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新覺羅·多爾袞當上了真正意義上的第一攝政王之時，中國的政局，已經是風雲突變。當時，中國境內的三大軍事政治集團，大明、大順、大清，三大集團之間的競爭，已經到了白熱化的程度。對於愛新覺羅·多爾袞來說，江山和美人之間他到底會做出怎樣的選擇呢？我們先來了解一下大明王朝發生的變化。
我們知道，大明王朝建立於1368年，大明的建立者是親身參加了元末紅巾軍起義的朱元璋。
朱元璋本人出身很貧苦，自幼失去父母、哥姐的他要過飯，出過家當過和尚，結果到了廟裡，人家把他轟出來：“你到我這兒討飯吃？我還沒飯吃呢。行啦，我給你個度牒，自己化緣去吧。”看出來了吧，正是因為朱元璋本人出身窮苦，故而當了皇帝以後的朱元璋，實行了很多很多的措施，來維護農民利益。
我們客觀地說，朱元璋這個人，真的在維護農民的利益上做得非常好。雖然說他看書不多，但是他的很多措施都是為了維護這個國家，維護這個江山，能夠讓這個江山維持得長久一點兒的。比如說，不管你是誰家，只要家有五畝地，你必須種半畝棉花！比如說誰開墾土地都歸自己，等等。
但非常遺憾的是，朱元璋的子孫不孝，傳到後來，這個大明朝在政治上就越來越腐敗，越來越黑暗，大明王朝就迅速地腐化墮落下去了。
大明王朝出現的問題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大明王朝出現問題的第一方面就是昏君屢出，大權旁落。
明朝的皇帝可以說從明武宗開始，屢屢出現昏君，一個接著一個——咱誰也甭說誰。明武宗於1505年繼位，1506年改元正德，到1521年去世。他當這十幾年皇帝，一說正德皇帝，相信很多人的腦子里馬上就會條件反射般地出現以下幾個詞彙：李鳳姐，豹房……
咱們都知道，當了皇帝以後的明武宗，長期不上朝，天天總想著從紫禁城出西門，然後奔北海，然後到西苑，從西苑過東廠胡同——東廠胡同有太監，太監有特務機構叫東廠，東廠他們那些太監就住東廠胡同——再往前走就到了豹房胡同。
這個豹房就是明武宗日思夜想、長期淫亂的那個豹房胡同。那個時候，豹房胡同確實養了些個什麼虎啊，豹啊，供皇上看著玩兒的，皇上也看一些豺狼虎豹，在他跟前表演表演，就跟咱們動物園似的，但是沒有那麼多動物。
除了豹房胡同啊，咱們北京還有一個叫作“豹房”的村莊。這個叫作“豹房”的村莊位於北京市朝陽區北苑地區的奧林匹克森林公園附近。明朝的時候，這個叫作“豹房”的村莊真是養豹子的地方。那個時候，整個北苑地區全都是森林，森林裡面真的有很多的豹子。
明武宗在豹房胡同每天招妓，應酬，荒淫無度，其結果，荒淫了一輩子，一輩子沒有孩子，絕後了。所以等到了繼位的明世宗，明世宗的年號叫嘉靖。清朝有個皇帝的年號叫嘉慶，可別弄混。
嘉靖皇帝於1522年繼位，到1566年去世，前後當了45年的皇帝，但是這個人終日沈迷於想多活幾年，一心一意想長壽，每天都在想我如何長生不老，每天放著好好的皇帝不當，放著國事不干，每天親自指揮煉丹工程。管他這個藥方是什麼呢，你哪怕配出來一硫二硝三木炭——火藥——他也敢吃了。其結果呢？也沒長壽成，最後活了59歲，由於服用丹藥過度，中了毒了，最後死了。
中國歷史上服用丹藥過度死的，那嘉靖帝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中國歷史上，服用丹藥過度死的人多了去了。人所共知的著名的清正廉明之君唐太宗就是吃丹藥過度死的，比嘉靖帝死得要早上九百來年。
由於明世宗有長達20年的時間不上朝，那麼朝廷的大權肯定就要旁落。朝廷的大權就落到了當時的大奸臣嚴嵩父子手裡，嚴嵩父子每天控制朝政，魚肉百姓。
說起嚴嵩呢，我就想起來書法界流傳著的一句話，“文如其人”。說這個人人品好，字寫得就好，有的時候，我就覺得這話不見得對。你看嚴嵩這個人挺壞吧，他的字寫得很好。我們到北京一說吃醬菜，肯定第一選擇“六必居”，這個“六必居”3個字就是嚴嵩寫的字，寫得非常好看。所以，我覺得文如其人不見得對。
接下來後面繼位的是明神宗萬曆皇帝，明神宗萬曆皇帝當了48年皇帝，是整個大明朝當皇帝最長的一位，也是整個大明朝罷朝時間最長的一位。他在48年的時間裡面，有24年就一天都沒上過朝。在這24年裡，明神宗萬曆皇帝拒絕上朝，哪位大臣都見不到他。他只見太監，你有什麼事，都得通過太監跟明神宗萬曆皇帝去說話，這就是明神宗萬曆皇帝。
正是在明神宗萬曆皇帝在位的第十年，努爾哈赤便以十三副鎧甲起兵。他在位的倒數第四年，努爾哈赤建立了後金政權。我們可以說，明朝滅亡，毀就毀在明神宗萬曆皇帝手裡。要是沒這個明神宗萬曆皇帝，清朝那是萬萬不可能壯大的，應該說，明朝滅亡也好，清朝崛起也好，這個明神宗萬曆皇帝都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這是大明王朝出現問題的第一個方面。
大明王朝出現問題的第二方面就是宦官專權，特務統治。
說起來呢，這宦官與太監本來是兩個不太完全相同的概念。
宦官是中國古代專供皇帝、君主及其家族役使的官員。先秦和西漢時期並非全是閹人。自東漢開始，則全為被閹割後失去性能力而成為不男不女的中性人，又稱寺人、閹（奄）人、閹官、宦者、中官、內官、內臣、內侍、內監等。
宦官稱“太監”，是隋唐以後的事。太監本為官名，唐高宗時，改殿中省為中禦府，以宦官充任太監，少監，只要是地位較高的內監就被稱為“太監”。後宦官亦通稱為太監。巡、元官署以其為主官者不少，隋、唐有大監，“大”或作“太”，亦與宦者無關。明內廷有十二監，主官均稱太監，由閹人擔任，主官以下宦官，無太監之名。明中葉以後，太監的權力擴大，擁有出使、監軍、鎮守、偵查臣民等大權。清代相沿，太監成為所有宦官的專稱，設總管太監等為首領，隸屬於內務府，宦官與太監遂為同義詞。
中國古代史上，宦官專權最嚴重的朝代有三個，一個是東漢，一個是唐朝，第三個就是明朝。其實呢，我們說朱元璋建立這個明朝的時候，他對於宦官是深惡痛絕的，他定都以後，在南京紫禁城裡，城門口那兒立了一個牌子，大牌子，牌子上寫幾個字，“內臣不得乾預朝政，預者斬”！內臣指宦官，內臣不得乾預朝政，如果乾預的，斬首。朱元璋非常清楚，宦官專權會給他的政權帶來什麼樣的災難。正是因為如此，他還規定，所有的宦官一律不得識字，認識字的人不能當宦官。在宮裡面，宦官只負責打掃打掃屋子等瑣碎事情，別的任何都不可以乾。
但是朱元璋的這個想法和這些做法，到了他的兒子明成祖永樂皇帝在位時期，就給完全推翻了。
永樂皇帝為什麼要推翻他父親下達的這個聖旨呢？原因很簡單，永樂皇帝，他這個政權是從他的侄兒那兒奪來的。明朝初年，有個靖難之役。在靖難之役中，可虧了宦官們的出生入死，燕王朱棣才能夠最終打敗了他的侄子建文帝朱允文，自己繼位稱帝，並改年號為永樂。
正是因為如此，永樂皇帝繼位不久，很快就廢掉了朱元璋的這個“內臣不得乾預朝政，預者斬”的決定，而大膽地啟用宦官擔任重要的職務。在永樂皇帝手下，最有名的宦官，那就是享譽全世界的鄭和。
鄭和在1405年開始第一次下西洋，到1433年最後一次，前後七下西洋，這鄭和就是明成祖永樂皇帝最為欣賞、最為信任的宦官。
明成祖去世以後，到了明宣宗宣德年間，出了很多好玩兒的東西，比如說宣德爐啊，用的原材料，就有來自非洲的含有鐵礦砂成分那種土煉出來的，所以這個宣德爐質量是特別好。
明宣宗宣德年間，又進一步廢除了宦官不得識字這個制度。就是說宣德年間，宦官開始識字。此時的宦官，與中央中樞機構的距離就越來越近。
早在宣德年間之前，明成祖永樂皇帝的時候，還建立過一個特務機構，叫東廠。在這之前的明太祖洪武年間，就建立過一個特務機構叫錦衣衛。在此後，中國的特務機構是越來越多。到了明英宗時期，明英宗幼年即位，太監王振利用他與明英宗是從小一塊兒玩兒大的好夥伴這麼一個機會開始專權。也就是從王振開始，中國的明朝的宦官專權局面開始形成。此後，宦官就已經形成一個龐大的機構，被稱為24衙門，包括12監、四司、八局、共約10萬人之多。其中24衙門當中最重要的衙門便是司禮監，司禮監下，有掌管皇帝大印的掌印太監，還有掌管皇帝紙墨筆硯的秉筆太監。大臣們的奏摺，皇上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都得由太監去替皇帝寫御批，皇上都懶到了連自己的章也不蓋，字也不簽，由太監直接來寫皇上要說的話。
到了明獻宗成化年間，獻宗皇帝又設置一個特務機構，叫作西廠。到此為止，中國就有了三支特務機構，錦衣衛、東廠、西廠。在這三支特務機構中，兩支都是由太監直接領導，就是東廠和西廠。東廠、西廠與錦衣衛合稱廠衛。我們前面所說的東廠胡同就是專門住東廠的特務的。這些特務的身份，都是太監。
到了明武宗正德年間，這個明武宗正德皇帝咱們前面已經給大家介紹過了，他自己不理朝政，所有的朝政都由宦官劉瑾把持。那劉瑾牛，所有朝臣的奏章、國家的大事小事、殺人不殺人、誰得生誰得死，都歸他一個人負責。所有的文件都得從他這兒批完了，最後實在拿不定主意的，每天有極少數的幾篇奏章交由皇帝審閱，其他的，劉瑾自己都能辦，當時的人們都稱明武宗為坐皇帝，而稱劉瑾為立皇帝。
劉瑾厲害吧？如果你要是不聽他的，那就了不得了，指不定你哪天就會神不知鬼不覺地死掉了——用現在的話講，“被死亡”唄。
話說到這裡，有的人就會覺得，中國的宦官專權的局面怎麼屢教不改呢？其實，這也是中國封建政治制度的一個弊端。中國的封建政治制度，是家天下。皇帝死了，或者是父死子繼也好，或者兄終弟及也罷，所有的當皇帝的人，他最擔心的是什麼呢？前面我們講，反間計之所以能夠成功，其最主要原因就在於皇帝對大臣們的不信任，皇帝怕你掌握了軍政大權以後推翻他的統治，故而皇帝怕所有的大臣，不管你是文臣也好，武將也好，你武將你有軍隊你可以推翻他，文臣你有智慧你也可以推翻他。也就是說，皇帝內心中擔心所有的大臣會在他不知道的某個時間內推翻他。這也就成為歷代中國王朝的所有皇帝內心中永遠的痛。歷朝歷代的皇帝為了解決這些問題，都會採取各種各樣的措施：遠的，比如說漢高祖劉邦設計除掉韓信；近的，比如說宋太祖趙匡胤的“杯酒釋兵權”。
而在所有的人中間，皇帝最不擔心的是什麼人呢？皇帝最不擔心的，就是宦官。在皇帝看來，宦官也沒有後代，他就這一輩子，他肯定不會推翻皇帝，所以皇帝把權力交給宦官是最放心的，因為宦官什麼也沒有。所以，宦官專權說到底還是家天下帶來的一個惡果。
既然皇帝寵信宦官，那宦官的家裡，就一定會越來越富裕。這裡我們為朋友們介紹兩個富裕的宦官。第一個就是前面講過的王振。王振家裡有多少錢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們家有儲存金銀的金銀庫60個——這個倉庫盛金子，那個倉庫裝銀子——他家一共有60個大倉庫，裝滿了金銀財寶，不知道他們有多少錢。第二個就是前面講過的劉瑾，劉瑾家有多少錢，這咱可是知道的，劉瑾家有黃金24萬錠還零57800兩，這是金子；還有銀元寶500萬錠還零一百五十八萬餘兩。
當然，這跟大清王朝的大貪官和珅可沒法比，他們要跟和珅比，那是小巫見大巫了。這是大明王朝出現問題的第二個方面。
大明王朝出現問題的第三方面就是拉幫結派，黨爭誤國。
其實，早在東漢，中國就有黨錮之禍！但中國歷史上真正的黨爭，是從明朝萬曆年間開始的。
我們知道，明神宗萬曆皇帝曾經有過連續24年不上朝的歷史。那麼，很自然的，明神宗萬曆皇帝屬下的大臣們就會拉幫結派，這就出現了黨派林立的現象。
從明朝萬曆年間開始，一直到明朝滅亡，黨爭就一直伴隨著明王朝，魔咒一般，揮之不去。一直到南明滅亡了，南明的黨爭才結束。
僅在明朝萬曆年間，著名的黨派就有以下六個：以內閣輔臣浙江人沈一貫、方從哲和給事中姚宗文為首的“浙黨”；以給事中湖廣人官應震、吳亮嗣、黃彥士為首的“楚黨”；以給事中山東人亓詩教、周永春為首的“齊黨”；以國子監祭酒宣城人湯賓尹為首的“宣黨”；以左諭德崑山人顧天峻為首的“昆黨”；以顧憲成、高攀龍為首的，以東林書院作為聚點，要求朝廷改革的“東林黨”。
前五個黨派在當權期間，結黨營私，依附皇室、勳戚，交結宦官，不斷排斥清廉正直的官員；齊、楚、浙、宣、昆等黨的重要人物紛紛佔據要津，成了“當關虎豹”。他們為牢固地保持自己的權位，不以國事為重，而以攻擊東林黨為首務，東林黨人則一再抓住對方的弊端加以參劾，於是出現了歷史上有名的明末黨爭。
東林黨與對立各派之爭，如史書所說，“以立儲（皇太子）為主腦，三案為餘波，察典特報復之具”。這是說，圍繞著是否擁立朱常洛（神宗長子）為皇太子這條主線，在“梃擊”“紅丸”“移宮”三案中激烈爭鬥。
明末黨爭始於所謂“爭國本”。 “國本”，指皇帝的繼承人。國本之爭，是圍繞於朱常洛為皇帝繼承人的問題而展開的。
前面我們說過，明神宗的皇后多年不育，皇長子朱常洛（後來的光宗）是妃子王氏生的。萬曆十四年（1586年），朱常洛5歲時，神宗的寵妃鄭氏生下皇三子朱常洵。按照封建禮制的“有嫡立嫡，無嫡立長”，應當立朱常洛為太子。但是神宗寵愛鄭氏，不僅封她為貴妃（朱常洛的生母王氏未封貴妃），還想立朱常洵為太子。內閣大學士王錫爵、沈一貫、方從哲等雖然也主張依制立長，但他們怕觸犯皇帝，有時態度曖昧。許多朝臣包括後來屬於東林黨的一派人，一則認為應該依制立儲，二則深恐鄭氏家族竊權，紛紛上書，堅決要求儘早立皇長子朱常洛為太子。立長是名正言順，神宗不好公然違反“祖制”，所以立太子的事拖了幾年也定不下來。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正月，神宗下詔將長子朱常洛和另外兩個兒子朱常洵、朱常浩同時封王，而不明確皇位繼承人，以便朱常洵仍有被立為太子的機會。包括顧憲成、顧允成兄弟在內的許多廷臣，上奏阻止這一詔令的頒發。神宗迫於公議，於二月間收回了三王並封之命。
當時不僅許多朝臣，就連神宗的母親慈聖皇太后也堅持立長，因此到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神宗只得冊立年屆二十的皇長子朱常洛為太子。神宗同時封朱常洵為福王，但又不讓他到封地洛陽去，後來還以授給福王的土地不足四萬頃為藉口，繼續將福王留在宮中。當時東林黨人葉向高為內閣大學士，上疏堅決反對，他認為這樣做不合“祖制”，同時指出，封王要地過多，只能強奪民地，而過去世宗朝景王要求莊田過多，“幾至激變”，引起人民反抗，希望萬曆帝記住這一“前事之鑑”。在葉向高等人一再敦促下，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三月，萬曆帝讓福王赴洛陽，授給他的莊田也削減了一半。這就是“福王就國之爭”。
福王朱常洵到封地之後，鄭氏集團仍謀奪取皇位繼承權，一再策劃謀害太子朱常洛，因而發生了明末著名的宮廷三案：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
梃擊案發生於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一天，有個男子手持棗木棍，從東華門直奔內廷，闖入皇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慶宮，打傷了守門的侍從，一直闖到前殿簷下才被抓住，神宗下令審訊。負責審問的浙黨官吏，說這個名叫張差的男子是個瘋癲病人，企圖糊塗結案，而巴結鄭貴妃的內閣首輔、浙黨首領方從哲也不提出深究。東林黨人、刑部主事王之寀通過單獨提審和與刑部許多官員共同審訊，迫使張差供出：是叫龐保和劉成的兩個內監，“令我打上宮門，打得小爺（指太子），有吃有穿”。
這兩個內監恰恰是鄭貴妃宮內的。朝中的東林黨人和不少官員據此推斷，這是出於鄭貴妃及其兄鄭國泰的陰謀。於是，堅決要求徹底追究的神宗一看案情牽連到自己的寵妃，只得親自出面，在慈寧宮召見群臣。他拉著太子朱常洛，向百官說什麼“此兒極孝，我極愛惜”；又說福王已赴封地，太子之位已定，“今又何疑”。神宗下令立即將張差斬首，又把鄭貴妃宮內參與此事的兩個內監在內廷打死，就草草了結了這件大案。而王之寀卻遭到反東林黨一派官吏的攻擊，神宗竟將他削職為民。
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神宗病死，皇太子朱常洛繼位，是為光宗。八月間光宗得病，宮廷醫生崔文升進了洩藥，光宗服後病勢加重。鴻臚寺丞李可灼自稱有“仙方”，光宗服了他進奉的兩顆紅丸後，不出一天，在九月初一日突然“駕崩”，於是廷臣大嘩。首輔方從哲還擬旨賞賜李可灼白銀五十兩，更激起了朝臣的責難。東林黨人楊漣、惠世揚、高攀龍等先後上書，指出故意用洩藥的崔文升“素為鄭氏腹心”，直斥“鄭貴妃包藏禍心”，責問方從哲為什麼“必加曲庇”？還聯繫前事，聲稱“往者張差謀逆，實係鄭國泰主謀”。由於鄭氏集團和方從哲的阻撓，此案未予追究，直到天啟四年（1624年），朝廷才判處李可灼遣戍，崔文升貶謫到南京。
移宮案的經過是這樣的：光宗剛剛繼位時，鄭貴妃為了控制他，將自己宮中的李選侍——這裡，我們要注意，按照明朝的規矩，選侍是沒有封號的宮嬪——送給了光宗。還別說，這個李選侍，居然很得光宗的寵愛。
當9月26日早晨光宗皇帝的死訊傳出後，楊漣、禮部尚書劉一燝（1567年～1635年）和其他大臣去到乾清宮，要求見16歲的皇長子，也就是當時的太子朱由校。起初，他們的要求遭到同情李選侍的太監的拒絕。以楊漣為首的大臣們強行入宮，並查問太子朱由校的下落。一個曾經在別的事情上與東林黨人合作過的太監，這時護送太子朱由校出來見他們。太子朱由校被太監帶到了文華殿，群臣在那裡正式叩見他們的下一個皇帝。
宮廷裡的政治鬥爭是邪惡的。企圖挾制太子朱由校以弄權的李選侍拒絕離開乾清宮。雖然朱由校已經脫離了她的控制，但她宣稱，皇帝在個人生活和國家大事上都需要她的幫助和指點。與此同時，李選侍還讓心腹太監盜竊宮中珍寶去賄賂首輔方從哲。但楊漣、左光斗和其他東林領袖不打算把太子朱由校交給一個他們根本不能信任的人，因為他們剛失去一個與他們志同道合的皇帝，為此他們曾等待了二十多年。左光斗指出，一個未婚男子和一個既不是他母親又不是他父親的法定妻子的女人住在一起是非禮的，他實際上是指責李選侍圖謀篡位，像唐朝的武后那樣。惠世揚更大膽指斥“李選侍原為鄭氏私人，麗色藏劍”，並指責方從哲通過內監得賄，同她勾結。這樣的指責引起李選侍及其支持者的憤恨，但達到了預期的目的。京戲裡有一齣戲叫《二進宮》，就是反映這件事的，不過把時代改變了，把孫子的事情改成了祖父的事情。
在這場爭議中，鄭貴妃、李選侍、方從哲不僅理虧，而且他們當時還沒有掌握最高權力，所以東林黨人終於佔了上風。 9月30日，李選侍移出了乾清宮，移居到紫禁城內的另一個住處。朱由校在東林黨人支持下，擺脫了鄭貴妃、李選侍的挾制，於九月初六日即位，是為熹宗，改第二年的年號為天啟。東林勢力雖然贏得了一個重要勝利，但權力鬥爭並未緩和。實際上這樁移宮案只不過剛剛開始。
三大案都很簡單，但是背後我們可以看到，都有宦官專權和黨爭的影子。
第一階段的黨爭，主要是圍繞誰來當下一任的皇帝這事展開；第二階段，所有的黨派都面臨著比較正義的東林黨人的反擊，這些黨派他們發現，大事不好，咱們分兵作戰肯定是都得敗退，所以這些黨人在第三階段都聯合起來，站到了一個太監的旗幟之下——這個太監的名字，叫作魏忠賢。
魏忠賢（1568年～1627年），中國明朝末期宦官，原名李進忠，後認魏朝作為“幹父”而改名換姓。北直隸肅寧（今屬河北省灤南）人。其父母為街頭雜耍藝人或小手工業者。魏忠賢結過婚，妻子姓馮，有個女兒，因賭博輸了，嫁於楊家。魏忠賢有些武功，左右手均能挽弓，箭法很準。家中貧窮，卻喜歡賭博，賭運不佳，常常受到凌辱。從他的家境和經歷來看，活脫是一個市井無賴。後來在沒有其他出路的情況下，魏忠賢憤而淨身，入宮當了宦官，這是在萬曆年間。他先在司禮太監孫暹名下，後在甲子庫辦事，有些油水，因而逐漸富裕了起來。再後來，魏忠賢通過太監魏朝介紹投入王安門下，頗得信用。對他來說，這是一個重要的轉機。
我們前面所講的“三案”本身對魏忠賢的命運不會產生多少影響，但一些閣部大臣對“三案”態度曖昧，引起言官們的猛烈抨擊，門戶之見、朋黨之爭愈演愈烈，給魏忠賢造成一個十分有利的客觀環境。而熹宗皇帝自小由李選侍撫養，對她有依戀之情。這種關係被官僚們強迫中止，會使他對有關官員產生反感，而把感情移向其他人，諸如乳母客氏和宦官魏忠賢等人。
與客氏交結，是魏忠賢的一大機遇。天啟初年，有道人宿朝天宮，日歌市中，曰：“委鬼當朝立，茄花滿地紅。”這被看作魏、客當道的讖語。
明熹宗乳母客氏是北直隸定興（今屬河北省）人，嫁侯二為妻，但18歲便入宮。明朝習俗，宦官與宮中女性，主要是宮女，也包括像客氏這樣的婦女，暗中或公開結為名義上的夫妻。兩宦官爭一宮女之事，亦不乏其例。客氏原與魏朝相好，見到魏忠賢，便移情於他。熹宗即位，封客氏為奉聖夫人。魏朝與魏忠賢爭客氏，意義不止於爭一女，而是爭寵於熹宗，自然更為激烈，甚至夜間於宮中喧鬧。熹宗也竟然過問起此事，他問客氏看中了誰，由他做主安排。客氏選擇了魏忠賢。魏忠賢與客氏合謀，降旨將魏朝打發回鳳陽，派人在途中將他殺死。
謀殺了魏朝後，魏忠賢又把比他地位更高的王安定位為下一個謀害的目標。王安不同於魏朝，是顧命太監，在移宮案中與外朝大臣合作，有相當的威望。當時御史方震孺上疏，請逐客氏和魏忠賢。王安也感覺到魏忠賢的威脅，奏明熹宗，欲加懲處。但真要處治時，他又手軟了，只是令他改過自新。客氏出宮，魏忠賢一時無所作為。誰知熹宗比他更離不開客氏，若失魂魄，不食者數日。不久，又把她召回宮中。魏忠賢和客氏在外朝官僚中尋找夥伴，找到魏的同鄉、給事中霍維華，指使他彈劾王安。客、魏包圍熹宗，降旨將王安降為南海子淨軍，又派人把他殺害。
王安死後，魏忠賢升為司禮秉筆太監。司禮監在明朝宦官機構二十四監中居於首位，而司禮監秉筆太監代替皇帝批答臣下奏章，向外朝傳達皇帝的旨意，既掌握機密，又便於假借皇帝名義干政弄權，更處於重要的地位。正是因為如此，魏忠賢升為司禮秉筆太監，就打破了常規，因為魏忠賢不識字，原沒有資格入司禮監的。
熹宗皇后張氏，“性嚴正”，多次向熹宗談起客氏、魏忠賢的過失。皇后主持后宮事務，有權直接處置客氏。她沒有這樣做，或因投鼠忌器，或希望熹宗決斷。一次，張後看書，熹宗問她在看什麼書，她答曰：“趙高傳。”張後用意很明確，熹宗默然。
客、魏二人知道了，又恨又怕，揚言張氏非國丈張國紀女，而是盜犯所出，藉以治張家罪。另一太監王體乾說，熹宗重夫婦兄弟情誼，“脫有變，我輩無類矣”。這才保全了張後家族。儘管如此，張皇后還是深受傷害。在她有身孕時，客氏和魏忠賢派親信服侍，致使其流產。另外一些得罪客、魏的妃嬪，連性命也難保。明光宗選侍趙氏為二人所惡，被迫自盡。熹宗裕妃張氏為客氏所妒，以有孕之身被禁閉，絕飲食而死。馮貴人勸熹宗罷內操，被責為誹謗，賜死。李成妃解救，被革封禁閉。
而在此時，已經經歷了一二十年政治舞台上的風雲的東林黨人，不但仍然具有左右輿論的力量，而且佔據了一些重要的位置。
魏忠賢只能依靠他和客氏擺佈熹宗的能力。熹宗年少好遊戲，魏忠賢等引導他於陸地走馬行獵，於池中竅水瀉珠為樂，又利用他喜愛木工的特點，每在他手操斧鋸時奏事。在熹宗的眼裡，國事遠不如他引繩削墨、營築小室重要，他不等聽完，便說：“好為之。”朝政的議決權逐漸為魏忠賢把持。為了一網打盡東林黨人，魏忠賢於天啟五年十二月，以朝廷的名義，把東林黨人姓名榜示全國，凡三百零九人。榜中除了東林黨人，還有東林黨的同情者和雖非東林黨但也反對閹黨的正直的官吏。凡是榜上有名的，生者削職為民，死者追奪官爵。同年，在閹黨操縱下，朝廷下詔毀全國書院，北京的首善書院和無錫的東林書院首當其衝，東林黨人連講學的權利也被剝奪了。魏忠賢更用翻歷史舊案的辦法，於天啟六年（1626年）正月，令人將梃擊、紅丸、移宮三案，歪曲事實經過，編述成書，定名為“三朝要典”，並以皇帝聖諭的方式，顛倒是非，混淆黑白，污衊東林黨人借三案“邀功”和“快私憤”。六月間，要典編成，頒布全國，又成了迫害東林黨人的另一工具。
天啟五年（1625年）以後入閣的大臣，大多為魏忠賢的黨徒。這裡包括顧秉謙、魏廣微、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以及魏忠賢被罷以後入閣的來宗道、楊景辰等人。表現最突出的當數顧秉謙和魏廣微。顧秉謙為首輔，掌擬旨批答，朝廷有一舉動，則歸美魏忠賢。魏廣微呈寄魏忠賢書札，稱“內閣家報”，當時人叫他“外魏公”。
魏忠賢的黨徒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兒、四十孫等。 “五虎”為文職，包括工部尚書兼左都御史崔呈秀、一年內由太僕少卿六遷至工部尚書的吳淳夫、一年內由太常少卿升至兵部尚書的田吉、太常卿倪文煥、左副都御史李夔龍。 “五彪”為武職，包括左都督田爾耕、錦衣衛都指揮僉事許顯純、錦衣衛指揮崔應元、東廠理刑官孫云鶴和田爾耕的心腹楊衰。崇禎初年清查“閹黨逆案”的結果，一共清查出首逆同謀6人，交結近侍19人，交結近侍次等11人，逆孽軍犯35人，諂附擁戴軍犯15人，交結近侍又次等128人，祠頌44人，共計258人，如果加上“漏網”57人，那麼共計315人。可見“閹黨”聲勢之大。
崇禎皇帝上台後，立即除掉了魏忠賢，然後平定了閹黨集團，東林黨人似乎是大獲全勝。但是崇禎皇帝沒有吸取教訓，他殺掉了這批宦官，他沒有杜絕宦官專權的局面，而是繼續寵信他身邊的宦官，最終導致了大明朝的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