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雨落石出

乾隆四十二年（1777）六月，王廷贊正式接任甘肅布政使後，不但繼承了王亶望的那一套，還於上任後不久下令在原來多收的一兩雜費銀的基礎上又多收一兩銀子。當然，他新嘗做貪官的滋味，還遠不如王亶望老辣，多收了錢，表面若無其事，心中卻還是有所顧慮，生怕人們議論說閒話，便暗地派親信王長隨出去打聽監生們的動靜。 好不容易等到王長隨回到衙門，王廷贊迫不及待地問道：“監生們對收捐時加收一兩雜費銀可有異議？”王長隨笑道：“大人增添此項費用時便已經說明，這一兩銀子是專款專用，專門作為布政使司衙門紙張之用。監生們不過為朝廷多出一分力，怎麼敢有異議？”王廷贊這才放了心，點頭道：“如此就好，千萬別讓監生們說了閒話。”

王長隨道：“收捐一事，本是利國利民的好事，誰敢閒話！自大人上任以來，成效還在前任王亶望大人之上，如今不僅省去戶部每年撥白銀百餘萬兩的煩費，而且弊絕風清，倉儲充裕……”王廷贊卻有些不耐煩起來，粗暴地放下手中的賬簿，不再理睬王長隨，起身離開了大廳。 片刻後，王廷贊又轉身出來，發布了一道令王長隨瞠目結舌的命令，即將各屬坐省長隨全部驅逐出蘭州城，其中幾個民憤極大的長隨予以逮捕監禁審查。更令人驚訝的是，這道命令後來還的的確確地執行了，可以被視做王廷贊由清官轉變為貪官過程中的最後一點掙扎。 此後，王長隨也恢復了王亮侯的本名，開始著手幫助王廷贊進行資產運營生息事宜（類似當今的投資），頻繁來往於西北和北方，他長隨的身份逐漸消失在人們的視野中。

這一年的七月，甘肅累報捐糧七百多萬石。也就是說，王廷贊一上任就“成效卓著”，一個月就收了數十萬石的捐糧。遠在京城的乾隆皇帝終於再次對甘肅捐監起了疑心，特派刑部尚書袁守侗、刑部左侍郎阿揚阿到甘肅勘驗捐收監糧。 袁守侗，字執衝，山東長山（今山東鄒平）人。乾隆九年（1744）中舉人，後當過軍機處章京，久任吏、戶、禮、刑諸部侍郎、尚書，號稱清朝十大清吏之一。正因為他為官正直清廉，曾先後五次被乾隆皇帝派為欽差大臣，專門出京查辦封疆大吏和軍隊高級將領的貪污案件。其經手查辦和參劾的重臣有云南布政使錢度，雲貴總督彰寶，原定邊右副將軍、一等侯富德等，這些人均因為被袁守侗查實罪行，相繼正法。乾隆皇帝派出這樣一位有極好反貪記錄的能臣前往甘肅，充分顯示出他的懷疑以及一定要了解真相的決心。

不料，之前曾經接受過王亶望賄賂的軍機大臣於敏中等人預先派人趕到甘肅向陝甘總督勒爾謹和甘肅布政使王廷贊報信。勒爾謹和王廷贊聞訊後大驚失色，經過一番商議後，立即開始行動，準備應付欽差的到來。他們先是東挪西借到了一批糧食，然後將這批糧食分成小份，運到各地州縣官倉。再派人將官倉糧垛的下面用鋪板架空，然後倒進一籮筐一籮筐的糠填實，只在糧垛的最上面撒上一層糧食掩蓋住糠。如此，經過一番緊張的忙碌，本來一粒米都沒有的倉庫裝得滿滿噹噹，“糧倉滿囤”，看上去絕無任何短缺情況。除此之外，他們還大做假賬簿，以應付檢查。 身負重任的欽差袁守侗和阿揚阿到達蘭州後，倒也盡忠職守，逐一封倉核對。但在勒爾謹、王廷贊等人的竭力掩飾下，一向精明幹練的袁守侗竟然沒有發現任何破綻，回京後還向乾隆皇帝奏稱說：“俱系實儲在倉，委無虧缺，並核對節年動用數目，亦相符合。”乾隆皇帝這才徹底釋疑，從此不再追查甘肅捐監一案。

轉眼到了乾隆四十六年（1781）三月，甘肅爆發了蘇四十三領導的回民起義。這場起義源於甘肅曠日持久的新教和舊教之爭。甘肅、寧夏、青海地區素來是回回人（回族）聚居區。最初，有甘肅安定（今甘肅定西）回回人馬明心（一作馬明新，經名易卜拉欣，又名穆罕默德召裴，道號維戛耶頓拉赫）在回教中創立新教，後到循化（今青海循化）撒拉族中傳教，影響很大。清廷歷來支持舊教，因此將馬明心驅逐回籍。但事隔不久後，馬明心又潛回撒拉族傳教，導致新教、舊教矛盾急劇激化，後來更是上升到武力械鬥。馬明新的得意弟子蘇四十三和韓二個率領一千餘新教眾攻入老教區，殺死了哈爾戶長韓三十八，公然與舊教爭奪地盤和信徒。 舊教教首見新教勢大，便派韓三十八的兒子趕去蘭州向陝甘總督勒爾謹求救。因為新教、舊教爭鬥已久，勒爾謹也沒有太當回事，事先沒有查明強弱眾寡情形，即派新任蘭州知府楊士璣（原蘭州知府蔣全迪已經調到浙江任寧紹台道）會同河州副將新柱、臬司（按察使）福菘帶著四十餘名兵丁前往撒拉族地區查辦。

三月十八日，河州副將新柱先行前往舊教教區打探情況。新教蘇四十三等人聽說後，假扮成舊教，搶先出迎，想藉機打聽官府的動態。新柱以為對方是舊教教徒，便表態說：“新教若不遵法，我當為汝老教做主，盡洗之。”（《循化志卷八回變》）意思是官府要為舊教做主，如新教不守法令、不遵約束，就將斬盡殺絕。蘇四十三等人聽了大為憤慨，決議武裝暴動，當晚殺死了新柱。次日凌晨，蘇四十三又率眾攻占旗台堡，殺死蘭州知府楊士璣等人，正式發動了反清起義。 三月二十一日，蘇四十三率兩千餘人攻占了河州城（今甘肅臨夏東北），殺死知州週植和都司李琦等官吏，奪取了大批馬匹槍械。陝甘總督勒爾謹得知後大為恐慌，一面派西寧鎮副將貢楚克連爾率五百清兵扼守狄道（今甘肅臨洮），截住蘇四十三義軍歸路，一面急調固原、涼州、甘州、西寧、肅州五提鎮兵兩千人赴河州剿捕。

就在這個關鍵時刻，甘肅布政使王廷贊對回民起義事件也格外關注，雖然這並不是他的職權範圍。他接任布政使近四年了，毫無保留地繼承了前任王亶望的貪污“事業”，但卻也從來沒有睡過一天好覺。眼看著原布政使王亶望升成了浙江巡撫，原蘭州知府蔣全迪調到浙江任寧紹台道，原皋蘭知縣程棟捐官升為刑部員外郎，都是盡可能地遠離甘肅這個是非之地，愈發想要效仿這些“聰明人”，早日調離甘肅。如果這次平蘇四十三回亂有功，高升自然指日可待，也就可以早日離開甘肅了。 蘭州府通判謝桓見王廷贊在回民起義一事上格外花工夫，便出了餿主意：不如將當時正在安定老家的馬明心抓捕到蘭州，作為人質，這樣蘇四十三就不敢輕舉妄動。王廷贊聽了深以為然，立即札飭安定縣知縣黃道燛將馬明心及其兒子、女婿三人逮捕，並連夜押解到蘭州，關進大獄。不料，事態反而因此愈發激化。蘇四十三和馬明心的義女賽利麥（撒拉族人）等人聽說馬明心被官府逮捕後，立即率義軍日夜兼程進逼蘭州，並佔領了城西南的華林山。

三月二十七日，回民義軍兵臨蘭州城下。蘇四十三要求勒爾謹立即釋放馬明心，揚言若不依從，便要立即攻打蘭州城。其時，義軍有數千人，且士氣正旺，而蘭州城內空虛，只有清標兵八百名。勒爾謹和王廷贊都是虛有其表之徒，哪裡見過這等陣勢，嚇得不知所措。百無對策之下，勒爾謹只好一面派人緊急向朝廷求援，一面抱怨王廷贊不該抓來馬明心，以致引火燒身。這倒提醒了王廷贊，決意利用馬明心來退敵。 當時，蘇四十三正率軍猛攻蘭州城西門。王廷贊命人將馬明心押上城頭，用馬的兒子和女婿生命相威脅，要他勸蘇四十蘭退兵。結果，馬明心一出現在城牆上，城下的義軍立即都滾鞍下馬，向他跪拜，稱他為“聖人”，一起誦新教經。馬明心被逮捕後還遭受了苦刑，兩腮鬍須均被拔掉。城下義軍見他面容憔悴，均揮淚如雨，泣不成聲。於是，馬明心“俯向城下作番語數語，色甚厲，俄挽頭上巾擲城下”。

由於馬明心講的是“番語”，旁人不了解到底說了什麼，因而說法頗多。一種說法是馬明心遵從官府的要求，讓蘇四十三退兵，但因為距離太遠，蘇四十三沒有聽清；另一種說法是，馬明心不畏強權，臨危不屈，要求蘇四十三等人堅持抗清。但無論馬明心說的是什麼，城下義軍均是至恭至敬，尤其是揀到馬明心丟下的頭巾後均如獲至寶，爭相撫摩不已。王廷贊、勒爾謹等官員對此深以為懼，又見蘇四十三依舊圍城不走，擔心馬明心在蠱惑人心、妖言惑眾，一旦放虎歸山，勢必釀成更大禍亂，於是當眾將六十三歲的馬明心殺害。馬明心後被追尊為束海達伊，意為殉道者的領袖。 如此一來，事情再無斡旋餘地，蘇四十三率領義軍加緊攻城，要為馬明心報仇雪恨。王廷贊、勒爾謹等只能閉城苦守，等待援軍到來。此時，突然天降傾盆大雨，連日不絕，蘇四十三見一時無法得手，便暫時放棄攻城，率軍退駐華林山。甘肅官員素以“連年旱災”冒賑貪污，值此關鍵時刻，竟然是一場大雨挽救了他們，這不能不說是極大的諷刺。

就在王廷贊、勒爾謹等人恃城與義軍對峙、惶惶不可終日的時候，清廷緊急調派來支援的大軍前鋒已經趕到蘭州。這前鋒不是別人，正是眷寵日隆的和珅。乾隆皇帝得知甘肅發生了回民起義後，立即派戶部尚書和珅為欽差大臣，率蒙古扎薩克親王拉旺多爾濟（娶乾隆皇帝第七女固倫和靜公主，公主為嘉慶帝同母姊）、領侍衛內大臣海蘭察、護軍統領額森特等人前去鎮壓。 和珅時年才三十一歲，可謂意氣風發。五年前，他不過是個普通侍衛，如今的他可是今非昔比，除了擁有戶部尚書的頭銜外，還兼任議政大臣行走、御前大臣、補鑲藍旗滿洲都統、正白旗領侍衛內大臣、四庫館正總裁，兼辦理理藩院尚書事。其升官速度之快，官階之高，兼職之多，權勢之大，令整個朝野為之側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一年前，和珅還與乾隆皇帝成了兒女親家，他的兒子被乾隆皇帝賜名丰紳殷德（滿語為“富壽綿長”之意），指婚為十公主（即固倫和孝公主）的額駙。

固倫和孝公主為乾隆皇帝最幼女。按照清朝制度，固倫公主品級與親王相當，只有皇后所生之女才能受封，其他嬪妃所生之女只能封為和碩公主，品級只相當於郡王。和孝公主的母親雖然只是個普通妃子，但因為所生公主相貌酷似乾隆，最為乾隆所鍾愛，所以破例加封為固倫公主。乾隆甚至曾經對固倫和孝公主說：“汝若為皇子，朕必立汝儲也。”（清昭槤：《嘯亭續錄》，昭槤為努爾哈赤次子禮親王代善的第六世孫）和孝公主性情剛毅，好武藝，極富英武之氣，能挽十力弓，經常跟隨乾隆外出遊獵。尤其難得的是，她對其公公和珅的所作所為有十分清醒的認識，曾經對駙馬丰紳殷德說：“汝翁受皇父厚德，毫無報稱，唯賄日彰，吾代為汝憂。他日恐身家不保，吾必遭汝累矣！”關於和珅受寵的原因，說法不一，這裡不多加討論，但自從他從侍衛中被乾隆皇帝慧眼識中後，終乾隆一朝，恩寵不衰。就拿乾隆皇帝此次派和珅到甘肅來說，和珅從來沒有帶兵打仗的經驗，而跟隨和珅出征甘肅的海蘭察、額森特等人均是身經百戰的著名猛將。顯然，乾隆皇帝派和珅到甘肅，意在讓他立功，打算藉此機會將其推上軍機處的寶座。 深謀遠慮的乾隆皇帝為了以防萬一，還特意下令正在浙江督辦海塘河工的大學士兼軍機大臣阿桂（滿洲正藍旗人，大學士阿克敦子）火速趕往甘肅支援。阿桂長期戍守西北邊疆，熟知兵事，戰功赫赫。當然，在刻意的安排下，和珅先行率軍趕到蘭州，打算在阿桂到來之前一舉剿滅蘇四十三，建立奇功。但他不懂軍事，貿然分兵四路進擊，其他三路分別由拉旺多爾濟、海蘭察、額森特率領，他自己親率一軍。不料其他三路均有小胜，唯獨和珅一軍在先勝的情況下冒險輕進，被義軍利用有利地形大敗，清總兵圖欽保也在此戰中陣亡。 敗績很快就傳到京城。和珅為了推脫責任，謊稱是海蘭察、額森特等人先戰取勝，沒有與他呼應，這才導致清軍受挫。本來乾隆皇帝心如明鏡，知道和珅不是塊軍事的料，現在又見他不肯承認過錯，勃然大怒，說：“伊二人（指海蘭察、額森特）先行打仗，並無不是之處，和珅邃行之章奏，豈行走遲延者反為功乎？若令朕顛倒是非，申斥無過之人，朕不為也。”嚴厲斥責了和珅，將其降三級留任。剛好此時阿桂抵達軍營，問起失利原因，和珅又謊稱是軍中兵驕將悍，不聽他指揮，才導致吃了敗仗。阿桂當即在轅門點兵，“每呼一將，調撥屯戍，輒應如響”。一旁的和珅見到阿桂軍令如山，眾將無不凜然奉令，臉色不禁越來越難看。偏偏阿桂有意問道：“諸將初不見其慢，上方劍不知誅誰之頭耶。”意思是說，我沒有看見哪位將軍如你所言簡慢不聽指揮，那麼尚方寶劍該砍誰的頭呢，暗指該對戰敗負責任的是和珅。和珅這才“戰栗無人色”，再不敢出聲。但自此以後，和珅對阿桂懷恨在心。 阿桂到達軍營後，措置始有條理，局面有所扭轉。乾隆皇帝認為阿桂“一人足辦賊，和珅在軍事不歸一”，下令將前線軍事交由阿桂全權指揮。和珅作為敗軍之將，在軍中威信全無，早就呆不下去了。乾隆皇帝也有相應安排，下諭說：“朕起鑾熱河，為期亦近，御前領侍衛大臣、軍機大臣等扈蹕者現亦無多，令和珅速行馳驛回京。”連乾隆皇帝都要為和珅找個冠冕堂皇的藉口下台，他對和珅的寵愛由此可見一斑。 阿桂趕到甘肅後，清軍與回民義軍對峙的局面為之一變，回民義軍全面退往華林山一帶。阿桂派出重兵圍困華林山，斷絕了山上的水源，還拋投火彈，將華林山清真寺的房屋盡行燒毀。乾隆四十六年（1781）六月初，清軍冒大雨進攻，蘇四十三等在寡不敵眾的情況下，血戰而死。義軍全部戰死，無一投降者。蘇四十三起義雖然失敗，但回民新教創始人馬明心在回民中的巨大影響並未就此消失，此後百餘年的回漢民族糾紛即由此而起。然而，朝廷大軍與一小撮散兵游勇似的回民交戰，竟然吃了敗仗，還有一名正二品的總兵陣亡，顏面無存，總得要有人站出來背黑鍋。既然皇帝依舊寵信對吃敗仗負有直接責任的和珅，陝甘總督勒爾謹就該著倒霉了。乾隆皇帝盛怒之下，將火氣都發在了勒爾謹身上，認為他在馬明心、蘇四十三一案中坐失良機，辦理謬誤，致使蘭州被圍，天威受損，下令將其革職抄家，並立即押赴京師，等候處理。 在查抄勒爾謹家產時，發現金山銀海不計其數，這倒也不足為奇，令人驚訝的倒是在其管門家人曹祿房中抄出了近兩萬兩白銀及金器等物。後經審訊，曹祿供稱是歷年任管門家人時所積門包營運生息所致。乾隆皇帝為此特意下旨，命各督、撫、府、道今後概不許收受屬員門包，也不許設立管門家人。乾隆還強調此項規定要每年匯奏一次，如有陽奉陰違，仍蹈故轍，或經科道參奏，或於別事發覺，該督撫欺飾之罪絕不寬待。 勒爾謹被革職查辦後，甘肅省大小官員以王廷讚為首，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終日。眾人齊聚布政使司衙門蒞事廳，一起商議對策。只見王廷贊坐在椅子上，表情嚴肅，若有所思。其他官員圍在他的周圍，有的焦慮不安，有的失魂落魄，完全沒有了官老爺的威風勁兒。 等了半天，始終不見王廷贊開口，蘭州道道台秦雄飛終於忍不住了，哭喪著臉道：“藩台大人，您倒是想個法子呀！勒爾謹大人一倒，我們個個是危如累卵啊。”皋蘭縣現任知縣蔣重熹也問道：“是啊，藩台大人。回亂尚未平息，蘇四十三到現在還佔據著華林山，皇上這麼快就下旨將勒爾謹大人革職查辦，會不會是已經發現了捐監冒賑的端倪？”眾人一時附和不已。王廷贊急忙道：“大家別慌！勒爾謹大人被革職，完全是因為蘇四十三的事，跟捐監無關。” 不料蔣重熹卻緊接著說出了王廷贊最擔心的問題：“勒爾謹大人這一去，還不知道下一任陝甘總督是誰。萬一……萬一……”他的話因為恐懼沒有說完，但言下之意卻是人人都聽明白了。不管新一任陝甘總督是誰，捐監冒賑的蓋子是捂不住了，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將新總督拉下水，可萬一新總督是個清官，這可就難辦了。 眾人一時面面相覷，都將目光集中在王廷贊身上。王廷贊自己心中也是直打鼓，但還是強作鎮定道：“各位大人也別自己嚇自己了，我這就派人到朝中去打探消息。大家先各自回去，等候消息吧。”眾人這才略微放了心。 臨走前，秦雄飛又訕訕地道：“藩台大人，現在您可是群龍之首，我們唯您馬首是瞻，您可千萬別拋下我們不管哪。”眾官員連連道：“是啊，是啊。”王廷贊擺擺手，不耐煩地道：“大夥兒放心，咱們是一根線上的螞蚱，誰也跑不了。” 眾官員又議論了一回下一任陝甘總督的人選，這才各自散去。蒞事廳中一下子靜了下來，王廷讚的心中卻開始翻江倒海。原本以為回回蘇四十三叛亂事件是自己立功的大好機會，可誰想到會造成如今的局面。現在倒好，該到朝中找誰打聽消息呢？這個人必須得是自己人才行。於敏中已經於去年病死，是靠不上了。朝廷派來甘肅的大學士阿桂素有清名，斷然不可能成為自己人。尚書和珅年紀輕輕，正是皇上眼前的紅人，聽說他倒是貪財，可自己與他素無交往，而且正是此人在去年查處了雲貴總督李侍堯貪污案。在這個關鍵時刻，還是要小心點好。那新一任的總督人選，會是誰呢？ 關於於敏中之死，一種廣為流傳的說法說他其實是被乾隆皇帝變相賜死。當時於敏中患有小病，請假在家休息，乾隆皇帝派人送來人參等補品的同時，還有意賜了一床陀羅經被。陀羅經被又作陀羅尼經被，以白綾製成，上印藏文佛經，字作金色。在清朝時，只有王公重臣薨時皇帝才會賜此被。於敏中何等聰明，當即“悟旨”，知道皇帝希望他死，於是主動飲鴆身亡。乾隆皇帝賜病中的於敏中以陀羅經被確有實事，再聯繫當時朝中的局勢，這種說法推斷起來不無道理。當時和珅資歷尚淺，於敏中掌軍機首輔之位，權力極大，而當年乾隆皇帝正要南巡，大概不放心留於敏中在朝中，於是有意賜死，以絕後患。於敏中死後，乾隆皇帝還是做足了面子上的事，賜諡“文襄”，隆重祭葬，讓他入祀賢良祠，還寫詩痛悼說：“遺疏不堪視，挽詞哪可忘；悲今如伯施，述古嘆文皇。”事隔不久，於敏中之孫於德裕突然到官府控告堂叔於時和侵吞了祖父在京的資產，引起了乾隆皇帝的重視，結果調查之下，發現於敏中在京城和原籍江蘇均留有巨額資產，值銀二百萬兩。乾隆皇帝震驚之下，將於時和發往伊犁充軍，於敏中遺貲中只留了三萬餘兩白銀給於德裕，其餘全部充公。不過對於已經死去的於敏中，乾隆皇帝特意諭示要保全他的名節，不必再追究生前之罪。一直到後來甘肅捐監冒賑案敗露，王亶望供認曾向於敏中大行賄賂之事，這才惹怒了乾隆皇帝，削奪於敏中子孫的世職。後來又將於敏中撤出賢良祠。正苦思無策之時，王亮侯疾奔進來，嚷道：“有消息了！新一任的陝甘總督是李侍堯！”王廷贊大為意外，幾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什麼？李侍堯？” 難怪王廷贊感到震驚了，這李侍堯因為犯了貪污罪，被判“斬監候”，正在刑部坐牢。李侍堯本人出身名門，頗有來頭，其四世祖李永放為清朝開國元勳，娶努爾哈赤孫女，稱“撫順額駙”。他本人“短小精敏，過目成誦。見屬僚，數語即辨其才否。擁幾高望，語所治肥瘠利害，或及其陰事，若親見，從皆悚懼”。如此精明幹練、才略出眾的人物，自然深得乾隆皇帝倚重，先後被委任兩廣、湖廣、雲貴總督。 此人能乾歸能幹，卻也是大貪官一個。乾隆四十五年（1780），乾隆皇帝派和珅為欽差大臣，查明了李侍堯在雲貴總督任上貪贓枉法的事實。和珅建議將李侍堯“斬立決”。乾隆皇帝愛惜李侍堯才幹，有意網開一面，故意不批准“斬立決”的決議，讓和珅等人再行商議。安徽巡撫閔鶚元領悟了乾隆的本意，上書奏請說：“侍堯歷任封疆，幹力有為，請用儀勤議能之例，寬其一線。”乾隆皇帝遂順水推舟，施予特恩，改判李侍堯為斬監候，不過也是監而不斬，只將他家產籍沒，囚禁在刑部大牢之中。結果離他被定罪不到幾個月時間，便被選中代理陝甘總督，東山再起，重登封疆大吏的位子，由此可見乾隆皇帝對其人的器重。 確認了李侍堯確實就是新任署理陝甘總督後，王廷贊倒感到希望來臨了，因為李侍堯從來就不是什麼清官，也許完全可以用當年王亶望拉勒爾謹下水的方法，如法炮製地拉李侍堯下水。不料剛剛將這意思一說出來，王亮侯立即連連搖頭道：“藩台大人萬萬不可如此！他李侍堯當然不是清官，不過，我們卻絕對沒有辦法拉他下水。”王廷贊奇道：“為什麼？”王亮侯道：“大人想想看，李侍堯本來是被判了死罪的，現在皇上格外開恩，讓他來代理陝甘總督，他心中感激聖恩，必然傾盡全力辦事，以求將功贖罪。以他的性格和手段，一旦發現了蛛絲馬跡，非查個水落石出不可，最後還要巴不得我們這些人個個人頭落地，這樣方顯得他辦事精明。” 王廷贊恍然大悟，暗罵自己糊塗，見識尚且不如一個長隨。他想了想，又徵詢地問道：“那依你之見，該如何是好？”王亮侯微微一笑，道：“既然是李侍堯來代理陝甘總督，且無法為大人所用，大人當然就要去找李侍堯的仇家來幫忙了。大人想想看，如今普天之下，李侍堯最痛恨的人是誰？”王廷贊眼睛一亮：“是和珅。” 和珅此時眷寵正隆，之前將雲貴總督李侍堯拉下馬，就連李侍堯在京師中最豪華的一處宅邸也被乾隆皇帝賞賜給和珅作為十公主府邸，二人由此結下了不解深仇。但和珅剛剛吃了一場敗仗，又被阿桂挫了風頭，實在沒有顏面在甘肅多留。剛好乾隆皇帝讓他護駕熱河，正要順勢打道回京之際，王廷讚的使者王亮侯攜帶大批禮物到了。寥寥幾句交談，精明的和珅便明白了其中的究竟。對於這送上門來的大禮，他當然沒有理由拒絕，還欣然表示願意為王廷贊出謀劃策，指點迷津。 之後，和珅攜帶著王廷贊奉送的大批禮物返回京城，王廷贊則按照和珅的指點，一面將賬簿改頭換面，盡量減少破綻，一面主動上奏朝廷說：“臣歷官甘肅三十餘年，屢蒙皇上格外開恩，不次擢用，薦歷藩司，任重才庸，涓埃未報……在用兵之際，需用浩繁，臣情願以歷年積存廉俸銀四萬兩，繳貯甘肅藩庫，以資兵餉。” 當時，清廷為了平定蘇四十三，急調連城、涼州、陝西等地清兵馳赴甘肅，數万大軍會聚蘭州，軍費兵餉一時間就成了大問題。和珅給王廷贊出的主意，就是讓他趕緊主動捐出一些錢來，資兵餉，賑貧民，博取名聲，以掩人耳目。 然而，急於擺脫困境的王廷贊實在是太急於求成，太急於邀功了，一下子就捐出了四萬兩白銀，殊不知這樣反而自曝其短。清承明製，官員俸祿微薄，一品大員一年俸銀僅有一百八十兩、祿米一百八十斛。布政使為從二品，一年的年薪只有一百五十五兩、祿米一百五十五斛，就算加上養廉銀，也決計不超過萬兩。王廷贊當上布政使不到四年，要支付歷年辦公、家用開支，已經是不小的數目，卻能一下子拿出四萬兩銀子來充軍餉，家道如此充裕，實在令人起疑。乾隆皇帝看到王廷贊請資兵餉的奏摺後，表面上嘉獎王廷贊忠心可嘉，但心中卻已經開始犯嘀咕。不過此時，他還沒有馬上想到這四萬兩銀子會與甘肅捐監有關。 清朝官員俸祿低微，導致了大小官吏普遍貪污受賄的狀況。雍正皇帝即位後，為了根治日益敗壞的吏治，建立了“養廉銀”制度，即對各級官吏實行“低俸祿，高養廉”的政策，在俸祿外增發數額較高的生活補貼金，以使“各官俱有養廉足資”，希圖以此來杜絕貪污。養廉銀的數額大大高於正俸，多出數十倍甚至百數十倍。據《大清會典》所載：地方官員中，總督養廉銀一般為一萬三千兩到兩萬兩，巡撫為一萬到一萬五千兩，布政使為五千到九千兩，按察使為三千到八千兩，道員為一千五百到六千兩，知府為八百到四千兩，知縣為四百到兩千兩。恰好在這個時候，和珅回到了京城。他擔心被乾隆皇帝切責遷延誤事、貽誤軍機，煞費苦心地為自己尋找藉口。他當然不敢再說是海蘭察、額森特等勇將的責任，於是改口說一進甘肅就大雨連綿，勢甚霶霈，連綿不止，道路泥濘，導致大軍難行、戰事不利。與和珅不謀而合的是，大學士阿桂也因為怕被冠上“師久無功、難辭其咎”的帽子，從前線上奏摺訴苦，說甘肅當地“大雨竟夜”。乾隆皇帝何等精明之人，一下子就想到過去幾年甘肅年年上報旱災、申請用捐監糧賑災，為什麼單單今年多雨水？再看看甘肅近來發生的事情：陝甘總督勒爾謹管門家人曹祿房中即抄出兩萬兩白銀，甘肅布政使王廷贊主動捐銀四萬兩做軍餉，這些銀子肯定不是正常渠道得來的。而就在不久前，浙江還發生了一件大事：王亶望主動獻銀五十萬兩，充修建海塘公費。因為王亶望剛剛被人參過，如此巨大數目的銀兩，如果得自浙江巡撫任上，必然早被人揭發了，只有一種可能，這五十萬兩白銀來自王亶望的甘肅布政使任上。三事聯繫起來，乾隆皇帝終於開始疑心甘肅捐監一事定有重大弊端。 在乾隆皇帝對甘肅捐監一事起疑心之前，王亶望已經因為其他事情失去了乾隆的信任。乾隆四十五年（1780），號稱中國歷史上最能花錢的乾隆皇帝再次南巡。時任浙江巡撫的王亶望知道皇帝性好揮霍，喜歡講排場，為了討好乾隆，不惜花費巨資大修特修樓台殿閣，張燈結彩，備極方物。其奢侈程度，就連乾隆皇帝看了後也覺得實在過分，特意說：“省方問俗，非為遊觀計。今乃添建屋宇，點綴燈彩，華縟繁費，朕實所不取。”（《清史稿卷三三九》）意思是說我巡視地方是為了來了解風俗，不是來游覽觀賞的，但卻因此而添建房屋，點綴彩燈，如此繁華的裝飾，這是我實在不能接受的。王亶望見到皇帝斥責，急忙說這是嘉興知府陳虞盛所為，陳虞盛為此被免職。 然而，千萬不要以為乾隆皇帝真的就是希望節儉，他表面上訓斥告誡了王亶望，內心其實很高興，以王母鄧氏年逾八旬為由，下諭賞賜御書匾額及大緞二匹、貂皮四張。不巧的是，鄧氏剛好在這年八月病逝。按照清朝制度，王亶望該回家鄉山西丁母憂三年，但他不甘心就此離開浙江巡撫的肥差，於是藉口要督建海塘工程，上疏請求治喪百日後留在杭州海塘效力。乾隆皇帝允准，但王亶望也因此去職，浙江巡撫改由李質穎擔任。不久，李質穎與王亶望在海塘事上意見不一，李質穎便上書彈劾王亶望“有家眷不回原籍守孝”，意思是王不讓妻、子還鄉奔母喪，同時還揭發了王亶望辦理海船事務時大肆收受商人賄賂並接受他人饋送婢妾一事。乾隆皇帝得知後甚為重視，派大學士阿桂等人調查。王亶望當然矢口否認，而李質穎拿不出真憑實據，承認所奏不過是得自傳聞。於是，乾隆皇帝對此案最後的結論是“王亶望尚無情弊”，不過是李質穎與王亶望不和，有意滋事。李質穎也由此被召回京城，浙江巡撫改由閩浙總督陳輝祖兼任。顯然，此時此刻，乾隆皇帝還是信任和偏袒王亶望的。 轉眼到了乾隆四十六年（1781）正月，乾隆皇帝派大學士阿桂赴浙江查勘海塘工程。阿桂發現了杭嘉湖道王燧和原嘉興知府陳虞盛貪縱不法、虛報經費的情況，立即上疏揭發。因為王亶望任浙江巡撫時，王燧、陳虞盛均為其親信，乾隆皇帝敏銳地意識到王亶望也脫離不了乾系，下令逮捕王燧嚴審，尤其要查清王亶望與王燧有無“交通情事”。王亶望得知後十分恐慌，急忙自請罰銀五十萬兩，充做修建海塘公費之用。乾隆皇帝答應了王亶望所認罰銀，但對如此巨額銀兩的來源十分懷疑，密令阿桂嚴加查訪。阿桂自然想不到這些銀子大多是王亶望任甘肅布政使時貪污的贓款，只在浙江調查，因而查來查去，始終找不到有力的證據。就在這個關鍵時刻，甘肅發生了回民蘇四十三的起義，天下人包括天子的視線立即轉向了甘肅，王亶望的危機暫時解除了。只是這位能事之藩司萬萬沒有想到的是，甘肅連日的大雨以及甘肅布政使王廷贊捐四萬兩白銀做軍餉將會將他連帶扯出。 乾隆皇帝看出破綻後，立即傳諭當時正在甘肅的大學士阿桂和署理陝甘總督李侍堯暗中調查甘肅捐監一事，據實匯報。阿桂和李侍堯很快就查出了甘肅捐監從一開始就是改收糧為折色收銀的事實。時在承德避暑山莊的乾隆得知後，感覺長期受到了蒙蔽，十分震怒。精明的和珅見甘肅捐監即將出大案，便搶先向乾隆皇帝奏稱說：“王廷贊蒞任甘省藩司（即布政使）有年，其家計充裕，即使再加捐數倍，亦屬從容。”意思是說，王廷贊擔任甘肅布政使有幾年了，別說捐四萬兩軍餉，就是再多幾倍，也能輕鬆拿出來。此話十分陰險，前面提到過，清朝官員俸祿微薄，四萬兩白銀已經是巨額錢財，和珅的潛台詞自然就是王廷贊有偏門撈快錢。乾隆皇帝聽了，竟然沒有凜然發作，而是一面派人到甘肅召王廷贊到行在熱河晉見，再命阿桂和李侍堯務必嚴查甘肅捐監一案；另一方面，又命閩浙總督陳輝祖查訊時在浙江的王亶望。 此時，因甘肅回民起義被革職的前任陝甘總督勒爾謹已經被押解到京師，留守京師的大學士英廉奉旨提訊甘肅收捐監糧一事。不料勒爾謹早有一套說辭，稱：“我最初奏請恢復捐監糧時，並無折色收銀一事。後來風聞有折色之說，也問過當時的布政使王亶望，但王稱並無其事，於是我信以為真，沒有再過問。一直到王廷贊繼任，發現了問題，才告訴我王亶望在任時一直是私收折色。後來大家公議繼續折色收銀，每名監生收銀五十五兩。我也擔心各州縣不將捐銀拿去買糧，王廷贊提議交給蘭州府專辦，我也同意這樣做。這樣，這筆款項即從首府（蘭州府是甘肅首府）分發，各州縣並不解交經手。”雖然勒爾謹的供詞極力為自己開脫，但有一點是顯而易見的，那就是改收捐糧為折色是在王亶望任內開始的，後來冒賑更是成了他分肥的手段。 再說甘肅蘭州這邊，甘肅布政使王廷贊接到皇帝召自己去承德避暑山莊晉見的諭令後，已經意識到此行凶險難料，但聖意難違，他不得不遵命行事。但王廷贊也不是沒有絲毫行動，而是飛快寫了一封機密信件，派心腹王亮侯緊急送往位於關外盛京（即瀋陽）的源有通號帽鋪，這才開始準備啟程。 前往熱河，必須要經過北京。在到達北京後的當夜，王廷贊不帶隨從，一個人秘密趕去一家客棧與一個名叫王誨之的人見面。王誨之就是源有通號帽舖的老掌櫃，接到王廷讚的密信後，便率領何萬有、張謙益、王汝輯、孫士基、曹國林五名伙計（清代“伙計”意思很廣，包括合夥人、經營者等）火速從盛京趕來北京，已經恭候多時了。王廷贊身為朝廷大員，怎麼會與這些普通商人扯上關係呢？ 原來，王廷贊不但與王誨之有聯宗之誼，本人還是源有通號的大股東，王誨之是應王廷讚之請，任掌櫃經營源有通號帽鋪。而何萬有等五人也並非普通的僱傭伙計，均是王廷贊心腹王亮侯的臨榆（今河北秦皇島）同鄉，由王亮侯引薦，成為王廷贊生意上的合股人。 七個人在房中商議了很久很久，一直到天快亮時，王廷贊才從房中出來，獨自離開。 外面，東方的天空已經露出了魚肚白。王廷贊凝視著，忍不住長嘆了一聲。此時，他已經知道跟隨自己多年的王亮侯在送信到盛京後即不告而別的消息。唉，果然是大難臨頭各自飛。不過，在他內心深處，並沒有怨恨王亮侯的背叛，而是有一種“樹倒猢猻散”的悲哀。 乾隆四十六年（1781）六月初，王廷贊終於到達熱河，軍機大臣會同大學士、九卿立即遵旨訊問。王廷讚的供詞與勒爾謹如出一轍：改收折色是自王亶望任內開始，他到任後發現收銀不合體制，立即下令停止收銀，重新按收糧處理，但之後一直無人報捐，無奈之下，只得依舊延續前任的做法。至於每名監生收銀五十五兩，則是因為考慮到各州縣辦理捐銀數多寡不齊，又擔心各州縣有短價勒買糧石之事發生，有個統一規定的數額而已。甘肅糧價比較便宜，此數足敷定額。而之所以要將辦理捐銀交給蘭州府專辦，是因為其他各省到甘肅捐監的商民通常都是聚集在省城蘭州，改歸首府更方便報捐。蘭州府統一收捐後，會將收銀髮給各州縣，購買糧食補還倉庫，再按季申報，道府並加結於上。 乾隆皇帝看到王廷讚的供詞後，拍案怒斥：“所供殊不足信。”（《清高宗實錄》）特意於六月初十下諭駁斥王廷贊供詞，大意是說：甘肅收納監糧，原本是為了倉儲賑濟的目的，理當收取本色糧食，怎麼能公然定數私收折色，而且此等嚴重違反朝廷例禁之事從無一字奏聞？如果說甘肅糧價便宜，五十五兩銀買的糧食已符定額，那麼當地必然是收成豐稔，糧源充足，怎麼還需要每年賑濟呢？如果賑災是實情，糧食必定昂貴，五十五兩銀子又怎麼能買足所定的糧數？這兩者自相矛盾，必有一方是假。 乾隆皇帝此諭詰問得十分透徹而高明，王廷贊再也無法掩飾回辯。他本來還寄轉機於接受過他賄賂的和珅，不料和大人一副公事公辦的樣子，甚至還多次在公開場合威脅要對他用刑。王廷贊心頭又恨又氣，但卻不敢揭發出和珅受己賄賂一事，一來於事無補，二來心中總還存了一絲僥倖，盼望和珅在最後關頭能伸出援手。 在同一時間，閩浙總督陳輝祖封存了王亶望的所有財物，但審問卻沒有取得任何實質性的進展。王亶望供稱：“風聞有折色之事，當即責成道府查禁結報，且意在捐多谷多，以致一任通融。”意思是說，他在辦捐過程中，確實聽說過有捐監改收糧為收銀一事，但這是其下屬私自所為，他曾經就此事責備過下屬，但後來考慮到收銀後可以補購糧食，所以也就不了了之。 王亶望此供，不但不承認冒賑貪污，而且將改收折色的責任全部推到其屬員身上。他還特意強調他的本意在於捐多糧多，至於分肥入己之情弊絕對沒有。閩浙總督陳輝祖的弟弟陳嚴祖時為甘肅環縣知縣，也牽涉進甘肅冒賑案，因而陳輝祖本人也有心庇護，決定就此放一放王亶望，便推辭說要等朝廷欽差工部侍郎楊魁到後，再一起嚴審王亶望。 當年六月十三日，陳輝祖關於王亶望供詞的奏摺送到北京。到了這個時候，乾隆皇帝已經肯定甘肅捐監“有竟不買補，虛開賑濟，冒銷情弊”，自然對陳輝祖的作為很是不滿，但又想不出陳輝祖有什麼維護王亶望的理由（皇帝無論如何沒有想到身為知縣的陳輝祖弟弟陳嚴祖也捲入了甘肅捐監案），認為是一直沒有找到真憑實據，所以王廷贊、王亶望等人才會不斷地狡辯、搪塞、推諉，於是傳諭阿桂、李侍堯，盛讚二人是“中外最能辦事之人”，要求二人將甘肅捐監案的內在情形迅速查明，務必水落石出。 而就在這個時候，京城發生了本篇開頭提到的六十根金條案。由於王廷贊是源有通號帽鋪東家的事眾所周知，眾人均懷疑這是他在刻意轉移財產。但由於直接當事人何萬有一直沒有被官府抓獲，旁人也無從得知真正內情，只能是猜測而已。 六十根金條的事很快就傳到了熱河。訊問王廷贊時，王廷贊卻說這金條是他在甘肅以高價銀換的，現在看到甘肅軍需緊張，特意帶到北京來換成銀子，打算捐做軍費用的。至於何萬有，不過是他熟識的一個人，因他本人換銀不便，所以將金條託其代為兌換。 一個月後，薊州激餾客棧發現了被通緝的何萬有的屍體。他是自殺而死，並留下一封遺書。遺書徹底拆穿了王廷讚的謊言：原來這六十根金條是王廷贊自甘肅帶來，在北京交給了王誨之，王誨之又托何萬有代為保管。何萬有因風聲緊，又想到將金條藏在衣褡中，轉存到聯興帽舖內。 除何萬有之外，幫助王廷贊轉移財產的還有張謙益、王汝輯、孫士基、曹國林四人，後來均被抓獲。通過這些人，又追查到他們的同鄉——之前為王廷贊心腹長隨的王亮侯身上。後來進一步追查才發現，王亮侯也事前參與轉移了資產，僅轉移到他家鄉臨榆的王廷贊財產就有金葉子四封（重四百餘兩）、銀一百餘封（重六千七百兩）。果然應驗了和珅在乾隆皇帝面前揭發王廷贊“家計充裕，即使再加捐數倍，亦屬從容”的話。 再說蘭州這邊，阿桂、李侍堯接到乾隆皇帝六百里加急廷寄後，自然不敢怠慢。可甘肅捐監積弊已久，冒賑也已歷經數年，堪稱驚天大案，甘肅各級官員卻從無一人對朝廷提及，可見通省大小官員無不染指，人人有份。面對這樣一個密不透風的集團，到底要從哪裡下手呢？ 幸好對此難題，精明過人的乾隆皇帝早有明確指示，要二人重點清查王亶望任甘肅布政使時道府結報監糧係屬何人，以及私收捏報的經過。很快，阿桂、李侍堯就理出了一份王亶望任內時歷任道府及直隸州官員名單。下一步就是要尋找突破口，對此，乾隆皇帝進一步諭示：“臬司（按察使）即係局外人。”一語驚醒了夢中人。 當年六月二十七日，阿桂和李侍堯派人將甘肅按察使福寧“請”到總督府來。福寧進來時，阿桂和李侍堯正端坐堂上，一臉肅色，這讓本來已經很緊張的福寧更加惴惴不安。見禮後，李侍堯也不寒暄，單刀直入地問道：“臬台大人，你應該知道今天我們請你來是為了什麼事吧？”福寧用袖子擦了一把額頭的汗：“福寧不知，還請李相國明示。”李侍堯虎起了臉，冷笑道：“你是臬司，主管一省司法大權，還需要我明示麼？”福寧更加緊張，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一直冷眼旁觀的阿桂這才開口，溫言安慰道：“福大人，你也不必過於緊張。我們都知道，你是臬司，完全是局外人，這也是皇上的原話。”福寧大感意外，愣了一下，還有些不相信地問道：“皇上真這麼說？”阿桂肯定地點點頭，道：“對，皇上英明。福大人，你只需要將你所知道的甘肅省捐監一事如實告訴我們，就完全脫離了乾系。” 福寧又驚又喜，當即將他所知道的甘省捐監內幕和盤托出：甘肅自開捐之始，便是收銀，而不是收糧。具體的做法是：王亶望將實收靠（空白的捐監執照收據）和所收銀兩全部交給蘭州府存貯，當時的蘭州知府就是他的親信蔣全迪（現任浙江寧紹台道），因而給發各州縣捐銀的多少全由王亶望一人說了算，旁人無權過問。外省捐生全部到省城蘭州報捐，省內各州縣也在蘭州向報捐之人辦理捐監手續，頒發監生執照。各州縣領回的折色銀兩，也沒有用來買糧補還倉庫。放賑時，王亶望從未親往災區察看，各地的受災分數均由他一口決議，放賑時也不派官員監視。即使事後盤查，各州縣具文申報，道府按季出結，也全是弄虛作假、虛應了事。 福寧的交代有力地指證了王亶望是私收折色的始作俑者，並不是如王所供稱的那樣是其下屬所為。不過福寧所知有限，具體到王亶望是如何用冒賑開銷情弊一節，也無法提供更多的線索，只是說甘肅省各地方報災數目全部由布政使司決定，如果要了解更多，只能去查閱王亶望任內時各屬報捐實收及開銷賑糧的原始賬簿。 福寧走後，阿桂與李侍堯又提訊了鞏昌府知府宗開煌。乾隆四十一年（1776）時，宗開煌任安西知府，安西下轄敦煌、玉門兩縣，正是所謂的“賑災重地”。他供稱說：“我任內敦煌、玉門兩縣冊結時，因王亶望要求，不得不在省城出具假結。” 得到福寧和宗開煌的供詞後，阿桂與李侍堯相視而笑。至此，甘肅捐監冒賑案已經浮現出冰山一角，王亶望和王廷讚的狐狸尾巴已經露出來了，下一步，就是要將其中舞弊分肥、冒銷勒買的詳細情形查出個究竟。為此，二人連夜調閱了布政使司的賬簿。 只看了幾本，李侍堯便發現了一個重大巧合：凡是捐監人數多的地方必然有乾旱，賑糧也相應的多，捐監人數少的地方則少有災賑。舉例來說，乾隆四十年（1775），甘肅首府首縣皋蘭縣報捐實收四千八百張，應當收納監糧十九萬一千九百餘石，這一年即開銷賑糧十五萬五百餘石、銀一萬七千餘兩。次年，皋蘭縣報捐實收八千張，應收監糧三十二萬石，這一年即開銷賑糧二十三萬四千八百餘石。連續兩年，收捐與開銷大致持平。實收捐生之多寡竟然與各州縣被災之輕重如此契合，顯然已經不是巧合，而是王亶望與地方下屬串通侵蝕、任意開銷的實證。 至此，冒賑開銷一節的過程算是查清楚了，下面就是調查甘肅省上下官員如何舞弊分肥之情形了。但這一關節無疑是最難的，甘肅弊情日久，通省大小官員無不染指，他們知道利害關係，自然上下沆瀣一氣，蒙混隱瞞，絕對不肯實說。為此，乾隆皇帝特意發來諭旨：“甘省冒賑一案，官員若此時尚不據實供明，將來別經察出，則怙過不悛，即概行正法，斷不姑寬。”大概意思就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阿桂與李侍堯立即召來司道及在省的各府廳州縣官員，告知皇帝旨意，勸眾人趕緊主動吐出舞弊實情，以求得一線生機。 自勒爾謹革職被逮、王廷贊被召去承德避暑山莊，甘肅大小官員群龍無首，惶惶無助。到了這個地步，退無可退，避無可避，一度水潑不進的貪污集團終於開始分崩離析了。陸續開始有官員交代，不過只是承認歷年辦理災賑時有以輕報重、戶口以少報多的情況，一旦涉及冒銷舞弊的關鍵，這些人立即又沉默不語了。審問多日，沒有任何實質性的結果，案情始終無法取得進展。誰也沒有想到，最後打破這一僵局的竟然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皋蘭縣戶房的書吏。 阿桂和李侍堯苦思多日後，終於想到地方州縣報災散賑，必然先有文書，而文書則必須經過書吏之手，如果有文書留底，豈不是最好的證據。想到這一關節後，二人立即派人將皋蘭縣戶房的書吏全部秘密逮捕，分別隔離後嚴刑拷打。終於有一名書吏忍受不住酷刑，交代其手中藏有一本乾隆四十年的散賑點名清冊，其中記錄的散賑為實放數目。這本賬簿本來是該銷毀的，當日扔進火堆後，因機緣巧合併沒有完全燒完，關鍵信息都還在，被這名書吏悄悄藏了起來。 經核查發現，清冊上記錄的放賑實放數目與上報的冊子相比，戶口名數懸殊。且上報冊中記載的賑數是八分本色、二分折色，但點名清冊中則是全放折色。捐監時按市場糧價收銀，放賑時則按部價折給老百姓，這樣，在一收一放中就出現了利差，再加以實放戶數與向朝廷上報的戶數不符，又出現一大差額。這兩者的巨大差額必然有浮冒產生。於是，這本殘缺不全的賬簿成為該縣前任縣令程棟借賑恤之機大肆冒銷侵蝕的有力證據。 案情由此取得了重大突破。前任蘭州知府蔣全迪現任浙江寧紹台道，前任皋蘭縣令程棟現任刑部員外郎，均被立即逮捕送交刑部審訊。而皋蘭縣為甘省首縣，為一省之耳目，皋蘭縣一經突破，其他大小官員再也沉不住氣了，紛紛將各自的浮冒賑糧數以及被上司勒取交辦物件等項用去銀兩數目逐一供明。至此，甘肅省上下官員冒銷舞弊情形已經是鐵板釘釘的事實。 乾隆四十六年（1781）七月，所有相關主犯包括王亶望在內均被押到熱河行在，乾隆皇帝親自廷鞫質訊。在鐵一般的證據面前，王亶望、王廷贊等人不得不俯首認罪，承認了折監冒賑、從中漁利的犯罪事實。 審訊官員曾問王亶望道：“如此貪婪不法，與屬員通同作弊，難道不怕日後犯出來，就如此大膽麼？”王亶望回答說：“我做這種的事，我起初若想到今日發覺也斷不敢做，只是我貪心重了，想上下合為一氣，各自分肥；又令該道府等出結存案，希冀可以蒙混；有散賑可以藉端掩飾，不至敗露出來，所以大膽做了。”（《懲貪檔》） 至此，甘肅官員營私舞弊案全部暴露。初步估計，前後通過捐監冒賑侵吞的銀兩至少有上千萬，貪污數量之巨，為清朝立國以來之最。 七月三十日，乾隆皇帝在熱河承德避暑山莊下了一道諭旨，總結甘肅捐監冒賑說：“甘省收捐監生，本欲藉監糧為備荒賑恤之用。乾隆三十九年經勒爾謹奏請開捐，議准允行，原令只收本色糧米，其時王亶望為藩司，即公然徵收折色銀兩，勒爾謹竟如木偶，毫無見聞。於是王亶望又倚任蘭州府知府蔣全迪，將通省各屬災賑，歷年捏開分數，以為侵冒監糧之地，自此上下勾通一氣，甚至將被災分數，酌定輕重，令州縣分報開銷，上侵國帑，下屯民膏，毫無忌憚。” 最後的判決結果是：王亶望立即處斬；勒爾謹賜令自盡；王廷贊判絞監候，秋後處決。王亶望被押赴刑場時，十分鎮定，只是長嘆今日結局是命中的定數。 面對如此驚天大案，乾隆皇帝憤慨有加，一時不能平靜，再次下諭說：甘省捏災冒賑一案“枉法營私，大小官員通同一氣，為從來未有之奇貪異事，故當以重法治之，非不知罪人不孥，而此實非常之罪也”。然而，說是要“重法治之”，嚴懲示戒，在追究其他涉案官員之時，皇帝又陷入了兩難的境地。 甘肅當時共有六個直隸州，一個直隸廳，六個州，八個廳，四十七個縣，而初步追查出來有牽連的官員即達一百餘人。按照清朝律例，凡侵盜倉庠錢糧一千兩以上官吏即判為斬立決。但在甘肅冒賑案中，侵冒銀數一千兩以上的道、府、州、縣官員就有一百一十九人，道、府、州、縣官員幾乎全部捲入，到了全省俱貪的地步。為了避免出現甘肅衙門為之一空的狀況，乾隆皇帝被迫放寬尺度，將斬立決的條件由侵冒銀一千兩以上改為二萬兩以上，一萬兩以上者改判為斬監候，一萬兩以下者再根據輕重分別處理。 即便如此，先後被押赴刑場斬首的案犯也多達五十六人，免死流放到伊犁、黑龍江等處的共有四十六人，並且遇大赦不得援例寬釋。因一件貪污案就斬殺、絞決、流放如此多的官員，自清朝立國以來，還絕無僅有。而這還是沒有窮追猛打的情況，如果深挖下去，牽涉進的官吏必然更多。若是按順治十七年（1660）順治皇帝發布的“貪官贓至十兩者，流徙幕北（大漠以北）地方”的諭旨來量刑，恐怕大清朝的官員全體該被流放了。從“貪官贓至十兩者，流徙幕北”到“侵盜倉庠錢糧一千兩以上官吏判斬立決”，再到“二萬兩以上斬立決”，何等生動地表述了吏治的由清到濁。 之前曾經被派往甘肅查證倉糧的刑部尚書袁守侗和刑部左侍郎阿揚阿也受到了牽連，被交部嚴加議處。甘肅按察使福寧革職留任。陝西巡撫畢沅（乾隆二十五年狀元，當時有名的文人）也因知情不報被罰銀，降三級留用。江蘇巡撫閔鄂元（其弟閔元任平涼府同知，涉及甘肅冒賑案被殺）、閩浙總督陳輝祖（其弟陳嚴祖為甘肅環縣知縣，涉及甘肅冒賑案被殺），均有庇護之嫌，也被罰銀並降三級留用。 回想起當初允許甘肅重開捐監之種種情形，王廷贊當面保證的“隨時隨處實心實力，務期顆粒均歸實在”猶在耳邊，乾隆皇帝不由得感慨萬分，嘆息說：“內外臣工無一人言及，思之實為寒心。”（《清高宗實錄卷一一六七》）甘肅捐監由此停止不說，且對已經被斬首的王亶望餘怒未消，認為王亶望是最大的罪魁禍首，因而有意禍及其家人，將王亶望之子王裘、王榮、王焯章革職，發往伊犁充當苦差。王亶望另外還有八個兒子，年紀均不到六歲，也全部被逮捕下獄，等年滿十二歲時再流配異鄉。一直到乾隆五十九年（1794），國史館突然進了一部《王師傳》，極力表彰王師在江蘇巡撫任上的事蹟。王師就是王亶望的父親。此時，王師死去已經有四十多年，國史館突然為他立傳，顯然是有人操縱，意在引起皇帝的憐憫，以救出王亶望的兒子。果然，乾隆皇帝看到《王師傳》後，一時感慨王師的清名，說：“勿令師絕嗣也。”（《清史稿卷三百三十九》）意思是說，不要讓王師這樣的清官斷子絕孫。特意下恩旨赦免了王亶望的兒子，允准還鄉。 這場發生在西北貧瘠之地的捐監冒賑案，自總督勒爾謹開始，以布政使為首，由蘭州知府具體主持，一直到地方州縣衙役，“全省大小官員無不染指有罪”，“上下一氣”，並隱匿不露長達七年之久，不但在清朝是聞所未聞之事，即使在整個中國歷史長河中，也是十分罕見的。 就連自稱為“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本人也對此大惑不解，“公然定數且私收折色，（七年中）從無一字奏聞”，他卻不明白除了體制的原因外，貪案更多是由於他自己造成的。他一直妄圖用戰功超越其祖父康熙皇帝，先後發動了十次戰爭，窮兵黷武，將“府庫充盈”的國庫消耗一空。據趙翼《詹曝雜記》記載，乾隆第一次用兵金川，耗費軍需銀七百七十五萬；用兵西陲，耗費軍需銀二千三百一十一萬；用兵緬甸，耗費軍需銀九百一十一萬；第二次用兵金川，耗費軍需銀六千三百七十萬；用兵台灣，耗費銀米共一千萬。 除此之外，乾隆皇帝又驕淫奢侈，極事縱遊，不顧國庫空虛，六下江南，勞民傷財，揮霍無度。別的不說，僅拿他審結甘肅捐監冒賑案的承德避暑山莊來說，山莊建於康熙年間，乾隆即位後又大肆擴建修繕，圈地數十里，廣築圍場，雜植時花，分置亭榭，一直到晚年才修建完工。避暑山莊內鑿池引水，傑閣高憑，綠草如茵，清風習習，號稱“天下一大觀”。當時有一扈隨乾隆的官員讚歎說：“此地氣候溫淑，大勝京師，洵無愧避暑山莊也。”旁邊一滿人武將聽見了，回答說：“誠是。此陛下就宮內言耳。若外間城市極狹，房屋亦低小，人民半多蝸處其中，兼之戶灶銜接，炎暾之盛，十倍京師。故民間有諺曰：'皇帝之莊真避暑，百姓仍是熱河也。'”（清汪詩儂：《所聞錄》）皇帝在避暑，百姓卻身處熱河，多麼鮮明的對比。可以說，乾隆皇帝的奢靡成風對貪污大案迭起起到了極為重要的推波助瀾的作用。終清一朝，二品以上大員身陷刑闢者以乾隆朝最多，便是明證。 不過，甘肅捐監冒賑案的餘波還沒有結束。王亶望等貪官伏法沒幾天，又從這件貪污大案中牽扯出了另一件案中案，導致又一位封疆大吏人頭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