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2、爭讓君位

宋襄公的名字叫茲父，是宋桓公的嫡長子也是太子，為許穆夫人的姐姐宋桓夫人所出。比起齊桓公小白生於一個親情淡薄淫亂不堪的問題家庭，茲父的童年就幸福多了，宋桓公看重他，宋桓夫人寵愛他，他的兄弟們也很尊敬他喜歡他，可謂父慈子愛兄友弟恭，正宗的春秋模范家庭。 但是很可惜，茲父甜蜜的青少年，在宋桓公二十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60年這一年，由於狄人對衛國的大舉入侵，竟蒙上了一層厚厚的陰影。 這一年，兇殘的狄人打敗愛鶴如命的衛懿公，攻入衛國國都，對衛國百姓進行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僥倖逃出的不足五千衛國遺民被宋桓公夫婦安置在曹邑，衛國重建工作就此展開。 然而就在此時，宋桓公夫婦不知什麼原因鬧起了矛盾，激發至不可收拾，最終竟然以離婚收場，茲父頓時從天到地，變成了一個單親家庭的苦命孩子。

關於兩人為啥鬧矛盾，史書沒有記載，但我們從前後的歷史事件中應該可以推斷出來。當時，齊桓公為了幫助衛國重建家園，出錢出人不遺餘力，從而獲得了莫大的名聲。但是宋桓公明明是第一個出手幫衛國的，最後卻貢獻乏陳，風頭全被齊桓公搶了去，相信宋桓夫人心裡一定很不好受——娘家有難，老公卻上心不夠，倒是自己的堂姐大衛姬與堂姐夫齊桓公那邊大把大把的金銀財物送過去，這讓宋桓夫人在姐妹面前很沒面子。當然宋桓公也有他的苦衷，齊桓公財大氣粗，又是諸侯盟主，宋桓公想跟他鬥富置氣，那也要足夠的底氣才行。於是小兩口整天吵架，宋桓公一氣之下把老婆給休了，趕回娘家，從而造就了一首千古絕唱。 這首絕唱就是中的《河廣》一詩，據《毛詩序》載當為宋桓夫人在此期間所作：

大意是：誰說黃河廣又寬？我一束蘆葦便可渡！誰說宋國遙又遠？我一踮腳就能望見。誰說黃河寬又廣？一隻小船它都容不下！誰說宋國遠又遙？我無須一個早晨就能到！ 明明黃河那麼寬廣，明明宋衛距離如此遙遠，但是宋桓夫人卻正話反說，誇張戲謔之語中極盡悲慟，想家念子之情貫透字裡行間，又以迭章排比，反复吟詠，情辭動人，文采斐然，當可與詩仙“白髮三千丈”之句媲美。 愛情與親情看似易得，但在諸侯之家，卻原來有如此多的阻礙，許穆夫人與宋桓夫人兩姐妹都是大才女，卻又都成為了政治婚姻的犧牲品，實在令人欷歔不已！ 宋桓夫人思念兒子，茲父何嘗不思念母親，但限於禮制，母子難以重逢，所以後來他即位後，就在宋國西部距衛國較近的黃河岸邊，築起一座土台，想娘的時候就登台遠望，遙寄思念之情，後人稱之為“宋襄公望母台”或“襄台”。

在今天河南雎縣北湖湖心島駝崗上，這座“望母台”遺跡猶存，宋襄公的墓也在附近（雎縣因此而古稱襄邑或襄陵），他生不能盡孝於母親膝下，死後也只能求魂靈遙望衛國，這便是諸侯之家的悲哀。 這樣看，茲父的確是一個孝子，當然，也許有人會說他是在作秀，但是接下來一件事情，就不能光用作秀來解釋了。 茲父有個同父異母的庶兄叫目夷，字子魚，是宋國很有名的賢人，宋桓公很喜歡這個聰明的孩子，也曾想過改立他為太子，但由於茲父也一向表現良好，所以才最終作罷。 但茲父此時卻做出了一個非常讓人摸不著頭腦的決定，硬要把自己的太子之位讓給哥哥，他對宋桓公說：“請使目夷立，臣為之相以佐之。” 宋桓公也很摸不著頭腦，便問他為什麼。這可是國君之位啊，不是孔融讓的那顆破梨。

茲父回答說：“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絕跡於衛，是背母也。且臣自知不足以處目夷之上。”茲父認為自己如果當了國君，就不能經常去衛國看母親了，而且他自認能力不及目夷，所以才主動讓賢。 如果單從這句話來看，茲父似乎是個孝順又謙虛的好孩子，而且高風讓賢，品德高得不得了。事實的真相是否如此，我們不是茲父，當然不得而知，不過對人性對政治都有著深刻了解的毛澤東同志在小學的時候寫了一篇文章《宋襄公論》，裡面就指出茲父明知這樣違反了當時的禮法和繼承製度，還要堅持讓位，明顯是做給宋桓公和天下人看的，目的就是為了給自己博得“仁愛”的美名。 過讓則偽，過謙則矯，毛澤東這個說法很有道理，他的國文老師也因此給這篇作文破例打了105分的超滿分，可見其見識獨到非同凡響。但可惜宋桓公不是毛澤東，他的腦袋拐不了那麼多彎兒，於是竟在茲父的堅請之下真的決定換太子了。

如果茲父真如毛主席所言是個野心勃勃且狡詐偽善之徒，這會兒一定哭死了，不過好在目夷聽說了這件事兒後非常上道，他堅決不肯接受太子之位，說：“茲父能以國讓之，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庶立而嫡在下，不順也，不順而使目夷為之，目夷將逃。”於是逃到了衛國。 茲父一看目夷跑了，他也跟著跑，順便也好去看望一下母親。於是哥倆兒前腳跟後腳全都逃到衛國去了。 目夷為啥放著大好的太子之位不要，除了茲父“仁孰大焉”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理由，即他認為這樣的人事安排很“不順”（不符合立君的順序）。 宋是商紂王同母長兄微子啟的封國，當年周滅商後，週天子採用“以殷治殷”的策略，將殷商遺民們遷到了東部黃淮平原，封微子啟於宋，公爵，建都於商之發祥地商丘，以延續商之宗祀，管理商之遺民，並作為周室東南屏藩，阻擋淮河流域東南異族的入侵。

所以，作為殷商民族直系後裔的宋人，保留了濃厚的殷商文化的傳統和風俗習慣，信鬼神、好祭祀，與週人之文化迥異。據《左傳》記載，有一次晉宋兩國盟會，宋平公提出用殷商的傳統祭祀樂舞《桑林》來招待晉悼公。這個樂舞，據說由用鳥羽化裝成玄鳥的舞師與化裝成簡狄的女巫進行表演。由於它描寫了簡狄吞玄鳥卵而生殷商始祖契的具體過程，非常之神秘怪誕，竟把不識殷禮的晉悼公給嚇病了。 除了文化風俗，商與周繼承製度也大有不同。商人的傳統君位繼承製度是：“以弟為主，而以子繼輔之。”也就是以“兄終弟及”為主，“父死子繼”為輔（應為氏族社會制度的殘餘），這種隨意性很強的君位繼承製給商朝造成了極大的混亂，宋國早期也是如此。 據《史記·殷本紀》：“自仲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可見殷人注重血統關係的親親繼承製度，遠比周人的注重政治階級的嫡長子繼承製要落後。統治階級由於君位繼承中因名分不定而產生的禍亂紛爭，或許就是殷商滅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可惜，宋國在西周與春秋之初，並沒有吸取他們祖先的經驗教訓，仍然固守陳規採取這樣的落後政治制度，從而造成了宋國長時期的政局不穩，也導致宋國錯過了很多大好發展機會，以至在宋殤公（宋桓公的堂伯父）時開始從一等大國漸次淪為二流諸侯。司馬遷在《史記·宋世家》最後說：“《春秋》譏宋之亂自宣公廢太子而立弟，國以不寧者十世。”宋國自公元前729年宋宣公去世將君位傳給弟弟宋穆公，一直到公元前681年宋桓公在內亂中即位，短短五十年的時間，宋國就經歷了宋穆公、宋殤公、宋莊公、宋閔公、宋公遊、宋桓公六位國君，其中有兄傳弟、父傳子、叔傳侄，甚至還有堂兄弟之間互相傳的，傳來傳去都不知道到底該傳給誰了，再加上奸臣權臣從中搗亂，造成宋國數十年國無寧日。這種局面是號稱賢人的公子目夷不願意再看到的。

目夷的口號是：“無規矩不成方圓，只有堅定的學習貫徹週人的'嫡長子繼承製'不動搖，才能擺脫內亂，讓宋國平穩健康地發展下去！” 所以說茲父如果真的是在演一場戲的話，那麼目夷就陪他演下去好了，兄友弟恭，爭相讓國，一片和諧，多麼美好。 與此同時，齊國的五子爭立局面已然萌芽，齊桓公與管仲都很頭痛，同樣都是公子，齊國的公子與宋國的公子差距咋就那麼大呢？真是人比人氣死人，在兒子教育這方面，齊桓公做得實在很失敗，瞧瞧人家茲父與目夷，思想覺悟與政治水平多高？ 有了這樣兩個好兒子，宋桓公可以放心地死而瞑目了。公元前652年，做了三十年太平國君的宋桓公病重不起，趕忙派人去衛國召回太子茲父，傳話說：“若不來，是使我以憂死也。”意思是說茲父你再不回來，是想把老爹我愁死啊！

身為大孝子的茲父當然不願意老爹被愁死，於是趕緊回國看望父親，次年春天，宋桓公就很欣慰地死掉了，太子茲父即位為君，這就是大名鼎鼎的宋襄公。 見到弟弟順利繼承君位，目夷不久也從衛國放心地回來了，宋襄公於是任命目夷為司馬，主管軍政大權，輔佐自己處理朝政。從此兄弟齊心，其利斷金，二人讓國之壯舉，名傳天下，世人皆以之為仁義無雙，包括齊桓公與管仲在內，所以有了葵丘盟會上的後事相託，其意似有讓宋襄公繼承齊國霸業之意。 但並非所有人都認同宋襄公之“仁義”的，後世很多學者都批評他這是虛情假意，沽名釣譽。 “徒以不仁之資，盜仁者之名爾（蘇軾語）”。這其中的代表人物仍然是我黨領袖毛澤東同志。 毛澤東同誌曾指出，從後來宋襄公的所作所為看，他明顯是個有極大政治野心的人，他怎麼可能輕易放棄權力呢？如果他真的仁義無雙，也完全可以在繼承君位後再自己做主行禪讓之舉，但他並沒有這麼做，由此可見他的所謂仁義，只不過是騙人的把戲而已。

我非常贊同毛澤東同志的看法，但我們是否也可以換個角度想一想：宋襄公假仁假義，恐怕不止是為了釣名那麼簡單——宋國數十年的內亂教訓慘痛，宋襄公身為儲君豈有不知？那麼當他看到公子目夷能力卓著德才兼備，且又如此受到宋桓公的寵愛與國人的尊敬，他難道不會對可能發生的內亂感到憂慮嗎？即便他堅信公子目夷的品行沒有問題，但他也不能保證宋國的其他公子或權臣不會橫生枝節從中搗鬼，畢竟宋國一直以來沒有“嫡長子繼承”的明確概念與規定，傳統的力量是巨大的，宋襄公和目夷很有可能是心照不宣地配合演一齣戲，來為宋國政局的平穩過渡保駕護航。 諸侯難為啊，宋國的諸侯更難為。殷商民族歷史悠久，殷商遺民陳腐守舊，他們很難接受新的事物而做出適當的改變。宋襄公之後，宋國弟弟奪取兄長君位的事情還時有發生，於是內亂不止，政局動盪，宋國一步一步向下沉淪。 無法為自己注入新生的民族是可悲的。殷商從黃帝時代就雄踞一方（商原為少昊氏之一），後又代夏以為天下共主，曾經燦爛，曾經輝煌，綿綿延延兩千多年，老而不死，亡而不滅，幻化成宋，榮光早已不再，卻好似依然活在夢中，畫地為牢，最終將自己活活困死在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