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9、古代的軍禮

月色映照在商丘城頭，悲傷而寧謐，宋襄公捂著流血不止的大腿，躺在戰車上呻吟，城門大開，公子目夷帶人迎了出來，將這幫殘兵敗將接入城內。 宋軍敗了，大敗，這支軍隊人數又少，且為新建，根本就不是具有豐富作戰經驗之強大楚軍的對手，他們很快就陷入重圍，一番激戰，宋襄公大腿中箭，無力再指揮戰鬥，只能率眾突圍，為了掩護他撤退，數百忠心耿耿的門官竟全數戰死，宋軍損失慘重。 （門官：春秋時國君的親衛隊，由卿大夫子弟組成。） 夢醒了，世界一片荒蕪。 繼齊桓之後，宋襄的霸業也灰飛煙滅，隨風飄散，一個散得淒涼，一個散得悲壯。 從此，千年笑聲在圍觀的看客間迴盪，笑齊桓的昏，笑宋襄的仁，笑他們傻，笑他們咎由自取。

然而，宋雖慘敗，但餘勇可賈，他們同仇敵愾，拼死抵抗，鬥志更甚之前，楚軍故而未能痛打落水狗，乃以凱旋之姿，跑到鄭國索要“慰勞”跟“慰安”去了。 戰後七天，也就是十一月初八晨，楚軍至鄭，鄭文公夫人姜氏（齊桓公之女）、羋氏（楚成王之妹）親自出城，慰勞楚軍與楚成王。次日，楚成王入城，接受鄭文公的宴請與享禮，鄭文公向楚成王敬酒九次（上公之禮），並陳上各類禮品百餘件（天子之禮），極盡討好，唯恐不周。賓主盡歡直至深夜，羋氏又親自將楚成王送回軍營。這些都是違反周禮的舉動，楚成王處處以蠻夷自居，屢次抵觸華夏意識形態，光這一點，楚成王就做不成中原霸主了。經此事後，中原諸侯對他反感日增，尤其是齊魯晉秦等大國。由此可見，一時的成功不算什麼，一輩子成功才是真正的成功。笑到最後，才笑得最美。

楚成王以鄭國恩人自居，又吃又拿，臨走竟還帶了兩個女人回軍“慰安”自己。據《史記索引》所云，此二女即分別為姜氏與羋氏所生之女，也就是說，鄭文公竟然用自己的親女兒“慰安”了楚成王，或者說，楚成王竟然姦淫了自己的親外甥女！ 這就是弱國的悲哀，要么拼死抵抗流盡男兒之血，要么卑躬屈膝得保苟延殘喘，生存還是榮譽，這是一個問題，二者只能擇一，選了就不要後悔。 宋襄公就不後悔，他喪師辱國，禍及百姓，國人紛紛舉行抗議活動，指責於他，他卻執拗頑固，死不悔改，竟還“狡辯”說：“君子不重傷，不擒二毛。古之為軍也，不為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馀，不鼓不成列。” 這句話裡的“重”字，應讀平聲；所謂“不重傷”，就是指不能打擊已經在戰場上受傷的敵人。乘人之危對無法再戰鬥的弱者出手，這是卑鄙小人的行徑。

這句話裡的“二毛”，不是指兩毛錢，也不是指兩根毛，而是兩種顏色的頭髮，即頭髮黑白相間之意；所謂“不擒二毛”，就是指不能俘虜頭髮已經花白的老兵，如果俘虜了，也要戰後禮送回國，尊老敬賢的優良傳統不能忘，即便是你死我活的敵人也該如此。 潘安的《秋興賦》序言有曰：“晉十有四年，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意思是說這位美男子在32歲的時候已經長出白頭髮了，即所謂“潘鬢”。看來，如果潘安穿越到楚軍中上了泓水戰場，宋襄公也肯定不會為難他的，不是因為他長得帥，而是因為他早生華髮。 另外“不為阻隘”與“不鼓不成列”，意思是“不阻擊敵人於地形險要之處”和“不攻打還沒有結成陣勢的敵軍”。在春秋時代，不待對方擺開陣勢就進攻的戰例還並不多見，《左傳》中明文記載的只有四次，一為魯攻宋，一為晉攻狄，一為魯攻莒，一為吳攻楚。

現在我們聽到這些古軍禮，一定會覺得很可笑，但在宋襄公的時代，它卻是為華夏諸侯所普遍奉行的戰爭法則。雖然偶爾有人違反，但大多數還是很守規矩的。比如從前那個好鶴的衛懿公，《左傳》詳細記錄了當時誰是他的御者，誰是他的車右，誰衝鋒在前，誰坐鎮在後。在蠻族面前，這樣的戰術無異於自殺。尤其是，衛懿公堅持不肯撤去他的旗幟，這導致了他始終都是狄人重點攻擊的目標，結果自然是死得很慘；再比如孔子的高徒子路，打仗時帽帶斷了，他寧死也要先係好帽帶再去作戰，結果帽帶係好了，自己也被敵人殺死了。 在那個遙遠的時代裡，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戰爭法則呢？這些後來罕見的戰爭法則，到底有哪些內容呢？這些上古軍禮為何後來又逐漸隱沒了呢？我們一個一個來回答。

在戰國以前古人的意識形態裡，天下為一家，大家長是“天子”，各國都是兄弟或姻親之邦，親戚之間有矛盾，可以用戰爭來表達怒火，但目的只是為了定出個勝負，殺傷不是追求的主要目標。只要對方服個軟認個錯，就行了，點到為止，無須斬盡殺絕。這樣才能保證戰爭之後兩國能重新恢復兄弟之誼，床頭打架床尾和，打打鬧鬧還是一家人嘛。 所以，那時候的戰爭，在我們現代看來，形式大於內容，既不殘酷也不血腥，怎麼看都更像是一場公平公正公開的體育比賽，參賽的運動員，也多由貴族車兵（稱甲士）組成，奴隸和平民（稱徒卒）則好似在旁加油打氣的拉拉隊，通常只負責運輸輜重、餵馬煮飯等後勤工作。 既然是貴族的公平決鬥，當然有貴族的臭規矩。

第一，戰爭要選擇時間，不能傷害農時，耽誤農業生產。不要有意利用對方民眾的困苦，更不能在對方國喪的時候展開進攻。 第二，戰爭之前，要先到太廟去祭告祖先，強調自己打的是一場正義的戰爭，然後還要占卜，如果不吉就不打，因為這說明祖先不同意。 第三，占卜吉了，還要給對方下戰書，約好比賽的時間地點，不能“不宣而戰”。完了還要大搖大擺地擊鼓出境，不能偷偷摸摸隱藏行軍路線。另外戰場的選擇也有講究，必須選空曠的“隧野之地”，農田或城市這樣的人口密集地則是絕對不行的，因為這樣會傷及無辜百姓。 第四，進入敵人的國家後，不能施暴於廟堂聖地，不可以打獵傷害農業，不可以破壞建築物，不能焚燒居所，不能砍伐林木，不可以搶掠六畜、莊稼和其他器械。

第五，在正式開戰之前，還要派勇士去對方營地挑戰，美其名曰“致師”。這時候雙方的勇士單打獨鬥，雙方的士卒各自為運動員加油打氣，“致師”一般只活捉不殺人，打擊對方的士氣而已，遊戲的意味更顯濃厚。 第六，致師結束後，雙方運動員入場，等到完全擺開陣勢，這才開始面對面衝鋒，衝鋒過程中戰車還不能相撞（殺傷力太大），必須要錯車而戰，並且持何種武器的人應站在什麼位置都有嚴格規定。戰場上看到了對方的國君，還得從車上跳下來，摘掉頭盔，戴上帽子，然後才能上車開戰；開戰時碰上老弱病殘，不能加以傷害；對方如果受傷了，還要把他帶回軍營好好治療，然後禮送回國——這與荷蘭思想家格勞修斯提出的近代國際法何其相似——堅持戰爭中的人道主義原則，反對殺害婦女、兒童等非參戰人員，反對殺害放下武器的戰鬥人員。

第七，既然類似於競技比賽，當然是一戰定勝負，雙方一沖鋒，誰的陣腳先亂，誰就算輸，對方一投降，這仗就算是打完了。所以戰鬥往往很快就結束，甚至一回合就能分出勝負，經常是白天打仗，晚上就可以回家陪老婆。 “宜將剩勇追窮寇”在當時是沒有市場的。軍禮明文規定：戰爭進行中，有一方潰敗，只要逃跑超過百步，另一方就不能再追趕；戰爭結束後，一方撤退超過九十里，另一方就不許跟踪追襲，應該原地列陣，放歸老弱俘虜，歡送敗軍回國。 幼稚吧，可笑吧，這些臭規矩在我們現代人看來，的確很是古怪。可這些在人類社會的童年，卻真真正正地出現過。不止中國，歐洲也是如此，只不過時間晚得多。中世紀以後，歐洲漸漸分為若干並立的國家，由於這些國家信仰相同，語言相通（拉丁語），故彼此之間雖有戰爭，但也秉持著騎士之精神，視貴族之榮譽勝過生命，不殺俘虜，不傷害非戰鬥人員，不對毫無防備、沒有披掛整齊的騎士發動攻擊，甚至俘虜了對方騎士還搞“三陪”，陪吃飯喝酒沐浴，待如上賓，等他的領主拿錢來贖……當然，關乎信仰的宗教戰爭除外。

所以說我們不能簡單地用今天之標準去評判古人的是非。泓之戰中宋襄公他不蠢，他也不是不懂得打仗，他只是按老規矩辦事而已，不幸的是這個老規矩漸漸不合時宜，所以被後人鄙棄丟光、最後忘光光罷了。 自春秋始，禮崩樂壞，諸侯力徵，社會矛盾激化，古代溫和的“以戰為禮”思想已經不能適合新形勢下的鬥爭需要，所以不斷有人站出來打破這個規矩，並因此而取得了巨大的軍事利益與政治利益，比如我們前面提到的魯將曹劌以及楚成王。春秋時這樣的人還少，等到戰國，便幾乎人人如此了。清人顧炎武就說：“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 所以說宋襄公的悲劇，在於他處在新舊時代的交替處，舊的規矩行將過時，新的規矩又遙不可及，這個時候最需要的就是妥協與變通，可惜宋襄公偏偏就是個從來不知變通的頑固分子，他執迷不悟地堅守著古老的夢想與規矩，卻無論如何也想不到：就算他不守規矩不講仁義，人們也不會對他有多少微詞；反而他守規矩講仁義了，一旦失敗，卻會遭到國人與後人更大的責難與恥笑。這裡面居然還包括他的哥哥，思想先進的公子目夷在內。

公子目夷說：“君未知戰。強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讚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強者，皆吾敵也。雖及耄耋，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受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未成列者可也。” 宋襄公與公子目夷的爭論，不啻為一場時代性爭論，究竟在新形勢下還要不要遵守古代的規矩，這是一個問題。 公子目夷的觀點是：宋襄公根本就不懂戰爭，戰爭就得不講規矩。如果真要有規矩的話，唯一的規矩就是要爭取勝利。強敵在前，本來勝算就小，對方沒有布好陣，這是上天賜予我們的好機會，為什麼不利用？戰爭的目的就是要多殺敵人，還管他們是不是老頭子，更管不了他們有沒有受傷。如果敵人已負傷就不再打擊他們，那麼一開始就不該讓他們受傷；如果要在戰場上照顧那些年紀大的敵人，那不如直接向他們舉手投降算了，何必還要打這一仗呢？ 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自己的殘忍，公子目夷的話貌似的確很有道理，後世的軍事思想也基本是按照這個路子來的，於是在中國，戰爭方式開始變化多端，奇謀詭計層出不窮，為了勝利不擇手段，戰爭也變得越來越殘酷。別說什麼“不重傷、不擒二毛”了，就算是幾十萬幾十萬的坑殺戰俘，就算將整片整片的鄉村城鎮夷為平地，就算是殺人盈野、屠城滅國，殺得對方士兵平民男女老少一個不留，也眼睛不帶眨一下的。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堅持公平與仁義的戰爭方式，並堅持至死，且至死不渝者，或許就是我們這位被嘲弄千年的“蠢豬”宋襄公了。 這個世界還是需要一個規矩的，無規矩不成方圓，戰爭也要有底線，沒有底線的戰爭不是戰爭，那是毀滅。 有人說了，沒有毀滅哪來的重生。我說，我寧願要宋襄之仁，也不要這樣的重生。 事實上，如今的現代戰爭也是講點規矩的，比如“二戰”以後的日內瓦公約，各國基本都遵行這部國際公法，違反了就屬於“戰爭罪”，必須當成戰犯接受國際軍事法庭的製裁。 當然，宋襄公刻板遵守上古軍禮也非完全正確，因為當時社會的實情已經不允許這麼做了。春秋戰國時期，周禮已至崩潰邊緣，孟子亦不得不承認：“救死而恐不瞻，悉暇治禮義哉？”看來一味地遵守禮儀，似乎也不成。 如此看來，宋襄公沒有錯，公子目夷也沒有錯，那麼到底是什麼地方錯了？ 我個人的回答是，完全沒有規矩不行，像宋襄公那樣拘泥於舊規矩也不行，這需要我們找到一個平衡點。什麼時候追求鐵血與權謀，什麼時候追求公平與正義，在歷史發展的進程中，人們無數次地問自己，這個平衡點到底在哪裡？ 這是一個問題，它不僅是所有國家與民族共同的問題，也是人類永恆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