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第二十章沉思者
才收到顧憲成那宣洩著滿懷熱切、慷慨激昂的長信不久，高攀龍的整個情緒都還在那股澎湃的浪潮中起伏著，顧憲成被罷職為民的消息就已經傳到了無錫。
一時間，他的心幾乎承受不住這重大的撞擊……
“忠而被謗，仁而不用——為什麼古來的仁人誌士都會落到這樣的下場呢？”
他喃喃的自問著：“難道人世間都是是非黑白混淆，顛倒的嗎？”
疑惑和痛苦交替著糾結他的心，胸中鬱積著一股忿忿不平之氣，在在都使他坐立不安，只有在書房中不停的來回踱步。
師事顧憲成已有八年之久了——那時，他年方二十五，雖已中了舉人，於學問上卻還不怎麼精進；有一天，縣令李復陽和顧憲成在黌官講學，他去聽了之後，這才知道了學問之門，從此立定了志向，往聖人之學的方向潛心探究——八年來，他不時的向顧憲成請益，即使不在一地，也常以書信往來論學、論志，不但在學問上受到了許多啟迪，在心誌上更是接近；顧憲成那份“以天下為己任”的強烈使命感也早就融入了他的生命中，成為同樣屬於他的使命；而顧憲成在宦途上的一切作為和際遇，他全都了解，甚至，感同身受。
“他一心為國為民，無私無我，三番兩次的掙扎於宦海中，卻落得這般——所謂的'天道'何在呢？為什麼越是正直、耿介之士，就越不能見容於當道，越不能一遂經世濟民的心願呢？”
他反覆的想著，越想心中越痛苦，越悲憤；最後，他也聯想到了自己的際遇。
那是去年，自己被貶官，貶到荒遠的廣東揭陽去做添注典史，這是自己入仕後的第二個職位；被貶的原因是看不慣王錫爵的作為，上了一封“君相同心惜才遠佞”疏上去，直陳王錫爵和他的黨羽的一切挾私營弊；當果，營私的王錫爵和他的黨羽們一點事也沒有，向皇帝忠言直柬的他卻在幾天后就受到了貶官的處分。
初接聖旨之際，對踏入仕途才只一年的自己來說，無異是當頭遭了一記晴天霹靂，接下來則是椎心刺骨的痛楚，這倒不是為了自己的仕途受到了挫折，官位下降而痛，而是為了心中的不平：“什麼是是非？什麼是黑白？”
他覺得自己的上疏直言，是秉持著良心做了一件應當做的事，是為了國家的前途、百姓的福祉，向皇帝指出一個不適任的官員的行為，哪裡知道反而受到貶官的處罰呢？
這股不平之氣在胸中激蕩了許多天，直到他由京師一路南行，回到家鄉後才慢慢平息下——不只是因為時間的流逝使他的情緒逐漸的平和，更因為他自己的心緒不停的在這段時間中反省自己，而使情緒逐漸的平靜下來；因為，這段時日的自我反省的結論是“問心無愧”。
他清楚的記得，自己在仕宦之初就因為有感於宦海的複雜莫測而暗暗的深切思索了一番，為自己立下了一個做人處事的原則來做為自我的把持；他期勉自己，一切的所作所為，都要憑著良知與恥心而行，使自己能在天地間俯仰無愧——這個信念既是他的自我期勉，而在深切反省之後，所得的結論乃是“問心無愧”，他的心胸便開朗了起來，很豁達的告訴自己：“我做的既然是應當去做的事，落得個貶官的下場，便算是求仁得仁吧！”
卻不料，就在自己的心情逐漸恢復平靜的當兒，又一個晴天霹靂打了下來……
“顧先生的道德學問普受昂仰，卻竟罷職為民——”
情緒激動得令他全身都在輕輕的顫抖，幾句早些年讀過的文詞竟然不經意的從腦海中飛掠而過，從的《柏丹》到屈原的《離騷》，一字一句刻啟著不為現實環境所容的正人君子的心聲，使他的眼眶不由自主的濕了起來，嘴裡卻喃聲的吟誦了起來：“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
詩句正切合他的心聲——他覺得自己的心超越了時空，和千百年來的每一個忠而被謗的仁人誌士的心重疊在一起了——而且，他非常渴望與顧憲成見面、談話，他相信，在精神領域中非常接近的自己師生二人，處在這樣的狀態下相見，彼此都有許多話要說的。
“算算日子，顧先生早已啟程南歸了！”
他被貶官，本該早已赴任了，只因遭喪才先回鄉理事的，原訂這幾日就要動身赴揭陽了，現在，他又決定延後啟程了——他要在無錫等候顧憲成返鄉後才啟程赴任，這樣，兩人才能好好的擁有一段促膝長談的時間。
於是，接下來的幾天中，他索性以讀書、靜坐來打發時日，等待顧憲成的歸來。
他自幼好學，讀書手不釋卷，長大後又受到了顧憲成的啟迪，不只是“學”，還養成了“思”的習慣；二十八歲中進士時，因為守喪，過了三年才到京師謁選，被派任做行人司行人，這個位子“官卑職小”，閒暇很多，而行人司的衙門裡又有許多藏書，對他來說正好得其所哉的專注於讀書、思考；整整一年中，他把二程、朱子全書和薛瑄的《讀書錄》仔細的研讀得十分精到，遇到會心處立即做下摘錄，因而積下了好幾大厚冊的筆錄，作成《日省編》，集成《崇正編》——之所以選擇這方面的研究方向，其實也是受到了顧憲成的影響；顧憲成本人雖為王守仁的三傳弟子，但是私心中並不贊同現今所風行的以空談為尚的王學學風，認為王學在傳承了幾十年後，思想解放到極端，已出現了“盪”的流弊，因此顧憲成主張以朱熹的“拘”來調和，尤其是推崇本朝主張“實行”的大儒薛瑄，特別要他仔細的研究薛瑄的學問。
而他在研讀這些書籍，摘要做筆記的過程中受益更是匪淺——薛瑄的著作中有一段話，所帶給他的是發自心靈深處的共鳴，這便是：
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笑不可輕假人。
這段和他自己所發自內心的“恥心”是一以貫之的，是一言一行都不能違反原則的真理；從此，他也把這段話拿來身體力行，每動一念，每做一事，都要反覆的在內心中省思，必求無愧于這幾句話。
至於程朱之學，他也同樣的潛心鑽研，尤其對於朱熹所提出的“半日讀書，半日靜坐”的修身之道特別做了一番實踐——他本來就是個篤行向內省思的人，無論讀什麼書都不會盲從，而要反覆思考、驗證一番的；因此，他也開始養成靜坐的習慣，讓自己潛心思考。
有一次，他靜坐久了，深思著“閑邪存誠”的精義；突然，他的思路豁然開朗，覺得自己整個心都透體晶瑩，一片至誠——於是他體會到了，“誠”是在人心中而無須向外尋求的；想通了這點，他的心靈得到了大解放；從此，他更加的遵循“半日讀書，半日靜坐”的修身之道，也更習於自省、思考的方式，因而使學問越發的精進……
而也因為這樣，他在心情激憤中仍然維持著“半日讀書，半日靜坐”的習慣，心中的不平之氣竟逐漸的平息下來了，起而代之的是另一個念頭：“無愧于心——我等確是無愧于心啊，既然無愧于心，遭逢橫逼便非己之過，既非己之過，又何為不樂呢？”
再轉念一想：“古聖先哲有言，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又說，盡其在我——這便是訓人即使身在橫逆之中，所願多不遂，所求多不屬，也不可氣憤、惱怒、怨天尤人，甚或違心背志——”
他想通了，整個的精神、品格又更上了一層樓，連帶的使整個人的氣氛也有了層次上的提升；等到顧憲成回到無錫，兩人相見的時候，談話的內容便又是另一番光景了。
顧憲成原本就沒有把自己是官或是民的身分放在心上，他所要追求的理想是為全天下百姓謀福利，而不是自己的名位；因此，對於這一次的被貶斥為民的際遇他根本一字不提，反而是娓娓的告訴高攀龍：“我這一部南歸，沿途趁便查考民情，深思細慮，對民風時局所知更多；尤其民間的弊病，較之在京任官，足不出城時詳盡多矣；且容我再思索幾日，將救弊之道列出，便發信上書新入閣的陳於陛陳大人！”
他同時告訴高攀龍，因為這一次的“廷推”忤了萬曆皇帝的意，朝中的一些人事發生了大幅的變動，除了他自己被貶斥為民之外，疏救他的盧明諏及吏部的員外郎黃縉、王同休，主事章嘉禎、黃中色都獲了罪；尚書陳有年連連抗疏，申辯這件事，萬曆皇帝卻沒有反應，他也就索性上疏稱疾乞罷；萬曆皇帝先是溫旨慰答，卻在他連上十四疏後勉強答應了，吏部尚書便改由孫丕揚接任。而內閣大學士的人選卻依舊由萬曆皇帝的“特簡”任用，萬曆皇帝自己挑選了陳於陛和沈一貫兩人入閣；於是在首輔王錫爵求去之後，又由趙志皋做上了首輔，張位為次輔，新入閣的陳於升、沈一貫便分列三、四。
“趙、張這兩人不消說了，沈，也是個無能之輩；唯獨陳於陛陳大人正直有能，朝政都要指望他了——”
他說得很詳細，離京前，他特地去拜訪過陳於陛，向他陳述了許多當前的亂象和改革的建議——陳於陛和王家屏是“同年”——都是隆慶二年的進士——到了萬曆初年，也一樣的負責修世、穆兩朝實錄，及擔任萬曆皇帝的日講官；後來又執掌過翰林院，任過禮、吏兩部的左、右侍郎，去年拜禮部尚書。
陳於陛出身官宦世家，他的父親陳以勤也擔任過內閣大學士，並負責修史；他從小跟隨父親研究史學，對於歷代的典章制度和政治得失都下過很大的功夫；自己做了史官後，尤其重視經世學，特別做了更深入的研究；因此，他不僅是朝中的高官，更是位學問精到的學者；顧憲成在京師的期間，因為景仰他的政績正學問，常向他請益，在歷史和經世之學方面都很受啟迪；這一次，陳於陛被“特簡”入閣，總算是萬曆皇帝的諸多任性胡為的一件差強人意的事。
“朝中不是沒有正直賢能之士，只是萬歲爺不欲任用而已，因此，朝中充斥了奸佞小人——國事非不可為，只是還須有誌之士大力推進而已！”
高攀龍專注的傾聽著顧憲成述說，整整一個下午下來，他的心緒隨著顧憲成的談話而起伏而轉折，而讓他又是一番受益；於是，在顧憲成說完了這許多話的當兒，他恭恭敬敬的對顧憲成說：“景逸初聞先生被貶之際，胸中頓生不平之氣，心中理欲交戰，殊不寧帖；靜思多日，心中的激憤，不平方始消失，以先生'求仁得仁'，雖被貶而必無悔；今日一聽先生之言，方知先生非但不以被貶為意，心中仍耿耿以天下蒼生為念，仍亟亟於救世——先生此心此志，令景逸受教！”
於是，他向著顧憲成虔敬的一揖，卻不知，就在這個兩顆心靈交會之際，一粒種籽已經深深的埋下了……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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