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 《呂氏春秋》

呂不韋不是一般人。 當他還是小商人的時候，想著要做大商人；當他是大商人的時候，想著要當大官；當他已經是大官的時候，他便開始考慮身後之事了。 所謂身後之事，不是給子孫留多少財產——當然，如果嬴政是他兒子，這個問題就另當別論——而是在歷史上書寫重墨的一筆。 呂不韋最大的野心，是超越諸子百家的門戶之見，編著一本“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的百科全書，名字就叫《呂氏春秋》。 這在當時是前無來者的大事。之所以原來沒人做，不是因為別人不如呂不韋讀的書多，也不是因為別人不如呂不韋的見識廣，而是因為別人的條件不如呂不韋好。 只有在秦國這種強大的國家，經濟、政治、文化都發展到一定水平，再加上主事者俱備掌握國家命脈的權力，有足夠的人力和物力去從事這項工作的時候，才有可能動手編撰《呂氏春秋》這樣的皇皇巨著。

呂不韋最初有編這本書的想法，主要是受到荀況的刺激。 《史記》記載，當時諸侯多辯士，像荀況這樣的人，著書立說，四海皆知。呂不韋認為，荀況不過是通一家之言，就能獲得如此鼎盛的名聲；而他手下門客三千，其中不乏飽學之士，為什麼不能在“立言”這方面超過荀況呢？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秦國現在兵強馬壯，吞滅天下只是遲早的事。呂不韋認識到：“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也就是後人常說的，打天下容易，坐天下難。打天下可以依靠武力，坐天下則需要更為強大的思想武器。當時諸子百家爭鳴，你不服我，我不服你，相互攻訐，但同時也表現出一種融合的趨勢。比如說，荀況的儒家學說，其實就融合了陰陽家、名家和法家的思想，因而能夠風行一時，成為顯學。呂不韋從中受到啟發，對秦國自商鞅變法以來就奉為圭臬的法家思想進行了反思，認為應該博採眾長，加以融會貫通，從而消除各家的紛爭，建成一套統一的理論。因此，他命令門客“人人著所聞”，把自己知道的知識都寫下來，再進行編輯和加工。

可以這樣講，呂不韋編著《呂氏春秋》，也是在為日後秦國統一天下進行理論準備，可謂是未雨綢繆。 按照呂不韋的構想，《呂氏春秋》全書分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是“紀”。按春、夏、秋、冬四季分為十二紀，每紀包括五篇文章，總共六十篇。 第二部分是“覽”。根據不同內容分為八覽，每覽八篇，總共六十四篇。 第三部分是“論”。根據不同內容分為六論，每論六篇，總共三十六篇。 全書總計一百六十篇，寫成後共計二十餘萬字，在那個用竹簡書寫文字的年代，簡直是一個天文數字。 在這部當時看來包羅萬象的書中，編著者提到了自己對宇宙本原的認識。他們認為，世間萬物的根本是一種極其精細的物質，也就是所謂的精氣，又叫作太一，或者叫作道。正是由於這種精氣的運動和結合，才產生了我們這個豐富多彩的世界。

不難想像，呂不韋和他的門客們都是不相信鬼神，也不承認天命的。這是“子不語怪力亂神”的儒家傳統的延續，同時也是一種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的體現，以此為出發點，《呂氏春秋》用大幅篇章談到了他們的政治主張。 呂不韋認為，治理國家的原則就是“法天地”，只能順應天地自然的本性，才能達到天下大治的目標。 在此基礎上，他們提出了“君道虛，臣道實”的理論。 天無形而化生萬物，君主就應該如同天一樣，養性保真，實現無為而治。這自然是道家思想的體現。可是君主為何要無為呢？因為君主也是普通人，也會受到外界的製約和影響，容易產生判斷失誤。要克服這種不足，就必須充分發揮臣民的才能，讓他們各司其職。如果君主有所為，就會讓臣民找到缺點，對他喜歡的事物阿諛奉承，對他討厭的事物口誅筆伐，這樣就很容易成為臣民的玩偶。因此，君主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戴上面具默默觀察，不要亂說話亂表態，不讓臣民有任何機會鑽他的空子。

換而言之，呂不韋心中的理想社會是這樣：誰來當君主，一點也不重要，因為國家總會在既定的軌道上正常運行。這就有點類似於法家的思想了。 當然，君主也不是什麼都不干的。為了無為而治，君主其實需要付出很多的努力。最根本的，為國之本，在於為身，要加強自身的修養，治其身，反諸己。這基本上是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翻版。其次是求賢用賢，君主的任務是用人，而不是做事。把人用好了，事情也就做好了。第三則是“知百官之要”，要根據國家的實際情況設立不同的官職，使百官各司其職，齊心協力為君主服務。 呂不韋不失時機地提出，“亂莫大於無天子”。現在周王室已經滅亡，天子也不存在了，必須要有新的天子來穩定局勢，結束大亂。他認為，天下人民過得越是水深火熱，越是“王者”救民、創建新王朝的絕好機會。而“欲為天子，民之所走不可不察”，也就是要理解人民的意願，順勢而為，用實際行動來獲取民心。而他的《呂氏春秋》，就是為了“示民不可不異”，以便“王者”採用的。

這位“王者”自然就是當時的秦王嬴政。 從以上主張可以看出，呂不韋的政治主張，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滑向儒家的“王道”之說，離秦國現行的法家政策大相徑庭了。這種政治風向的變化，直接體現在對外戰爭的具體細節上。 上文提及，秦國自商鞅變法以來，一直按斬首的數量來計量軍功，因此每次大戰都會留下斬首多少萬的記錄，甚至出現了白起這樣聞名遐邇的“人屠”。但是，自呂不韋上台以來，這種情況出了比較大的改變。 公元前249年，秦滅東周，蒙驁攻韓，設三川郡，沒有斬首記錄。 公元前248年，蒙驁攻趙，取三十七城，沒有斬首記錄。 公元前247年，王齕攻韓，佔領上黨，還是沒有斬首記錄。 《呂氏春秋》中，用了相當多的筆墨來談論“義兵”。什麼是義兵？就是要“誅暴君而振苦民”，因此在戰爭中要講究對待敵軍和俘虜的策略，要建立更廣泛的統一戰線。於是，呂不韋反對在戰爭中殺害俘虜，認為這是“無道與無義”的行為。

對外尚且如此，對內就更是講究德治與仁政了。呂不韋主張統治者要愛護人民，適當減輕稅賦，減少刑罰，爭取民心。可以說，呂不韋統治時期，是秦國自進入戰國以來少有的政策寬鬆時期。生活在咸陽的人們，感到了一絲久違的愜意與舒適。 除了呂不韋的政治主張，《呂氏春秋》中還有很多富含哲理的故事，至今仍然引人深思。 比如，有人從江邊走過，看到一位父親正準備把剛出生的嬰兒扔到水里，便上前製止。那位父親說，沒關係，我是這村里的游泳健將！ 《呂氏春秋》由此感嘆，難道父親善於游泳，兒子就一定也善於游泳嗎？用這樣的態度來對待事物，是不是太荒謬了呢？ 且先別笑這位父親的無知，事隔兩千多年，這種“老子英雄兒好漢”的邏輯，不照樣大行其道嗎？

還有一個故事說，楚國人打算渡河襲擊宋國，預先派人測量了河水的深度，並且在水淺的地方做好標記。但是沒想到，上游大雨，河水暴漲，楚國人還是按照原來的標記渡河，結果淹死者不計其數。這個故事告訴人們，世界在發展，時代在進步，你還抱著原來的老黃曆不放，遲早是會摔跟頭的。 據說，《呂氏春秋》完稿之後，呂不韋曾經將其懸掛在咸陽的城門上，請天下學子來挑毛病，說如果有誰能夠改動一字，即賞千金。然而幾個月過去，沒有人能夠提出任何修改意見，所謂“不能易一字”，說的就是這樣的文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