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章 第一十八節大搶大殺大破壞

張獻忠、李自成出現在史書上時，前面總是被冠以“流賊”兩個字。時人總結說：“獻忠等發難於陝西延安府，而蔓衍於各省。望屋而食，奔走不停，未嘗據城邑為巢穴，故曰流賊。” 這一總結一點也沒錯。從崇禎三年（公元1630年）到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張獻忠度過了整整十四年名副其實的“流寇”生涯。十四年間，張部在陝西、山西、河南、安徽、四川、湖廣諸省來回大幅度高速度流動，縱橫上萬里，不斷地進攻，逃跑，轉移，從來沒有固守一地。 流動的目的有二，一是為了躲避官軍的追擊，二是為了“打糧”，即劫掠財物，以養活部隊。攻下一座城市的日子，就是他們的節日，他們縱兵大掠，把豪門富室一掃而空，滿載而歸。當官軍追得緊時，他們就潛入深山，苦挨時日。他們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逃跑和謀生上，久而久之，他們從一群烏合之眾變成了游擊戰的專家。他們行動飄忽，即戰即走，在官軍的包圍之中穿插來回，波瀾壯闊，驚險重重，也刺激無比。

流動作戰，是中國歷史上那些聲名顯赫的起義軍普遍採用的戰斗方式。 從唐末黃巢大起義到太平天國前期，莫不如此。從一定程度上說，這是農民起義戰爭的必然規律。因為在起義之初，農民軍與官軍在諸多方面存在巨大差距。 首先是後勤。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戰爭中後勤的作用至關重要。官兵有著強大的後勤支援，有帝國通過國家機器榨取的軍餉。而農民軍由於素質限制，即使佔據了廣大的地盤，也沒有能力在短期內建立一支具有基本管理能力的官僚隊伍，通過賦稅形式給他們提供後勤。他們的後勤供應，只能靠“搶”。而流動作戰的第一個好處是不必有後勤準備。 在流動過程中，農民軍打到哪裡，就搶到哪裡，“東西數千里遊食自如”。在這種情況下，根據地對他們來說，只是一種累贅。

正規軍雖然擁有後勤資源的優勢，卻也受到後勤的嚴重製約。後勤組織和運輸需要一個過程，因此自然沒有“搶”來得迅速。明朝曾任過兵部尚書的張鳳翼，在總結與農民軍作戰的經驗教訓時說：“賊兵所至，因糧於我，人皆宿飽。而我兵所至，則需要等待糧草，動則呼窘。”通過流動作戰，農民軍把後勤的劣勢變為了速度上的優勢。 除了後勤因素外，在人數對比、武器裝備、技術素養等方面，起義軍也常常處於官軍的下風。他們通常無力與官軍展開大規模的陣地戰，因此，游擊戰就成了他們與官軍對峙時的必然選擇。面對強大的官軍，農民軍取勝的法寶是分合不定，出沒無常。他們的作戰方針，無非是“敵來我走，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追”。 從這個角度來說，流動作戰是農民軍不得已的選擇。然而，從另一方面來看，這種作戰方式也自有其不可抵擋的魅力。流動作戰痛快淋漓，令人上癮。長期和張獻忠並肩作戰的羅汝才有句名言：“吾等橫行天下為快耳，何（必）專土（專門佔據一塊領土）為？”

毛澤東對“流寇思想”有過準確的分析。他說： “這種思想表現在：一，不願意做艱苦工作建立根據地，建立人民群眾的政權，並由此去擴大政治影響，而只想用流動游擊的方法，去擴大政治影響。二，擴大紅軍，不走由擴大地方赤衛隊、地方紅軍到擴大主力紅軍的路線，而要走'招兵買馬'、'招降納叛'的路線。三，不耐煩和群眾一起艱苦鬥爭，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 張獻忠部正是這樣。在起義的前十多年裡，張獻忠似乎從來沒有過建立根據地的打算。他們迷戀上了這種冒險與流浪。 張獻忠部每攻下一處城池，首先做的事就是大搜掠。搜掠的重點目標當然是豪門大戶，但普通百姓人家也並不放過。就像前面所引《張獻忠陷廬州紀》記述的那樣，他們主要的搜掠目標是騾馬，因為這是在游擊戰爭中保持速度優勢的需要。第二搜掠的是金銀。不過張部實行金銀交公的嚴厲政策，所以軍人們對金銀的興趣並不非常強烈。第三搜掠的則是布匹、糧食等後勤物資。

在張獻忠漫長的起義生涯中，我們只找到了一次賑濟災民的記錄，那是攻下武昌之後，發楚王府金銀給饑民。除此之外，歷史上記載更多的是他的燒殺搶掠。 他和李自成的區別，史書這樣對比：“老百姓對李自成往往開門歡迎，對張獻忠則只有懼怕。”閱讀歷史記載，我們只能得出這樣一個感覺：張獻忠部的這些綠林豪傑們似乎視被攻下的城市為自己囊中的財產，視城中的百姓為自己獵獲的獵物。如何處置，完全根據自己的需要而定。 一般來講，蒐集完物資之後，他們會縱火，把一座繁華的城市變成一片瓦礫——他們不想把死命攻下的城池完好地留給明軍。 余瑞紫記載張軍攻下廬州府舒城後，“進舒城掠人，予隨行，見房屋燒盡，骸骨遍地，傷心慘目，潸然淚下。想吾鄉亦如是也”。燒了城市之後，還掠走大批人口，充實自己的軍隊。

他記載，張獻忠充實軍隊的辦法是，“後回營，次日將前後所擄男女，各營喚出若干。八'賊'在大門外親點。先點男，分上中下三等，各處站立，各插一旗。女亦如之。隨即配合上等男配上等女，中、下亦然。問有願去家者，另立一邊。少刻，一齊殺之”。 大搶大殺大破壞，這是張獻忠部的一貫做法，也是他們惡名遠揚的原因。在這次進四川前由湖廣撤退時，他不甘心第一次佔領瞭如此廣大的地盤，無所收穫。入蜀的隊伍中，不僅滿載著從湘贛兩省收穫的物資和財寶，還行走著十數万被強徵入伍的湖廣百姓。 《巴東縣志》載：“十七年（公元1644年）二月，張獻忠盡驅荊州民入蜀，男女扶攜，魚貫而進，越數月始畢。” 張獻忠軍逆江而上，兩岸都是高山峻嶺，山路崎嶇險惡，隊伍拉得很長。且所經地區，人煙稀少，“打糧”困難，隊伍供應困難，一路不斷有人餓死，當然，餓死的多數是被新驅入伍的“楚民”。

《巫山縣志》記載了當時的慘狀： 崇禎甲申春，“賊”張獻忠盡驅楚民大舉入川，所擄楚中男婦盡食麥苗草根，死者相枕借，大江舟絡繹不絕，兩月始盡。屍橫遍野，江水皆臭，居民所遺無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