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魏博歸順·李絳罷相
不出李絳所料，田懷諫終究是個十一歲的孩子，所以剛剛坐上節度使的位子，軍政大權就落入了家奴蔣士則之手。蔣士則小人得志，全憑個人好惡，肆意任免將領，終於觸犯了眾怒。九月的一天，魏博數千將士忽然譁變，殺了蔣士則及數十個黨羽，然後找到都知兵馬使田興，全部跪倒在他面前，一意要擁立他為留後。
田興這個人，跟兩河諸藩的驕兵悍將有很大的不同，史稱他“有勇力，頗讀書，性恭遜”。 （卷二三八）也就是說，田興不是那種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武夫，而更像是個有勇有謀、智慮深遠的儒將。
這樣的人，當然有他自己的處世原則，也不會在從天而降的利祿面前一下子迷失本性。他知道，節度使這個位子不是那麼好坐的。尤其是兩河藩鎮，這幾十年來遵循的都是“父死子繼、兄終弟及”的世襲制，如今他一個外人奪了這個寶座，就等於壞了這個老規矩，河南河北的其他藩鎮會作何感想？
此外，雖然如今各個藩鎮弒上奪權、擁兵自立的情況很普遍，但朝廷都是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才予以承認的；換言之，如果朝廷覺得有必要，或者條件允許的話，還是有可能會發兵討伐。因此，如果他在將士的逼迫下上了這條“賊船”，就必須做好與朝廷刀兵相見的準備。而這一點並不符合田興的個人意願。也就是說，田興內心對李唐朝廷依然懷有相當程度的忠誠，並不想在純粹利益的驅動下走上這條“亂臣賊子”的不歸之路。
所以，儘管將士們極力擁戴，可田興卻一直不肯點頭。
達不到目的，將士們當然也不肯散去。
僵持許久之後，田興知道自己要是再不答應，很可能馬上會有殺身之禍，於是只好勉強同意。但與此同時，田興也跟將士們約法三章：一、不能殺田懷諫；二、遵奉朝廷法令；三、向朝廷奉上魏博的典冊圖籍，請朝廷任命各級官吏。
將士們同聲承諾。田興這才命人把田懷諫遷出了節度使府，然後接管了軍政大權。
十月初，魏博將士擁立田興的消息傳到朝廷，同時，魏博當地的監軍宦官也把田興的歸順之意向朝廷作了奏報。憲宗大喜過望，立刻召見宰相，對李絳說：“魏博的情況跟你的預判絲毫不差！”
李吉甫在一旁醋意大起，趕緊搶著說：“應立即派遣中使（宦官）前往宣慰，以觀其變。”
“不可！”李絳斬釘截鐵地說，“如今田興向朝廷奉上了土地和軍民，坐等朝廷任命，如果不乘這個機會推誠安撫，結以大恩，而是派人取回當地將士要求節度使旌節的奏表，然後朝廷才加以任命，這對於田興來說，恩德就不是來自朝廷，而是來自將士，其感激之心必然不如現在直接任命來得大。所以臣建議，立刻授予田興節度使旌節，機會一失，悔之無及！”
憲宗頓時犯了躊躇，一時舉棋不定。
李吉甫為了阻撓李絳，馬上去找平日刻意結交的樞密使（宦官）梁守謙，希望他出面勸勸皇帝。梁守謙隨即對憲宗說：“按照慣例，這種時候都要派中使前往宣慰，如果讓魏博破了此例，恐怕不太妥當。”
憲宗也覺得有道理，立刻派宦官張忠順前往魏博宣慰，準備等他回朝復命後再作定奪。數日後，李絳才得知中使已經出發的消息。眼看和平解決魏博問題的良機馬上就要錯失，李絳心急如焚，連忙入宮去見憲宗，說：“朝廷恩威能否重建，就在這一次了，機會如此難得，為何要白白扔掉？此事的得失利弊十分明顯，希望陛下不要再猶疑了。估計張忠順現在可能剛過陝州，陛下立刻下詔任命田興為節度使，應該還來得及。”
憲宗沉吟半晌，說：“要不……先任他為留後，看看情況再說？”
李絳急了：“田興如此恭順，自願遵奉朝廷法令，主動獻上土地軍民，朝廷若不賜予他超乎尋常的莫大恩典，就不可能讓他產生無以倫比的感激之情。陛下，當斷不斷，反受其亂，趕緊下詔吧！”
看著李絳一臉急切誠懇的表情，憲宗思慮再三，終於點頭同意。
十月十九日，憲宗發布了一道讓河北諸藩目瞪口呆的詔書——正式任命田興為魏博節度使。
宣慰使張忠順尚未回朝，詔書便已送抵魏博。連日來心中惴惴的田興簡直可以說是受寵若驚。歷來發動兵變、自領軍政的藩鎮將帥運氣最好的也不過是被朝廷任命為留後而已，可田興萬萬沒料到，朝廷此番出手竟如此闊綽，居然讓他一步到位成了節度使！拜受詔命的那一刻，田興千恩萬謝，感激涕零，將士們則歡聲雷動。
數日後，李絳進一步向憲宗提出：“魏博五十餘年不沾皇化，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形同剜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如果不給予超乎所望的重賞，就無以安撫其士卒之心，更無以震懾其四鄰藩鎮。臣建議，發內庫錢一百五十萬緡賜予魏博。”
李絳這一招實在夠狠，狠得讓好一段時間喪失了發言權的宦官們忍不住跳了起來，紛紛對皇帝說：“給得太多了！其他藩鎮要是都學他們，還拿什麼給？”
憲宗也心疼了。
朝廷辛辛苦苦攢這麼一點錢，難道就這樣撒給河朔的驕兵悍將？
天子思前想後，終究還是有些捨不得。
可是李絳卻不依不饒：“陛下為何愛惜小財而無視大計？這點錢買的是一鎮的人心啊！錢用完了還會來，機會一失則永不復返。假如朝廷派十五萬人去打魏博六州，就算一年收復，所花的錢又何止一百五十萬緡！”
憲宗想想也對，最後一咬牙，說：“朕省吃儉用攢這些錢幹什麼？還不是為了平定天下！該花的時候不花，白白堆在府庫裡也沒用！”
於是，天子豁出去了。
在一百五十萬緡之外，天子又無比豪邁地給魏博百姓免除了一年的賦稅和徭役。
元和七年十一月初六，憲宗命朝臣裴度帶著一百五十萬緡和免除一年稅役的詔令來到了魏博。魏博軍民奔走相告，歡聲如雷，彷彿迎來了一個盛大的節日。宣慰儀式上，有幾個人站在歡騰喧鬧的人群中，呆呆地看了半天，最後相顧失色，長嘆一聲道：“倔強者果何益乎！”（卷二三九）
桀驁不馴、反抗朝廷者，到頭來又有什麼好處呢？
這幾個人是相鄰藩鎮派來刺探虛實的。
魏博正式歸順了。
田興不僅用最隆重的禮節接待欽差大臣裴度，而且陪著裴度到魏博各州縣挨個視察了一遍，把中央的指示精神傳達到了魏博的每一座軍營和每一間農舍。緊接著，田興又主動上表，請求朝廷委派節度副使，並奏報下屬官職出缺九十人，請求朝廷予以任命。最後，田興鄭重其事地向全境軍民重申——從此以後，魏博要堅決貫徹中央精神，嚴格執行朝廷法令，按時繳納各項賦稅，力爭早日把魏博建設成為兩河地區最和諧、最穩定的模範藩鎮。
魏博和朝廷當著兩河藩鎮的面如此眉來眼去、卿卿我我，頓時把成德、平盧等鎮的老牌軍閥們急得如同熱鍋上的螞蟻。
奶奶的，這不是在煽動兩河藩鎮的將士都起來造節度使的反嗎？
李師道和王承宗等人忙不迭地派人去找田興，使盡渾身解數，對他威逼利誘、軟硬兼施，勸他一定要和朝廷決裂，重新回歸兩河藩鎮的懷抱。
然而，田興自始至終不為所動。
李師道恨不得把田興碎屍萬段，隨即氣急敗壞地派人去跟宣武（今屬河南）節度使韓弘說：“我們和田氏約定了世世代代的攻守同盟，現在這小子居然把咱給賣了，你也痛恨吧？我正打算聯合成德去討伐他，不知你意下如何？”
韓弘回話說：“我不管那麼多，我只知道奉朝廷之命行事，你的軍隊要是一過黃河，我立馬派兵拿下你的曹州（今山東定陶縣）。”
李師道沉默了，此後一點動靜也沒有。
元和八年（公元813年）二月七日，憲宗為了進一步籠絡魏博、刺激兩河諸藩，又趁熱打鐵，給田興賜名“弘正”。
浩蕩皇恩一次次沐浴魏博，把田興一次次感動得熱淚盈眶，當然也把兩河諸藩一次次搞得怒火中燒。可是，儘管李師道和王承宗等人恨得咬牙切齒，卻始終不敢輕舉妄動。
魏博的歸順無異於在兩河諸藩的心上插了根釘子。
這是自安史之亂以來，李唐朝廷在河北取得的最大一次勝利。而且難能可貴的是，這次勝利並沒有依靠戰爭手段，而是一次純粹運用謀略的“和平演變”。
林肯說過：“摧毀敵人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他變成朋友。”李絳顯然就是這麼做的。然而，隨著魏博的歸順，李絳的麻煩也來了。
因為他太聰明、太能乾了，讓憲宗感到了莫大的壓力。身為人臣，如果什麼事都料事如神，把皇帝的風頭搶光了，那麼長此以往，皇帝威信何在，臉面何存？
事實上，就在魏博正式歸順的當月，憲宗就已經流露出對李絳的猜忌和不滿了。那是在延英殿的一次廷對上，憲宗先是跟幾個宰相說了些無關痛癢的事，接著忽然話鋒一轉，說：“你們要替朕愛惜官爵，不要隨便私授自己的親戚朋友。”
李吉甫和權德輿對視一眼，連聲說微臣不敢。
李絳很清楚，這話不是說給李吉甫和權德輿聽的，而是衝著他來的。因為自從拜相以來，他一直堅持“舉賢不避親”的用人原則，當初貶謫元義方時，憲宗就對他起過一次疑心，這回又舊話重提，目的當然還是要敲打他。
李絳趨前一步，坦然自若地說：“如果一個人跟臣非親非故，臣又怎麼知道他有沒有才幹？如果明知其人有才卻不敢加以任用，那又怎麼敢用絲毫不了解的人呢？朝廷用人，關鍵要看其才幹是否與官職相稱，如果為了避嫌而捨棄人才，那叫明哲保身，不叫大公無私。更何況，就算所用的人不稱職，自有朝廷的典章律令來考核監督，誰能逃得過？”
憲宗知道自己說不過李絳，只好強作笑顏：“對，賢卿說得有道理。”
話雖這麼說，但憲宗和李絳彼此都很清楚——他們的君臣關係已經出現裂痕了，而且是難以彌補的裂痕。
隨後的日子，李吉甫和李絳這兩個八字不合的宰相在很多事情上還是拼命死磕，老好人權德輿則始終當騎牆派，一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樣子。
憲宗對這個宰相班子越來越不滿，遂於這一年二月罷免了權德輿，不久就徵召西川節度使武元衡入朝為相。
武元衡其實早在元和初年就已經是宰相了。當時鎮海節度使李琦反复無常，拒不入朝，就是武元衡力主討伐的。此後，因西川節度使高崇文不善理政，憲宗就把高崇文召了回來，把武元衡派到了西川。武元衡在西川待了幾年，頗有政績，而且把當地蠻族也安撫得服服帖帖，顯示出了極大的才幹。所以，憲宗現在想為宰相班子輸入新鮮血液，自然就想起了這個能文能武、出將入相的武元衡。
武元衡的回朝是個強烈的政治信號，預示著憲宗朝廷在今後的藩鎮事務上，很可能會逐漸採取強硬立場。因為李吉甫一直是主戰派，武元衡也是。
至此，朝廷三個宰相有兩個是鷹派，只有李絳一個是鴿派，他的日子自然不會好過。
這年歲末的一天，憲宗李純忽然用一種漫不經心的口吻對李絳說：“最近有人說外面結黨之風很盛，是怎麼回事？”
從幾個月前暗示李絳不要搞裙帶關係，到現在直接指責李絳結黨營私，這樣的變化足以說明——憲宗如今對李絳的信任基本上已經是蕩然無存了。
李絳當然知道天子這句話意味著什麼，但他還是直言不諱地表明了自己的態度：“自古人君最討厭的事，莫過於人臣結黨，所以小人要陷害君子，必定說他們結黨。'結黨'聽起來令人厭惡，可追究起來卻往往無憑無據。東漢末年，凡天下賢人君子，都被宦官稱為'朋黨'，從而遭到禁錮，被剝奪政治權利，最終導致了家國社稷的覆亡。這是小人打擊君子的慣用武器，請陛下明察！再者說，君子本來就是要跟君子合作，難道一定要跟小人合作，才叫不結黨嗎？”
說出這番話的同時，李絳已經做好了辭職的思想準備。因為他知道，憲宗已經不想留他了。所以，與其灰溜溜地被人趕下台，還不如急流勇退，辭職走人。
此後，李絳以足疾為由數度上表請辭。憲宗正中下懷，於元和九年（公元814年）正月將他罷為禮部尚書。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就在李絳下台的第二天，幾年前被貶出朝廷的吐突承璀就堂而皇之地回到長安，復任左神策中尉，再度執掌了禁軍的兵權。
李絳罷相，主要原因當然是他功高震主，引起了憲宗的猜忌，但其實還有另一個原因，就是憲宗始終不敢過於倚重文臣。換言之，在憲宗心目中，宦官一直是製衡文臣的一種重要力量，儘管吐突承璀幾年前讓朝廷吃了很大的苦頭，可憲宗仍然固執地認為——吐突承璀雖然無力對付藩鎮，但用來製約文臣還是綽綽有餘的。
也許，文臣李絳和宦官吐突承璀的這種權力蹺蹺板，只是憲宗施展帝王術的必然結果，不能作為皇帝昏庸或朝政黑暗的證明，也不能阻擋即將到來的“元和中興”。但是，毋庸諱言，在中國歷史上，歷代王朝的中樞政治如果表現得清明高效，那必定是足智多謀的文臣與善於納諫的皇帝通力合作的結果；而中樞政治的糜爛，幾乎很多情況下都是始於閹宦的恃寵弄權和皇帝的用人不當。在憲宗李純十五年的帝王生涯中，他一方面很努力地實踐了前者，因此得以收穫“元和中興”的果實；可同時也很“用心”地實踐了後者，以至最終命喪宦官之手，使得這場來之不易的中興轉眼就煙消雲散。
這不能不說是一個莫大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