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10、千秋毀譽
如何正確認識宋襄公與他的經典戰役泓水之戰，這個問題纏繞了中國人很久，隨著時代的發展，思想的演變，各種各樣的評價層出不窮，各種各樣的爭論無休無止，看態勢似乎還要繼續爭論下去，不知何時才是一個盡頭。
離我們最近的例子就是今年的圓明園獸首拍賣事件，一位叫做蔡明超的中國商人激於民族的義憤在法國拍賣會上以天價買下了兩顆當年被英法聯軍搶掠去的古董獸首，然後宣布不予付款，目的是讓這個令中國人感到恥辱的拍賣計劃流產。
這件事在網絡上傳開之後，立刻引起了軒然大波。有網友認為蔡明超違反了國際拍賣法，不守規矩，沒有中國泱泱大國的風範；但是更多網友認為蔡明超幹得好，跟強盜就不該講啥規矩，那些反對蔡明超的人純屬宋襄之仁，是蠢豬式的仁義道德！
爭來爭去，很多人都犯迷糊了，究竟是蔡明超做得對，還是宋襄公做得對？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真真假假是是非非，貌似很簡單的一件事兒，怎麼就那麼難搞明白呢？
其實這個問題，早在宋襄公那個時代就開始讓人們感到疑惑了，即便是在當事人所在的宋國，國人之間的意見分歧也很大，兩派觀點涇渭分明，各自走向極端。
以公子目夷和公孫固為首的國人顯然是反對宋襄公的，而且反對之聲非常尖銳，具體情況前文已經提及。
但是以正考父為首的部分宋國君子卻是讚同宋襄公仁義之舉的。 《史記·宋世家》在最後就說：“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為多，傷中國闕禮義，褒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
大意是說：宋襄公的大夫正考父為了稱讚他，因而追述契、湯、高宗時代殷朝興盛的原因，最終寫下中的《商頌》。其中有一篇《殷武》就寫道：“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裒荊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看來殷商與荊楚乃是世仇）此外還有些君子也認為宋襄公值得讚揚，他們感嘆當時中原地區的國家缺少禮義，而宋襄公具有禮讓精神，所以不惜褒獎之詞，大力表彰於他，說他是仁慈的聖人。泓水之戰發生地今河南省商丘市柘城縣慈聖鎮，慈聖據說就是為了紀念宋襄公的。
到了戰國時代，戰爭的殘酷性加劇，古軍禮已經蕩然無存，所以這時候的史書春秋三傳大部分對宋襄公持貶低態度。 《左傳》自不必多說，它大量記載了公子目夷與公孫固的反對意見，其態度非常明顯。 《穀梁傳》也是差不多的意見，它說宋襄公“不顧其力之不足而致楚成王”，又說：“茲父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為人君而棄其師，其民孰以為君哉！”認為宋襄公自不量力，喪軍失民，其所謂仁義並不可取。
只有《公羊傳》對宋襄公與泓之戰大唱讚歌，說：“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盛讚宋襄公泓之戰可比於周文王，並相信他本來應該像文王一樣取得成功，他最終之所以失敗，是由於宋國臣民不爭氣。
而先秦諸子中的兵家，自然是百分百反對“宋襄之仁”的。孫子的兵法，清清楚楚地說要“乘人所不及”，又說“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濟而擊之。”吳起的兵法，也明明白白地說“行列未定可擊”。
法家的韓非則認為“繁禮君子，不厭忠信；戰陣之間，不厭詐偽。”所以他也嘲弄宋襄公，稱之“此乃慕自親仁義之禍”。
到了漢代經學興起，認為宋襄公是道德英雄的看法又逐漸佔了上風，其代表人物就是名聲也不怎麼好的漢代大儒董仲舒，他在《春秋繁露·俞序》中說：“霸王之道，皆本於仁……故善宋襄公不厄人。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認為仁乃王道，宋襄公就是王道。董儒論事，只問是否合乎道義，不問是否能成功。
這就也有點偏頗了。為了成功不擇手段固然不好，為了道義不論成功是否也太扯了點呢？平衡，應該要有個平衡吧，太極端了都不好。
轉眼到了宋代，這個與宋襄公有一字之緣的朝代，卻是他罵名最多的時代。蓋宋人重文輕武，看重文人的風雅，輕視武士之榮譽，宋襄公講究堂堂正正尊重對手的戰場對決，自然得不到心思靈活的宋人青睞，而通常斥之為假仁假義冷血無情之輩。
這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既喜好填詞與風月，也喜歡指點江山評斷青史的蘇軾。蘇軾在他的文章中大罵宋襄公假仁假義欺世盜名，說：“未有如宋襄公之欺於後世者也。自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死而論定。”
蘇軾論史喜歡“誅心”，這在小生看來也頗不客觀，真仁假仁每個時代甚至每個人都看法不同，怎可一概而論？歷史是複雜的，依我看宋襄公功過參半，不能一棒子打死。
宋人黃震也批評宋襄公用目夷為相而不聽其計，其實是個狂妄剛愎之人。 （宋襄公知目夷賢於己而不用，蓋妄人耳，歷史反多其禮讓，又何歟？）
另外一位宋代學者胡安國也在《春秋胡氏傳》中列出了宋襄公四大罪狀。
第一，宋襄公平齊內亂立孝公，這是“奉少奪長”（公孫無知才是長子），是自稱守禮君子卻違反周禮的虛偽表現。
第二，宋襄公以小國國君為祭祀犧牲，是謂殘忍無道。
第三，宋襄公武力脅曹，是謂德薄之輩。
第四，宋襄公泓水戰敗，是“計末遺本，飾小名妨大德”。
光看這四大罪狀，似乎宋襄公非但不仁，而且罪大惡極，死不足惜，就算不戰敗也要自殺以謝天下才行了。
明朝人基本上也對宋襄公持貶低態度。明著名隱士徐霖曾作詩曰：“不恤滕鄫卹楚兵，寧甘傷股博虛名。宋襄若可稱仁義，盜跖文王兩不明。”
接著我們再穿越到清代，發現這時宋襄公的名聲已經臭不可聞，說一句“罵名滿天下”都不為過。
清人吳曾祺說：“（宋襄公）用人於社，昏暴甚矣，一敗之後，無以自解，乃姑託以仁人君子之言。何不知羞恥如此。竊謂宋襄公此番舉動，是為後世偽道學之祖。”
清人高士奇則說：“甚矣哉，宋襄之愚也……籲，宋襄其誰欺乎？夫禍莫朁於殘人骨肉，而以國君為芻狗。無詭之殺，鄫子之用，以視重傷於二毛，孰大？逆天害理之事，宋襄敢行之，而故飾虛名以取實禍，此所謂婦人之仁也。”
清人梁玉繩乾脆就在文章裡責備太史公《史記·宋世家》中的論贊採用古籍（《公羊傳》）有失偏頗，他壓根兒就不相信當時有部分宋國君子對宋襄公持肯定態度。 （泓之戰以迂致敗，得死為幸，又多乎哉？執滕子，戕鄫子，行仁義不忘大禮者如是耶？何褒乎耳？）
最後到了現代，毛澤東同志站出來為宋襄公蓋棺論定了，當時激烈的鬥爭形勢，顯然是不允許我黨對反動派們姑息養奸的，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必須堅決予以批判，所以毛主席教導大家說：“我們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種蠢豬式的仁義道德。”
偉大領袖的話自然是不會錯的，貌似我們不該再對宋襄公做翻案文章了。但是，領袖的話是在當時的環境下說的，本著我黨“實事求是”和“與時俱進”的態度，以我們現在的社會與國際形勢，是否應該一分為二，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把“宋襄之仁”抽象為“公平競爭”，也就是我們常說的“費厄潑賴”精神來繼承呢？奇謀詭計固然靈活機動，但壞處是容易流為油滑，叛服無定，蔑視一切法則。 “費厄潑賴”是否就應一概摒棄了呢？
要講清楚這個問題，我們還是回過頭來看漢代《淮南子》中的一句話：“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於古為義，於今為笑。古之所以為榮者，今之所以為辱也；古之所以為治者，今之所以為亂也。”看來具體情況也要具體分析——在亂世，在國家與民族危亡之際，“費厄潑賴”的精神並不可取，為了生存，必要的時候就該毫不猶豫地耍手段，這叫做鬥爭策略；而在治世，在社會矛盾並不激烈的時代，無所不用其極的殘忍戰爭術，以及不擇手段的惡性競爭等，都是沒有必要的，也是必須堅決反對的。
關於這個問題魯迅先生也看得很清楚，他曾寫過一篇文章，叫做《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
魯迅先生說：“仁人們或者要問：那麼，我們竟不要'費厄潑賴'麼？我可以立刻回答：當然是要的，然而尚早。這就是'請君入甕'法。雖然仁人們未必肯用，但我還可以言之成理。土紳士或洋紳士們不是常常說，中國自有特別國情，外國的平等自由等等，不能適用麼？我以為這'費厄潑賴'也是其一。否則，他對你不'費厄'，你卻對他去'費厄'，結果總是自己吃虧，不但要'費厄'而不可得，並且連要不'費厄'而亦不可得。所以要'費厄'，最好是首先看清對手，倘是些不配承受'費厄'的，大可以老實不客氣；待到它也'費厄'了，然後再與它講'費厄'不遲。”
在魯迅先生所處的時代，社會矛盾鬥爭激烈，大家都不怎麼講規矩，所以“費厄潑賴”是要的，但為時尚早。
所以魯迅先生認為，只有當大家都講規矩的時候，我們才要講規矩，否則宋襄之仁就是毛主席所說的蠢豬式仁義道德。
朋友來了有好酒，豺狼來了有刀槍。這才是中國人應有的“費厄潑賴”。
且正如孟子所言：“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弱者是不夠資格講“費厄潑賴”的，只有強者才可以。就像武俠小說中的蓋世大俠：別人是刀槍劍棍全副武裝，他卻雙掌打遍天下；別人是江南七怪一起上，他卻從來不要幫手；有時候甚至可以瀟瀟灑灑地先讓人三招，至於暗器毒藥什麼的陰險玩意兒，那是絕對不用的。否則的話大俠竟去耍些陰謀詭計，這豈不是天大的笑話？
所以，我們要變強，強了就能維護世界和平，就能瀟瀟灑灑地講仁義，講“費厄潑賴”了。這也是當今和平與發展的時代裡強者必須遵守的道德規範。試想，如果這個世上的所有強者都不講規矩，那麼處在底層的弱者們就更加難以生存了，於是他們只能更加不講規矩，惡性競爭之下，國際鬥爭加劇，社會矛盾激化，貌似穩固的金字塔遲早崩塌。
其實，這樣對強者也有好處，你“費厄潑賴”了，你仁義了，你大俠了，你扶危濟困關懷弱勢群體了，你說你不當大哥好多年，別人都不答應，說你不當老大，誰給我們指引前進的方向啊？不相信的話看看齊桓公。
所以說，“仁者無敵”這句話其實有問題，應該是“強而仁者無敵”才對。強者也一定要“仁”，強者不“仁”，又憑什麼去要求弱者要“義”呢？這不是很可笑嗎？
現在最後的結論呼之欲出了。 “宋襄之仁”必須提倡，但必須在和平時代提倡，更必須在強者之中提倡。現代社會渴求公平與正義，但這些必須由金字塔的頂端帶頭執行，從上而下，上行下效，這個社會就和諧了。
關於如何正確評價圓明園獸首事件，大家有答案了嗎？
宋襄公在泓水之戰中大腿中箭，這本算不上什麼致命傷，但他也有一定歲數了，多年為霸業奔波與不斷經受的挫折早已讓他身心重創，再加上春秋時期醫療條件落後，沒有云南白藥，更沒有什麼消炎藥止痛針，所以他的傷勢日重一日，眼見著活不了多久了。
可憐宋襄公，畢生追求夢想播種仁義，收穫的卻是命運無情的嘲弄，他只能黯然離開春秋的舞台，拖著一條傷腿在歷史的荒原中踽踽獨行。寒風蕭蕭，衰草淒淒。對面，死神微笑著，向他伸出冰冷的懷抱。
宋襄公已經很可憐了，但這殘酷的世界依然不肯放過他，第二年春，齊孝公發兵攻打宋國，包圍緡地（緡音民，今山東金鄉縣東北），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忘恩負義，竟原來也是白眼兒狼一隻。宋襄公聞信吐出一大口血，傷勢愈發嚴重。
牆倒眾人推，遠古的夢想已經破滅，如今這個世界已經不再相信仁義，這就是現實，殘酷而無情的現實。我可憐的宋襄公，你覺悟了嗎？
執著的人從不後悔於自己的堅持，想來宋襄公是不會覺悟的，他努力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千年的笑罵是後人的事情，一切已與他無關。他求仁得仁，可以死得其所了。
宋襄公十四年，也就是公元前637年的五月二十五日，一個悶熱無比簡直就要將人逼瘋的午後，宋襄公傷口嚴重感染，生命垂危。還好，在他彌留之際，所有的宗室重臣與妻兒老小都簇擁在他身邊，慟哭著為他送行。
宋襄公用迷離的眼神環顧著周圍那一個個熟悉的臉龐：哥哥公子目夷，堂弟公孫固，妻子王姬，太子王臣（瞧他兒子這名字取的，宋襄公的性格展露無遺）……宋襄公莫名地笑了。
他追了一輩子也沒能追上齊桓公的腳步，臨死一刻，他總算有一點比齊桓公強了。
太子王臣哭著問：“公父可有言以教兒臣乎？”
宋襄公呻吟著說道：“楚為宋之大仇，汝切不可忘。晉公子重耳，仁且得眾，成大事之人也。有朝一日，汝當可藉其力以抗楚，而報寡人泓水之恨……”
太子王臣含淚答應。
公子目夷在旁也忍不住熱淚盈眶，心中暗咐：“主君一輩子糊塗，臨死之前，總算是做了一個英明無比的決定，天憐我宋……”
是日夜，宋公茲父中年而卒，一十四載的熱血理想，曾幾何時的風光霸業，至此全然化作夢幻泡影。他失敗了，敗得很慘，只能孤獨寂寞地在歷史塵埃中游盪，魂無所依，永遠得不到他所夢想的位置。然而，宋襄公的鮮血並沒有白流。他自殺式的拼死抵抗，他近似頑固的執著與勇敢，他強大到離譜的堅守與信念，已經遠遠超乎了楚成王的想像，並因此引發了楚內部政權的輪替（後文將提及），導致楚軍未能乘勝一口氣入主中原，華夏諸侯得以從容整合力量，等待新的霸主降臨。
從這一方面看，這位“愚蠢”的霸主也對中國歷史作出了一定的貢獻，如果大家不以成敗論英雄的話。其實你要說宋襄公的民族復興偉大理想完全失敗了的話，也不太對，至少它在另一個層面實現了，後來先秦諸子中的老子、孔子、莊子、墨子都是宋人或宋人後裔，他們的思想中有很大一部分就自覺或不自覺地源於殷商文化，他們對於無限制的戰爭方式也是基本持反對態度的。
另外，世人皆以宋襄公之敗為泓水戰術失當之故，其實不然，宋襄公之敗實在戰略，而非戰術也。其戰略之失誤有二。
第一，中原諸侯多為周室宗親，宋襄公不學齊桓公尊王以圖霸，卻只欲恢復已亡數百年之殷商故業，諸侯們豈能與他同心？周室封臣卻助亡國餘孽復興故業，豈不笑話？
第二，宋處四戰之地，四面皆是大國，實無稱霸之資，若欲抵擋強楚挺進中原之勢，只有放低姿態與華夏各國友好結盟合力抗楚，奈何自不量力爭做諸侯盟主，豈不笑話？
故宋襄公精神可嘉，奉行軍禮、以仁義之名號召諸侯也無不妥，但唯有戰略與外交兩項，卻是零分交卷，實不可取。
宋襄公死後，宋太子王臣即位，是為宋成公。宋成公依照襄公的遺願，將他葬在與衛國一水之隔的襄陵望母台附近，一個心比天高命比紙薄的春秋霸主，面向著白髮送黑髮的母親，永遠長眠。或許有國人會在他的墳前發出放肆的嘲笑，但也有人堅信，他的榮譽將永世長存。
與此同時，在宋國去往鄭國的大道上，一支由數十輛馬車組成的車隊正如風疾馳。
為首的一輛馬車上，一個重瞳長須的男子按膝而坐，目光如炬，神情從容而淡定。
車窗外，夜空中飄散著濃重的昏暗，陰鬱，混亂不堪的氣息，但在遠處，似有一點微光，照亮路途，指引車隊前進的方向。
他，就是宋襄公口中的晉公子重耳，一個天下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