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第六章病中策

可是新的一年更為艱辛。 按照日本人一向不佔大便宜吃大虧，不佔小便宜吃小虧的為人宗旨，日本政府和關東軍認為他們在黃郛手中吃了大虧。 這個人不是國民黨卻勝似國民黨，說的話，做的事，全是代表南京政府，絕不是那種能夠任意操縱的木偶。同時其人手段高明，在具體策略上都能做到有進有退，但又有自己的必守準則，使你無縫可鑽。 世上什麼藥都有，就是找不到後悔藥吃。停戰協定簽也簽了，只是再也不能讓這個黃郛在前面擋著路，否則如何撈本？ 此時29軍也想在華北立足，一個地方，一個中央，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利益矛盾，前者甚至還有借日本人之力來排擠中央勢力，趕走黃郛的意圖和舉動。 內外夾攻之下，黃郛身體每況愈下，在心力和體力上都到了再也無法支撐的地步，而局面卻仍然在一天天繼續惡化下去。

在又勉強支撐一年後，他向政府請了病假，回到闊別已久的莫干山，從此再未北返。 在莫干山，物是，人卻已非。 翠綠依舊，炊煙依舊，山房依舊，可是他沒有辦法讓自己完全靜下心來，很多個夜晚，常常會被北方燃起的烽火所驚醒。 自黃郛南下後，留守華北的何應欽被日本人逼得幾乎一步一退。 先是遭遇“河北事件”，被兩個日本武官又訛又詐，造成了“國民政府政治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日子”，接著又被迫將中央軍和國民黨黨部撤出華北，這些東西都被寫在一張紙上，此即外傳的“何梅協定”，其實只是一張便條，上面既無簽字也沒蓋章，並不是具有法律約束意義的協議，但是它標誌著華北的兩年堅持已走向尾聲。 當黃郛在莫干山聽到這一消息傳來時，猶如聽到了一聲晴天霹靂。他放棄靜養，親赴南京，向蔣介石當面提出建議，要求加快內部的抗戰準備。

黃郛現在連遠路都走不了，再也不可能去華北“嘗甘苦”了，但政整會還存在。 黃郛建議趕緊解散，該用的用，該遣的遣，因為自己不在，已無法控制住這一充滿著“日本通”和“皮條客”的臨時機構，而我不用，敵必用，政整會很可能會走向反面。 政整會隨即被撤銷，黃郛的話也果然得到應驗，殷汝耕、王克敏、殷同、李擇一等後來都陸陸續續做了漢奸。 沈亦云越來越憂心。 她憂心的是自己的丈夫。 一天又一天，黃郛在日漸消瘦下去，連出門散步都做不到，有時胸部還會劇烈疼痛。這是一個非常不好的徵兆。 她在書上查到，當時有兩種不治之症，一為吸血蟲病，一為癌症，得了這兩種病，患者都會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因而痛苦萬分。 吸血蟲病不太可能，悄悄地向醫生求教，得知無端消瘦正是癌症的表象之一。

沈亦云又疑又懼，帶黃郛出山一檢查，果然，肝癌，晚期，醫生判斷只有數月的生命了。 對沈亦云來說，這是真正的晴天霹靂。 短暫相聚意味著的卻是長久別離，人間事，沒有比這更令人傷悲的了。 數月，對於聚首來說太短，對於分離來說卻太過漫長。他們一道共過崎嶇，共過憂患，共過寂寞，20年相知相守，一人去，另一人猶可獨生否？ 但是這一切，包括病情，她都不敢對黃郛據實相告，每天都是含笑入病房，一出來才愁腸百結。 黃郛不問，可是隱隱約約中已經猜到了病情之嚴重。 他知道自己為什麼得病，經過華北兩年的苦熬苦鬥，曾經自言：此番煎熬，至少減壽五年！ 他曾經希望以這五年的減壽，令大局稍安，可是大局卻越來越顯混沌，在中央軍和國民黨黨部退出華北後，以前的種種努力眼看著已是前功盡棄。

黃郛一向對生死看得很開，只有這一件，他無論如何難以釋懷。 當時的中國，手術台上的疑難雜症，一般都要請日本醫生來操作。不需要他自己開口，日本大使館幾次主動上門推薦，說我們派最好的醫生來幫你治。 黃郛搖搖頭，拒之門外。華北正陷危機，他永遠不能夠原諒這個不可理喻的霸道之國。 有一天，一個人到醫院裡來看他。 看到這個人，黃郛忽然情不自禁地淚流滿面，以致顫抖著說不出話來。 沒有人知道一貫穩重的他為什麼會如此失態。只有守候在身邊的那個聰明女子懂得丈夫的心思。 因為來訪的是何應欽，此時又正值兩廣事變爆發。 看到何應欽來訪，想到的是北方：他們一起共事，在華北整整抵禦日本兩年，可是華北最後仍然陷入危機，而且至今仍是隱患重重。

兩廣事變乍起，想到的又是南方：外患未止，內憂不斷，仍然是四分五裂，仍然可能是一盤散沙，仍然是自己人打自己人，這種局面不知何時才有盡頭。 難道我們曾經作出的所有努力都要付諸東流了嗎？ 真是淒涼心境，堪向誰訴。 沈亦云走出門去，偷偷給蔣介石發了份電報，示意對方：你義兄心裡還是放不下國事，你安慰安慰他吧。 曾經有一段時間，這對兄弟之間的感情又開始微妙起來。黃郛對部下和同事寬厚，對自己位高權重的義弟卻從來都是直言不諱，有什麼說什麼，這在如今說一不二的“蔣委員長”聽來，自然很是不爽，私下里也不止一次發過怨言。 直到華北再度出現危機，黃郛病入膏肓，蔣介石才更深刻地體會到那裡的“火坑”有多麼深，替他跳“火坑”的人又曾有多麼艱難和不易。

這個人的好，有一天你總會知曉。 蔣介石後悔莫及，不僅將自己的私人醫生派到上海給黃郛診治，而且經常發電報來探問病情。 在接到沈亦云的電報後，他立即復電一封，讓沈亦云轉告黃郛：兩廣那邊的事我已經快要擺平了，你不要擔心，還是安心養病，趕快恢復健康要緊。 黃郛住院後不能看報，也看不到電文，但他對時局的發展卻始終了然於心。 在聽妻子讀完蔣介石的複電後，黃郛口述回電，授之以計：對內部的事，要堅持“忍”字當先，用政治，不用武力解決糾紛。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哪怕生命早已在倒計時，這位腹有韜略的政治家所想到的，仍是國之安危。 在“七七事變”前後，蔣介石之所以登高一呼，就能匯集各路諸侯與倭決戰，黃郛病中之策，實對其有莫大助益。

等蔣介石從廣州歸來，又專程去上海看望黃郛。這是兄弟間最後一次見面，也是一次訣別，因為蔣介石已確知黃郛患的是絕症。 時光不能夠倒轉，當年那個翩翩美少年，如今已被病魔折磨得奄奄一息，完全失去了模樣。 蔣介石感觸於心，他低頭告訴義兄：抗戰準備已經過半，再等個幾年就可以全部就緒了。你個人所受的那些委屈，到時國家都將得到回報。 這也許只是對於病人的一種對症下藥的安慰，然而黃郛聽後極為振奮，一時精神大好。 蔣介石一走，他就對沈亦云說：要真是這樣，我縱然死也值了！ 黃郛於彌留之際，聽到的最後一則好消息，是百靈廟大捷。 當天他就陷入了昏迷，醒來之後讓人把沈亦云叫到身邊，後者以為他要囑咐什麼家事，未料聽到的卻是斷斷續續的幾個字：第一路……第二路……進……退……

黃郛早年從事軍事，交卸軍隊從政後，便不再過問戎機，然而在這迴光返照的一刻，他彷彿又回到了戰場之上，縱馬馳騁，殺敵禦侮。 1936年12月6日，一代政治家撒手西去。 抗戰勝利，蔣介石明令褒獎，稱讚黃郛作為文臣，其功績堪比戰將（“樽俎折衝，功同疆場”）。 自從黃郛南下不歸之後，華北局面一日危似一日，連何應欽都因頂不住壓力，跑回了南京，但這時有人代之而出，撐住了眼看就要倒下的擎天之柱。 此人非同凡響，黃郛在華北苦撐兩年之後，他又繼續在那裡獨撐兩年，然而同為政治家，兩人從性格到作風又截然不同。 黃郛是一個很真的人，這個人卻真真假假，哭哭笑笑，一生演過的戲連他自己都數不清，黃郛有既定的深遠策略，這個人擅長的卻是變幻不定的縱橫之術。

他就是蕭振瀛。 黃、蕭不同，很大程度上還緣於角色定位不同。 黃郛為國之幹臣，所思所慮均從國家大局出發，有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諸葛亮，蕭振瀛出自29軍，他所要努力爭取的，首先必須是“主公”宋哲元和29軍這個團體的利益最大化，所以他當不成諸葛亮，最多只能做宋公明旁邊那個拿紙扇的智多星吳用。 長城抗戰，29軍能夠一舉成名，與蕭振瀛的宣傳技巧是分不開的——說得好聽叫宣傳，說得不好聽其實就是吹。 當時從古北口到南天門，戰事比喜峰口要激烈得多。徐庭瑤不僅善築工事，而且多次派兵夜襲日軍，有的戰果絕不比29軍小，可是他吃虧就吃虧在不會吹。 在前線堅守的幾個月裡，徐庭瑤一共就接受過一次採訪，就這次採訪記，也在報上被擠到了一個小角落，原因是讀者不愛看。

讓人們愛聽愛看，這是蕭振瀛的長處。 晚上出去摸營，你說幾點到幾點，枯燥得跟個流水賬一樣，誰要看？ 你得把場面弄得驚心動魄，猶如探險記或武俠小說，讓人津津樂道，如身臨其境才行。 陣地之上，說起傷亡，大家都是一堆又一堆，而且喜峰口比南天門還丟失得早，這要照直說出去，多讓人喪氣。 絕不能這麼說，傷亡大是確實的，可是你得強調敵人傷亡還要多還要大，我們一個小伙子，拿大刀砍人家七八個乃至十幾個絕不在話下，這樣才能提神給力！ 反正又沒有誰會去精確統計，吹多一點，吹大一些，沒事的。 蕭振瀛最絕之處，就是把29軍本來不得已才用上的弱項——大刀給編排成了自己的品牌logo，幾乎就是天下第一神器。 29軍的英雄們大刀一舉，砍瓜切菜，什麼機槍呀，大砲呀，坦克呀，能砍的全給他砍掉。我們就只要帶一口袋過去，回來時口袋裡裝的便全是黑壓壓的鬼子腦袋。然後往一被砍倒的裝甲車旁邊一站，拎一口大刀，不要太上照哦。 在需要大俠的時候，大俠集體現身了。 寄託在這個大俠夢上的，有若干年後的《大刀進行曲》，還有民眾捐贈的禮物——到喜峰口慰問29軍的女學生們特地帶來99把大刀！ 蕭振瀛到上海為29軍募捐，到處受到歡迎，各方人士紛紛慕名來訪。這裡面，蕭振瀛最重視結交報界大亨，並與《申報》老闆史量才結成了莫逆之交。 上海大報，以《大公報》和《申報》最為著名。 《大公報》屬於主流報紙，但它層次太高，離老百姓太遠，《申報》看上去雖俗了那麼一點，然而俗才好啊，老百姓愛看，這就是真理。 史、蕭二人蕩舟於黃浦江上，一個引吭高歌，一個吹簫相和，搞得十分熱絡。蕭振瀛負責為史老闆提供有關於29軍的獨家猛料，史量才則在報上賣力鼓吹。一時之間，《申報》幾乎成了29軍的壟斷報紙。 漸漸地，在人們印像中，提到長城抗戰，便只有29軍，而大刀隊的神人們，也漸漸可以與刀槍不入的義和團相媲美了。 29軍由此大出風頭，身價百倍，不僅翹然獨出於雜牌軍隊之上，連中央軍都望塵莫及。 長城抗戰結束，各諸侯都想在華北分一杯羹，宋哲元和29軍也不能例外，為此奔走的當然還是蕭振瀛，他的目標是為29軍謀取北平。 華北的名義主持人是黃郛，可是不管蕭振瀛怎樣施展手段，開儘後門，最後還是屢屢吃閉門羹，不得其門而入。 一個強的遇到了另一個強的。蕭振瀛的縱橫術第一次遭到失敗，而黃郛總攬全局，他也絕不會聽任一支地方軍隊在華北形成氣候，這就導致了黃、蕭交惡的開始。 歸根結底，這兩個政治家，一個在朝，一個在野，各為其主，各思其責，衝突實在是不可避免的。 那個年頭，誰有槍誰就橫。宋哲元達不到目的，便和其他諸侯一起對黃郛來了個不合作，凡是黃郛在會議上提出的議案，他們都大唱反調，說黃郛在“賣國”。 黃郛在華北寸步難行，加上日本人逼迫，不得已南返避入莫干山中。 華北諸侯如此跋扈，讓蔣介石和汪精衛都感到十分棘手，便由南京行政院下達命令，準備將一些地方軍隊調出華北，其中也包括29軍。 29軍這些將領，早在北平買田置地，沒一個肯走，但不走就是抗命，這個罪名說有多大就有多大，弄得不好還得挨中央軍的揍。 正在徬徨無計之時，蕭振瀛突然發現並抓住了一個機會。 在“何梅協定”簽訂之後，中央軍被迫撤出華北，北平城的防守因此變得十分空虛。 日本人不便直接動手，但他們可以利用那些“失意的軍閥政客”生事搗亂。於是，在日本華北“駐屯軍”的攛掇和慫恿下，便發生了所謂“正義自治軍”叛亂事件。 當時平叛的是城外的東北軍，可是東北軍實力有限，軍紀也不好，這讓人始終放心不下。 蕭振瀛見此，急忙提出建議，表示29軍願意調兵防守北平。 當時何應欽已去南京，負責留守的人一聽喜上眉梢。長城抗戰，29軍一戰成名，絕對是一支聲譽極佳的勁旅，正求之而不得啊。 得到對方的同意後，蕭振瀛立即打電話，星夜調兵入衛北平。 總算插進了一隻腳，可撤軍問題還是沒有得到解決，行政院院長汪精衛仍不斷地催促第29軍南下。 看來汪精衛跟我們不是一邊兒的，也只會跟黃郛一樣“賣國”。蕭振瀛轉而找蔣介石，以“拱衛華北”為名請求讓第29軍繼續留駐。 沒有想到，從華北撤出第29軍，原本就是蔣介石和汪精衛共同之策。除了拿空話敷衍，蕭振瀛什麼也沒能得到。 以前屢試不爽的縱橫術再次遭到挫折，生意做不下去了，一貫自信的蕭振瀛開始變得絕望無比。 按照行政院命令，29軍在撤出華北之後，必須參加南下“剿匪”，並且很有可能會在“剿”的過程中拼得一干二淨，一想到這裡，蕭振瀛就感到不寒而栗。 此時有客來訪。 這也是個到處混事的主，他問蕭振瀛：你們29軍想不想在華北繼續待下去？ 當然想啊，傻瓜才會不想。 那麼附耳過來。 聽罷，蕭振瀛的臉色變了。 來人說：為今之計，只有搭上日本人這條線，29軍才能留在華北，並把位子坐穩當。 眼前可能是杯藏了毒的酒，但為了讓29軍能夠繼續生存下去，不喝看來也是不行了。 蕭振瀛一咬牙，一跺腳：那我就去見他一見。 見到的人是土肥原，作為“土匪的源頭”，他一直在華北播撒禍患的種子。 起先氣氛尷尬，因為大家都知道，29軍在喜峰口砍過日軍的腦袋。 蕭振瀛在國人之間縱橫慣了，但縱橫日本人還是頭一回。 他侃侃而談：29軍雖然跟你們打過仗，但是各為其國，我們之間並無私仇。現在簽了停戰協定，就應該化敵為友。 你們先前找黃郛談判，那是找錯對象了。黃郛，一光桿政客耳，他能做什麼主呢，就是他答應了，我們軍人不答應，原來答應的還是無效。 土肥原承認蕭振瀛說得沒錯。 雖然趕走黃郛，但“失意的軍閥政客”裡面又挑不出中用的，好不容易搞次叛亂，還被一下擺平了，所以他也很是著急。 蕭振瀛說：你們要談判，找我們啊！ 我們手上有槍，我們答應了，就能算數。 土肥原眼前一亮，那行，只要你們不反對日本，就可長駐華北，而且我們日本會支持宋哲元。 土肥原代表的是日本軍部，有了這條線，宋哲元變得有恃無恐，蔣介石毫無辦法，只得解除了調29軍南下的命令。 1935年8月28日，宋哲元被任命為平津衛戍司令，接替張學良成為華北第一諸侯。 蔣介石在看到第29軍欲挾日以自重後，迅速指示外交部與日本駐華大使接觸，想奪回華北問題的對日談判權。 第29軍所恃者，就是能夠與日本人談判。土肥原們都是很現實的，他們能逐黃郛而交29軍，難道就不會在獲利之後，再次拋棄29軍？ 縱橫大師蕭振瀛再施縱橫術，他跑去當著面問土肥原：你們日本是軍人做主，還是外交做主？ 土肥原聽說外務省橫插一槓子，果然大為氣惱。媽的，華北是我們軍人流血流汗打下的，玩嘴皮子的卻想來搶功，做夢！ 立即報告軍部，後者也馬上向外務省施加壓力，軍部發了火，外務省連個屁都不敢放，結果日駐華大使被召回國，南京外交部連談判的人都找不到了。 事已至此，蔣介石只得派特使去北平和宋哲元攤牌。 宋哲元託病不出，蕭振瀛出面談判。 特使問：華北處境很是困難，今後對日外交由誰負責？ 蕭振瀛回答：只要29軍在華北一天，我敢負責！ 黃郛有一個已經撤銷的政整會，宋哲元要做華北的No.1，就必須成立新的機構，這就是政委會。 政委會實際上是個半獨立政權。風聲一經傳出，遭到了華北各界輿論的強烈反對，最廣為人知的就是爆發了“一二·九”運動。一個星期之後，北平又經歷了同樣規模的示威遊行，使得政委會的“開張之喜”不得不一再延期。 1935年12月18日，政委會正式宣告成立，宋哲元任委員長。從此，華北又恢復到了以前地方派系擁兵自守的局面，只是姓張的換成了姓宋的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