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李德裕的人生巔峰
按照李德裕的計劃，朝廷此次討伐昭義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河北的態度。如果成德與魏博願意奉詔，這場仗還沒開打，朝廷就已經贏了一半；可萬一他們拒不奉詔，並且跟昭義抱成一團，那麼朝廷就有陷入全面戰爭的危險了。
耐人尋味的是，面對朝廷的詔令，成德與魏博的反應截然不同。
成德節度使王元逵一接到詔令，就親率大軍南下趙州，並很快就攻克了邢州外圍的一座堡壘。可是，直到他的前鋒攻入邢州境內月餘，魏博的何弘敬卻依然按兵不動。
王元逵頻頻向朝廷呈上密奏，稱何弘敬首鼠兩端，不可不防。接到密奏後，李德裕當即對武宗說：“給何弘敬下一道詔書，稱朝廷準備派遣王宰（討伐昭義的主帥）率軍借道魏博，直取磁州。如此一來，何弘敬必然擔心朝廷打他的主意，不出兵也得出。”
武宗依計而行，隨即命王宰率部直趨魏博。
果然不出李德裕所料，何弘敬得到消息後大為震驚，再也不敢耽擱，趕緊集結部隊匆匆北上，兵指磁州。
從會昌三年七月到次年年初，昭義軍在朝廷軍的強大攻勢下節節敗退，劉稹惶恐，不得不兩次上書請降，但均被李德裕斷然拒絕。
會昌四年（公元844年）閏七月，劉稹的心腹將領高文端向朝廷投誠，並提供了許多至關重要的軍事情報。朝廷軍利用這些情報，又打了好幾次勝仗，逐漸對潞州形成合圍之勢。八月，在王元逵與何弘敬的威逼下，作為昭義財賦重鎮的邢、洺、磁三州又相繼歸降。至此，劉稹的敗亡已成定局。
眼見昭義大勢已去，劉稹身邊的兩個人就開始尋找退路了。
他們是劉稹的親信大將郭誼、王協。
當初唆使劉稹擁兵自立時，這兩個傢伙最賣力，可眼下劉稹馬上就要完蛋了，他們當然不想給他當陪葬。
郭、王二人決定殺了劉稹投降朝廷，用他的人頭換取富貴。
在郭誼和王協看來，劉稹年少懦弱，要除掉他易如反掌，可問題在於，劉稹身邊還有一個厲害角色——他的族兄劉匡週。
劉從諫臨死前，有意安排劉匡週擔任中軍兵馬使，目的就是讓他輔佐劉稹。所以，要想除掉劉稹，就必須先擺平劉匡週。
為此，郭誼找了一個機會對劉稹說：“十三郎（劉匡週排行十三）坐鎮帥府，向來剛愎自用，所以諸將都不敢向您進言獻計，怕被他猜忌而獲罪。山東三州之所以丟失，其根源就在這裡。依在下所見，只有請十三郎離開，眾將才有可能開誠佈公，也才敢向您提出轉敗為勝的策略。”
少不更事的劉稹信以為真，隨即叫劉匡週以生病為由主動辭職。
劉匡周大怒：“我身在帥府，諸將才不敢心懷異圖，我要是走了，我們劉氏必遭滅門！”
劉稹認為劉匡周是危言聳聽，堅持讓他走人。劉匡周萬般無奈，只好交出中軍兵馬使的兵權，黯然離開了節度使府。
他一走，劉稹的滅頂之災就降臨了。
郭誼和王協隨即設計殺了劉稹，同時將劉氏宗族的男女老少全部捕殺——上至劉匡週、下至襁褓中的嬰兒，無一倖免。隨後，郭誼和王協又把劉從諫原來的親信故舊全部滅門。
八月十六日，昭義平定的消息傳到長安，宰相入朝稱賀。武宗問李德裕：“應該如何處置郭誼？”李德裕說：“劉稹不過是一個無知小兒，之所以對抗朝廷，都是郭誼等人指使，可到了劉稹勢窮力孤的時候，他們又賣主求榮，這種人要是不殺，何以懲惡！”
武宗點點頭：“朕也是這麼想的。”
幾天后，劉稹的首級被傳送京師。
郭誼、王協等人眼巴巴地等著朝廷的封賞，可他們萬萬沒想到，最後等到的，居然是朝廷的一紙逮捕令。
與劉稹被殺時隔不過半個多月，郭誼、王協等參與謀殺劉稹的昭義舊將，便悉數被綁送長安，然後全部斬首。
昭義之戰，朝廷既收回了對昭義的直接管轄權，又極大地震懾了河朔三鎮與天下諸藩，可以說是一場不折不扣的勝利。
自“元和中興”以來，歷穆、敬、文三朝，李唐中央與跋扈藩鎮的較量無一不以失敗告終，只有這一次贏得這麼漂亮，忠於李唐的萬千臣民無不為之歡欣鼓舞、揚眉吐氣。
毫無疑問，此次收復昭義的首功之人非李德裕莫屬。
如果沒有他的運籌帷幄，李唐朝廷不可能獲此完胜。
早在戰事剛剛拉開的時候，李德裕就向武宗提了一個問題：數十年來，朝廷頻頻對藩鎮用兵，為何屢屢失利？
這個問題的答案，當然也是武宗李瀍想知道的。
李德裕說，這是因為朝廷的用兵之策一直存在三大弊端。
其一，天子（包括他身邊的近臣）直接指揮前線作戰，往往一天之內就發出了三四道詔令，甚至連宰相都不知道，如此必然脫離戰場實際，無異於紙上談兵。
其二，前線的監軍宦官也各憑己意發號施令，導致前線將帥進退無據，無所適從。
其三，監軍宦官們往往將各自軍中最驍勇的數百名士兵挑選出來，充當自己的衛隊，卻將老弱殘兵投入戰鬥。而且每次會戰，監軍宦官都會帶著令旗在高崗上觀戰，一看形勢稍微不利，便率先拔旗而逃，致使全軍隨之崩潰。
指出這三大弊端之後，李德裕立即與樞密使楊欽義磋商，一起制訂了一套對治之策，然後交由天子頒令實施。
這套對治的辦法包括，一、禁止各路監軍宦官再乾預軍政，同時規定每個監軍只能挑選十名士兵作為衛隊；二、除非宰相與中書省建議，否則天子不再直接下詔指揮作戰。
在與昭義作戰的整個過程中，從中央到前線都嚴格執行李德裕提出的主張。如此一來，朝廷下達給前線的命令就變得既符合實際又簡明扼要了，使得前方將帥有了很大的決策權和自由施展的空間，因而才能在戰場上屢屢獲勝。
李瀍登基不過短短數年，為患帝國多年的“宦官亂政”和“藩鎮割據”就得到了極大程度的遏制，實屬難能可貴。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在武宗一朝，三大政治頑症只被控制了兩個，剩下那個“朋黨之爭”不但未見消隱，且有愈演愈烈之勢。
這其實也不奇怪，因為當朝宰相李德裕本身就是朋黨領袖，更是黨爭的始作俑者。
昭義的成功收復為李德裕獲取了空前的政治資本，也把他一舉推上了一生仕途的巔峰。剛剛平定昭義不久，武宗便加封李德裕為太尉、趙國公。他雖然表面上再三推辭，但最後還是笑納了。
此時此刻，功成名就、位極人臣的李德裕最想做的一件事，當然就是找那兩個老對手算算總賬了。
事實上，早在昭義之戰剛剛打響時，李德裕就已經預見到了自己的勝利，所以，他也早就為日後想要做的事情打下伏筆了。
當時，李宗閔正擔任太子賓客，在東都洛陽坐冷板凳，李德裕覺得這老小子過得太逍遙，就給他扣上了一個“交通劉從諫”的帽子，把他逐出了東都，貶為湖州（今屬浙江）刺史。
李宗閔壓根想不起自己啥時候跟劉從諫有過交情，可如今人家李德裕正仕途得意，說你有你就有，沒有也有。李宗閔只能自嘆命苦，乖乖打起鋪蓋捲到湖州去了。他唯一能自我安慰的是，湖州這地方總還算山清水秀，日子也不至於太難過。
可是，李宗閔並不知道，他的災難只是剛剛開始。
只要李德裕當權一天，就絕不會讓他的日子好過。
會昌四年九月，亦即昭義剛剛平定一個月後，李德裕就開始算總賬了。他對武宗說：“劉從諫盤踞昭義十年，太和年間入朝時，牛僧孺和李宗閔當權執政，卻不但沒有把他扣留，還加授其'同平章事'的中央官職，終於釀成大患，竭盡天下之力才將其平定。說到底，牛僧孺和李宗閔就是罪魁禍首！”
武宗其實也知道這番話是扯淡——當時劉從諫一不叛亂二不謀反，哪個宰相有理由把他扣留？
不過，即便明知道李德裕是在扯淡，李瀍也會幫他扯。因為李瀍本人對牛黨向來就沒有好感，何況李德裕對朝廷貢獻這麼大，幫他發洩一下舊怨也是應該的。
罪名有了，第二步就是搜羅罪證。
潞州克復後，李德裕隨即派人前去搜查劉從諫生前的書信，希望能找出一兩封與牛僧孺和李宗閔的來往信件。
可是，結果卻一無所獲。
李德裕並不氣餒。
在這個世界上，最容易製造的東西就是整人的把柄。
他隨即脅迫劉從諫的軍務秘書（孔目官）鄭慶出面作證，聲稱：“劉從諫每次接到牛僧孺和李宗閔的來信，閱後當即焚毀，所以現在找不到。”
人證有了，接下來就是物證。
李德裕又授意河南少尹呂述給他寫了一封信，信中說：“劉稹敗亡的時候，我親耳聽見牛僧孺發出了嘆息和悲憤的聲音。”
牛僧孺時任太子太傅、東都留守，跟呂述是同事，所以由呂述來揭發，可信度很高。
最後，李德裕把鄭慶的供詞和呂述的書信一起呈給了天子。
毫無疑問，天子李瀍立刻作出勃然大怒之狀，當即把牛僧孺貶為太子少保，幾天后又貶為汀州（今福建長汀縣）刺史，一個月後再貶為循州（今廣東惠州市）長史；而李宗閔則先是被貶為漳州（今屬福建）刺史，繼而貶為漳州長史，最後又流放封州（今廣東封開縣）。
會昌四年冬天，當罪臣牛僧孺和李宗閔滿面風霜地奔走在一站比一站更遠的流放路上時，位極人臣、志得意滿的李德裕正在他溫暖如春的宰相府中賦詩飲酒，並欣賞著窗外美麗的雪景。
李德裕無限感慨——跟這兩個老對手鬥了這麼多年，自己總算笑到了最後。
如今，一切都已塵埃落定。從今往後，自己終於可以安安心心地做一個太平宰相了。至於這兩個老對手，就讓他們在那瘴氣瀰漫的蠻荒之地了卻殘生吧。
生，他們回不了長安。
死，他們也別指望葬在長安。
就讓他們的肉體在痛苦和絕望中悄悄腐爛，讓他們的靈魂在天涯海角無盡地漂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