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頁 類別 歷史小說 血腥的盛唐2·三權分立下的貞觀之治

第20章 賞賜功臣,以強宗室

一道難題擺在了登基還不到二十天的李世民面前。 是戰,還是和? 作為曾經的最高軍事統帥,李世民恨不得馬上與突厥人開戰;可作為一個剛剛即位的天子,李世民知道自己決不能草率行事。 因為國內政局未穩,一旦與突厥人全面開戰,不但會對百姓造成負擔,不利於新政權的建設,而且萬一國內的反對派趁機起事,到時候內憂外患一齊襲來,後果將不堪設想。 所以,李世民只能暫時隱忍,與突厥人議和。只有這樣,才能為李唐王朝換取一個和平發展、積蓄力量的機會。 頡利大軍進抵渭水後,立即派遣心腹執失思力進入長安刺探虛實。執失思力一見到李世民,馬上用一種趾高氣揚、勝券在握的口吻說:“頡利、突利二可汗率領百萬大軍,如今已經到你們的家門口了!”言下之意是讓李世民放棄抵抗,服從突厥人的意志。

可是,執失思力錯了。 李世民並不是那麼好訛詐的。雖然他已經做好了與突厥人談判的準備,但這並不意味著要向敵人示弱。相反,心裡越是傾向於和談,表面上就越是要擺出強硬姿態,拉出一副與對方決一死戰的架勢,才能贏得更多的談判籌碼。 所以,李世民決定給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執失思力一個下馬威。只見他臉色一沉,冷冷地說:“我與你們的可汗曾經當面締結盟約,前後饋贈給你們的金帛不計其數。可你們可汗卻背棄盟約,引兵深入,竟然還毫不慚愧!你雖是戎狄,亦有人心,怎能恩德全忘,大言不慚地自誇強盛?我今天就先砍下你的人頭!” 執失思力大驚失色,慌忙請求恕罪。左、右僕射蕭瑀、封德彝擔心與突厥人鬧僵,局面不好收拾,連忙替他求情,勸李世民按照禮節送他回去。李世民勃然作色:“我今天送他回去,蠻虜一定認為我怕他們,就會更加放肆!”說完立刻命人逮捕執失思力,把他囚禁在門下省。

隨後,李世民設下了一個疑兵計,然後親率高士廉、房玄齡等六人出玄武門,策馬來到渭水南岸,與頡利隔河喊話,責備他違背盟約。就在頡利滿腹狐疑之際,李世民等人的身後突然旌旗招展、鎧甲耀目,漫山遍野幾乎全是唐軍。 頡利發現執失思力沒有回來,原本就已經感到不妙了,現在看見李世民又有恃無恐地挺身而出,背後的唐軍更是軍容浩大,臉上不禁露出懼色。 李世民命軍隊稍稍退後嚴陣以待,然後獨自一人留下來與頡利談判。蕭瑀覺得皇帝太過輕敵,立刻攔住馬頭勸阻。李世民說:“我已計劃妥當,你有所不知。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直逼京畿,是以為我們國內有變,而朕新登帝位,勢必不能抵抗。我如果示弱,閉門拒守,蠻虜必定縱兵大掠,局勢就難以控制。所以朕單騎獨出,以示輕蔑之意;又炫耀軍威,顯示決戰之心,這一切肯定都出乎蠻虜的意料之外,讓他們難以應對。蠻虜孤軍深入,必有懼心,在此情況下,無論是戰是和,我們都有把握。制服突厥,在此一舉,卿等儘管旁觀!”

其後,事態的發展果然不出李世民所料,頡利主動請和。 八月三十日,李世民出長安西郊,與頡利盟於便橋之上,並饋以金帛。頡利可汗得到賄賂,如願以償地引兵北還。 一場迫在眉睫的大戰就這樣被李世民化於無形。 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渭水之盟。 很顯然,李世民在這個事件中一如既往地表現出了過人的膽識和智慧。然而,毋庸諱言,渭水之盟的代價也是巨大的。畢竟這是城下之盟,唐朝犧牲了府庫中的大量金帛,才換取了這個和平的結果。對此,李世民在後來的日子裡一直耿耿於懷。 儘管對於後人來說,李世民在渭水之盟中的表現仍然是可圈可點的,但是對李世民本人而言,與其說這次結盟是一個值得炫耀的光榮事蹟,還不如說這是他在心中長時間引以為憾的恥辱記憶。

換言之,在戰場上無往不勝的堂堂李世民,還是無可奈何地被要挾了一把。 所以,就在頡利可汗得到賄賂、滿載而歸的同時,李世民正在用一種君子報仇、十年不晚的口吻對蕭瑀說:“所以不戰者,吾即位日淺,國家未安,百姓未富,且當靜以撫之。一與虜戰,所損甚多……故卷甲韜戈,啖以金帛。彼既得所欲,理當自退,志意驕惰,不復設備,然後養威伺釁,一舉可滅也。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之謂矣!”(卷一九一) 在引兵北還的路上,頡利肯定頗有幾分得意。他自以為這次趁火打劫非常成功,他自以為在李世民自顧不暇的時候咬他一口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可是頡利並不知道,這將是他最後一次入侵唐朝,也將是他最後一次從李唐皇帝的手中得到賄賂了。

很快,他就將為此付出無比慘重的代價。 通過短短三年的養精蓄銳之後,李世民就向頡利可汗揮出了復仇的鐵拳,結果一拳就將東突厥砸得粉碎。而頡利可汗則作為一個屈辱的亡國之君,在長安度過了幾年生不如死的軟禁生涯,最後抑鬱而終。 可見,李世民所說的“將欲取之,必固與之”絕不是阿Q式的精神勝利,也絕不是毫無把握的吹牛,而是忍辱負重、臥薪嘗膽的典型表現。 為了政權的鞏固和百姓的安寧,李世民竭力避免戰爭。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李世民沒有為戰爭做準備。儘管已經貴為天子,可李世民身上的尚武精神仍然沒有絲毫減退。 就在突厥人撤兵的幾天后,李世民立刻召集禁軍將士訓話。他說:“戎狄侵盜,自古有之,這並不值得憂慮。值得憂患的是每當邊境稍微安寧,君王就沉湎於逸樂之中而忘記戰爭,所以敵寇一旦入侵就莫之能禦。而今,朕不打算徵調你們去開鑿池塘、修築宮苑,只要你們專心練習弓矢。平常無事,朕就當你們的教練;突厥入寇,就當你們的將軍。如此,希望天下百姓能得享太平!”

隨後李世民就把顯德殿庭當成靶場,每天召集數百名禁軍將士訓練射箭。他親自主持考試,中靶次數多者,就賞賜弓箭、刀槍、布帛,同時給予他們的將領上等考績。 此舉頓時讓滿朝文武瞠目結舌。 按照唐律,“以兵刃至禦在所者絞”,也就是說,只要拿著武器進入天子所在的地方,一律要處以絞刑。如今皇帝居然天天帶著一幫士兵在大殿前射箭,這算什麼事?不但有失體統,而且皇帝的人身安全也毫無保障。群臣嚇壞了,紛紛勸諫說:“讓一些卑微的士卒在宮殿中拉弓射箭,而陛下卻置身於他們中間,萬一有狂徒居心不良,暗中下手,實在是令人防不勝防。陛下這麼做,是沒有以社稷為重啊!” 有一個名叫封同人的地方刺史聽說此事,專門從任職的韓州(今山西襄垣縣)千里迢迢地趕回京師,就是為了面見李世民,勸諫此事。

然而,對於所有人苦口婆心的勸諫,李世民一概不以為然。 他說了一句話。這句話從此與千古一帝李世民一起名垂青史,成為後世的人們耳熟能詳的名言——“王者視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內,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奈何宿衛之士亦加猜忌乎!” 沒辦法,這就是李世民。 他的胸襟、氣度和自信心就是如此異於常人,有時候甚至顯得不可理喻。 但是後來的事實證明——李世民是對的。 這些禁軍士卒並沒有辜負李世民。此後不但什麼意外都沒有發生,而且“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為精銳”(卷一九二)。 登基一個月後,李世民拿出了一份封賞名單。 這是玄武門之變的一等功臣名單。 上面共有五個人,全部獲封一等公的爵位,他們是:長孫無忌,封齊國公;房玄齡,封邢國公;尉遲敬德,封吳國公;杜如晦,封蔡國公;侯君集,封潞國公。

前面這四個人進入名單並不奇怪,讓人感到萬分詫異的是最後一個:侯君集。 這個秦王府的普通武將,憑什麼躋身一等公的行列呢?論出道以來的資歷和戰功,他絕不在秦叔寶、程知節等人之上;論史書有載的政變中的表現,他甚至都不如“獨力閉宮門”的張公瑾,可侯君集為何卻能一夜之間平步青雲呢?這是否意味著,他在玄武門之變中曾立下某種特殊的功勳呢? 現存史料絲毫沒有這方面的信息,在《舊唐書·侯君集傳》中,只有這麼一句話:“建成、元吉之誅也,君集之策居多。”《新唐書》更簡略,只有七個字:“預誅隱太子尤力。” 眾所周知,長孫無忌、房玄齡、杜如晦三人是李世民最得力的心腹智囊,整個玄武門之變的詳細計劃很可能就是出自他們的謀劃;而尉遲敬德無疑是秦王府第一驍將,在政變中更是發揮了別人不可替代的作用,如射殺元吉、救了李世民一命,又如危急時刻高舉太子和齊王頭顱摧毀其部眾鬥志,再如最後一刻入宮逼迫高祖(雖然高祖“泛舟海池”一幕有所虛構,但是尉遲敬德在第一戰場的形勢穩定後繼而參與逼宮行動當是事實)等。既然這四個人在政變中都是居功至偉,那麼侯君集如果不是在行動中承擔了什麼重大任務,又怎麼可能和他們平起平坐呢?

在此,我們發現——侯君集很可能正是李世民開闢第二戰場、“囚慈父於后宮”的主力干將。換言之,玄武門之變中最重要的環節之一——逼宮行動,很可能是由李世民統一指揮,但卻是交由侯君集出面完成的。據我們估計,在行動成功之前,李世民絕不會與李淵見面(一來是避免陷入父子刀兵相見、當麵攤牌或者翻臉的尷尬,二來是便於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採取非常舉措),所以他需要一個能乾而可靠的代理人,出面幫他完成整個行動,而這個代理人很可能就是侯君集。 若非如此,我們就無法解釋他事後突然躍居一等功臣的原因。 雖然史書對此隻字不提,但是如果我們把目光移到玄武門事變的十幾年後,卻還是可以從史料記載中找到某些隱晦的線索,從而進一步證實我們的上述推斷。

那是貞觀十七年(公元643年),侯君集因參與太子李承乾的謀反案,事泄被捕,其罪當誅,而唐太宗李世民卻替他向群臣求情,希望大臣們能法外開恩,饒侯君集一命。李世民說:“往者家國未安,君集實展其力,不忍置之於法。我將乞其性命,公卿其許我乎?” 所謂“往者家國未安,君集實展其力”這句話既可以做廣義的理解,也可以做狹義的理解。從廣義上來說,這是對侯君集參與玄武門之變的肯定;從狹義上來說,尤其是“家國未安”四個字,似乎暗含了這樣的信息——侯君集當年的行動很可能不僅關乎“國事”,更關乎“家事”。 什麼樣的事情既是國事也是家事呢? 我們認為,這很可能就是李世民勒兵入宮,“囚父、逼父”之事。 也許正因為侯君集當年圓滿完成了逼宮任務,貢獻重大,意義特殊,所以李世民才會對此念念不忘,極力要保住他的性命。而當群臣竭力反對,聲稱“君集之罪,天地所不容”,必欲誅之時,李世民顯得十分無奈和悲傷,對侯君集說:“與公長訣矣,而今而後,但見公遺像耳!”並且“欷歔下泣”。 (《舊唐書·侯君集傳》) 如此種種,都足以表明侯君集當年“所展之力”,實在非同尋常。 公佈了玄武門之變的五功臣名單後,李世民還擬定了一張長長的開國元勳名單,同時論功行賞,分封食邑;並命陳叔達於殿下唱名公示,表示如有異議、認為“勳賞未當”者,可直接向皇帝提出意見。 名單公佈後,文臣們沒有意見,可一幫武將卻炸開了鍋。 很多將軍都認為自己的功勞比別人高,可如今封賞卻比別人低,因此大為不滿。其中尤以淮安王李神通的意見最大,他憤憤不平地對李世民說:“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如今房玄齡、杜如晦等人只是專弄刀筆之人,功勞卻在臣之上,臣心裡不服。” 對於李神通和武將們的牢騷,李世民其實早有心理準備。 他很清楚,這些提著腦袋出來打天下的武夫們,對房玄齡、杜如晦這種文人本來就打心眼裡看不起,如今官位、勳階、封賞居然都在他們之下,自然是滿腹怨言。所以李世民故意要在殿前公示,並鼓勵大家提意見,其實就是想藉此機會做通他們的思想工作。最重要的是要讓他們明白一點——如今的時勢已經迥然不同於往日。過去打天下,當然凡事都是武將優先;可現在要治天下,就必須以文臣為主。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如今,老資格的宗室親王李神通第一個跳出來,這樣最好。只要把他說服,其他人就不敢不服。 所以,李世民毫不客氣地告訴李神通:“義旗初起,叔父雖率先起兵響應,可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還是為了自營前途和躲避災禍。其後,竇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死灰復燃,叔父望風敗北。而房玄齡等人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要論功行賞,當然應該在叔父之上。叔父雖是國之至親,朕也不是一個吝嗇的人,但卻不能因為私情就與勳臣同賞!” 李神通無話可說。 其他將領看見李世民連自己叔父的面子都不給了,再鬧下去只能是自討苦吃,只好自己找台階下,互相說:“陛下是出於至公之心,就連對淮安王也無所偏私,我們這幫人又怎敢不安其分!” 隨後人人噤聲,一句牢騷也沒了。 其實,李世民對自己的親族絕不僅僅是“無所偏私”而已,很快他就要讓滿朝文武都知道——他還要對宗室親王們“大加貶抑”。 有一天在朝會上,李世民忽然一臉正色地問群臣:“遍封宗室子弟,對天下是否有利?” 此言一出,很多人面面相覷,不知道天子葫蘆裡賣的什麼藥。 只有一個人看懂了李世民的心思。 他就是封德彝。 這是一個極其善於察言觀色、見風使舵的官場老手,他一下就明白李世民想幹什麼了,於是站出來回答說:“過去的朝代,只有皇子、皇兄、皇弟才可以封王,其餘人等,除非建立大功,否則無人可以封王。而上皇敦睦九族、大封宗室,自從兩漢以來,從來沒有這麼多的親王!爵位既然尊顯,國家當然要供應大量勞役,這恐怕不是向天下人顯示為政至公的做法。” 此言正中李世民下懷。他馬上說:“然!朕為天子,所以養百姓也,豈可勞百姓以養己之宗族乎!”(卷一九二)隨後立即下詔,除了幾個立有戰功者之外,把所有宗室郡王全部降為縣公。 在李淵當政的武德時期,由於國家草創、海內未寧,所以李淵只能把權力緊緊握在李唐皇族手中,不但將所有的族兄、族弟和族侄全部封王,而且連襁褓中的嬰兒也不例外,試圖以此達到“強宗室以鎮天下”的目的,說白了就是家族企業的經營思維。 可是,到了李世民登基之後,天下已經安定,皇權的穩固並不需要建立在“強宗室”的基礎上,因此李世民才會反其道而行之,打破家族成員對“企業福利”的壟斷,不惜“損宗室以利天下”。李世民這麼做,首先當然是要否定武德舊政,開創“為政在民”的新政風,其次是通過犧牲皇室成員的利益,刻意迎合廣大百姓的利益。對於天下人而言,這當然是他們樂見的善政。 武德九年十月,李世民下詔追封李建成為息王,諡號為“隱”;李元吉為海陵王,諡號為“刺”。 (按諡法所說:隱拂不成曰隱;不思忘愛曰刺,暴戾無親曰刺。) 舉行葬禮的那天,李世民登宜秋門痛哭了一場。 也許,我們並不能把這樣的表現完全視為作秀。 畢竟死者是自己的一母同胞,當李世民的政治目的一旦達成,過去的種種矛盾衝突與是非恩怨自然會逐漸淡去,一度被擱置的親情就有可能被重新喚醒,而一度被壓抑的無奈和悲傷也完全有可能悄然爬上李世民的心頭。 然而,無論李世民在宜秋門上的仰天一哭是真情所至還是政治表演,李建成和李元吉都注定要作為悲劇人物與即將過去的舊時代一同埋葬。 當天,魏徵和王珪聯名上表,請求李世民送葬到墓地。李世民欣表同意,命前東宮和齊王府的官員隨同前往。 站在武德時代最後一個大風呼嘯的冬天裡,李世民看見李建成和李元吉的棺槨被緩緩放入幽暗的墓穴之中。當最後一抔黃土將他們輕輕覆蓋,李世民面無表情地轉身離開。 蕭瑟蒼涼的武德冬天很快就被他遺落在身後。 在他的前方,一個華美燦爛的春天正朝他迎面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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