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2006年初版序言
——章詒和（著名作家、學者）
去冬，在台北讀到一本英國當代著名史學家保羅·約翰遜（Johnson）寫的《所謂的知識分子》。書中研究的對象，如盧梭、雪萊、馬克思、托爾斯泰、海明威、羅素等，無一不是人們熟悉且在世界產生重大影響的人物。作者從“人比概念更重要”的理念出發，以史料為依據對其進行重新審視，深入探究。一路讀來，令人震驚——原來這些思想人物不僅是普通的人，而且還是相當卑瑣的角色。比如盧梭一面鼓吹兒童教育，一面卻把自己五個親生孩子送進棄嬰收容所。作者的立意顯然不是惡意醜化先賢，他是希望有思想的人沿著他的敘述繼續探究下去——當“知識分子”以普遍化的良心與理性代言人身份出現以來，他們是否真的就推動了時代前進？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全球教育體系擴張，原本散在民間以先民立命的'知識分子'開始被體制所收編。'良心知識分子'開始退位，'政策取向的知識分子'則在專業化的名目下，成為新的主流。他們不再對政治或社會的任何事物提出不同的願景，而只會從事各種瑣碎小事的思考與鑽研。其甚者，乃是在學院也日益模擬企業的情況下，大家忙著找題目領補助，忙著旅行演講和上電視做秀。”（南方朔《從污名化里找回利齒》）是的，當明白自己身處一個什麼樣的社會背景，我們才能懂得史學家保羅·約翰遜所寫的《所謂的知識分子》。其實是超越了狹義的“知識分子”角色客體，從而引導讀者深入反思當代思想發展趨勢的方向。在震撼中獲得啟示，在啟示中產生聯想：我們這裡什麼時候也能有一本類似的書？
今春在北京，我從朋友那裡讀到了張宏杰的歷史人物另類傳記手稿。作者或許沒有西方學者那麼明確的既是學術的也是思想的寫作意向，但他那種以正常的聲音來敘述歷史事件，描畫歷史人物的寫作狀態和方法，令我興奮不已。例如他筆下的海瑞是很好的一個清官，但與此同時，還是個偏執症患者。需要說明的是，書中凡屬重要人物的表現大都以史料為依據，絕非“戲說”。最近，他的歷史隨筆集《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出版，這“七張面孔”是皇帝朱元璋、篡位者朱棣、太監魏忠賢、清官海瑞、叛臣吳三桂、忠臣鄭成功和造反者張獻忠。七個人，七個側面。這不同的角度為我們提供了一幅明王朝封建專制制度的完整圖像。我想，這樣的組合就很有意味，足夠愛歷史、愛思考的人去看，去想了。
2005年7月於北京守愚齋
——丁東（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張宏杰居葫蘆島，我住北京，兩地不過四小時的車程。然而，我們首次見面，居然是在大洋對岸的異國。
那是去年的初冬，我到美國東海岸參加一個學術研討會，提前兩天來到大學城普林斯頓，準備和一對旅居美國的中國學者伉儷同行。在他們家的客廳裡，我見到一個剃光頭戴眼鏡的年輕人，主人介紹，是參加同一會議的張宏杰，遼寧人，學者，作家。女主人特別補充，歷史隨筆寫得很棒。
我在國內知識界的朋友不算少，然而從來沒聽說過這個名字。當然，如今被稱為作家、學者的人太多了，不知張宏杰水準如何。
我們都是第一次訪美，對這片大陸的一切都感到很新鮮。承蒙主人好意，驅車帶我們一起遊覽普林斯頓大學。這所在全美名列前茅的著名學府，已有二百五十年曆史，比美國的歷史還要悠久。我們一起參觀了爬滿長青藤的開放式校園，瀏覽了羅列各洲藝術珍品的校美術館，拜訪了愛因斯坦工作過的那座看起來十分普通的高級研究所。印象最深的，研究所前面竟有一片很大的原始森林。我們在愛因斯坦經常散步的這片橫七豎八躺著自然死亡的巨樹的森林裡徜徉。那天正逢美國大選揭曉，布什勝了克里，這自然成了我們議論的話題。張宏杰話語不多，只言片語卻頗有主見。後來，在學者伉儷家的餐廳，我們又屢屢討論包括“文革”在內的中國歷史，這個小伙子對歷史的思考又一次給我留下印象。他對“文革”中的積極參加者，在反思批判之餘，能抱有同情之理解，這在他的同齡人中是很少見到的。會議結束後，我又和他結伴遊紐約，遊尼亞加拉大瀑布。一路走，一路聊。知道了他曾經去韓國旅遊了一次，寫了一本《中國人比韓國人少什麼》，在中韓兩國同時出版。這次來美國，他有一個想法，想在美國打幾天工，體驗一下在美華人的酸甜苦辣，回去後再寫一本有關美國的書。他還真找了一位在美國的遠房親戚幫助聯繫，但由於他打算待在美國的時間太短，最終沒有成功。通過此事，我感到這個年輕人寫作的勤奮。
回國不久，我收到他寄來的一本歷史隨筆《另一面：歷史人物的另類筆記》。這本書，我是一口氣讀完的。此書文筆生動流暢，時有思想閃光。
掩卷時，我已經理解了他為什麼受到那對學者夫婦的器重。尤其是那位女主人，本身就是文章好手，她對宏杰，格外惺惺相惜。我對宏杰，也因這本書頓起相識恨晚之感。
後來，宏杰來北京，我們又見過幾面，我把他的文章推薦給《社會科學論壇》。該刊的編輯說，刊物排印時，印刷廠的普通職工都被張宏杰的作品吸引住了，告訴他，整本刊物就數張宏杰這篇文章好看。我想，不是其他學者的文章不好，而是張宏杰的文筆更有親和力。刊物印出後，被山東畫報出版社《老照片》的執行主編馮克力看到，他馬上給《社會科學論壇》主編趙虹打電話，問：張宏杰在哪裡，怎麼聯繫？這件小事，又一次證明了張宏杰文字的魅力。
今年春天，張宏杰告訴我，他又完成了幾篇關於明代人物的文章，他描繪了大明王朝這齣歷史大戲的七個不同角色：皇帝朱元璋、篡位者朱棣、太監魏忠賢、清官海瑞、叛臣吳三桂、忠臣鄭成功和造反者張獻忠。這七個人的畫像合在一起，大致形成了大明王朝的輪廓。
二十多年前，我上大學讀的就是歷史系。不過學的是歷史，當時卻熱心於讀小說。原因之一，是當時的歷史教科書太枯燥了，看得到的史學專著也太乏味了。大多是對一些僵硬教條的解釋和附會。想看有趣的書，只好到專業以外去尋找。而當時的小說，正是“傷痕文學”的高潮期，對我當然更具吸引力。後來，偶然讀到了黃仁宇的，才像發現新大陸一樣，原來史學著作也可以寫得興味盎然。但馬上又想，能寫得如此妙趣橫生，由於黃仁宇是旅居美國的華人史學家，故作品可以汪洋恣肆。
有些學者囿於統一的思維模式，只會用同一種教訓人的腔調面對讀者，例外者鳳毛麟角。隨著思想解放的進程，史學界逐漸擺脫了教條的束縛，恢復了反思歷史和獨立思考的能力。尤其是近幾年，出現了吳思等一批非學院派的史壇高手。他們的出現足以證明：把歷史寫活，不是司馬遷等古代大師的專利，也不是黃仁宇、唐德剛等海外學者的專利，身居中國內地的當代學者，也可以擁有同樣的智慧和能力。
張宏杰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浮出水面的一位新人。他就讀於東北財經大學，學的是投資經濟管理，供職於中國建設銀行葫蘆島分行。到今天為止，他的本職還是建行的一名客戶經理，寫作方式完全是業餘。他研究歷史，沒有任何功利目的，純粹是出於興趣。未在中國的大學接受史學專業訓練，倒成了他的優勢。我在歷史課上被灌輸了滿腦子格式化了的教條，他卻沒有框框，也不受學院派行文規範的約束。他完全是用自己的心靈和直覺與古人對話，用自己的生活感受去體會古人的喜怒哀樂。他也吸收中外史學的思想成果，但雜取各家，為我所用，而非頂禮膜拜，獨尊一術。西哲克羅齊有一句名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歷史研究，說到底是今人對過去的理解和感悟。史料的挖掘和考辨，不是張宏杰的長項，也不是他著力的重點。他的興趣，在於以一個當代人的眼光，去感受歷史人物所處的複雜環境，以“同情之理解”揣度他們隱秘的內心世界。歷史上的帝王將相，賊子亂臣，在他筆下，都由冰冷的史料，變成了鮮活的形象，讓我們直接感受古人的智慧、權謀、無奈、殘暴和血腥。吳思和我是一代人，他讀史不論多麼深刻與老辣，我都不會驚訝。而張宏杰今年只有三十三歲，如此年輕，品讀歷史的目光卻如此老到，則不能不刮目相看。
史學的當代性，我覺得還有一層意味，就是從歷史中讀出現實。溫故而知新，這正是讀史的樂趣所在。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本來，古人和今人的區別，遠遠小於人和其他動物的區別。你可以感覺古代中國是當今中國的影子，也可以感覺當今中國是古代中國的延續。處於轉型期的中國知識分子，親眼目睹了劇烈的社會變遷，親身體會了太多的甘苦炎涼，更容易看懂歷史上的進退興亡。這種研究歷史的現實感，也有力地拉近了宏杰的文字和一般讀者的心理距離。
這裡不妨從張宏杰的書中試舉幾例：
為了減輕農民負擔，中央要求各地政府發給農民“明白卡”，讓農民明白自己應該負擔的內容。這並不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發明創造，早在清代就已經想出了這個辦法。這個“明白卡”在那時叫作“錢糧易知單”，“示以科則定數”，告訴百姓們上繳錢糧的定數，以防官吏矇騙，私下多收。
這兩年，全國許多地方的街頭都建起了這樣的宣傳牌，內容是“公民基本道德規範二十字”：“愛國守法，明禮誠信，團結友善，勤儉自強，敬業奉獻。”這也不是什麼新鮮事物。早在明代，各地村頭街口即都建有六諭臥碑，內容是明太祖朱元璋為天下百姓規定的“道德規範二十四字”：“孝順父母，恭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弟，各安生理，毋作非為。”
宏杰說，數年前，史學家戴逸教授讀了他的作品，曾表示願意做他的博導，收他做關門弟子。但他憚於學習外語要付出無謂的精力和時間，沒有及時呼應。近年來，隨著對歷史探索的深入，這種在銀行系統進行業餘寫作的生活方式終於使他感覺到了限制。他和我談到過這個問題，考慮是否以考博的方式取得學院的入門資格，或許能夠方便於今後的研究。
我把他的著作向兩位具有博導資格的朋友推薦，他們都對宏杰的才華頗為賞識，表示願意幫助他以這種方式進入學術界。然而，不知是由於怕學外語，還是懼怕學院式的工作方式對他的寫作帶來局限，他至今沒有下定決心。不管張宏杰最終作何打算，我都衷心祝愿他能獲得一個更自由更如意的平台，寫出更好的作品。
2005年8月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