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章 第十一節集體主義“大同夢”

在侵入中國的林林總總的西方思潮中，社會主義思想最終罷黜百家，獲得獨尊地位。這當然因為社會主義思想的真理性，同時也反應了社會主義思潮與中國文化傳統深處具有某種天然的精神共鳴。 不僅僅是儒家，中國的諸子百家思想中都有強烈的集體主義和平均主義意識。 《禮記·禮運篇》匯合總結了諸子百家的社會理想，正式提出了大同的理念：“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是謂大同。” 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孟子倡導“王道仁政”，實行井田制；老子主張“小國寡民”、“損有餘而補不足”；墨子呼籲“兼相愛，交相利”，“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崇尚節儉，以糧為綱。

直到後來的《天朝田畝制度》，康有為的《大同書》，孫中山的“平均地權”，都明顯地繼承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均平內質。 中國政治家從來都崇尚“定於一”，強調統一人民思想，以產生最大的合力。 法家提倡“一教”，即統一教育、統一思想、統一價值標準。秦相李斯說：“古者天下散亂，不能整齊劃一，所以諸侯並立，厚古薄今，崇尚虛言，人人都以為自己所學的是正確的，隨便批評領袖們的政策。今皇帝統一天下，替天下人分辨黑白，定於一尊。” 黃老學派的《十大經·成法》則說：“黃帝問大臣，說，我一人擁有天下，狡猾的百姓層出不窮，他們善辯多智，不守我的法令，我恐怕天下因此而亂，請問怎麼才能使百姓老老實實遵守我的法令？大臣答：天下成法，要令在於'不多'，一言而止。使天下人都遵守這個'一'，民無亂紀。”

那個任勞任怨，提倡兼愛，為天下人服務的墨子，比任何人都崇尚思想一致。他的政治原則是“尚同”。墨子及其門徒結成了一個組織嚴密、能夠進行政治軍事行動的武士團體，該團體的首領叫'鉅子'，墨子為第一任鉅子，他對於所有成員具有決定生死的絕對權威；該團體的組織原則是統一意志、統一行動和絕對服從，主張“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墨子·尚同·上》）。 中國人的烏托邦理想並沒有停留在幻想階段，不止一個封建帝王試圖利用手中的權力在這片土地上進行實踐。在朱元璋之前，王莽的實踐最為先鋒，失敗得也最為徹底。王莽推行的王田令，實行土地國家公有，由國家分給人均土地一百畝。同時，他嘗試由政府壟斷經營鹽、酒、冶鐵和鑄錢，防止富商操縱市場，勒索百姓。下令建立國家銀行，貧苦百姓可以申請國家貸款，年息為十分之一，以杜絕高利貸對百姓的盤剝。王莽推行固定物價政策，市場上的貨物由政府規定價格，以維護市場秩序。可惜由於這些措施大大超過了社會的承受力，王莽政權很快被不滿的國人顛覆。

甚至在朱元璋之後，雍正皇帝也曾做過井田夢。 1724年（雍正二年），他撥出官地二百四十頃，挑選無業人員一百戶，每個男子分配土地一百畝，作為私田，每八人共管一百畝公田。公田收成歸政府，作為農業稅。政府給每個男子五十兩銀子，用來購買種子農具和口糧。公田、私田外多餘的土地，用來建設村莊。然而，這個浪漫的複古幻想沒能實現。實行不久，耕種者就相繼逃亡。 雖然這些過於超前的實驗不幸失敗了，然而大同理想一直活在中國人的精神深處。強調個人自由、個人權利及個人的獨立性的西方個人主義精神向來不符合中國人崇尚集體主義的心理傳統。走社會主義道路，符合中國的民族性格、歷史傳統、人們心理、思維習慣。 “天下一家”的嚮往導致中國最終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這一選擇，與其說是歷史的選擇，不如說是文化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