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皇權讓位於法權

中國是一個典型的成文法國家，從春秋末期李悝制訂第一部系統法典《法經》六篇起，自秦漢以迄明清，歷朝歷代基本上都有自己的成文法典，其中尤以承前啟後的《唐律》對後世的影響最大、最為後人所稱道。 武德元年，李淵廢除了隋煬帝的《大業律》，命裴寂、劉文靜等人依照隋文帝的《開皇律》，修訂了一部新律令，並於武德七年正式頒行，是為《武德律》。 《武德律》雖然對《開皇律》有所損益，但基本上一仍其舊，沒有太大發展。所以李世民即位後，立即著手對《武德律》進行完善。他採納了魏徵“專尚仁義，慎刑卹典”（卷五）的建議，依據儒家的仁政思想，進一步加強“德主刑輔”的立法原則，於貞觀元年命長孫無忌、房玄齡等人重新修訂法律，積十年之功，成一代之典，於貞觀十一年（公元637年）正式頒行了一部嚴密而完備的法典——《貞觀律》。

唐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高宗李治命長孫無忌領銜，以《貞觀律》為藍本，修訂並頒布了《永徽律》。稍後，鑑於當時中央和地方在審判中對法律條文理解不一，李治又下令對《永徽律》逐條逐句進行統一而詳細的解釋。這些內容稱為“律疏”，附於律文之下，於永徽四年（公元653年）頒行天下，律疏與律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這部法典當時稱為《永徽律疏》，後世稱之為《唐律疏議》，簡稱《唐律》。 《永徽律疏》是唐高宗秉承李世民遺訓，在貞觀立法原則的指導下，按照《貞觀律》的基本精神修訂的。直至唐玄宗時，人們仍然認為《貞觀律》與《永徽律疏》是“至今並行”的。由此可見，《唐律》實際上是定型於貞觀時期，而完善於永徽年間。

《貞觀律》和《永徽律疏》的製訂和頒行是中國法律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它們確立了中國古代刑法的規範，並且影響遍及朝鮮、日本、越南等亞洲各國，乃至在世界法律體系中也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成為獨樹一幟的一大法系。 自唐以降，五代、宋、元、明、清各朝莫不奉《唐律疏議》為圭臬，雖代有損益，但終不敢越出其規範之外。元代律學家柳贇說：“所謂十二篇云者，裁正於唐，而長孫無忌等十九人承詔制疏，勒成一代之典，防範甚詳，節目甚簡，雖總歸之唐可也。蓋姬周而下，文物儀章，莫備於唐！”（《唐律疏議·序》） 清代律學家吉同鈞也說：“論者謂《唐律疏議》集漢魏六朝之大成，而為宋元明清之矩矱，誠確論也！”（《律學館大清律例講義·自序》）

由此可見，定型於貞觀時期、完善於永徽年間的《唐律疏議》，在後世法學家的眼中確實是歷史上最重要的成文法典。 在古代中國，法律其實一直處於一個比較尷尬的地位。因為它並不是至高無上的。在它頭上還有一個最高權威——皇帝。 也就是說，在古代中國，皇權絕對高於法權。法律之所以被皇帝制訂出來，並不是用來約束皇帝本人的，而是為了更有效地對付臣子和老百姓。正所謂：“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於法者，民也。”（《管子·任法》） 韓非子也說：“君無術則蔽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韓非子·定法》） 布衣皇帝朱元璋說得更透徹：“法令者，防民之具、輔治之術耳。”（《明太祖實錄》）

總而言之，古代的法律就是皇帝用來統治臣民的一種專制工具。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人們說中國歷來是一個“專制與人治”的社會，而不是“民主與法治”的社會。 此言可謂確論。 所以，在君主專制的社會中，法律並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它非但約束不了皇帝，反而經常被皇權所凌駕，甚至隨時可能被踐踏。 既然如此，那麼唐太宗李世民在這方面又做得如何呢？作為中國歷史上最傑出的一部法典——《唐律》的總設計師，李世民又是怎樣看待“皇權與法權”的關係呢？ 對此，李世民說過一句很有代表性的話：“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卷五） 單純從這句話本身來看，李世民的法律觀念顯然與自古以來的法家思想和其他帝王完全不同。他並不把法律視為皇帝手中的工具，而是能夠承認並尊重法律的客觀性與獨立性。相比於朱元璋把法律當做一種“防民之具”和“輔治之術”，李世民的境界無疑要高出許多。

不過，即便我們相信這句話確乎是李世民“誠於中而形於外”的肺腑之言，我們也仍然要“聽其言而觀其行”，進一步考察他的實際行動，看其是否真的言行一致、表裡如一。 從下面這個事件中，我們應該就能得出一個比較公允的結論。 貞觀元年正月，有一個叫戴冑的大臣公然在朝堂上與李世民發生激烈的爭執。 事情本身並不大，但性質卻很嚴重。因為爭論的焦點就是——皇帝的敕令與國家的法律，到底哪一個更有威信？哪一個更應該作為斷案的依據？ 說白了，這就是皇權與法權之爭。 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在李唐立國之初的統一戰爭中，很多將吏戰死沙場，為國捐軀，國家為了照顧他們的後人，就出台了恩蔭政策，讓烈士後代能承襲先人官爵。於是就不斷有人弄虛作假，謊稱自己是功臣元勳的後代，以此騙取朝廷恩蔭。此外，李唐朝廷在任用和提拔官吏的時候，也會優先選用那些曾經在隋朝為官，具有仕途資歷和從政經驗的人，所以就經常有人偽造資歷，企圖走一條加官進爵的捷徑。

上述這些現象就叫做“詐冒資蔭”。有關部門難辨真偽，對此大傷腦筋。針對這些現象，李世民專門頒布了一道敕令，嚴令作假者主動自首，否則一經發現立即處以死罪。 敕令頒布後，還是有不怕死的人頂風作案。後來有關部門查獲了一個叫柳雄的作假者，李世民決定殺一儆百，馬上要治他的死罪。 案件送交大理寺後，負責判決的人就是大理寺少卿戴冑。 戴冑原本只是兵部的一個郎中，因有“忠清公直”的美譽，不久前剛剛被李世民破格提拔為大理寺少卿，相當於從一個國防部的小司長突然晉升為最高法院副院長。皇恩如此浩蕩，按理說戴冑應該知恩圖報，事事順著李世民的脾氣才對，可秉公執法的戴冑卻在柳雄這件案子上狠狠地觸逆了龍鱗。 根據當時的法律，這種罪最多只能判流放，所以戴冑便對柳雄做出了“據法應流”的判決。這個判決結果雖然是依法做出的，但顯然違背了李世民的敕令。

李世民勃然大怒，對戴冑說：“朕早就頒下敕令，不自首就是死路一條，你現在卻要依法改判，這豈不是向天下人表明，朕說話不算數嗎？” 戴冑面不改色地說：“陛下如果直接殺了他，臣無話可說；可陛下一旦把案件交付法司，臣就不能違背法律。” 李世民悻悻地說：“你為了讓自己秉公執法，就不惜讓朕失信於天下嗎？” 戴冑說：“陛下的敕令是出於一時之喜怒，而國家的法律卻是布大信於天下！陛下若以法律為準繩，就不是失信，而恰恰是'忍小忿而存大信'！假如不這麼做，臣只能替陛下感到遺憾。” 李世民沉默了。 他知道，如果他執意要殺柳雄，誰也攔不住，因為他是皇帝，而且早有敕令在先。可問題是，這麼做雖然足以體現帝王的權威，但無疑會大大損害法律的權威。而法律的公信力一旦遭到破壞，朝廷的威信和人君的威信也就無從談起。

思慮及此，李世民立刻轉怒為喜，當著群臣的面對戴冑大加褒揚，說：“朕法有所失，卿能正之，朕復何憂也！”（卷五） 這是貞觀時期一個比較著名的事件，同時也是中國法制史上富有典型意義的一個案例。因為它凸顯了皇權與法權的衝突，並且以皇權的妥協告終，最後使得法律的尊嚴得到了維護。在這件事情上，李世民體現出了一個古代君主難能可貴的品質，那就是對法律的尊重以及對司法獨立的尊重。這在中國幾千年的人治社會中實屬罕見。 “柳雄事件”之後，史稱：“冑前後犯顏執法，言如泉湧；上皆從之，天下無冤獄。”（卷一九二） 貞觀時代吏治清明、執法公正應該是不爭的事實，可要說“天下無冤獄”，則未免有些言過其實。但是不管怎麼說，當一個王朝擁有像戴冑這種剛直不阿、執法如山的法官，並且擁有像李世民這種善於妥協、尊重法律的皇帝時，我們就完全有理由相信——貞觀時代即便不是歷史上最少冤獄的時期，起碼也是最少冤獄的時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