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布斯的腫瘤治療團隊的負責人是斯坦福大學的喬治·費希爾，他是胃腸癌和結直腸癌領域的知名專家。他已經警告了喬布斯幾個月時間，說他可能必須要考慮肝移植，但是這種信息是喬布斯拒絕接納的。鮑威爾很高興費希爾能反复提出這種可能性，因為她知道她丈夫要經過反复刺激才會考慮這個建議。
2009年1月，就在他宣稱他的“荷爾蒙失調”很容易治療之後，喬布斯終於被說服了。但是還有一個問題。他在加利福尼亞登記等待肝移植，但是很顯然，他在那兒根本來不及等到一個可移植的肝臟。跟他的血型匹配的捐獻者數量很小，加上製定美國器官移植政策的機構——器官共享聯合網絡（United Network for Organ Sharing）所採用的機制，是優先考慮肝硬化和肝炎病人而非癌症病人。
病人沒有合法途徑在排位過程中插隊，即使是像喬布斯這樣富有的人也不行，他也沒有那樣做。器官接受者是根據他們的終末期肝病模型（MELD，Model for End-Stage Liver Disease）評分結果被選中的，該模型通過實驗室檢測荷爾蒙水平來決定移植需求的迫切性，同時也考慮病人已經等待的時間。每一例捐獻都被嚴格審計，公開網站上能查到相關數據（optn.transplant.hrsa.gov），你可以在任何時候上網查看你的排位情況。
鮑威爾成了這個器官捐獻網站的忠實用戶，每天晚上都會去査還有多少人在排位，他們的MELD分數是多少，以及他們排了多久。 “你可以算出來，我算了一下，要等到他在加利福尼亞得到一個肝臟，時間早就過了6月，而醫生們認為他的肝臟可能在4月左右就會出問題。”她回憶說。因此她開始四處打聽，得知同時在兩個州進行排位是允許的，有3%等待移植的病人會這樣做。儘管有批評認為這是偏向富人，但多處排位沒有政策限制，只是操作很困難。有兩個主要的要求：一個是排位者必須能夠在8小時內趕到選定的醫院，這一點喬布斯有私人飛機可以做到，另一個是，選定醫院的醫生必須在把病人加入排位前對其進行當面評估。
擔任蘋果公司外部法律顧問的舊金山律師喬治·萊利是位細心的田納西紳士，他跟喬布斯的關係很近。他的父母都是孟菲斯衛理公會大學醫院（Methodist University Hospital）的醫生，他在那裡出生，他的朋友詹姆斯·伊森（James Eason）在那兒運營一家移植機構。伊森的機構是全美國最好也是最忙的，2008年他和他的團隊做了121例肝移植手術。他不介意其他地方的人在孟菲斯重複排位。 “這並不是鑽系統的空子，”他說，“這是人們在選擇他們希望在哪兒看病。有些人會離開田納西去加利福尼亞或其他地方尋求治療，現在有人從加利福尼亞來我們田納西。”萊利安排伊森飛到帕洛奧圖，對喬布斯進行所需的檢查評估。
到2009年2月下旬，喬布斯在田納西排上了隊（在加利福尼亞也同時排隊），然後開始了焦急的等待。 3月的第一周他的情況迅速惡化，而等待的時間預計還有21天。 “太可怕了，”鮑威爾回憶說，“當時覺得我們來不及了。”每一天都變得越發折磨人。到3月中旬，他在排位中上升到第三名，然後第二名，終於到了第一名。但是之後日子一天天過去。諷刺的是，即將到來的聖帕特里克節和“瘋狂三月”（孟菲斯進入了2009全美錦標賽而且是分賽場）等活動創造了更大的捐獻可能性，因為喝酒會導致交通事故飆升。
事實正是如此，在2009年3月21日，一位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在一場車禍中喪生，他的器官可以移植。喬布斯和他的妻子立即飛往孟菲斯，他們在凌晨4點前抵達，伊森在那邊等著他們。汽車在停機坪等候，一切都已經安排好了，他們當即簽署了一系列許可文件，之後就趕往醫院。
移植成功了，但是結果並不樂觀。當醫生們取出他的肝臟時，發現包圍內臟的腹膜上有斑點。另外，他的肝臟上到處都是腫瘤，意味著癌症很可能已經擴散到了其他部位。顯然，癌症變異和生長的速度很快。醫生們取了樣本進行基因定位。
幾天后，他們需要施行另一項程序。喬布斯堅持拒絕把胃排空，當他們給他使用鎮定劑時，他把一些鎮定劑吸進了肺裡，導致了肺炎。當時醫生們以為他會死掉。他後來這樣描述：
鮑威爾負責監控整個治療活動，她整天待在病房裡，警惕地盯著每一台監視器。 “勞倫就像一隻美麗的老虎保護著他。”喬尼·艾弗回憶說，喬布斯一能見客他就來了。鮑威爾的媽媽和三個兄弟時常來陪她，喬布斯的妹妹莫娜·辛普森也不離左右。她和喬治·萊利是喬布斯唯一允許替換鮑威爾看護他的人。 “勞倫的家人幫我們照顧孩子們——她媽媽和兄弟們太好了。”喬布斯後來說，“我非常虛弱也很不合作。但是像這樣的經歷會把你們深深地團結在一起。”
鮑威爾每天早晨7點鐘來，收集相關數據，錄入到一個電子報表中。 “因為同時進行許多監測，那些數據非常複雜。”她回憶說。當詹姆斯·伊森和醫生團隊9點鐘到達時，鮑威爾會跟他們開個會，協調喬布斯治療的各個方面。在她晚上9點鍾離開前，她會做一份報告，匯總每個關鍵指標和其他監測結果的走勢，以及她希望第二天得到答案的一系列問題。 “這能讓我集中註意力去想一些問題。”她回憶說。
伊森所做的一切即使在斯坦福也是史無前例的：他主管了治療過程的所有方面。鑑於他經營這家機構，他可以協調移植康復、癌症監測、疼痛治療、營養、康復和護理等各個方面。他甚至還會去便利店買喬布斯喜歡的功能飲料。
有兩位護士來自密西西比州的小鎮，她們成了喬布斯的最愛。她們都是健壯的家庭婦女，不會被喬布斯嚇到。伊森安排她們專門護理喬布斯。 “要管理史蒂夫，你必須要堅持。”蒂姆·庫克回兌，“伊森能管住史蒂夫，強迫他做別人無法讓他做的事情，那些為他好，但可能做起來並不愉快的事。”
雖然備受呵護，喬布斯有時還是要發瘋。他很氣惱自己不能控制局面，有時他會產生幻覺或是發怒。即使在他幾乎失去知覺時，他那強悍的人格依然存在。有一次在他深度鎮靜時，肺臟醫生要住他臉上戴面罩。喬布斯把麵罩扯掉，嘟囔著說他討厭這個面罩的設計，不要戴它。雖然他幾乎無法說話，但是他命令醫生拿來五種不同的面罩，選出一個他喜歡的。醫生們看著鮑威爾，非常為難。她最終成功地轉移了他的注意力，他們才能夠給他戴上面罩。他也討厭他們安裝在他手指上的氧含量監視器，他告訴他們那個東西太難看也太複雜，他還建議了可以使之設計得更簡潔的種種方式。 “他高度關注周圍環境和物體的任何一個細微差別，這讓他筋疲力盡。”鮑威爾回憶說。
一天，在他半清醒狀態的時候，鮑威爾的好朋友凱瑟琳·史密斯來探望他。她跟喬布斯的關係並不是一直都很親密，但是鮑威爾堅持讓她來到喬布斯的病床邊。他示意她走近些，要來紙和筆，寫道，“我要我的iPhone。”史密斯從邊櫃上把它拿過來交給他。他手把手地教她“移動滑塊解鎖”的功能，還讓她玩菜單。
喬布斯跟麗薩·布倫南-喬布斯（即他跟第一個女朋友克里斯安的女兒）關係早已變得很緊張。她已經從哈佛畢業，搬到了紐約，很少跟她父親聯絡。但是這一期間她兩度飛到孟菲斯，喬布斯心存感激。 “她能那樣做對我意味著很多。”他回憶說。可惜他當時並沒有告訴她。喬布斯周圍很多人發現，麗薩像她爸爸一樣愛發號施令，但是鮑威爾歡迎她，盡量讓她參與進來。她希望能恢復喬布斯和麗薩之間的關係。
隨著喬布斯健康的好轉，他那易怒的性格又回來了。他的膽管還在。 “當他開始康復時，他迅速地從感激階段直接返回到爆脾氣和控制狂的模式。”史密斯回憶說，“我們都猜想他去鬼門關走了一遭回來，是不是會變得友善些，可是他沒有。”
他吃東西也還是那麼挑剔，而這比以往都更成問題。他只吃水果沙冰，還會要求把六七種不同口味的擺在他面前，供他挑選一種令他滿意的。他把勺子放在嘴邊嚐一小口就會斷言，“這個不好。那個也不好。”最後伊森反擊了。 “你知道，這不是口味問題，”他教育喬布斯，“別再把這個當成食物。從現在開始就把它當成藥。”
每當有蘋果的同事來探望他，喬布斯就情緒高漲。蒂姆·庫克會經常過來向他匯報新產品的進展。 “每次話題轉移到蘋果，你就可以看到他神采奕奕，”庫克說，“就像燈點亮了一樣。”喬布斯深深地愛著這家公司，他似乎是為了能夠重返公司而活著。細節問題會讓他充滿力量，當庫克描述新一代的iPhone時，喬布斯會花上一小時的時間來討論它的命名——他們商定叫iPhone 3GS——以及“GS”兩個字母的字號和字體，包括是否應該大寫（是）和是否斜體（否）。
有一天萊利安排了一次驚喜之旅，參觀Sun工作室（Sun Studio），那個紅磚建築的搖滾樂聖地，貓王、約翰尼·卡什、比比金（BBKing）等很多搖滾樂先驅都曾在此錄製唱片。喬布斯一行被單獨安排參觀，並由一個年輕員工介紹歷史，這個年輕人跟喬布斯一起坐在傑瑞·李·劉易斯（Jerry Lee Lewis）用過的滿是煙頭燙痕的長凳上。喬布斯可以說是當時音樂產業裡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但是那個年輕人沒認出憔悴的他。他們走的時候，喬布斯吿訴萊利，“那個孩子非常聰明。我們應該錄用他來做iTunes。”萊利通知了埃迪·庫埃，他安排那個男孩飛去加利福尼亞面試，最終聘用他參與建設iTunes商店早期節奏布魯斯（R&B）和搖滾樂曲庫的工作。後來萊利回到Sun工作室看望朋友們時，他們說這件事證明，如他們的口號所說——你的夢想在Sun工作室依然可以成為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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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