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王叔文：舉世渾濁我獨清

王叔文意識到，如果不能奪取宦官手中的兵權，那麼剛剛燃起的改革之火便隨時有可能被撲滅。五月初三，王叔文以皇帝名義任命原右金吾大將軍范希朝為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節度使，任命度支郎中韓泰為行軍司馬。 此時駐紮在長安西面的左、右神策軍是中央禁軍的最精銳部隊，自從德宗回鑾之後便一直讓宦官執掌。王叔文的此項任命顯然又在故伎重施。他希望把老將范希朝推到台前、取代宦官，再讓心腹韓泰架空范希朝、掌握實權。 可王叔文這回的如意算盤是完全打錯了。 軍隊不同於文官機構，僅憑天子的一紙任命狀絕對不可能在一夜之間就獲得軍隊的效忠。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各級禁軍將領和俱文珍等宦官首領之間早已建立了根深蒂固的利益關係。所以不要說韓泰這種年輕的文官根本無戲可唱，就算范希朝這種資歷深厚的老將出馬，那些禁軍將領也不見得會買他的賬。

很快，王叔文就會無奈地明白這一點。 五月二十三日，俱文珍等人再次脅迫順宗，以明昇暗降的手段給王叔文加了一個戶部侍郎銜，卻免除了他的翰林學士一職。按理說，有了戶部侍郎銜，這個翰林學士的職務就顯得不重要了，但是問題在於，一直以來，王叔文都是利用這個職務坐鎮翰林院，從而領導這場改革的，現在免去他的翰林學士身份，就等於把他逐出了改革派的大本營。 這一招很損，王叔文等人當然不能接受。王伾立即出面，上疏順宗，請求保留王叔文的翰林學士銜。然而，結果還是令王叔文等人大失所望。宦官集團很快以皇帝的名義答复，允許王叔文每隔三五天進一趟翰林院，但復職請求就免談了。 王叔文痛苦而憤怒地意識到——此刻的天子李誦基本上已經被俱文珍等人控制了。

宦官勢力的強大真的讓他始料未及。 接下來的日子，更讓王叔文痛苦和憤怒的事情就接踵而至了。 那並不是來自反對派的打擊，而是來自改革陣營的內部分裂——宰相韋執誼已經從他的戰友變成了敵人。 導致王叔文和韋執誼反目成仇的原因，首先是二人的性格和處世方法差別太大。王叔文操切忌刻，難以容人，樹敵太眾，而且對改革的期望值太高，打擊政敵的手段太狠；而韋執誼性情則相對比較柔和，處事方式比較委婉，更講究策略，但也少了一點正直，多了一些心計。 六月初，一個偶然事件使二人的這種潛在差異突然間轉變成了公開矛盾。 事情源於一個叫羊士諤的地方官。 由於此人對王叔文的改革不滿，就趁著進京辦差的機會，在各種場合公然抨擊王叔文的政策。王叔文勃然大怒，決定殺一儆百，準備以皇帝名義下詔，將羊士諤斬首。可韋執誼堅決反對。王叔文無奈，退了一步，要求將其亂棍打死。韋執誼還是不從，只把羊士諤貶為偏遠山區的縣尉。王叔文怒不可遏，就在人前人後痛罵韋執誼。二人就此鬧僵。改革派的所有成員都為此深感不安，卻又無計可施。

差不多在此前後，有一個類似事件進一步激化了二人的矛盾。 那是在五月底的時候，西川節度使韋皋派他的心腹劉辟來到長安，秘密會見王叔文，準備跟他締結一個利益共同體。說起來，這個韋皋也算得上是個聲威遠播的牛人了。這些年來，自從有了他坐鎮西川，窮凶極惡的吐蕃人就再也不能越過邊境一步，在他手裡吃了很多苦頭。正因如此，所以韋皋一直有些居功自恃。他這次派劉辟來的目的，一來是跟王叔文這個朝中新貴套套近乎，二來是想跟他做筆交易。 什麼交易？ 韋皋覺得西川的地盤太小，想利用王叔文在朝中的影響力，幫他謀取東川（治所梓州，今四川三台縣）和山南西道（治所興元，今陝西漢中市），把三川之地全部收入囊中；作為交換，他願意充當王叔文的外援，為他的改革行動搖旗吶喊，必要情況下也可以用武力相助。

如果王叔文世故一點、務實一點、靈活一點的話，他是不應該拒絕這根橄欖枝的。 因為，以韋皋的實力和威望而論，若他能成為改革派的盟友，對王叔文肯定會有極大的幫助。但令人遺憾的是，王叔文從來不是一個世故、務實、靈活的人，所以他也不可能接受這根橄欖枝。 當劉辟來見王叔文時，王叔文一照面就沒給他好臉色看。劉辟心里當然不爽，所以說話的口氣也就比較狂。他說：“太尉（韋皋的中央官職）讓我向您表達誠意，如果您能將西川、東川、山南西道統統劃歸太尉管轄，那他必將以死相報；倘若不給，他也一定會用別的方式相報！” 王叔文一聽，頓時勃然大怒。 像韋皋這種武夫，他本來就不想結交，雖說此人有些軍功，可說到底也是個軍閥，這種人找上門來做交易，簡直讓王叔文覺得是對他的侮辱。此時此刻，這個看上去牛皮烘烘、其實屁也不是的說客居然還說什麼“以別的方式相報”，這是在商量事情嗎？這簡直就是赤裸裸的威脅恐嚇啊！

王叔文氣得七竅生煙，當即把劉辟轟了出去，然後對韋執誼下達了收拾劉辟的命令。 這命令還是一個字：斬！ 可韋執誼照舊還給他一個字：不！ 劉辟沒完成領導交代的任務，就暫時留在京城沒走，打算尋找其他的突破口。可幾天后他就听說，羊士諤因為得罪王叔文差點被宰了，這才意識到大事不妙，趕緊一溜煙逃回了成都。 王叔文一聽劉辟跑了，就把所有的氣都撒到韋執誼身上。韋執誼就跟他打太極，派人去跟他道歉說：“我絕不會背棄我們當初的盟約，現在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曲線助成仁兄的事業啊！” 王叔文破口大罵，說他是在狡辯。 韋執誼也懶得再解釋。 從此，兩人的關係徹底破裂，勢同水火。 要說韋執誼這番道歉是在狡辯也並沒有冤枉他，因為韋執誼確實有自己的小九九。

所謂觀點的鬥爭都是假的，只有利益的鬥爭才是真的。 從前，同樣作為年輕士子的時候，韋執誼當然也跟王叔文一樣，滿腦子都是經世濟民的理想，可隨著他在官場上待的時間越久，昔日的理想就顯得越發蒼白。尤其是當上宰相後，韋執誼更是覺得世界上再沒有什麼東西比他頭上的烏紗更重要。所以，當王叔文仍然像過去那樣對他指手畫腳、甚至是頤指氣使時，韋執誼的抵觸和反感就是可想而知的。 說白了，他覺得以自己目前的宰相之尊，已經完全沒必要再受王叔文的控制了。如果說這種行為是過河拆橋，那韋執誼寧可拆橋，也絕不甘心再當王叔文的傀儡和花瓶。 對於韋執誼的這種心態，王叔文自然是看得一清二楚。 所以，王叔文對韋執誼的痛恨就不僅僅是他對友情的背叛，而是他對改革事業的背叛。

在王叔文眼中，改革是理想，是信仰，是他生命的全部意義所在。 可在韋執誼眼中，改革是什麼呢？只不過是工具，是跳板，是他換取高官厚祿的投機手段。 想到這一切，王叔文除了滿腔憤怒之外，只剩下一種心情。 那就是孤獨。 一種充塞天地的巨大而無形的孤獨。 一種舉世渾濁我獨清、舉世蒙昧我獨醒的孤獨…… 西川節度使韋皋在王叔文那裡碰了一鼻子灰，不禁惱羞成怒，於是處心積慮地呈上了兩道奏疏。 第一道是給皇帝李誦的：“陛下積勞成疾，而又日理萬機，所以御體遲遲不能康復。請暫令太子監國，恭候陛下聖躬痊癒，再令太子回到東宮。臣位兼將相，而今所言，乃職責所在。” 第二道是給太子李純的：“聖上把政事委託給臣子，然而所託非人。王叔文、王伾、李忠言之流，雖身負重任，卻任意賞罰，敗壞朝綱，而且植黨營私，內外勾結。臣深恐其禍起蕭牆，傾太宗之盛業，毀殿下之家邦。願殿下即日啟奏皇上，斥逐群小，使政出人主，則四方獲安。”

這個韋皋顯然不是一盞省油的燈。 這兩道奏疏表明他擁有高度敏銳的政治嗅覺。他知道，王叔文的唯一靠山就是皇帝，除了皇帝，幾乎所有人都是王叔文的敵人。所以，只要他韋皋跟太子李純站在一起，而且想辦法把李純推上去，把順宗搞下來，那麼天下要收拾王叔文的人多了去了，根本用不著他韋皋本人動手。換句話說，哪一天把“太子監國”這事搞成了，哪一天王叔文就會死無葬身之地。 緊隨著韋皋上疏之後，荊南節度使裴均、河東節度使嚴綬等人也先後上疏順宗，說的事跟韋皋一模一樣。 反對王叔文的統一戰線就這樣在無形中建立起來了。 太子，宦官，藩鎮，這三種勢力絞在一起，唯一的結果只有一個——順宗完了，改革完了，而王叔文也絕對是死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