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相寺感慈塔上的短暫交談，沒能帶給石越什麼積極的信號。反倒是小皇帝親臨弔祭王安石的事情，迅速地在汴京傳開了。這雖然並不出乎石越的預料，而且他也料定這會大大鼓舞新黨及其支持者的士氣，但他原本是認為新黨帶來的切實煩惱，至少要等到高太后去世，小皇帝親政那一天才會來臨。
然而，誰也沒有想到，雖然高太后刻意低調地處理小皇帝親臨弔喪之事，論戰卻率先在汴京的一家叫《天下紙》的小報紙上開始，並且迅速蔓延到《汴京新聞》、《西京評論》等大報。
自熙寧以來，雖然汴京一直是《汴京新聞》獨大，但也不斷有其他的報紙出現、倒閉，少有能堅持下來的。但情況漸漸發生改變，慢慢的，從各州縣陸陸續續出現的小報紙中，汴京的辦報人吸取了經驗，他們發現，經營一家報紙，如果不去幻想做成《汴京新聞》那樣的規模的話，就會變得非常容易，而且非常有利可圖。
成本是很簡單的。一份小報，以每期三至四萬字計算，每份報紙在紙張上的成本，還不到兩文錢，而印刷費用也極其低廉，選擇雕版印刷，每期不過一貫，若交給活字印書坊，每期只要八百文。每份這樣的報紙定價六文，由送報者送到訂戶手中，每份要給送報者一文錢，交給賣報者也是一樣。只要能夠保證一千份的訂戶，每期就有五貫的收入，除去三貫的成本，每期的利潤有兩貫。以五日刊一期計算，每月能刊發六期，則每個月的利潤在十二貫。通常這樣的報紙最多只會僱用一個人，每月俸錢不超過三貫。
紹聖年間，就算是在汴京，每個月九貫的收入，即使需要養活五口之家，也可以達到中等人家的水平了。
更何況，實際收入比這多得多。
於是，紹聖以來，在汴京站穩腳跟並且活得有滋有味的小報紙越來越多。
這家《天下紙》就是其中之一。它始創於紹聖二年，五日一刊，發行量極小，從未超過兩千份，但是讀者穩固，以訂閱讀者為主，竟也從未跌到一千份以下。因此，在汴京，儘管許多人可能從未聽說過這家小報，但它卻也生存了五六年。
這家報紙只有兩名固定成員，主筆叫盧之翰，是福建人，他的副手叫安原，是河北真定人。兩人因為累試不中，遂辦了這份報紙，在汴京謀個生業。但《天下紙》原本並不關心政治，它每期報紙只有永恆不變的三個內容：其一，對於汴京外城南城地區某個家庭的採訪，內容不外乎教子有方、貞節烈女之類；其二，汴京外城南城地區之訃告以及任何家庭之喜慶之事——這是需要收費的，這一類的服務，無論你花多少錢，《汴京新聞》之類的大報也是不屑一顧的，但是汴京市民的確有一種虛榮，他們願意花上百十文錢，在某家報紙上登上“某某坊某府某子喜中進士”諸如此類的東西，而似乎也沒有報紙讀者會介意這些，相反，許多人很喜歡看這些東西；其三，關於天下各地的奇趣之事，尤其是南海諸侯的——《天下紙》的讀者們特別關心這些趙氏子孫在海外的命運。
此外，《天下紙》還有個小欄目，就是讀者投書，內容是讀者對前一期報紙內容之評論。這樣的內容能夠增加訂戶的參與感，並且可以有效地減少盧之翰與安原的工作量——雖然經常必須由他們自己揣測讀者的心思，編造讀者投書。這是一個必要的伎倆，根據盧之翰與安原的經驗，有時候刻意挑動起對一些問題的爭論，對於報紙的銷量有顯著的好處。
紹聖七年正月三十日，《天下紙》照例刊登了兩篇“讀者投書”，這兩篇“讀者投書”沒有評論上一期報紙之內容，而是對於剛剛去世的王安石一生的功績進行了評價，一篇批評，一篇維護。但是批評的那篇文章用詞非常刻薄，不僅對王安石的政績極盡譏諷之能事，而且還惡毒地批評了太常寺諡王安石為“文”之事，譏笑王安石“文則文矣，然生平好諫諍，當加一'獻'字”，才能稱得上“議者之盡也”。
連盧之翰、安原也沒有想到，這一篇罵王安石的“投書”，得到了他們意想不到的效果。當期的一千五百份全部售罄，一天之內，他們前所未有地收到了近五十封真正的讀者投書，而且大多是幫著痛罵王安石的。
二人欣喜若狂，於是決定連夜趕出一期增刊，除了盡量公正地介紹王安石的一生外——這當然只是為了避免麻煩——便是精挑細選了十封讀者投書刊登。二月二日，他們如願以償地賣出了印發的全部一千份增刊。
同時，他們還明智地宣布，《天下紙》對任何話題的討論都保持“適可而止”的態度，因此，他們從下一期開始，就不再接受這個話題的投書。
就這樣，他們成功地多賺了兩貫錢的利潤，然後全身而退。
但這件事卻讓王安石的支持者怒火中燒，無法就此罷休——畢竟《天下紙》也是一份報紙。而想罵王安石的人看見王安石死後備極哀榮，心中的不平也不是這麼容易就消除的。
很快就有另外的小報抱著各種動機參與進來，接過《天下紙》未完的爭論。
到了二月五日，就終於演變成了《汴京新聞》與《西京評論》領頭的兩個陣營的大罵戰。
朝堂上的舊黨與新黨還未決裂，但在野，兩派的支持者已經迫不及待地撕破了臉皮。
而這次的裂縫，連石越也不知道要如何彌合。因為新黨已經沒有了首領，他們一盤散沙，卻因為相信皇帝站在自己這一邊，而信心百倍，無所畏懼。
更加頭疼的是，他們論戰的範圍越來越大。
石越本能地覺察到，唐康帶回來的遼主同意另立新約的許諾的真相，終究會被洩露出去。
到時候，現在還只是隱隱約約的指責，就難免會變成噴洩而出的怒火！
而另一方面，朝中舊黨對這場論戰的漠視態度，也讓石越擔心。舊黨中主張禁絕報紙的聲音從未停止，如果司馬光受到影響，打算干點激烈出格的事情，那就將是石越不得不和司馬光攤牌的時刻。
石越祈禱著不要出現那樣的情形。
因為如果是那樣，就將前功盡棄。
石越心裡很清楚，用所謂的“石黨”來取代新黨或者舊黨，並不是成功。真正的成功，是要讓新黨與舊黨學會接受妥協與共存。他曾經以為自己成功了，而且看起來也似乎是成功了。但現在他才知道，這件事情比任何一件事都難，當他們互相妥協與共存時，那種狀態看起來總是那麼的脆弱。相比而言，“漢賊不兩立”的處世之道可就容易多了。
難道，他所希望的成功，真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說起來真是奇怪，這個文明按理說是最應該懂得這些的——他們的文化圖騰難道不是那個陰陽太極圖嗎？宋儒難道不應該極重視《中庸》嗎？但為什麼在政治上，反而充滿了非白即黑、非友即敵、非君子即小人這樣的激烈的線性思維，要改變起來竟然是如此難之又難！
這種文化與實踐之間的巨大差異，讓石越如此的迷惘。
他曾經因為王安石的終於願意妥協而振奮不已，但王安石一死，他又悲觀起來，彷彿自己一無所成。
他只能盡力安慰自己，舊黨未必會讓他失望，他至少還可以信任範純仁。他的眼睛應該看到全局，不能被一部分頑固的舊黨所影響。
石越要煩惱的還遠不止這場報紙上的大罵戰。
二月五日的早晨，兩府收到了兩份從遼國送回來的報告。
一份是宋朝君臣期盼已久的樸彥成的奏摺，這份奏摺說遼主已經同意前約立即廢止，但新約仍有細節沒有敲定，遼主已令韓拖古烈親自與他談判，一旦談妥，則可擇期簽署，在雄州邊界交換誓書。這看起來是個好消息——但除此以外，樸彥成又提到，遼國現在實際主政的，是耶律信與蕭嵐。北樞密使蕭禧長期告病，遼國有流言說他很快要出任上京留守。樸彥成對此憂心忡忡，因為耶律信深得遼主寵信，而他對大宋態度強硬，以後宋遼關係將難免出現摩擦。
另一份報告是職方館河北房送回的例行報告。河北房通過阻卜的親善部落，探明去年十二月，契丹從阻卜各部徵調了大量的馬匹，現已不知這些馬匹被送往何處。此外還探明，一月下旬，遼國東京道有五千左右的渤海軍不知被調往何處。
這兩份報告讓石越心頭更加沉重。
連石越自己都必須承認，契丹的軍事調動，很可能只是尋常的行動，這樣的報告以前他也看過。而樸彥成的奏摺，基本上也是報告好消息。
因此，這兩份報告不僅說服不了司馬光，而且會讓他更加樂觀。石越知道他的習慣，司馬光是一定更信任樸彥成的判斷的，職方館的報告，他向來只作為一種參考。
石越手裡還有另一份“報告”，一份稍顯過時的《海事商報》，上面刊登了一條消息——日本國硫磺價格持續上漲，價格超過了南海各國的硫磺價格。這在幾年前也許不奇怪，因為南海諸侯與高麗國裝備火藥武器，需要製造大量的火藥，而南海各國的硫磺開採又剛剛開始。但在紹聖六年以後，當南海各國已經能向大宋出口硫磺之後，日本的硫磺價格還在上漲，擺明了又有一個大買家加入了進去。
石越絕對不相信遼國買進這麼多的硫磺只是為了造鞭炮。
然而，這些蛛絲馬跡同樣也是不足以說服司馬光的。所謂的遼人將要南侵，對於司馬光，便如狼來了一般，他一生之中，經歷過不知多少次，以往每次宋遼兩國的國力對比都不如現在來得樂觀，過去遼國國力稍強時都沒成真的事，在如今大宋國力稍強時如何會發生？尤其是幾年前遼國都沒有南犯，更加堅定了司馬光的這種信心。除非有確實的證據，否則，司馬光一定會將此視為大驚小怪，或者乾脆是某些人企圖生事的陰謀。
當然，還有另外一個辦法。
但石越並不想用那個辦法。只要他足夠堅持，不管司馬光願不願意，石越能夠讓國家進入戰前狀態。但他不想冒這個政治風險。特別現在是一個敏感的時期，如果他表現出與司馬光過於明顯的分歧，一定會被人利用。
況且，他還有別的更加溫和的牌可以打，只不過他有點拿不准能否成功。
但是，既然依靠範純仁來說服司馬光已經失敗，樸彥成的奏摺也沒帶來什麼幫助，那麼，石越總不能眼睜睜看著遼人南下，而什麼也不做。
他也許可以找一個人幫忙。
這六七年來，一直小心謹慎、低調行事的清河郡主，在高太后面前有巨大的影響力。高太后不會容忍一個上官婉兒，但是清河郡主生性謙順恬淡，平素從不主動發表意見，偶爾高太后見詢，卻常一語中的，這麼著跟了高太后六七年，石越知道，高太后實際上已經越來越重視她的意見，許多的決策都會諮詢她。
而石越與清河郡主的關係非常密切——兩家過往的交誼不說，清河郡主的獨子狄環訂下的親事，便是石起的第三女。原本清河是想讓石蕤嫁入她狄家，但是議婚之時，卜吉禱簽，皆不如意，只得作罷。除此以外，清河的哥哥趙仲佺於紹聖四年封建於歧國，石越也是極盡禮遇。
自紹聖二年春諸路旱災，同年冬京師雪災，三年秋京西路、陝西路大旱，四年春又有小規模的旱災……連續三年的災害頻發，雖然不是全國范圍的大災害，而且宋廷也竭力救濟，但仍然免不了出現大量流離失所的災民。其時還處在恢復期的宋廷，一方面為了避免出現大亂子，一方面為了支持南海諸侯，於是派遣官吏在發生災害的地區招募流民出海，三年之內，先後總計賞賜給南海諸侯近十萬人口。但這自然不是公平分配的，其中雍國與曹國因為最親貴，各得到兩萬人，鄴國也分配到一萬人。但是，紹聖四年才就封的歧國，在石越的有意關照下，竟也得到近兩萬人——也就是說，石越把當時還在杭州、廣州等港口停留的災民，幾乎一股腦全部給了趙仲佺帶到他的封國。
紹聖五年，因為歧國公傳回水土不服染病的消息，石越又向高太后請旨，從翰林院挑選了十名醫官，整整裝了兩船的醫書、草藥，賞賜給歧國。又因傳言歧國所在的婆羅洲有食人蠻夷，同年，石越又以此為藉口，賜給同一年封建、同在婆羅洲的歧國、洋國、英國各一個指揮的東南禁軍，以及足夠裝備千人的武器盔甲。
石越甚至還暗中差使唐家協助趙仲佺，僅僅用了一年半的時間，就築起了一座堅固的東歧城。
若以立國形勢而言，南海諸侯中，再也沒有比歧國公趙仲佺來得更加輕鬆的了。
石越與趙仲佺沒什麼交情，他如此關照，清河郡主自然也是心中有數的。與石蕤的婚事不協，她仍然堅持聯姻石家，便已經是一種投桃報李之舉。
如果請清河郡主在這件事上設法說服高太后，清河郡主一定不會拒絕。但是，如果讓人知道是他石越請清河代為遊說，那麼對他與清河，都會是滅頂之災。只不過這種風險是很小的，石越深知清河郡主是極聰明的人。
讓石越猶豫的是，清河雖然對高太后很有影響力，但卻不一定能說服高太后。他拿不准成功的機率有多大，若是不夠大，他覺得輕易不該找清河幫忙。
就在石越還在為是不是要找清河幫忙而猶豫不定的時候，唐康也在心事重重。他在太皇太后面前力陳遼人即將南侵，結果除了換回石越的一頓臭罵以外，竟是什麼作用也沒有。他瞄了一眼書架上的曆書，今日已是二月十日！
紹聖以來，不知道怎麼回事，汴京的天氣一年比一年冷，紹聖二年的冬天，汴京竟然整整下了一個月的雪，黃河冰凍。此後幾年，雖然沒有那樣的暴雪成災，但是如今已是二月，已經算是春天，但一大早起來，唐康就能感覺一股寒流直鑽進脖子裡。
這日乃是旬休，不用上朝，也不用去樞密院當班。唐康自出使遼國回來後，恰巧又趕上王安石去世，忙了一通，他又因為被石越訓斥，自己的主張又不被朝廷採納，心中不快，因此這一陣都是閉門謝客，每日自密院回來，便只在書房讀書。
今日文氏因許了幾個孩子去動物園，早早便出了門。金蘭因為是逢十——太皇太后特別恩許，凡是假日，特許金蘭進宮陪王賢妃說說話。大宋法令，逢十旬休，因此金蘭一大早便進宮去了。唐康在家裡讀了一會兒書，心裡翻來覆去的卻只是念著遼人要南犯的事，也沒什麼心思。他性子如此，當日石越與他說的，不論有理沒理，反正他也沒如何往心裡去。畢竟，不管石越高興不高興，他也承認了遼主是很可能要南侵的。對唐康來說，知道這個就夠了。況且，石越所說的，也許有理，但唐康覺得，總歸是保守了一點——以今日之形勢而言，如若真的恢復了幽薊故地，大宋控制著雲州、幽州，管他契丹南下不南下，哪用得著這麼風聲鶴唳。
想著這些煩心之事，唐康更覺索然，乾脆把書給丟了。
無論如何要想個辦法。唐康在心裡想道。司馬君實不願意麵對現實，那就逼他面對現實。
他一面心裡謀劃著，一面隨手翻弄著擺在書桌上的一堆名刺、劄子，這都是這十來日收到的，遲早都要一一回訪。其中有幾份名帖放在顯眼處，這些都是金蘭替他打理的——自從唐康回京任職後，他們夫妻關係好了許多，雖然他心裡仍有芥蒂，但是有金蘭替他打理這些事情，唐康心裡也知道，他找不到第二個人能比金蘭處理得更好。如這些名帖，既是放在顯眼處的，那必是金蘭認為重要的。
他一張張拿起來看，擺在最上面的，是武成侯楊士芳與陽信侯田烈武送來的劄子。那是上次他們訪唐康不遇，唐康著人送了封劄子去謝罪，這是二人的回書，約唐康在方便時小聚的。他知道楊士芳的心思，笑著搖了搖頭，將劄子丟到一邊，拿起第二封。
第二封卻是永豐張叔夜的名刺。唐康看到這個名字，不由愣了一下。這些天來，這個張叔夜的名字他已經聽了不下十次了，舉薦他的人實在是太多了，來密院替他說項的人不計其數，甚至密院內部也有不少人稱讚他。唐康雖然知道他的背景，卻原也不以為意，但金蘭將他的名刺放在這顯眼之處，看來又是個麻煩人，這張家的故舊，一定比他想像的還要多，還要重要。
既然如此，將這個叫張叔夜的傢伙調到廣信軍去做通判好了。遼人如果南下，十之八九要過遂城，不是將門之後嗎？那就看看他有沒有他祖上的本領。不過，唐康也只能想想而已。他既決定不了一個六品官的任用，而且也知道這個張叔夜想要的，是樞密院某房的同知事，或者是兵部的員外郎這樣的職位。
他哼了一聲，將這名帖扔進廢紙簍裡，又翻了幾張名刺劄子，卻都是些沒意思的人和事，心中所謀之事，更無半點頭緒，他心間煩惱，不由站起身來，大喝一聲：“來人！”
一個門外伺候的親隨連忙跑了進來，欠身問道：“官人有何吩咐？”
“備馬，去杭州正店。”
“是。”那親隨忙哈著腰答應了，退出去準備。
這“杭州正店”，坐落於熙寧番坊惠民河畔。店主不是旁人，姓楚，名沅——正是楚雲兒當年的侍婢阿沅，這楚姓，乃是她為紀念故主而改的姓。她在楚雲兒死後不久，負氣出逃，飽經滄桑，後來被陳元鳳偶遇，先是送至現任太府寺丞的李敦敏府上安置了一年多，後來才禀明石越。石越雖然對此大喜過望，但是他知道阿沅的性情，深悔當年之粗暴，因阿沅既不想回石府，又不願嫁人——以她的身份經歷，即使有石越作伐，也是嫁不了什麼好人家，除非她願意當妾——因此，乾脆便順了她的意，在熙寧番坊覓了處好地方，重金買下，送給她，開了這麼家杭州正店。所有這些，石越怕惹彈劾，不便出面，且阿沅也不願意領石越的情，故全是唐康與李敦敏經手辦的。
這阿沅雖經歷很多苦楚，對旁人性子似改了不少，但對石府，卻仍舊如初，甚至是有更多的怨氣。她回了汴京，與石府並不太親近，唯獨只與唐康說得上話，只是唐府的兩位夫人，都是名門出身，卻比不得石府的桑梓兒出身較低，能折節下交——二人雖說對人和氣，但那種“和氣”，是骨子里高高在上的“和氣”。若真讓她們與阿沅這等侍婢出身的女子來往，那卻是萬萬不可能的事，二人便是與阿沅多說得一句話，都似乎是玷污了自己一般。因此，阿沅也幾乎從不去唐府，反倒是將住了一年多的李敦敏家當成自己的娘家一般。
但唐康卻會經常主動來這“杭州正店”，儘管阿沅也不如何對他假以辭色。
在唐康的心裡，少有什麼兒女之情。但不知為何，對這個阿沅，唐康卻似乎懷抱著一種愧疚、同情，也許還有其他的感情交織在一起……無論如何，當年楚雲兒之事，唐康知道自己是有責任的。而這個女孩的命運，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他一手改變的——原本，她應該與她那美麗的主人一道，在杭州過著平靜而快樂的生活。
除了這些愧疚，這家杭州正店，也是唐康很喜歡的地方。
這家店店如其名，店裡的侍女、小二、茶酒博士，都是杭州人，說的都是帶著杭州口音的官話——杭州可以說是唐康的第二故鄉，如今甚至可以說是第一故鄉，因為他的父母兄弟，大多定居於杭州。來到這裡，讓唐康有一種回到故鄉的親切感。
而阿沅雖然對他愛理不理，但反而更讓他覺得舒服自在。禮貌周到，有時候讓人舒服，但有時候其實是一種距離，把人隔得遠遠的。唐康覺得自己也許是有點賤骨頭，但是，他的確覺得這裡更像是家。
因此，這幾年間，逢有大喜大悲，或者是稍有閒暇靜坐，他都會來杭州正店。不僅僅是他，這裡也是許多新黨、石黨官員愛來的地方，並沒有幾個人知道這家店子的女主人與石越的淵源，很多人是因為李敦敏來的——李敦敏經常帶著同僚前來聚會，而大凡有過東南為官經歷的人，來過之後，都會喜歡上這裡。
唐康在店門前下了馬後，馬上有店裡的馬夫來牽馬照料。他是熟客了，進了店，一個小廝馬上笑著迎他上了樓。他比不得李敦敏的待遇，杭州正店留了一間雅靜的小院子給李敦敏，留給唐康的，卻只有主樓樓上的一個清靜座位。他也不挑揀，由著小廝上了茶水果子點心，一面端起杯子，喝了口茶，笑道：“這幾日可曾見著李大人？”
“李大人卻不曾見。”那小廝搖搖頭，一面麻利地擺放點心，一面笑著回道，“倒是范都司來過幾回。”
“哦？”唐康心不在焉地應了一聲，“他倒會偷閒。”
小廝口中的“範都司”，自是指範翔，他現任尚書省右司員外郎，故有此稱。尚書省右司掌尚書省兵、刑、工等諸房文書，凡是尚書省與兵、刑、工等部寺往來之文書，都要經過尚書省右司，並有糾察之責，可以說品秩雖低，職權甚重。但唐康卻也沒太放在心上，他與範翔雖然很熟，而且關係還算不錯，可到底卻是范翔與他親近得多，他與範翔親近得少。
那小廝哪知這些，見唐康有興趣，又笑道：“是啊，範都司可比都承閒多了，都承都有多少日子沒來了，範都司前日晚上，還與陽信侯一道來喝酒呢。”
他說著，忽然伸頭探出窗外，往樓下看了一眼，縮回頭便笑道：“都承，瞧瞧，說曹操曹操到了。”
“嗯？”唐康一驚，不覺道：“陽信侯來了？”一面說著，一面也探頭朝樓下望去——來的卻不是田烈武，而是范翔和潘照臨！小廝還在絮絮叨叨說道：“那位官人卻是面生，想是生客……”唐康已連忙起身，一面吩咐：“休要聒噪，快，找間雅靜的小院。”說著話，已經大步下樓去了。
註釋：
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