，然後方能繼續北進，所以張郃和馬謖抵達街亭的時間相差應該不會太長。換言之，馬謖未必有時間去構築堅固的防禦工事——而這對於堅守是絕對必要的。
於是可以想像，馬謖抵達街亭後的數日之內，張郃的增援部隊就已經逼近街亭。馬謖認為沒有足夠的時間來構築工事，於是果斷決定全軍移往麥積崖紮營——或者說他從一開始就預見到在街亭大道駐守的難度，直接將大營扎到了山上。
這並不意味著讓道於敵。馬謖即使在大道旁的山上紮營，張郃也不敢繼續朝隴西進軍，馬謖隨時可以切斷他的後路，並威脅他的側後翼。因此張郃的唯一選擇就只有先消滅馬謖，然後再西進——但是馬謖駐守在麥積崖，有險可守，想消滅他絕非易事。也就是說，馬謖的“依阻南山，不下據城”只是選擇了一個更容易防守的地點罷了，對於“阻援”的戰略目的並無甚麼不利影響。
唯一的問題，就出在水源上，這個是馬謖失敗的關鍵。 《張郃傳》說是“絕其汲道”，《王平傳》說是“舍水上山”，兩段記載略有些矛盾。按照後者的說法，馬謖捨棄水源而跑到山上去——很難想像身為軍事參謀這麼多年的馬謖會忽略水源問題。從隴山“上有清水四注”的地理特點來考慮，或許在其駐紮的高處或者不遠處存在著水源，因此馬謖才得以放心上山紮營。小說中就取這種可能性，而歷史上真實如何則難以確實。
無論是“舍水上山”還是山上本來就有“汲水之道”，總之在街亭戰役一開始的時候，這條水道就被張郃切斷了。究竟張郃是如何切斷的，以及馬謖為什麼對此沒考慮周全，無法從史書上查到。小說中我將其設計為因為王平與馬謖有矛盾，沒有保護水源反而自己逃走，導致全軍覆沒。這是基於一種可能性的想像，沒有史料予以佐證。
總之，馬謖在街亭被擊敗了，張郃的大部隊進入了隴西地帶，對蜀軍形成了極大的威脅，而且關隴通道暢通之後，曹魏的後續部隊可以源源不斷地開進。蜀軍傾國之兵不過十萬，若形成消耗戰的局面就等於必敗；因此諸葛亮在一得知街亭戰敗後，為避免隴西成為蜀軍的絞肉機，不得不下令全軍撤退。蜀漢的第一次北伐就此落下帷幕。
馬謖的結局在《三國志》中的記載有些疑點。
《三國志·諸葛亮傳》載“戮謖以謝眾”，《資治通鑑·卷七十一》雲“（亮）收謖下獄，殺之……亮既誅馬謖及將軍李盛，奪將軍黃襲等兵”。這兩處記載與一般的看法相同，認為馬謖是因街亭之敗而為諸葛亮所殺。
而《三國志·馬謖傳》裡卻說：“謖下獄物故。”有網友文章考證：《漢書·蘇武傳》載“前人以降及物故，分隨武還者九人。”注：“物故謂死也，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王先謙補注引宋祁曰：“物，當從南本作歾，音沒。”又引王念孫曰：“《釋名》：'漢以來謂死為物故，言其諸物皆就朽故也'。《史記·張丞相傳》集解：'物，無也；故，事也；言無所能與事'。案宋說近之，物與歾同，《說文》：'歾，終也'，或作歿，歾、物聲近而字通，今吳人言物字聲如沒，語有輕重耳。物故猶言死亡。”可見這裡對“物故”的解釋就是死亡，囊括諸死因。
至今日本仍舊有“物故”一詞，特指去世，也是古漢語遺留下來的一點痕跡。
而在《三國志·向朗傳》中卻寫道：“朗素與馬謖善，謖逃亡，朗知情不舉，亮恨之，免官還成都。”
也就是說馬謖的結局，光是《三國志》中就有三種說法：處死、獄中死以及逃亡。
不過仔細推敲來看，這三者並不矛盾。這三個說法也許是同一件事在不同階段的發展。馬謖可能是先企圖逃亡，被抓，然後被判處了死刑，並死在了監獄中。
從“朗知情不舉，亮恨之”這一點來看，馬謖逃亡的時間發生於蜀軍從隴西撤退之後，而且他逃亡的目標並不是去私下找諸葛亮——也許他打算北投曹魏，或者準備直接南下成都找後主與蔣琬說情，不過這一點現在已經無法確知。總之馬謖非但沒有主動投案自首，反而繞過了諸葛亮企圖逃亡。
但即使有向朗幫忙，馬謖最後還是被抓住了。接下來就是諸葛亮的“戮謖以謝眾”。雖然文中說是“謝眾”，但未必意味著公開處決。考慮到馬謖的身份，諸葛亮也許採用的是“獄中賜死”這類比較溫和的做法，然後將死亡結果公之於眾。
當然，也有另外一種可能：馬謖首先被公開判處了死刑，但是“判罪”和“行刑”兩步程序之間還有一段間隔的時間。就在這段間隔時間裡，馬謖因為疾病或者其他什麼原因“物故”。因此在法律程序和公文上他是“被戮”，而實際死因則是“物故”（小說中就採用了這一種可能性）。
無論是病死還是賜死，根據前面考證，都可以被稱為“物故”。
吾友葉公諱開對於費禕其人有專題文章論斷，此處就不贅言，請參看《暗流洶湧——也談費文偉》。小說中的費禕性格就是參考此文而形成的。
《三國志·蜀書·費禕傳》雲：“（延熙）十六年歲首大會，魏降人郭循在坐。（費）禕歡飲沈醉，為循手刃所害。”
費禕被刺是蜀國政壇的一件大事，它標誌著蜀國自諸葛亮死後所採取的防禦性國家戰略再起了大變動，蜀國鷹派勢力的抬頭。這件事單從《費禕傳》來看，只是一次偶發事件。但是如果和其他史料聯繫到一起，這起被刺事件就不那麼簡單了。
刺客郭循的履歷是這樣的。 《魏氏春秋》說他“素有業行，著名西州”。 《資治通鑑·嘉平四年》載：“（延熙十五年）漢姜維寇西平，獲中郎將郭循。”就是說姜維進攻西平，雖然西平沒打下來，但抓獲了時任魏中郎的郭循。後來郭循歸順蜀漢，官位做到左將軍。要知道，這可是馬超、吳懿、向郎曾經坐過的位置，足見蜀國對其殊遇之重，不亞於對待夏侯霸。
但是這個人卻並不是真心歸順，他終於還是刺殺了費禕。魏國得知以後，追封郭循為長樂鄉侯，使其子襲爵。 （《資治通鑑·嘉平五年》）
這起刺殺事件仔細推究的話，疑點非常之多。就動機來說，這不可能是魏國朝廷策劃的陰謀。費禕是出了名的鴿派，他在任期間是蜀魏兩國最平靜的一段日子，幾乎沒發生過大規模的武裝衝突。魏國正樂享其成，不可能刺殺掉他而讓鷹派姜維上台，自找麻煩。
這也不可能是私人恩怨，郭循跟費禕就算有仇，他也不是神仙，不可能算出姜維什麼時候會攻打西平，自己會不會被俘，被俘以後是直接殺掉還是受到重用等等。如果真的是因私人恩怨而刺殺費禕的話，不可能將整個計劃建築在這麼多偶然之上。
而這兩個可能都排除掉的話，剩下的最有動機殺費禕的人，就是姜維。
姜維與費禕的不和是眾所周知的，前者是主伐伐魏的鷹派，而後者則是堅持保守戰略的鴿派。在費禕當政期間，“（姜維）每欲興軍大舉，費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可以說姜維被費禕壓制得很慘。費禕死後，能夠獲得最大政治利益的，就是姜維。事實上也是如此，陳壽在《三國志·姜維傳》裡很有深意地如此記錄道：“十六年春，禕卒。夏，維率數万人出石營。”短短一行字，姜維迫不及待的欣喜心情昭然若是，路人皆知。
換句話說，費禕的死，姜維是有著充分動機的。
而姜維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呢？ 《姜維傳》裴注裡有載：“傅子曰：維為人好立功名，陰養死士，不修布衣之業。”就是說姜維這個人，對功名很執著，而且不像裡一樣是個愣頭青，反而很有城府，好“陰養死士”。而郭循在眾目睽睽的歲初大會上刺殺了費文偉，擺明了他自己就是拼個同歸於盡，不想活著回去，這是標準的死士作風。
再回過頭來仔細研究郭循的履歷我們會發現，西平戰役的發動者是姜維，捉住郭循的是姜維，把他抓住不殺反而送回朝廷的還是姜維。換句話說，郭循看似是偶然地被俘才入蜀，實際上這些偶然卻是完全可以被姜維控制的——姜維有能力決定發動戰役的時間、地點以及對俘虜的處置，這一連串偶然只有姜維能使其成必然。
這幾條證據綜合在一起推測，再加上動機的充分性，很難不叫人懷疑姜維在這起刺殺事件中是無辜的。
我們這些生活在後世的人，憑藉殘缺不全的史料尚且能推斷出姜維有殺人的動機和嫌疑，當時的蜀國肯定也有人會懷疑到他。但是史書上的記載中姜維是完全無辜的，和這事絲毫沒關係，這是為什麼呢？
在《資治通鑑·嘉平四年》載有這樣一件事：“循欲刺漢主，不得親近，每因上壽，且拜且前，為左右所遏，事輒不果。”這一條記載很值得懷疑，因為如果真是郭循上壽時想刺殺後主而“為左右所遏”的話，那他的意圖早在拜見後主前就暴露出來了，當時就應該被拿下治罪，怎麼可能還會放任他到延熙十六年年初去參加歲初宴會並接近費禕呢？
更何況，刺殺後主對於魏國來說是沒什麼好處可言的。那時候劉禪的兒子劉睿在延熙元年就被冊封為太子，而且朝內並無立嗣之爭。也就是說，劉禪的死不會導致蜀漢局勢混亂。一名魏國降人有什麼理由對後主如此痛恨到了屢次企圖刺殺的地步呢？
所以這一條記載不像是對郭循拜見後主情景的描述，倒像是在刺殺事件發生後為了充分證明郭循“存心不良”而後加進去的補敘。然而，這條補敘看起來似乎只是蜀漢群臣深入揭批郭循反革命行徑的一條黑材料，但仔細推究來看，卻不難發現它大有深意。它給人一個暗示：“郭循原本是打算刺殺後主，因為太難下手，所以不得不退而求其次，轉而刺殺後主的首席重臣費禕。”
只要蜀國相信那條記載是真實的，那姜維的嫌疑就可以澄清了——“我總沒動機殺我朝皇帝吧”，進一步推論的話，也許這個記載就是姜維或者他授意的某位朝官說出來的。
最後要提的是郭循的身份。以郭循在魏國的地位和名望，與姜維合作的可能性並不大。進入蜀國的“郭循”，也許只是姜維以一名死士做的替身罷了，而真正的郭循也許已經死於西平戰役之中。以薑維的地位，想要藏匿特定敵人屍體，以自己的親信代替，是輕而易舉的事情。
綜合上述種種跡像不難發現，整個刺殺事件的形成可能是這樣：最初是姜維拿獲或者殺掉了魏中郎將郭循，並拿自己豢養的死士冒了郭循的名字，公開宣稱俘獲了“郭循”。接著郭循被押解到成都，在自己表示忠順和姜維在一旁的推動下取得蜀國信任，拜左將軍之位。然後在延熙十六年年初大會上，策劃已久的郭循殺了費禕，完成了他死士的使命。姜維為了澄清自己的嫌疑，在事後授意近侍官員對皇帝劉禪說郭循腦後有反骨，好幾次想刺殺皇帝都被左右攔下了，以此來防止別人懷疑到自己身上。
雖然缺乏最直接的證據證明姜維與這起刺殺事件有什麼牽連，歷史資料也只給出了殘缺不全的幾個點，但從動機、能力、條件和其一貫作風中仍舊可以推測得出姜維與費禕之死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小說中就部分借用了這一種可能性。
虜瘡實際上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天花。葛洪《肘後備急方》中云：“以建武中於南陽擊虜所得，乃呼為虜瘡。”東漢伏波將軍馬援徵交趾（一說武陵蠻）之時，將士多被當地人傳染，班師回朝時，也就將這種傳染病帶回了中原，號稱“虜瘡”。
所以文中馬謖得此病，應屬可能。
《晉書·陳壽傳》雲：“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陳壽的父親既然為馬謖的參軍，應該也參加了街亭之戰的，小說就據此而寫；不過陳父的名字於史無徵，書中所寫“陳松”是編造出來的。而《華陽國志·陳壽傳》載：“……（壽）兄子符，字長信，亦有文才。”提到他有個哥哥，但是名字也不詳，小說裡姑且將其稱為“陳德”。
按《晉書·陳壽傳》，陳壽卒於晉元康七年，據此回溯的話，那麼他應該是生於蜀漢建興十一年。小說中馬謖在南鄭見到陳松是建興六年，其兄陳德時年為五歲，比陳壽大十歲，年齡上設定尚屬合理。
嚴格來說，這並非是嚴謹的歷史小說，而是將不同歷史時間點的數種可能性連綴到一起的一種嘗試。這種可能性未必是史實，但確實有可能曾經發生過。或者這樣說，史實的事件是固定的，但是事件彼此之間的內在聯繫卻存在著諸多的可能。如果將正史視做A面的話，那麼隱藏其後的這些概率不一的“可能性聯繫”就屬於B面。
街亭的失敗是確定的，馬謖的逃亡是確定的，費禕的遇刺是確定的，這些都是屬於A面的正史。但是，在這些史實事件背後，有可能隱藏著聯繫：馬謖可能在街亭替王平背了黑鍋；費禕可能處心積慮陷害馬謖；姜維可能與馬謖合作刺殺了費禕……這個故事，其實就是對這種可能性的一次探討，所以我覺得稱這個小說為“可能的”歷史小說，更為恰當。
寫作的時候特意選擇了比較西式的文字風格，也算做是一種對三國的另類詮釋吧，請原諒我的惡趣味。
最後感謝葉公諱開、禽獸公諱大那顏兩位在寫作期間給予的史料、史學見解以及創作技巧的支持。事實上我的靈感和對三國史的心得，全賴他們兩位平日的教誨。如果說這篇小說有什麼成功之處的話，那全因我站在他們二人肩上的緣故——當然，這是A面的說法，從另一個歷史角度來說，我將他們二人踩在了腳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