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第八章東晉桓溫，“奸臣”的英雄人生

在現代許多電視劇，特別是言情劇裡，某些反面角色，尤其是擅長搞陰謀詭計，大奸大惡，氣得觀眾恨不得衝上去咬幾口的奸角，往往都會有這樣一句通用的台詞：“大丈夫，要么流芳百世，要么遺臭萬年。”第一個說這句俗話的人，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就是東晉時代著名的權臣桓溫。 如果不了解歷史真相，把這句台詞，和說這句台詞的人對一下號，就很容易得出結論，這個人是個壞人，至少是一個奸人。在正史記錄中，作為東晉王朝少有的梟雄人物，後代史家對桓溫的評價，說法各異，有說他匡扶社稷的，也有說他是民族英雄的，但是主流的歷史學家，特別是持忠君觀念的大儒們，都眾口一詞地給他一個評價：奸臣、逆賊。然而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文化人中，許多人都對他推崇有加，特別是著名的明末三先生中以研究史學著稱的王夫之和黃宗羲，都給了他至高無上的評價，王夫之說他“英略過人”，黃宗羲則說他“匡扶華夏第一人”，能夠得到兩位明末清初最傑出思想家的激賞，這個人無疑也是東晉時代的第一流傑出人物。

如果真研究這個人的一生，我們對他的稱呼，恐怕還要改一改。無論他忠也好，姦也好，說他是“第一流”，是不對的，他應該是東晉時代中國南方政權的第一傑出人物，在劉宋開國皇帝劉裕出現之前，基本無人可以和他比肩。 而他一生的忠奸難辨，後世評價各異，說到底，還是因為他的優秀。 桓溫，公元312年出生，祖籍安徽懷遠，比起魏晉南北朝時期許多傑出人物都出身寒門，桓溫的家族相當不簡單。早在東晉建立前，他所在的家族桓家，就是江南王、桓、虞、謝四大家族之一。這四大家族，是江南名聲最顯赫、地位最崇高的四個名門望族，在整個三國兩晉時期，都是當地的絕對翹楚。出生在這樣一個優秀的家族裡，桓溫人生的起點自然非常高。 桓溫不但生得好，他的才能也同樣超群。他最早出名，是在他剛滿周歲的時候，方式也格外特殊——哭出來的。那一年，當時的名士溫橋到桓家做客，聽到小桓溫正在嚎啕大哭，當場大驚，二話不說，央求桓溫的父親桓彝，非要摸一摸小桓溫。摸完了之後讚歎說，你的兒子哭聲嘹亮，一听就有英雄氣，骨相更奇特，將來一定是成就大業的人。桓家上下聽到這個評價，自然高興異常，因為是溫先生說的話。為了能夠讓這段預言應驗，就給他取了一個帶“溫”字的名字：桓溫。

雖然溫先生當時說得信誓旦旦，但觀桓溫父母的成就，小桓溫要想超越他的家族，尤其是超越他的父親，難度還是相當大的。桓溫的父親桓彝，是當時的名將，他曾經做過宣城太守，是守望一方重地的封疆大吏，而且他的官位和聲望，不僅靠顯赫的家世，更是自己一刀一劍拼出來的。戎馬生涯中，他擊退過北方政權的進攻，也鎮壓過東晉內部的叛亂，多年以來戰功赫赫。桓溫16歲的時候，發生了東晉歷史上著名的“蘇俊之亂”，受命鎮壓叛亂的桓彝，死在了和大將韓晃的戰鬥中。這場戰鬥打得相當激烈，桓彝只有不到敵人三分之一的兵力，卻悲壯拼殺到最後，最終悲壯殉國，其慷慨忠烈，讓當時的東晉名士皆為他動容。少年喪父，對桓溫來說是一個悲劇，不過他也因此登上了人生的第一個台階，事後，為了安撫喪父的桓溫，東晉皇室將女兒安康公主嫁給了他，16歲的桓溫，就這樣搖身一變成了駙馬爺。忠臣之子的身份，外加駙馬爺的特殊地位，年少的桓溫，已然迎來了一條平步青雲的康莊大道。當然，桓溫父親的這段忠烈往事，在後來也成為許多人批評桓溫的口實，一是因為他後來成為“奸臣”的所作所為，二是因為他做將軍後，在戰場上，總是缺少一股他父親決死一搏的膽氣。

桓溫的發家之路，在我們今天看來很匪夷所思，但在當時卻是很正常的。東晉選拔官員的主要考評條件，就是他的門第，位高權重的職務，都是要留給那些位高權重的家族的，像桓溫所在的桓家就是其中之一。這種世襲制度，是魏晉南北朝時代中國特有的政治現象，也因此造成大量草包成為國家的掌舵人，對後來南北朝各個政權的衰弱都產生了重要影響。桓溫所在的時期，還是士族世襲制度的早期，這時候的士族階層，還屬於精英輩出的階段，桓溫，就是其中最閃亮的一個。他政治才能開始冒頭，始於23歲那年，他受命擔任瑯琊內史，這是一個地方官，主要任務就是安置那些從北方逃難到南方的流民們。一般年輕人想要證明自己，主要方法就是埋頭工作，低調做人。這時候的桓溫卻反其道而行之，他一不低調，二不干活，反而是大搖大擺地耍大牌，明確地對東晉政府說不，拒絕前往就任，可謂是牛到了極點。如此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放在現代，肯定會遭口誅筆伐，但在當時誰讓人家是士族呢？結果，同樣是士族出身，且與桓溫家世代交好的虞家名士虞翼替桓溫說了好話，他向東晉成帝推薦說：“桓溫是一個有才能的人，皇上你不能用看待平常人的眼光看待他，何況他是你的女婿，你應該重用他，如果國家有難的話，他一定能成為拯救災難、匡扶社稷的人。”對虞翼的這番話，晉成帝也同意了，因此，23歲的桓溫，得以擔任了當時位高權重的徐州刺史。當時的徐州，正面臨北方政權的進攻，軍事壓力特別大，桓溫到來之前，當地防守邊將的主要辦法，就是緊閉城門，消極防禦，結果連農田也荒蕪了。桓溫到了以後，認為這樣做只能越守越窮，採用了以暴制暴的方法。他招募大批當地飽受敵人劫掠的農民，組織精銳軍隊，每當發生敵人襲擾事件後，就組織軍隊深入敵後，對敵人進行報復打擊，日久天長，原本戰火頻繁的徐州地區，竟然從此無人敢擾。

那位推薦了桓溫的虞翼，從桓溫年輕的時候就和他是好朋友，少年時代，桓溫即“有大志”，且交友甚廣，與當時的許多知名人物都是好友。他們在一起談論時，經常討論到北方的國土，每到這個時候，桓溫都會格外激動。一次說起西晉滅亡的恥辱，桓溫竟然痛哭流涕，悲不能禁。年輕時代的桓溫，是個十足的“愛國憤青”兼性情中人。而徐州刺史任上的表現卻證明，桓溫不但是“憤青”，而且是一個“奮青”。 說到這個曾經舉薦桓溫的虞翼，對於桓溫的早期人生來說，是一個重要人物，比如早年桓溫與安康公主成婚，就是虞翼做的媒。虞翼對桓溫的推薦，一面來自他和桓溫的私交，另一個原因是，當時的士族政治，還處於相對清明的上升期。我們今天想到世襲把持大權的“士族”，往往會把它與“腐朽”、“沒落”等字眼聯繫起來，但是在當時，東晉士族，還保持著勃勃上升的朝氣。那一代的士族貴族，多是以天下為己任的賢士，且道德修養和氣度涵養都非常高，後人心嚮往之的“魏晉風度”，在這時期是一個高峰期。在國家大計方面，士族們更以舉薦人才、尊重賢良為榮，這種相對清明的士族政治環境，讓桓溫可以迅速冒頭。桓溫在徐州大展拳腳的時候，虞翼過世了，按說一個欣賞自己的人去世，對桓溫來說不是什麼好事，但這個人的死，再次給了桓溫機會。虞翼生前擔任的職務，是荊州刺史，這個職務在當時位高權重，既佔有物產豐富的荊州地區，又要擔負抗擊北方政權入侵、保衛國家的責任，可以說是當時東晉的“最牛刺史”。最牛的官，自然要找最牛的人來擔任，按照東晉時代士族的規矩，上一代官員去世了，下一個繼承人，直接從他家族的子孫裡選擇直系親屬，主要是兒子來繼承。當時晉安帝意圖讓虞翼的兒子虞愛之接任，然而眾多士族大臣卻極力反對。比如當時擔任中書監的何充，就連續7次向晉安帝上奏，認為如果僅僅為了遵循家族繼承的法則，讓一個毛頭小伙子擔任這樣重大的職責，這不僅是對他本人不負責，更是拿國家的前途命運開玩笑。最後在眾多士族貴族的堅持下，在徐州任上頗有建樹的桓溫，正式被任命為荊州刺史，這個官職非同小可，全稱是“安西將軍，都督荊雍六州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也就是說，這時候的桓溫，已經不再是個簡單的地方官，而是總領了東晉最重要的邊鎮荊州的民事、司法、軍務等所有大權。如此重大的職務，卻通過這樣簡單方式得到了。這時期的東晉士族，在政治氛圍上，確實也可見其清明向上。

桓溫擔任荊州刺史的時間，是公元346年，這一年的他34歲，正是一個政治家風華正茂的時代，他繼續自己的“奮青”之路。在他到任之前，任何一任荊州地方官，主要的施政方略，大多都是圍繞怎樣加強荊州的防務，桓溫到任後，立刻提出了一個瘋狂的想法——主動進攻。桓溫認為，當時東晉的北面，是羯族梟雄石勒建立的後趙政權，這個政權在當時的中國北方屬於最強，東晉的東面，是氐族人李氏建立的成漢政權。這時候偏安東南的東晉政權，在它的正北面和正西面，都面臨著強敵，一旦對方聯合攻擊，腹背受敵的東晉，就會變得非常危險，無論怎樣加強防禦，都無法長期持久。對比後來的南宋政權就知道了，南宋晚期，對於防禦蒙古軍入侵不可謂不努力，鐵壁堅城的釣魚城，甚至創造了擊斃蒙古可汗的戰功，而血肉鑄就的荊襄防線，更讓天下無敵的蒙古大軍付出了沉重代價。但是，當南宋西面的大理被攻克後，腹背受敵的南宋，立刻全線崩潰。東晉當時的邊防形勢，和南宋差不多，甚至可以說更糟糕，因為東晉在人口、兵源，還有最關鍵的經濟實力上，都遠遠不如後來的南宋。這個危險的戰略漏洞，被到任荊州的桓溫一眼發現了。

桓溫不但發現問題，還要解決問題，北面的石勒和西面的成漢，東晉至少要解決掉其中一個。桓溫的主張是“先易後難”，也就是對北面石勒政權以防禦為主，集中力量，消滅盤踞在四川的成漢政權。他的奏議一出，立刻使東晉滿朝嘩然。自古以來，蜀道難難於上青天，是中國人的共識，北面的石勒政權，統治區域為平原，從地理角度說更容易攻打；西面的成漢政權，有四川盆地的天險庇護，就是三國時候的劉備，也是費盡心機，耍詐才得以進去的。桓溫的這個主張，表面看是不合常理的。對此，桓溫陳述了自己的主張，他認為北方的石勒，這時期仍然處於政權的上升階段，軍事力量強大，在統治區域裡也很有政治手腕，很會收攬北方民心，不是一時可以戰勝的。而四川的成漢則不同，這時候的成漢政權，已經日益腐朽，和四川百姓離心離德，正是消滅它的最好機會。雖然出身貴族，但這時候的桓溫，已經很懂人心向背的道理。

但東晉大多數士族是不懂的，因此桓溫的奏議，遭到了許多大臣的反對，包括當年舉薦桓溫的何充，關鍵時刻，桓溫兒時的另一個朋友，當時的名臣劉炎，堅決地站在了桓溫的一邊。此時劉炎正得晉安帝的寵信，說話很有分量，他認為桓溫的主張是可行的，甚至對晉安帝說“觀其蒲博，不必勝，則不為”。他這句話真可謂說到了桓溫心裡，桓溫打仗最主要的特點就是謀而後動，沒有百分百的把握，他絕對不會打。 公元347年三月，桓溫率領荊州大軍，開始了西平成漢政權的戰役。在進入四川之後，桓溫採取了一種更瘋狂的打法，他把軍隊中所有的老弱兵馬，都留在四川外圍的彭山縣看守輜重，自己親自挑選了精壯士兵組成突擊隊，每個人只帶了3天的干糧，以示有進無退之心。在作戰之前，他親自發表演說，並且給士兵們展示，他和士兵們一樣，只有3天的干糧，如果打不贏，死就死在一起。這一招果然激得三軍士氣高漲。戰鬥打響後，東晉軍隊大膽突擊，從彭山縣直接抄小路插入到成都，在成都西南與成漢皇帝李勢展開決戰，給成漢政權來了個“黑虎掏心”。在之後的成都之戰中，成漢軍隊更被桓溫“掏”慘了，這一戰打得格外艱苦，成漢軍隊背水一戰，個個奮勇衝鋒，急行軍3天且糧食已盡的晉軍漸漸不支。最危險的時刻，桓溫的參軍龔戶戰死，桓溫自己的戰馬也被敵人的弩箭射中，危急之下，桓溫換馬再戰，昂首站在敵人弓弩最密集的地方，他的身先士卒，激起了全軍的死戰之心，三軍奮勇衝殺，決死一搏的成漢軍隊，最終倒在了更堅韌的桓溫面前。此戰成漢軍被斬首2萬多人，幾乎全軍覆沒。東晉軍隊也傷亡慘重，桓溫本人5處受傷，最嚴重的一處，肩膀被敵人的弓箭射穿，血流不止。但桓溫卻若無其事，和士兵們談笑風生，在慰問完了士兵後才接受治療，相當有魏晉風度。戰後，成漢國主李勢投降，桓溫卻對李勢的妹妹一見傾心，娶她做自己的小妾，並留下了“我見猶憐”的感慨。自此，淪陷近半個世紀的四川大地，基本全境收復。

四川的收復，對於東晉政權的鞏固有著重要意義，四川大地物產豐富，經濟上的意義不用說，軍事上的意義同樣重大。整個的南中國漢地，基本被東晉連成一片，四川成為了東晉抗擊北方政權侵略的堅定大後方。政治上的號召意義更是無可估量。東晉用行動告訴天下，特別是告訴在淪陷區的百姓們，東晉不是一個偏安的政權，他們會利用一切機會，完成光復河山的夢想。 收復四川之後，桓溫一戰成名，儼然成為了東晉朝廷裡的第一戰神。但是“功高震主”的猜忌，也隨即到來了。收復四川，只是桓溫戰略計劃中的第一步，他一生最大的夢想，是光復北方的山河。比起戰前內外局面的順風順水，之後東晉的政治形勢，越發對桓溫不利。這時候的東晉政權，士族當道，雖然此時的士族，還保持著對國家的責任心，但是在收復北方的問題上，東晉內部的意見並不統一。收復四川之戰打響前的各派爭論，其實只是表象，關鍵問題是東晉政權是依靠江南本地名門望族的擁立才得以紮根的，如果東晉成功光復北方國土，勢必會遷都回經濟人口更為發達的北方地區，那麼江南世家大族對於東晉王朝的價值也就不大了。如果這樣的話，就會導致整個江南士族的失勢，所以在保衛國土的問題上，江南的士族們可以團結一致，桓溫早年鎮守徐州的戰功，也可以得到士族上下的讚賞，因為這時候的桓溫，是他們的保護者。西征四川雖然意見不一，但這也不是原則問題，畢竟四川的獲得，可以增強東晉的防禦，也是符合東晉江南士族利益的，唯獨北伐不行。北伐意味著破壞整個江南士族的利益，得益的人，或許只有趁著軍功確立地位的桓溫。

所以桓溫在收復四川後，雖然數次要求北伐，但是都泥牛入海。這時候的桓溫已經是“民族英雄”，威望甚高，晉安帝個人的地位，也同樣離不開桓溫家族的支持。當時東晉主要的軍隊，是由南逃的北方漢人組成的，他們之所以作戰勇敢，主要原因就是為了有一天可以打回家鄉，如果不擺出一點北伐的姿態，軍隊的情緒是很難安撫的。所以桓溫的面子還是要給的，最後晉安帝折中了一下，同意了桓溫要求北伐的主張，但是在人選上，卻選擇了外戚殷浩。如意算盤打得很好，如果打贏了，那是殷浩的功勞，正好可以用殷浩來壓制桓溫，如果打輸了，只要能把大部分主力部隊帶回來，也能對上下有個交代。這個殷浩，半點能力沒有，不但打了敗仗，還差點全軍覆沒。戰敗的消息傳來後，全國上下群情激奮，特別是士族中的“北伐派”，紛紛強烈要求啟用桓溫北伐。就這樣，原本晉安帝不想用的桓溫，成了必須要用了。

公元354年，桓溫發動了他人生里第一次北伐，這次他的打擊目標，是當時盤踞關中平原的氐族人苻堅建立的前秦政權。當時的北方，原本強大的後趙政權已經滅亡，苻堅的前秦，成為中原各政權裡最強的一個，這時候正在開疆拓土，意圖統一北方。桓溫從江陵出發，水陸齊攻，比起征討四川的瘋狂，這次他深知自己的對手很強大，所以採取了持重的辦法，分兩路進兵，徐徐推進。此外，他還命令梁州刺史司馬勳北出子午小道。從戰略上說，他這個戰術很穩妥，可以說把所有的困難都考慮到了，既有陸路進攻，也有水上包抄，更有奇兵襲擊，而北伐的進程，也出乎意料的順利。當時的北方漢族百姓，對晉朝政權依然是有感情的，聞聽東晉大軍到來，百姓紛紛主動迎接，桓溫兵不血刃地從河南進入關中，前秦軍隊望風而逃，一路竟然連像樣的抵抗都沒有。不過麻煩也從此開始了，這不是桓溫僅帶3天干糧就能收復四川的時候了，要想收復廣闊的中原，僅僅有士氣和群眾基礎是不夠的，更需要穩定的物資補給。這個時候東晉主政的大臣，是擅長“清談”的王衍，最擅長誇誇其談，沒有一點行政能力，眼看桓溫節節勝利，一直反對北伐的他暗中使壞，對桓溫所需要的物資百般拖延，結果桓溫進入關中後沒多久就斷糧了。他對面的苻堅，也是一個很有經驗的名將，本來桓溫打算一旦沒有糧食，就搶割關中平原的麥子，誰知到了才發現，關中平原的麥子早被苻堅撤退前收割光了，桓溫沒有辦法，但還是不甘心，駐紮在灞水休整。這時候他有兩個選擇，一是回軍，二是決死一搏，背水一戰，全力攻打長安，就像他當年打下四川一樣。但這次把握比上次小得多，前秦的軍事實力遠遠比成漢要強，而且當年的他只是個新人，可以豁出去，如今他已經聲名鵲起，不是輕易能豁出去了。如果就此退兵，自然也不甘心，所以桓溫採取了一種折中的辦法，在灞水駐軍，一面招募當地名士，收買人心，一面等待機會。他這種做法，連當時來訪的華陰名士王猛都誤會了，王猛的到來讓桓溫很高興，他向王猛求教，王猛卻嘲笑他說，你駐紮在灞水，不進也不退，誰知道你想幹什麼？後人常常拿此事指責桓溫，說桓溫是私心作祟，故意退縮不前，但事實是，桓溫的物資供應，在當時已經斷了，這樣凶險的局面下，只要有一線的生機，誰都不會貿然賭博，畢竟要為幾萬北伐軍負責。最後，面對前秦的堅壁清野，桓溫只好無奈地回軍。這次北伐總的來說，是勞而無功。 對桓溫來說，這次北伐還是為他掙來了榮耀，畢竟東晉軍隊在戰鬥中，把敵人打得潰敗，可以說大漲了志氣，也給了所有一心收復山河的仁人誌士以信心。桓溫回來後，因為戰功，他的地位也進一步提升。 在北伐前秦失敗兩年後，桓溫再次青鋒出鞘，這次他打了一個大勝仗，利用北方戰亂的機會，擊敗羌族政權姚祥的軍隊，一舉收復原來東晉的故都洛陽。這一場胜利，對於東晉政權來說是一針強心劑。東晉國都的淪陷，一直是奇恥大辱，雖然這次是藉了敵人內耗的機會偷襲成功，但是東晉的國都畢竟光復了。此戰獲勝之後，桓溫提出一個建議，得罪了整個東晉士族集團。他要求東晉遷都洛陽，這個建議一石激起千層浪，就東晉皇帝本身來說，自然不願意遷都，建康的政局已經穩定，他早就滿足於偏安的局面了。北伐只不過是一個政治口號，誰知桓溫要來真的，這還了得。東晉的世家大族們更不願意遷移，他們對於東晉的價值，就在於成為東晉王朝的後盾，如果遷都的話，他們的利用價值也就不存在了。於是，反對的聲音紛至沓來，眾口一詞的指責桓溫，打了大勝仗的桓溫，一下子從民族英雄變成了士族的罪人。這一次，嘔心瀝血的桓溫沉默了。 後人在說起這段事情的時候，很少有同情桓溫的，即使明白他這麼做的目的是為了國家，卻還是指責他“邀功貪戰”。這主要因為桓溫得罪的，不是一個皇帝，也不是哪個奸臣，而是整個在東晉南遷後獲得好處的既得利益集團，也包括他自己的家族。後人總在指責桓溫利用北伐提高自己的地位，但是觀桓溫在整個過程中的所為，兩次北伐後，他大多把功勞讓給了各類士族，並且待人非常謙虛，從來不居功自傲，可以說低調到了極點。特別是第1次北伐的時候，明明是後方的世家大族們耽誤事，他卻不敢有太多抱怨。第2次北伐，桓溫收復洛陽，對著洛陽的廢墟，想起當年八王之亂葬送了西晉大好河山，桓溫不禁悲從心來，說“有大牛重千斤啖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牸”。意思是把當時把持政權的王衍等世家大族，比做“千斤大牛”，這也成為中國的一個傳統成語，用來形容草包。 這段時期，也是東晉王朝士族階層的逆淘汰期，當時東晉的士族們，早期雖然與桓溫意見相左，但畢竟還有許多一心為國的名士。隨著時間的推移，東晉士族階層日益“草包化”，因為士族的官位是世襲的，上一代士族去世後，下一代錦衣玉食裡成長起來的士族，自然少了前輩的進取精神。而且這時候東晉“清談”流行，士族們崇尚坐而論道，誇誇其談，很少重視實際學問，整個士族階層素質的退化，讓桓溫的北伐夢想越來越難。 在第2次北伐遭到舉國反對後，桓溫整整沉寂了13年，到了公元369年，桓溫再次發動了北伐戰爭，這時候的他已經年近花甲，到了人生的晚期。這次出兵的規模，是桓溫歷次出征裡最大的，一共動用了5萬大軍，他從安徽當塗出兵，意圖攻打盤踞中原的鮮卑族前燕政權。這次行軍的路上，桓溫路過了金城，這是30年前他擔任瑯琊內史的地方，早年，他曾經在當地栽種柳樹，安撫難民，而今，那時候他種下的小樹苗，此時已經成為參天大樹。親歷時光無情的桓溫，面對此景潸然淚下，喃喃說道“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桓溫是不會任北伐的夢想隨時光蹉跎的，他發動進攻，東晉軍渡過淮河，進入中原境內。這時候老天爺也和他作對，本來桓溫想用水師運載糧食，用來解決先前幾次出現的糧草供應不足的問題，但是此時北方連續數月乾旱，運糧船隊根本到達不了前線。艱難困苦下，桓溫橫下一條心，發動了對前燕的猛攻，東晉軍隊如猛虎下山，一舉擊潰前燕的邊防部隊，殺到了山東金鄉。前燕的都城鄴城，已經在桓溫的眼皮底下了，和早期進軍關中一樣，此時節節勝利卻彈盡糧絕的桓溫，也同樣有兩個選擇，一是見好就收，班師回朝，這樣可以作為一次北伐勝利，鞏固他在東晉的地位。如果桓溫僅僅為了個人利益的話，深知戰場形勢的他，會這麼做的。他的部下希超也確實勸說他這麼做，但是他拒絕了，他已經過了沽名釣譽的年齡，他要的，是收復中原的夢想。這樣他就剩下另一個選擇，用最快的速度進攻鄴城。這時候前燕新敗，正是搖搖欲墜的時候，如果決死一搏，很可能會取得勝的，但是就像當年進軍關中一樣，這次桓溫又猶豫了，畢竟這又是一次風險很大的抉擇，結果桓溫選擇了持重。他先是在金鄉原地屯兵，觀望局勢，等待後援糧草到來。就在這個時候，前燕集結了5萬大軍，由名將慕容垂統帥猛攻過來。慕容垂是出了名的狡猾人物，他不和桓溫交鋒，反而繞道河南，斷掉了桓溫的退路，然後在桓溫撤退的路上發動進攻，將師老兵疲的桓溫打得大敗。這是桓溫在歷次戰爭中遭到的第一次慘敗，比他每一次北伐都慘，前幾次畢竟把部隊帶了回來，這一次卻全軍覆沒，他一生的榮耀、戰功，因為這次失敗，幾乎全賠光了。 第3次北伐的失敗，給年近花甲的桓溫，帶來了沉重的打擊。早在第2次北伐的時候，他就有了“千斤大牛”的感慨，這一次，他的心態更不一樣了，而且因為這時期東晉士族的“草包化”，原先的好朋友相繼離開，他在整個士族階層裡越發孤獨，這都改變了他自己的觀念。早先，他是一個奮青，後來他成為一個為北伐而拋頭顱灑熱血的將軍，但當所有的夢想都成空之後，他自然對自己的人生產生了迷茫，奮鬥一生，到如今卻兩手空空。究竟是什麼原因呢？ 關於桓溫的轉變，史料上普遍的說法，是當時他長期把持大權，因此生出了不臣之心。但是從桓溫本人的行為看，最主要的原因，恐怕還是已入暮年的他，在回顧自己的一生的時候，發現自己竟然兩手空空，就像史料裡記錄的一樣，他經常自言自語說“男人要么流芳百世，要么遺臭萬年”。細看這段話的意思：流芳百世，早先一直是桓溫的追求，可是3次北伐勞而無功，特別是由於東晉世家大族的阻撓而功虧一簣，最後一場失敗，更是斷送了他個人往日的戰功。這樣的局面下，流芳百世自然無從談起，至於遺臭萬年呢，自然是想篡立了。 桓溫開始這麼做了，促使他下定決心的，是當年在山東金鄉，曾經勸說他進兵的親信希超，桓溫先是廢掉了當時的東晉皇帝，立了晉簡安帝。這時候他雖然威名大減，但手裡有當時東晉最強大的軍隊，做這件事情也就很容易。但是後面的事情就不容易了，此時東晉世家大族當道，這是他奪權的障礙。桓溫先是把反對最激烈的殷、虞兩族殺掉，然後，他又駐兵在姑蘇，用來遙控京城。 就像他之前做的所有事情一樣，這一次他又猶豫了，既沒有直接廢掉東晉皇室，也沒有懸崖勒馬，究原因，還是因為他自己的觀念在作祟，他既想成就大業，同時也顧忌自己的名聲，不想背上叛賊的罵名，所以就算改朝換代，也是要取得世家大族支持的。公元372年，桓溫擁立的晉簡安帝病逝，這又給了桓溫篡權的好機會，次年春天，桓溫帶兵來到京城建康，當時坊間紛紛傳言，說桓溫要把整個士族全都殺光。其實桓溫沒有這麼殘暴，他要的只是世家大族對自己的認可，他可以殺掉殷、虞兩個家族，但是對於東晉士族中影響力最大的謝家和王家，還是讓其三分，畢竟這兩個家族在當時的東晉人脈太廣，一旦輕舉妄動，很可能招來整個東晉世家大族的打擊。所以桓溫到了建康後，找到了王家的名士王坦之以及謝家的名士謝安，意圖取得兩大家族的支持。謝安是個聰明人，比起王坦之面對桓溫的軍隊，嚇得臉都白了，謝安卻鎮定自若，他不卑不亢的態度得到了桓溫的敬重，在桓溫登基的問題上，謝安假裝支持，卻故意拖延，遲遲不為桓溫主持登基儀式。因為謝安得到消息，這時候的桓溫，已經病入膏肓了。公元373年八月，一代梟雄桓溫病故，到死，他都沒有完成最後一步篡位，流芳百世沒有做到，遺臭萬年也沒有實現。 雖然歷史上對桓溫爭論很多，但關於他的貢獻，不管是批評他的人還是稱讚他的人，都是認賬的。他當政時期，是東晉軍事力量的迅速上升期，他在荊州打造出來的軍隊，後來和北府軍一樣，成為了在淝水之戰抗擊苻堅南下的主力。而他個人的能力、功勳，在當時已經日益腐化的士族階層中，更屬於難得的英雄人物。他卓越的戰略眼光，持重的用兵特色，也堪當此時東晉的翹楚。桓溫去世之後，他的弟弟桓沖接替了他的職務，和謝安同心協力，東晉政權因此出現了團結的局面。這一切，都對之後那場著名的以少勝多戰役——淝水之戰，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 不過最後想遺臭萬年的桓溫做夢也沒想到，他的理想被他的兒子實現了。桓溫去世32年後，桓溫的兒子桓玄發動叛亂，廢除了東晉皇室，建立了“楚政權”，當年篡權不成的桓溫，被他的兒子追認為“宣武皇帝”，早已作古的桓溫，也就因此過了把皇帝癮。但是過癮之後，卻是他們整個家族的災難，桓玄後來敗給了東晉晚期的新軍閥劉裕，桓溫全家被劃作賊，遭到屠戮。曾經在江南大地舉足輕重的桓家，就這麼完蛋了。而桓玄的這場變亂，也為他的對手劉裕做了嫁衣裳。寒門出身的劉裕，沒有桓溫腦袋裡這麼多條條框框，最後藉著戰功乾淨利落地結束了東晉，開始了南北朝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