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玄武門事變真相
玄武門之變是李世民一生中最為重大的轉折點，它將李世民一舉推上了大唐帝國的權力巔峰，同時也將他推上了一個彪炳千秋的歷史制高點。然而，不可否認的是，這個骨肉相殘的悲劇事件無疑也使他背上了一個沉重的道德包袱。
這樣的一種負罪感在某種程度上被李世民化成了自我救贖的力量，成為締造盛世貞觀的潛在動力之一，但是與此同時，這種強烈的道德不安也驅使著李世民把權力之手伸向了他本來不應染指的地方。
在幾千年的中國歷史上，這個地方歷來是“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的，然而這一次，唐太宗李世民卻非進不可。
李世民很想看一看——當年那場骨肉相殘的悲劇事件，包括自己當年的所作所為，在史官的筆下究竟是一副什麼模樣。
為此，當玄武門之變已經過去了十幾年後，李世民終於抑制不住內心的強烈衝動，向當時負責編纂起居注的褚遂良發出了試探。
貞觀十三年，褚遂良為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問曰：“卿比知起居，書何等事？大抵於人君得觀見否？朕欲見此註記者，將卻觀所為得失以自警戒耳。”
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記人君言行，善惡畢書，庶幾人主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
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記耶？”
遂良曰：“臣聞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何不書之？”
黃門侍郎劉洎進曰：“人君有過失，如日月之蝕，人皆見之。設令遂良不記，天下之人皆記之矣。”（卷七）
李世民打算調閱起居注的理由是“觀所為得失，以自警戒”，聽上去很是冠冕堂皇，也與他在貞觀時代的種種嘉言懿行頗為吻合，可是褚遂良知道——天子的動機絕非如此單純。退一步說，就算天子的出發點真的是要“以自警戒”，褚遂良也不願輕易放棄史官的原則。所以他毫不客氣地拒絕了天子的要求，說：“從沒聽說有哪個帝王親自觀史的。”
李世民碰了釘子，可他還是不甘心地追問了一句：“我有不善的地方，你也記嗎？”這句話實際上已經很露骨了，如果換成哪個沒有原則的史官，這時候估計就見風使舵，乖乖把起居注交出去了，可褚遂良卻仍舊硬邦邦地說：“臣的職責就是這個，幹嘛不記？”而黃門侍郎劉洎則更不客氣，他說：“人君要是犯了錯誤，就算遂良不記，天下人也會記！”
這句話的分量夠重，以至於李世民一時也不好再說什麼。
這次試探雖然失敗了，但是李世民並沒有放棄。短短一年之後，他就再次向大臣提出要觀“當代國史”。這一次，他不再找褚遂良了，而是直接找了當時的宰相、尚書左僕射房玄齡。
貞觀十四年，太宗謂房玄齡曰：“朕每觀前代史書，彰善癉惡，足為將來規誡。不知自古當代國史，何因不令帝王親見之？”
對曰：“國史既善惡必書，庶幾人主不為非法。止應畏有忤旨，故不得見也。”
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國史者，蓋有善事，固不須論；若有不善，亦欲以為鑑誡，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錄進來。”
玄齡等遂刪略國史為編年體，撰高祖、太宗實錄各二十卷，表上之。
太宗見六月四日事，語多微文，乃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鴆叔牙而魯國寧。朕之所為，義同此類，蓋所以安社稷、利萬民耳。史官執筆，何煩有隱？宜即改削浮詞，直書其事。”（卷七）
李世民這次還是那套說詞，可在聽到房玄齡依舊給出那個讓他很不愉快的答復後，他就不再用試探和商量的口吻了，而是直接向房玄齡下了命令：“卿可撰錄進來。”在這種情況下，房玄齡如果執意不給就等於是抗旨了。迫於無奈，房玄齡只好就範。結果不出人們所料，李世民想看的正是“六月四日事”。
看完有關玄武門之變的原始版本後，李世民顯得很不滿意，命房玄齡加以修改，並且對修改工作提出了上面那段“指導性意見”。這段話非常著名，被後世史家在眾多著作中廣為徵引，同時也被普遍視為李世民篡改史書的確鑿證據。
在玄武門事件中，李世民真正要掩蓋的東西很可能並不是兄弟和侄子們的死亡真相，而是一種他難以在道義上重新包裝，也難以在道德上自我說服的行為。換言之，這種行為是他無論如何也不敢“發露”的，寧可背負著它沉重前行，也絕不願將其公諸於世。
那麼，有關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的那場流血政變，李世民到底向我們隱瞞了什麼呢？
在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清晨，當李世民在玄武門前一舉除掉太子和齊王之後，當守門禁軍與東宮齊王衛隊激戰正酣的時候，太極宮中到底發生了什麼？是否真如史書所載，高祖和近臣們正悠然自得地“泛舟海池”，沉浸在一片詩情畫意之中，對宮門前正在發生的慘烈廝殺一無所知，直到尉遲敬德滿身血跡、“擐甲持矛”地前來“宿衛”，高祖和一幫近臣才如夢初醒？
如同我們所知道的那樣，這天早晨是李淵召集三兄弟入宮對質的時間，為此一幫宰執重臣也都早早就位了，在此情況下，李淵怎麼可能有閒情逸致到海池去泛舟？其次，就算李淵和近臣發現三兄弟全都遲到了，許久等不到他們，百無聊賴之下才跑去泛舟，可是，就在宮廷的北正門，幾支軍隊正殺得雞飛狗跳、人喊馬嘶，而高祖李淵和那幫帝國大佬怎麼可能對此毫無察覺？
如果此刻的李淵還是一個精神正常的人，還是一個大權在握的皇帝，他會繼續悠然自得地泛舟，等著尉遲敬德前來逼宮嗎？
顯然不會。這個時候，一個正常的皇帝只可能做三件事：第一，第一時間離開海池，進入太極宮中某個最隱蔽且最易於防守的地方，命近衛禁軍刀出鞘、箭上弦，進入一級戰備狀態；第二，火速下詔，由身邊的宰執重臣到玄武門宣旨，命令所有人放下武器，聽候裁決；第三，立刻調集皇城中所有未參與政變的禁軍，逮捕兵變各方的首腦和主要將領，隨後調查事變真相，嚴懲政變者。
一旦皇帝採取上述舉措，李世民的這場政變還有幾分勝算？就算李世民不會馬上潰敗，但是他必然要與皇帝開戰。而我們知道，在玄武門事變前夕，李淵對皇權的控制仍然是有力的，並未出現大權旁落的情況，所以，秦王斗膽與皇帝開戰的結果，恐怕無異於自殺。
由此可見，如果我們所見的正史記載是真實的，也就是尉遲敬德是直到前方戰鬥接近尾聲時才入宮去找高祖的，那麼李世民就等於是在打一個天大的賭。
賭什麼呢？
賭好幾支軍隊在玄武門前乒乒乓乓地打仗，而整座太極宮中的所有人在那一刻全都喪失了正常的視覺、聽覺和行動功能。
這可能嗎？
當然不可能。
既然不可能，那麼李世民要如何保證在玄武門前開戰的同時，太極宮中的所有侍衛、嬪妃、宦官、宮女都不會去向皇帝報信呢？
答案只有一個——控制他們。
如何控制呢？
不言而喻——派兵入宮，用武力控制他們的人身自由。這才是真正可行、真正有效的“定身術”。
到這裡，一個被李世民和貞觀史臣刻意隱瞞的重大真相就浮出水面了——玄武門之變事實上有兩個戰場：一個在玄武門前，一個在太極宮中。
前者是我們熟知的，是公開的第一戰場；而後者是我們完全陌生的，是被遮蔽的第二戰場。
那麼，這個戰場的範圍有多大？是整個太極宮嗎？最需要控制的目標是誰？是所有侍衛、嬪妃、宦官、宮女嗎？
李世民絕不會笨到把有限的兵力放到整個太極宮中去漫天撒網，而且就算你控制了九十九個，只要有一個漏網，跑去跟皇帝報信，整個行動照樣是前功盡棄。所以，正確的做法應該是——直接派兵進入皇帝所在的地方，直接控制皇帝。
由此可見，李世民要想確保整個政變行動萬無一失，就必須在襲殺太子和齊王之後，第一時間入宮控制高祖。就像我們前面分析的那樣，作為一個精神正常、大權在握的皇帝，高祖李淵如果不是在第一時間被李世民控制，那他絕對會採取應變措施，也絕對有能力進行鎮壓，而玄武門之變最終也可能功敗垂成。由此我們基本上可以斷定，史書中記載的高祖“泛舟海池”的一幕肯定是出自貞觀史臣的虛構，而事實很可能是——李世民在玄武門前襲殺太子和齊王后，立刻派兵入宮，把高祖和一幫近臣囚禁了起來，而囚禁的地點有可能就是海池。
這就是李世民在太極宮中開闢“第二戰場”並“囚慈父於后宮”的真相。
那麼李世民囚父的目的是什麼？
答案很簡單，當然是逼迫父親交出政權。
假如李淵堅決反抗，誓死也不交權，那李世民該怎麼辦？
答案只能是一個字——殺。
至此，我們已經逼近了李世民竭力向我們隱瞞的那個真相的核心。
也就是說，在李世民的計劃中，他入宮控制高祖的行動必然會分成三步：第一步是“囚父”，即消滅有可能頑抗的禁軍侍衛，將高祖和近臣們徹底控制起來；第二步就是“逼父”，即讓某個將領出面，逼迫高祖下詔，把軍政大權移交秦王；最後一步，也是李世民最不希望走到的一步，那就是——假如高祖誓死不從，李世民就不得不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被迫“弒父”。
這樣的“三步走”是任何一場逼宮行動都不可逃避的內在邏輯。因為對於高祖李淵這樣一個大權在握的皇帝來說，假如他始終不肯屈服於李世民的意志，堅決不肯以他的名義發布詔書，將軍政大權移交給李世民，那麼李世民唯一的選擇只能是殺了他。
或許有人會說，採用軟禁手段，然後矯詔奪權也未嘗不是一個辦法。但是如此一來，李世民無疑要承擔一個很大的政治風險——只要高祖不死，那麼即便秦王要矯詔奪權，那些仍然忠於皇帝的文臣武將們也有可能會識破秦王的陰謀，因而拒不奉詔，發兵與李世民對抗。到時候不光京師會爆發大規模的流血衝突，整個帝國也完全有可能陷入內戰。所以，在李世民率兵入宮的時候，他心里肯定已經做好了“弒父”的思想準備，因為這是代價最小、成本最低、最能避免上述政治後遺症的唯一辦法。
當然，誰都希望事情在第二步結束，誰都希望最後的結局是高祖妥協，與秦王達成政治和解，雙方相安無事。可是，誰敢保證事情不會發展到第三步呢？在尚未知悉高祖的反應之前，李世民又怎敢保證自己不會走到第三步呢？
可見，在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李世民所面臨的一個最可怕的道德困境和最艱難的人生抉擇，恰恰不是應不應該在玄武門前襲殺兄弟，而是如果形勢逼不得已，他應不應該痛下殺手、弒父弒君？
對於一個以“愛敬君親”為最高行為規範的社會而言，對於一個以恪守“忠孝之道”為人生準則的古代臣子而言，還有什麼行為比弒父、弒君更罪大惡極、不可饒恕的呢？還有什麼比這種行為產生的道德和輿論壓力更讓人難以承受的呢？
雖然後來事實的發展讓李世民有幸避免了這樣的罪惡，但是對於李世民本人來講，這樣的罪惡只要在他的心中預演過一次，就很可能在他的記憶中留下永遠無法抹除的陰影。
也許正因為如此，所以時隔多年之後，李世民儘管可以大膽地把弒兄、殺弟、屠侄的真相昭示於天下，但唯獨不敢公開他在太極宮中開闢“第二戰場”並“囚慈父於后宮”的真相。
對李世民和貞觀史臣而言，當年那場逼宮行動確實難以在道義上重新包裝，也難以在道德上自我說服，因而只能盡力掩蓋。但是考慮到事件的完整性，有關高祖的情況在史書的編纂中又不能隻字不提，所以貞觀史臣最後只好挖空心思地編造了高祖和近臣“泛舟海池”的荒誕一幕，之後又大而化之地拋出了“尉遲敬德入宮宿衛、請降手敕”的粗糙情節，試圖以此掩人耳目，把整個玄武門之變最重要的一部分內幕和真相含糊其辭地敷衍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