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3章 第十節十年倒有九年荒

然而，誰也沒能料到，朱元璋對家鄉的特殊關愛，最終卻給家鄉造成了難以承受的惡果。 鳳陽的環境，在歷代人口壓力之下，早已長期惡化。朱元璋的大移民，一時雖給農業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但如此巨量的移民一下子湧入，卻給環境造成了極大的破壞。 當時鳳陽的土地，最好的部分已經被勳貴圈佔，鳳陽本地人又佔據了中等土地，移民們所獲，多是人們挑剩的低產土地。 《鳳陽新書》卷七說： “田上則者，歸之軍，歸之功勳矣。中則者，土民括其一，佃戶括其一，惟留下則處瘠，乃得以實編民之耕。”卷五又載，移民所獲“皆山崗磽確，土石伴錯，溪谷流水無有，山林藪澤無存”之地。 沒有好地，山地附近的新來移民就上山毀林開荒，對山地的肆意開墾，很快造成了明顯的水土流失，挾沙而下的水流，加劇了淮河流域水系生態環境的惡化。

湖邊的移民開始圍湖墾田。涸湖為田表面上看增加了耕地，在短期內緩解了人地壓力，實則使水利蓄洩失宜，破壞了當地生態的自我循環。 除此之外，鳳陽一系列重大工程，又開采了附近山區的大量山林，使許多山變成了童山禿嶺。 最要命的是，為了保護祖陵風水，人們進一步破壞了當地生態循環。 位於洪澤湖畔的泗州是明祖陵所在地。朱元璋的祖父朱初一埋在這裡。 由於害怕洪水淹沒祖陵，導致“王氣中洩”，所以自明中期淮患日益嚴重之後，明政府定下了這樣的治水策略：“首慮祖陵，次慮運道，再慮民生。” 也就是第一是祖陵，第二要保證向北京運送糧食的航道，最後才是老百姓： “淮域較運道，則運道重。以運道較祖陵，則祖陵尤重。”（《朱元璋與鳳陽》）於是明政府經常不顧民生而決高家堰放水，人為降低洪澤湖水位以護陵。這一措施雖然暫時減輕淮河對祖陵的威脅，但使得河道極為混亂，給周邊生態環境造成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有明一朝，鳳陽周圍漸漸變成童山禿嶺，森林損毀殆盡，湖泊淤塞，淮河則經常氾濫，水患頻仍，兩岸百姓民不聊生，“地力既盡，元氣日銷，天災流行，人事屢變”（甘山修《霍山縣志》卷十三）。鳳陽由此十年更有九年荒。 “雨三日則沛澤，極目垮窪，泥淖不可耕耘。稍亢陽又為焦土。” （汪旎修《重修蒙城縣志書》卷十一）據《鳳陽新書》記載，自萬曆十七年至泰昌二年（公元年），鳳陽共發生旱澇災害6次，平均五年多一次（《鳳陽新書》卷四）。 這只是災害影響較大的。如果算上一般的災害，則“鳳陽十年九荒，非旱則雨”（《鳳陽新書》卷四），至明末更是“十餘年來無歲不災，無災不重”（《鳳陽新書》卷四）。 當初朱元璋強制遷來的移民的後代，在一次次災荒中不斷逃亡他鄉。

比如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鳳陽府等處發生澇災，“田禾無收，積年在彼逃民，俱各轉徙，赴濟寧、臨清各處趁食，動以萬計”（《明英宗實錄》卷二二四）。 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江淮南北，民多流亡”（《明憲宗實錄》卷一一一）。鳳陽的人口，在明中期以後迅速減少。據《鳳陽新書》記載，該縣“洪武之初，編民十有四萬也。自時厥後，舊志尚在丁口四萬七千八百五十餘口，萬曆六年，則僅存一萬三千八百九十四口”（《鳳陽新書》卷四，《賦役篇第二》）。 剩下的人，也無法正常定居，許多人漸漸以乞討為職業。他們“群趨於惰，兼之水旱頻仍，中人盪產，且乏兼歲之儲。一遇災荒，輒膏子女、棄故土而適他鄉者，比比皆是”（雍正《懷遠縣志》卷一）。因此形成的“鳳陽花鼓”，隨著這些逃荒者的足跡，傳遍了大江南北而聞名全國。明末清初的魏裔介，曾在一首《秧歌行》裡描寫說：

鳳陽婦女唱秧歌，年年正月渡黃河。北風吹雪沙撲面，冬冬腰鼓自婆娑。衣衫襤褸帕在首，自言出門日已久。前年壽州無雨澤，今年泗州決河口……我唱秧歌度歉年，完卻官租還種田。南來北往如飛燕，如此艱辛實可憐鳳陽農業經濟因此告別一時的繁榮，重現蕭條衰落之狀。本來經過朱元璋的大力經營，鳳陽府土地數量一度達到了40萬頃。至明代中期的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該府的耕地面積卻回落到僅有61263頃（《明會典》卷一七，《戶部·川土》）。從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至弘治十五年不足150年的時間，鳳陽府的耕地面積竟減少了30多萬頃。 “鳳、淮土廣人稀，加以水災，民半逃亡，二千里皆成草莽。”（《明神宗實錄》卷五八）曾任廬州知府和吏部尚書的張瀚對淮河流域的土地荒蕪之狀有過細緻的記述，在經過鳳陽一帶時，他親眼目睹了那裡的荒蕪蕭條之狀。

嘗往來淮、鳳，一望皆紅寥白茅，大抵多不耕之地。間有耕者，又苦天澤不時，非旱即澇，蓋雨多則橫澇瀰漫，無處歸束；無雨則任其焦萎，救濟無資，饑饉頻仍，窘迫流徙，地廣人稀，坐此故也。 （張瀚《松窗夢語》卷四，《三農紀》）直到今天，淮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區經濟發展既不及蘇南富裕發達，也不如魯中的蓬勃興旺，同為沿海開發地區，差異如此之大，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正是由於當地生態環境在明代遭到了嚴重破壞。朱元璋當初做夢也想不到，他的一片好心，會造成這樣的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