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封禪泰山：走向歷史之巔
其實也怪不得玄宗會大力提拔張說，因為他這個人確實有才。
張說開元九年年底回朝，第二年就在軍事上推行了兩項重大改革，這兩項改革最終都有利於國家的經濟發展；第三年上半年，又在文化建設、政治宣傳方面開創了嶄新局面，下半年，又對宰相制度進行了改革；第四年，又“首建封禪之議”，並且積極籌劃，一手操辦，終於在次年成功舉行了泰山封禪。
在有唐一代將近三百年的歷史上，張說的上述舉措幾乎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尤其是在他的首倡和籌劃下，於開元十三年（公元725年）舉行的泰山封禪，更是大唐全盛時代來臨的一個標誌性事件。
下面，就讓我們近距離地看一看，作為一個文武兼濟的全能型宰相，張說是如何從軍事、經濟、文化、政治等多方面，幫玄宗打造一個巍巍煌煌的太平盛世的……
由於張說在邊疆任職多年，對帝國的邊防事務瞭如指掌，對其中存在的積弊更是洞若觀火，所以他復相之後的第一個重大舉措，就是對冗員充斥的邊防部隊實施了大規模裁員，讓裁撤下來的這些人員全部返鄉務農。
此次裁軍人數說出來令人咋舌——足足有二十多萬！
當時唐朝的邊防軍總數不過六十幾萬，這一裁等於裁掉了三分之一。乍一看，這對於一個邊境線漫長、強敵環伺、邊患頻仍的帝國而言，實在是有點傷筋動骨的危險。自從高宗末年，武曌當政以來，帝國在軍事上就頻頻失利，幾乎同時遭到來自各個方向的軍事威脅。西線有吐蕃王國的強勢崛起，北方有東突厥第二汗國的死灰復燃和急速擴張，東北有奚和契丹的叛亂，在西域又與西突厥反复爭奪，連年征戰……儘管到了開元時代，大唐帝國與各條戰線上的對手們基本上都進入了戰略相持階段，但是強敵環伺、邊患頻仍的局面並沒有得到根本改變。
因此，當張說向玄宗提出這項裁軍建議的時候，玄宗心里頓時充滿了疑慮。
二十多萬？
一下子裁這麼多人，是不是有點傷筋動骨了？
然而，在張說看來，這二十多萬邊防戍卒既非筋，也非骨，只能說是一堆可有可無的爛肉。
為什麼這麼說？
張說向玄宗道出了實情。他說：“陛下，臣久在疆場，十分清楚邊防軍的情況。那麼多邊防戍卒，其實並不都是在捍衛邊疆的，而是將帥們用以自保的私人武裝和任意驅使的工具罷了。而且，兵貴精不貴多，真的要禦敵制勝，根本不需要這麼多人。與其白白浪費這些勞動力，妨礙農業生產，還不如讓他們回家種田。陛下如果不放心，臣願意以闔家一百多口人作擔保！”（《舊唐書·張說傳》）
玄宗經過慎重考慮，最後還是同意了張說的裁軍計劃。
就這樣，張說這個“朝廷大手筆”振臂一揮，二十多萬人就卸甲歸田了。
在古代，農業是國家的經濟命脈，這二十多萬青壯勞力返鄉務農，無疑可以成為農業生產的一支生力軍。所以，儘管裁軍舉措表面上是屬於國防政策，但實際上所產生的有利影響卻是體現在經濟方面。從這個意義上說，張說新官上任燒的這第一把火，其實就已經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開元時代的經濟發展，影響殊為深遠。
緊繼裁軍行動之後，張說在軍事上推行的第二項根本性的改革就是——改“府兵制”為“募兵制”。
府兵制起源於西魏，完善於北周，是宇文泰創立的一項“兵農合一，寓兵於農”的兵役制度，被隋、唐沿用，至玄宗開元年間，這項製度已經實行了一百七十餘年。按府兵制規定，凡二十至六十歲的農民，平時在家務農，農閒時接受軍事訓練，戰時奉調出征，每年還須輪番宿衛京師，並輪流到邊疆鎮戍。
顯而易見，府兵制最大的好處就是：國家不用養兵，可以省卻一大筆國防開支。但是，最大的弊端也在這裡。按規定，府兵出征時的武器、裝備、糧食、日常用品等等，一切均需自備。這固然減輕了國家的財政負擔，可對於個人卻是一種難以承受的重負。為國家賣命打仗，還要花自己的錢，這在今天的人看來無異於天方夜譚，可在當時卻是天經地義的。
唐朝初年，國力強盛，社會穩定，制度比較健全，府兵雖然負擔重，但他們可以在均田制的基礎上分配到足夠的農田，本人還可免除租賦徭役，而且無論是出征還是宿衛，都有嚴格的製度保障，兵役一結束便可回家務農，因此經濟相對比較優裕。然而，到了高宗末年和武曌時代，豪強兼併之風大起，均田制逐漸破壞，府兵很難分配到足額的田產，加之國家連年征戰，府兵家屬承擔的租賦徭役日重，而府兵出征戍邊的時間又嚴重逾期，往往是壯年應徵而白首未歸，導致家中田地經年拋荒，府兵及其家屬普遍陷入貧困，甚至瀕臨破產邊緣。
在此情況下，無論是在役的府兵還是即將服役的適齡青年，要想讓自己和家人活下去的唯一辦法，就只有一個字——逃！
只有帶上妻兒老小，逃離他們的戶籍所在地，跑到別的地方墾殖開荒，他們才能活命。就算日子依然困窘，但至少不會戰死，不會餓死，而且一家人還可以在一起，不用承受生離死別之痛。
從武周時代起，戶口逃亡現像已經非常嚴重，府兵制漸趨衰敗。及至玄宗開元初年，逃亡人口有增無減，府兵制更是名存實亡，根本抽調不出足夠的兵力來宿衛京師。 （卷二一二）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張說向玄宗提出了改革兵役制度的建議。他採取的辦法是：面向全國的所有青壯年公開招募，不問背景，不問資歷，不追查過去，並提供優厚待遇。張說相信，只要採取這種新的兵役制度，已經逃亡的府兵必定會爭先恐後地前來應徵。
開元十年（公元722年）九月，玄宗採納了張說的建議，開始實行募兵制。果然不出張說所料，短短旬日之間，朝廷便招募了足足十三万精兵。
至此，已經在西魏、北周、隋、唐四朝實行了一百七十餘年的府兵制，正式退出歷史舞台，被募兵制所取代。
“兵農之分，從此始矣”。 （卷二一二）
張說的這項改革，不僅使國家的兵源得以恢復，使軍隊實現了職業化，大幅提高了兵員的專業素質，而且徹底消除了老百姓的兵役負擔，讓大量的青壯勞力回到了田間地頭，穩定了社會秩序，促進了農業生產和經濟繁榮。因此，此舉跟裁軍一樣，其意義絕不僅限於軍事領域，而是一項於國於民都有極大利益的德政。
自古以來，中國就有盛世修書（修史）的傳統。
無論哪朝哪代，帝王和士大夫們總是把此舉視為政治昌明、文化繁榮的象徵，並以此作為衡量盛世的主要標準之一。遠的暫且不說，僅以唐初的貞觀時代而論，在唐太宗治下的短短二十餘年間，官方修纂的前代正史就多達八種，佔了《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堪稱規模空前的一大文化盛舉。唐代以後，每逢國力較為強盛的時候，官方就會適時啟動龐大的修書計劃，而且往往一代比一代範圍更廣，力度更大，種類更多，卷帙更繁。比如宋之《冊府元龜》《太平御覽》，明之《永樂大典》，清之《四庫全書》等，無不是當時的統治者為了彰顯其盛世氣象而傾力為之的重大文化成果。
而唐玄宗之所以起用張說，其主要目的之一，當然也是為了讓這個“一代文宗”能夠在“文治”上作出貢獻。開元十一年（公元723年），玄宗創辦了麗正書院（兩年後更名為集賢殿書院），由張說領銜，擔任“修書使”主持院事，然後匯聚當時的文學英才（其中就有著名詩人賀知章），以四部分類法對古籍進行全面的編校整理，同時承擔為皇帝講解經史的職能。書院成立後，玄宗特意交代有關部門，一定要為書院提供最好的設施和條件，並為院士們提供最優厚的待遇。
由張說領導的這個書院，既是當時最具權威的文化機構和思想庫，也是皇帝的決策諮詢機構和智囊團，同時更是推進文治，鋪排盛世風光的主陣地。說白了，其政治宣傳的功能並不亞於文化建設的功能，甚至前者的色彩遠比後者更濃。
史稱張說“善用己長，引文儒之士，佐佑王化，當承平歲久，志在粉飾盛時”（《舊唐書·張說傳》）。這“粉飾盛時”四個字，就是玄宗賦予集賢院的主要政治使命。
不過，並不是所有人都能領會玄宗的意圖。
當時，有個別政治嗅覺比較遲鈍的朝臣，對書院的創辦就持否定態度。尤其是看到那些院士們一個個既尊貴，又清閒，還能享受高額津貼，有人就更是眼紅得要命。比如一個叫陸堅的中書舍人，就曾經在朝會上公開發牢騷，說這些院士都是吃乾飯的，對國家並沒有什麼好處，徒然浪費國家資源而已，還說他一定要上疏，奏請皇帝撤銷書院。
張說聽說後，親自去找陸堅，當面給他上了一堂政治課：“自古帝王於國家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卷二一二）
這段話的意思是：自古以來的帝王，在國家太平無事之時，通常都會大興土木，縱情聲色。可惟獨當今天子能夠尊崇儒學，延攬文士，研究古籍，闡揚經典，這麼做對國家大有裨益，相應的花費實在算不上什麼。可見陸先生您說的那些話，是何其無知、何其狹隘啊！很顯然，張說這番話，表面上是說給陸堅聽的，其實是說給玄宗聽的。
玄宗得知此事後，當然對張說非常滿意，也對他越發倚重。而那個毫無政治頭腦的陸堅，則引起了玄宗的強烈反感，這輩子要想再升官，估計是比登天還難了。
張說自從取代張嘉貞成為中書令後，就成了帝國的首席宰相，然而在他看來，自己在行使權力的時候還是受到了很多無形的製約，難以放開手腳。
讓他感到掣肘的，並不是具體的哪個部門或官員，而是唐朝的宰相制度本身。
唐代實行的是集體宰相制，大多數時候，宰相都在六至十人之間。這些宰相本身都是三省或六部的長官，上午在“政事堂”集中議政，下午各回本省或本部辦公，所以都是兼職宰相。而政事堂也只是舉行聯席會議的場所，並不是凌駕於三省六部的決策機構。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製度安排，一方面固然是為了集思廣益，另一方面也是為了避免個別宰相大權獨攬。此外，從機構職能來看，中書省負責決策，門下省負責駁議，尚書省負責執行，三省之間既分工合作又相互制約，也能有效防止宰相專權。
儘管到了玄宗時代，宰相名額已縮減為二至三人，首席宰相的權力也已遠遠大於初唐時期，但是製度的慣性力量仍在，所以就算是首席宰相，在具體工作中也還是會受到很多限制。
為此，張說極具針對性地提出了一個改革計劃。
開元十一年十二月，在得到玄宗的批准後，“政事堂”被取消，改為“中書門下”，同時下設吏房、樞機房、兵房、戶房、刑禮房，分管各項政務。
這是大唐立國以來最大的一次行政制度改革。
此次改革引起了三個方面的重大變化。首先，政事堂改為中書門下，絕不僅僅是改一個名稱那麼簡單，而是從一個議政場所變成了帝國的最高權力機構；其次，無論宰相是三省長官還是六部尚書，也都由兼職變成了專職，從此不需要在宰相官署和本司之間兩頭跑。 “開元已後，宰臣數少，始崇其任，不歸本司”（《舊唐書·楊國忠傳》）；最後，中書省和門下省成為一個聯合的宰相官署，就意味著把門下省的駁議之權取消了；同時，五房的行政職能又基本對應於尚書省下轄的吏、戶、禮、兵、刑、工六部，這就相當於把尚書省的行政權力也架空了。如此一來，中書門下既是最高決策機構，又兼具最高行政機構的職能，首席宰相便可以隨時繞開六部，讓五房直接貫徹他的政策意圖了。
上述三點變化，基本上可以歸結為一句話——三省分工趨於模糊，分權體制宣告瓦解，首席宰相一人獨大。
這項改革的好處是：權力高度集中，行政效率大幅提高，徹底杜絕扯皮、推諉等現象，可以迅速而高效地執行皇帝和宰相的政令。但是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極易導致宰相專權。若干年之後，大唐帝國之所以會出現一個獨攬朝綱十九年的權相李林甫，未嘗不是此次改革埋下的禍根。
完成上述這幾項重大改革後，張說就步入他人生中最輝煌的時期了。此時的張說上有天子寵信，下有百官擁戴，要聲望有聲望，要政績有政績，要地位有地位，要權力有權力，真可謂萬事順遂，風光無限。
一般人走到這一步，肯定會感到心滿意足了。可是，張說並不滿足。對他來講，這一切固然令人自豪，卻不足以令他止步。
因為還有一件事情沒有做。
什麼事？
封禪。準確地說，是由他牽頭，幫助玄宗完成泰山封禪。在張說看來，只有做完這件事，他才能以一個盛世賢相的光輝姿態當之無愧地走進青史。
開元十二年（公元724年）十一月，張說“首建封禪之議”，滿朝文武群起響應，“屢上表請封禪”。 （卷二一二）玄宗一再表示謙讓，而張說則率領百官和四方文學之士再三請願，“上書請修封禪之禮並獻賦頌者，前後千有餘篇”。 （《舊唐書·禮儀志三》）
在作足了一番姿態後，玄宗才頒下一道《允行封禪詔》，宣布將於來年十一月登臨泰山，舉行封禪大典。
封禪是中國古代規格最高的祭祀天地的大典，是帝王“受天命，告成功”的重大儀式。古人認為，只有在政治清明、社會安定、帝王賢明、天下大治的情況下，才有資格舉行封禪。用張說在《大唐封祀壇頌》中的話來說，就是要滿足三個條件：一、“位當五行圖籙之序”，意思是政權必須具備正統性與合法性；二、“時會四海昇平之運”，亦即天下太平，國力強盛；三、“德具欽明文思之美”，是指帝王必須具備高尚聖明、崇文重道的品德。
在張說看來，只有同時具備上述三個條件，舉行封禪才能名實相副。 “是謂與天符，名不死矣。有一不足，而云封禪，人且未許，其如天何！”（《全唐文》卷二二一）
正是由於條件如此苛刻，所以在唐朝之前，舉行過封禪大典的皇帝只有三個：秦始皇、漢武帝、漢光武帝，此後歷魏晉南北朝數百年而無人敢行封禪。迄至唐代，太宗君臣亦曾有過封禪之議，最後卻因各種原因不得不取消。直到高宗乾封元年（公元666年），高宗李治憑藉太宗李世民締造的盛世餘威，才以守成之主的身份舉行了泰山封禪，但後人普遍認為他不具備封禪的資格，稱其“封岱禮天，其德不類”（《舊唐書·高宗本紀》）。至於女皇武曌在萬歲登封元年（公元696年）舉行的嵩山封禪，更是因其女主身份而得不到後人的認同。
而作為大唐歷史上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封禪，玄宗此次封禪應該說是最符合條件的。
首先從個人條件來看，與高宗李治和女皇武曌相比，李隆基身上似乎更具有創業色彩。眾所周知，李隆基完全是憑藉個人奮鬥和不懈努力才取得天下的，而且正是由於他的奮鬥，才終結了“後武曌時代”動盪不安的政治局面，使得大唐帝國不至於在“牝雞司晨”的夢魘中繼續沉淪。從這個意義上說，玄宗李隆基與太宗李世民的創業歷程最為相似，他們所擁有的人格魅力也最為相近。如果給大唐開國以來的七個皇帝製作一個“個人綜合素質排行榜”，那麼玄宗應該和太宗一樣，都是屬於名列前茅的。
其次，從社會條件來看，正是由於玄宗和太宗一樣，深知“草創之難”，所以在親政之後，他才會“依貞觀故事”，任賢納諫，興利除弊，並通過十幾年的勵精圖治，使得國力蒸蒸日上，百姓安居樂業，“累歲豐稔”“年谷屢登”。據唐人鄭綮在《開天傳信記》中稱，唐玄宗封禪泰山前後，大唐天下“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安西諸國，悉平為郡縣。自開遠門西行，亙地萬餘里，入河湟之賦稅。左右藏庫，財物山積，不可勝較。四方豐稔，百姓殷富，管戶一千餘萬，米一斗三四文，丁壯之人，不識兵器。路不拾遺，行者不囊糧。”由此可見，此時的大唐帝國確實已經呈現出一派繁榮富庶的盛世景象。
綜合上述的主客觀條件，我們有理由認為，此時的唐玄宗是配得上“治世明君”之稱號的，因此當然也就有資格舉行一次“受天命，告成功”的封禪大典。
玄宗的《允行封禪詔》頒布後，以張說為首的文武百官就開始了禮儀制訂、文告草擬、議程安排、人員派遣、物資調配等一系列籌備工作。在緊張忙碌地籌備了將近一年之後，張說等人的工作才宣告完成。
開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十月十一日，玄宗從東都洛陽出發，啟程前往泰山，隨行的有文武百官、皇親國戚、四夷酋長、各國使節，以及大批的軍隊和侍從人員，一路上旌旗招展，鼓樂喧天。扈從人員所騎的數万匹馬，分別以不同顏色單獨編隊，或純白，或純黑，或棕黃，或棗紅，形成了一個個色彩鮮明的方陣，遠遠望去，如同大片大片的錦緞鋪展在大地上。在綿延不絕的大隊人馬後方，還有滿載各種物資的後勤車隊，從首至尾長達數百里。每當封禪隊伍停下來進餐或休息，方圓數十里內全是人員和馬匹，熙熙攘攘，萬頭攢動……
此次封禪規模之浩大，場面之壯觀，比之高宗當年的封禪，亦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
十一月初六，浩浩蕩蕩的封禪隊伍終於來到泰山腳下。玄宗命百官、儀仗和軍隊留在山下，僅率張說等中書門下的主要官員、宗室親王及負責祭儀的禮官登山。
十一月十日，玄宗君臣在泰山頂峰正式舉行了隆重的祭天儀式。
儀式開始後，禮官在封壇上高聲宣讀告天玉牒：“有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於昊天上帝。天啟李氏，運興土德……上帝眷祐，賜臣忠武。底綏內難，推戴聖父。恭承大寶，十有三年。敬若天意，四海晏然。封祀岱宗，謝成於天。子孫百祿，蒼生受福。”（《舊唐書·禮儀志三》）隨後，玄宗親自主持初獻，由邠王（原豳王）李守禮主持亞獻，寧王李憲主持終獻。
獻禮畢，玄宗親手點燃了堆滿柴薪的“燎壇”。當巨大的火焰騰空而起，群臣山呼萬歲，山下的文武百官和大隊人馬立刻響應，一時間萬歲之聲震天動地，響徹雲霄。
此時此刻，正值不惑之年的李隆基佇立在高聳入雲的泰山之巔，俯瞰著莽莽蒼蒼的帝國山河，回首過去四十年的崢嶸歲月，眺望更加輝煌燦爛的未來，不禁豪情滿懷，感慨萬千。
是的，李隆基有理由為這一刻感到自豪。因為這一刻，他所登臨的不僅是泰山之巔，同時也是歷史之巔。因為他終於實現了上天賦予他的神聖使命，開啟了一個海晏河清的太平盛世。
這一刻注定要彪炳千秋，永垂史冊。
以開元十三年的泰山封禪為標誌，大唐帝國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全盛時代。
後人把這個時代稱為盛唐。
然而，與盛唐的絕世繁華同時到來的，則是玄宗李隆基日漸膨脹的慾望，以及帝國高層日趨複雜的矛盾鬥爭。
從外朝的宰相，到內宮的后妃；從驕恣的寵臣，到得勢的宦官；從權相的崛起，到太子的廢立，這樣的鬥爭無時不在，無處不在，就像是一隻看不見的手，在絢麗斑斕的盛世畫卷背後，塗抹著另一種詭譎、陰鬱、變幻不定而又令人心悸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