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第十二章南北朝的“人工印刷機”

很多年前，CCTV6播放的某部電視電影中，有這樣一段情節：一個仰慕中國“四大發明”的美國女孩，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卻不慎拜了一個半瓶子醋的“磚家”為師。相處期間，女孩很天真無邪地把所有關於中國“四大發明”的事情都要打破沙鍋問到底，直叫“磚家”張口結舌。某日女孩又發奇問：“中國人在發明印刷術以前，那麼多的書，都是怎麼弄出來的？”“磚家”答：“這都不知道？當然是一筆又一筆地抄出來的。”女孩聞言驚呼：“哇，這麼多書，一個字一個字地抄出來，好了不起哦！”“磚家”氣罵道：“真沒見識，這點雞毛蒜皮的事都大驚小怪。” 如果放在真實的歷史上，尤其是魏晉南北朝時期，我們就會發現，“沒見識”的反而是那位“磚家”，在魏晉南北朝乃至整個中國文化的發展歷史上，一筆一筆抄出一本書來，無論對於當時還是後世，都絕不是雞毛蒜皮的小事。而負責抄書的人，更是一群對印刷術發明前整個中國文化的演變極其重要的人，其意義絕不限於抄書寫書這一方面，更對中國文化的流變，藝術的多源產生了深遠影響。在當時，他們是默默無聞的小人物，但是，是了不起的小人物。

這些了不起的小人物，有一個共同的名字：書傭。 所謂書傭，顧名思義，就是在當時負責抄書工作的人，按照現代的話說，就是抄寫員或者打字員。這樣的職業在中國誕生很早，地位也一直不高，名字也發生過多次變化。最早的時候，它曾叫過“書人”、“書手”、“書工”，最後才叫“書傭”，只是不管名字怎麼變，身份和工作內容一直沒變：抄書。把那些珍藏的典籍，一本一本抄錄下來，裝訂成冊，流傳於世，給越來越多需要它的人去看。我們今天能夠了解到幾千年前祖先的歷史，傳承偉大的華夏文明，他們是背後的無名英雄。 且去看看，這些有名無名的英雄們的真實風貌，他們對印刷術發明前中國歷史的演變，究竟產生了哪些至關重要的影響。 “書傭”這個稱謂，最早出自東漢，雖然書傭都是一些身份卑微的人，但是有歷史記錄的第一個書傭，卻是東漢王朝一個不世出的牛人。後來投筆從戎，開拓西域的大英雄班超。

《後漢書》中，有關班超的記錄是這樣的：“家貧，常以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這是“書傭”一詞第一次出現在中國官修史書中，做這個工作確實“勞苦”，每天就是伏在案子上，一筆一劃地抄書，而且絕不能潦草，每一筆都要寫得方方正正，工作量大，工作強度高，確實不是普通人能幹的活，既要字寫的好，又要有耐心。在那年頭，做這種活的，確實不是普通人，有這種本事的，有多少人願意憑這個工作混飯吃？至少貴族子弟，儒家學子，大多數都是不屑去做的。願意憑這個混飯吃的，大多數又沒有這個本事，沒文化的，或者是粗通點文墨的都不行，文化不錯但是字寫得爛的同樣不行。所以古代做這個工作的，基本是這樣幾類人：一是貧寒的書生，二是破落貴族子弟，甚至還有犯罪服役的囚犯。而這麼高難度的工作，在東漢時期工資又有多少呢？東漢侯謹的《漢德皇傳》裡，就記載了一個叫普蓋的書傭，說他每個月“得錢，足供而已，不取其餘”。也就是說，書傭們當時每個月的薪水，除了吃穿外，基本就什麼都剩不下了。待遇低，工作卻相當辛苦，甚至辛苦到變態，班超自己說過，他做書傭的時候，每天只能睡5個小時，其他的時間，都在沒完沒了地抄寫，辛辛苦苦的勞動成果，還經常被領導“槍斃”掉重來，可以說是既吃力又不討好。當然，這時期的書傭，和過去的“書工”已經大不相同，先秦時期的“書工”，基本屬於權貴們的私人奴僕，最多是個高級奴隸。而到了漢朝，書傭不但是自由民，也是“吃國家財政”的，由國家僱傭書傭，並且支付工資。因為這時期中國的文化形勢已經大不相同，漢帝國作為大一統的中央王朝，修書已經成了重要的“精神文明建設”，要修的書多，需要的人手也多。給國家幹活，自然也要國家開工資。所以在漢朝的大多數時候，書傭這個工作本身很有前途，但乾這個工作的人，基本都沒什麼前途，即使是後來名垂青史的班超，也是拜了憤然跳槽所賜。

到了東漢晚期，這個原本沒前途的工作，卻變得越來越有前途，特別是乾這項工作的人，投筆從戎的少了，紮根本職工作並且幹出前途來的，越來越多了。比如小說裡配合黃蓋一起使“苦肉計”的東吳謀士闞澤。在《三國志》的記錄中，就說他早年“居貧無資，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也就是說，闞澤正是憑著做書傭的經歷勤工儉學，掙夠了讀書上進的錢，最終出人頭地的。而且特別需要注意的是，闞澤的“為人傭書”，不是給國家打工，而是給私人打工，替人抄書收錢。也就是說，這時期的書傭們，已經不僅僅有“國家在冊職工”，更出現了個體戶。按照價值規律的說法，這當然是因為供求關係決定的——這時期修書的多了，不但有國家官修典籍，更有私人修書，對書傭需求量大。 《晉書》在記錄文學家左思的時候，說到左思新作寫成後，當地的世家大族紛紛僱人抄寫，廣為流傳，可以看出這時候的世家大族裡，“修書”已經成了一種風尚。修書的多了，市場上的書籍自然也多，《北齊書》裡就記錄過這樣的事：有書販子跑到北齊來販賣南朝的圖書，並且說明可以先看后買，結果有些買書的，在拿回家“先看”的時候，就故意花錢找人抄錄了，然後再把原版退還給書販子。這時候的中國圖書市場，並沒有因為戰亂而凋零，反而火爆得不行。大量圖書的商業化，自然也讓“書傭”業商業化，這時期的書傭們，已經不再受政府控制，反而成為紅紅火火的書傭市場的“自由人”了。

這種情況的發生，後人大多都說到“經濟發展”、“文化繁榮”等原因上，但根子上的原因，恐怕有3個，第一就是造紙術的發明，造紙術產生於漢朝，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已經推廣到全國。在造紙術成型之前，中國的書籍主要都是用竹簡和布帛來抄錄的，竹簡笨重，布帛昂貴，抄一本書的成本自然也高，別說通老百姓家，就是世家大族，也沒多少人肯花這個閒錢的，能出起這個錢的，也只有國家。有了造紙術，情況就反過來了，紙張的價格遠遠比布帛便宜的多，稍微有點錢的都修得起，如此一來，修書的人自然多了，不但國家的修書量大增，私人修書業也大批興起。在沒有印刷術的情況下，修書也就意味著要找人抄書，能夠又快又好抄寫圖書的書傭們，自然也就變得很有前途，成了官府以及世家大族爭搶的香餑餑，待遇當然水漲船高。東漢早期的書傭們，工資只夠溫飽，三國時期的書傭們，工資已經有大量盈餘，比如闞澤，就可以用抄書的工資，供自己讀書上學。到了西晉時期，有大臣在揭露世家大族驕奢淫逸時，也拿著書傭們的工資說事，說這時候書傭們給世家大族修書的工資，比起東漢的時候已經上升了6倍，這個漲幅很顯然比較誇張，但是書傭們工資待遇的提升，卻是不爭的事實。到了南北朝時期，書傭們的待遇更是芝麻開花節節高。比如北魏的文獻裡記載，北魏名士房景先，早年靠兄長做書傭來養活，後來他恥於如此，也做了書傭，很快家庭就擺脫了貧寒。而南朝的書傭崔光更是高薪，他給南朝王家做書傭長達十幾年，之前只是個家境貧寒的寒門子弟，做了書傭後，不但家境好轉，後來還有錢買房置地，成了當時的新富階層。如此局面，皆與當時修書者日多大有關係。

而書傭業的興起，另一個被忽略的原因，就是佛教的廣泛傳播。南北朝時期是佛教的極盛時代，無論是北方的鮮卑族政權，還是南方的宋齊梁陳政權，都大力修佛禮佛，這時期的各種“佛事”，不只有修建寺廟，更要翻譯整理海外傳進來的佛教典籍。東晉年間，還發生了著名的“法顯西遊”事件，北方的高僧法顯到印度取經，帶回了珍貴佛教資料，並從印度乘船回到了東晉，佛經取回來了，但是外文的，既要整理更要翻譯，修書工作刻不容緩。而當時的各個寺廟，也把自己寺廟擁有典籍的數量，作為寺廟“檔次”的標誌。為了提高自己寺院的地位，許多寺廟自己出錢，招募書傭參加修書，這樣的結果，就是書傭數量日益增多。 書傭業繁榮，書傭需求量大，使當時越來越多的人投入到這項工作中。這時候的書傭們，在工種上也有了區分，和做佃戶一樣，書傭們也有“長工”和“短工”之分。所謂的“長工”，就是長期受僱於一家雇主的書傭，這一類的書傭，和雇主有“長期合同”，他們的收入比較穩定，但是分配到每次抄寫的收益上，就顯得不是太高。另外有一種書傭叫“短工”，他們給雇主抄書，大多都是短期合作，給這家幹幾天，很快又給另一家去乾了，這一類書傭，在收入上也有分化，要么是收入很低的菜鳥，要么是收入不菲的“明星人物”。比如南朝時期的書傭陳光，在當時是建康知名的“大明星”，他經常每天出入三四家雇主，均能保證質量完成，他的字在當時比較有名，外加抄寫速度快，以至於當時的世家大族，都以邀請到他為自己做書傭為榮。行行出狀元，放在書傭這個職業上也不假。只不過，當時書傭需求量增大不假，但是市場上有這麼多“書傭”嗎？畢竟在那個時代裡，老百姓還是以不識字的居多，外加這個工作要求很高，不是認兩個字就能幹的。事實是，這時候的書傭是非常多的，並且日益高素質化。東漢時期的書傭，大多都是平民，而到了魏晉南北朝，特別是南北朝的晚期，書傭已經基本是高素質的知識分子，其中甚至還包括許多破落世家大族的子弟。書傭的整體素質，在這過程中水漲船高。

這也恰恰是南北朝書傭業繁榮的另一大原因：士族制度的逐漸衰落。書傭業的興起，在前期得益於世家大族的暴富，這樣他們有錢去修書。這時候，卻也得益於世家大族的衰弱，因為這樣一來，中國長江南北都出現了大量取代世家大族的寒門階層，這些人出身低微，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自然要做一些貼金的事情。修書，就是最好的貼金手段，這些有錢沒地位的人，在修書上往往捨得花錢。比如後來成為南朝梁朝開國皇帝的蕭衍，在做將軍的時候，就曾在京口重金招募書傭，編訂歷代文選。南北朝晚期，都發生了對世家大族的大規模屠殺，僅以北齊而論，被清洗掉的世家大族，就有楊、高等多家，這些家族敗落後，成員樹倒猢猻散，為了填飽肚子，士族的臉面也就顧不得了。北齊王子高澄在修書的時候，就曾僱傭過河南元家的子孫。西魏名臣蘇綽也曾在南朝俘虜中，精選出“良家子弟五十多人”參加他主持的經籍整理。書傭素質的提高，使這一時期的修書，無論從質量還是數量上，都超過了前代。

書傭的興起，看似只是個文化事件，其實卻是一個重要的政治事件。公認的事實是，書傭本身就是魏晉南北朝文化發展的見證。魏晉南北朝時代，雖然長期戰亂，但中華文明卻持續傳承了下來，比如南北的各個政權，都大力發展教育，設立學堂。而且各個政權對於修書都非常重視，比如魏文帝曹丕就曾說“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世”，文化在這個時代所得到的尊重，遠遠超過了前代。在那些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裡，經過早期的殺戮之後，他們也漸漸懂得了“馬背下治天下”的道理，開始了方式各異的漢化改革，而漢化的過程，對圖書的需求就會加大。梁武帝在位時期的梁朝，雖然在政治上乏善可陳，文化上卻大有貢獻，當時的梁朝“四境之內，家有文史”。可以說，修書以及書傭的繁榮，是當時南北朝文化政策的表現。

修書業的勃興，也帶動了當時中國教育業的發展，特別是私學的興起。當時很多學者都開辦私學，求學者不但有世家子弟，更有平民百姓家的孩子，中國的文化，在平民之中得到廣泛的傳播，這樣的局面，也讓書傭的來源大大豐富了。文化貧民的增多，讓寒門階層的力量大大增強，庶族地主們勢力日益擴充，對南北朝統治階層來說，這是一件影響彼此力量對比的大事。 書傭的興起，是整個魏晉南北朝文化的一個重要特點，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書傭們之中也不斷湧現出英傑來。負責抄書的，本身就是文化功底很好的人，而且“好腦子不如爛筆頭”，常年修書，也讓許多書傭們藉機學問大進。就像武俠小說裡，不少看守藏經閣的少俠能夠獲得武功秘籍一樣，書傭之中，也有人在常年抄寫的寂寞中，磨練出一身驚天動地的本領，翻翻南北朝後期的名人錄，相當多的名人都是書傭出身的。庶族的力量，也因此日益提升了。書傭，作為一個行業，只有文化意義，更成了改變政治格局的暗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