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程硯秋的男子漢血性，就一定要講他和日本人的鬥爭。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變”爆發。戲也沒法唱了，平漢路也不通，程硯秋聞訊後，想方設法從太原趕回北京東城什錦花園的住所。 20日，日軍猛烈轟擊宛平城和長辛店，29日，日軍進城，北平淪陷。紫金城下空蕩盪，人們躲避在家，傳到每一個人耳朵裡的，只是日本軍人整齊的皮靴聲和雜亂的馬蹄聲。他與夫人相對無言，因為就在三個月前，自己和尚小雲還為29軍軍長宋哲元將軍錶演了《弓硯緣》和，座中還有副軍長佟麟閣，師長趙登禹。而三個月後，將軍卻已倒臥在沙場。日本人找北平梨園公會，要其組織藝人為捐獻飛機唱義務戲。程硯秋說：“我不能給日本人唱義務戲，叫他們買飛機去炸中國人。我一個人不唱，難道就有死的罪過？谁愿意去唱誰就去唱，我管不了。”第二年（1938）梅蘭芳隱居香港，余叔岩沈痾難挽，楊小樓病逝。程硯秋繼續支撐著舞台直到1942年，他不與偽政權合作，不唱義務戲，不去滿洲國，劇場不留“官座”，這引起了當局的不滿，迫害也就接踵而至了。
1942年的9月初，程硯秋自上海經天津返回北京，在前門火車站受到日偽鐵路警憲便衣的盤查搜身。他忍無可忍，厲聲呵斥：“士可殺不可辱，你們要幹什麼？”說著便走近一根柱子，立在柱前，以防後面遭襲。為首的一個上去就動武，他揮拳還擊。後面的幾個狗腿子，遂一擁而上。程硯秋是來一個，接一個，把幾個警特打得輪流倒地，狼狽不堪。程硯秋也就停了手，從地上拾起帽子。
狗腿子對程硯秋說：“以後碰見再說。”
“好，後會有期。” 程硯秋說罷，整整衣冠出了車站。
回到家中，他才發現手腕上的金表沒了，耳朵也被打壞了。事情說起來像俠客大片一樣生動，又像一場程派太極拳表演。從此，一座北平城，傳遍了程硯秋的身手如何如何。這事在當時、在今日，也決非哪個人隨隨便便就可以做到的。此後，日本憲兵和特務一直盯著程硯秋，還闖入其寓所搜捕他。 1943年的8月，當他得知金仲蓀夫妻患病又遇房東催逼搬家的消息，他在電話裡勸金先生不要太悲觀，說：“好戲還在後頭，墨索里尼暫時休息，希特勒唱累了休息為時恐也不遠了。”
梅蘭芳是有民族氣節的，抗日時期“蓄須明志”。其實，程硯秋也一樣有民族氣節。
【務農】
程硯秋聰穎過人，也堅毅過人。自那次前門火車站遭鐵路警憲盤查群毆後，他決定息影務農。第二年（1943年）3月，程硯秋先後在北京海淀青龍橋物色鄉居房屋，又在紅山口、黑山扈一帶洽購旱地六十畝，準備棄藝務農。熙攘人世，若能與自然機趣相契，便倍加珍視。他在日記裡寫道：“早思在海淀買房，思做農夫，不知能否達到此目的。並將大兄二嫂和三兄嫂等安置海淀，亦備自作歸計，大家也可減少開支。理想如此，不知白住者願不願意出城來住？”又說：“因我極喜園藝生活，與世無害。演戲生活暫停不能不另做生活，以免落得白食飯無可對天。我常感做官之無味，尤其做現代官，也極想子弟們務農，兒孫們的心理恐怕與我不同。”
一條溪水，幾片白雲，柳梢月色，板橋殘霜，都令程硯秋感懷不盡。他自己做飯，從早忙到晚。有朋友來探望，也是自己做飯，請吃窩窩頭。夫人來青龍橋代洗衣服，程硯秋將初學乍練的貼餅子奉上，還一個勁兒地問：“好吃嗎？”。他學著耕地，耕了一畝，鏵破了一塊，又耕一畝，又破一塊。損失雖大心情頗佳。人家說，他的樣子“有馮玉祥之勢”，他說：“馮玉祥焉有我精神！”種地需要澆水，他請人裝轆轤。安裝好了，程硯秋興致勃勃地一邊澆水，一邊唱歌，還與安裝工人一起，喝酒吃肉。他的鄉居生活也並非全無煩惱。 1944年，他想“擴大再生產”，於是乎買地，買驢，買飼料，買肥料，以及再購大木窗、鐵釘、石板等供修建新寓所之用。為了承種更多的田地，程硯秋不得不宴請有關人等。兩桌粗菜連酒，就花掉六百元（偽幣）。這樣一來，夫人就不大高興了。夫人來，他也不大高興了。日記裡有這樣記載：“夫人來了六天，將我每日所吃的最高待遇：白面，蕎麵，豆麵炸年糕均吃去了。素瑛回城內，再住亦沒的可吃了。”夫人埋怨丈夫務農花錢太多，且什麼都不許老管家把家里東西往鄉下拿。對此，程硯秋也生氣也傷感，他在日記裡寫道：“好笑！我想一定覺得凡在青龍橋所用之物，同填海眼般從此一去不回返似的。我亦感覺自己太傻，清閒之福不安享而又經營地畝建築房屋。人生如雲煙夢幻，何苦自己苦自己，不曉得數年後，所有的東西又便宜了哪個？所有一切均我所掙，為什麼我就應這樣待遇，不是不公平嗎？我真覺得太冤，人生再有二十年就死了，何苦太自苦，倘留不肖兒女胡花，更冤……”
緊張耕作，閒來讀史臨帖——這是程硯秋務農時期的日常生活內容。但“人生是大苦事，一切如夢幻”——卻又是他在日記裡反复詠嘆的話語。應該說歸隱西山，在程硯秋是蓄誌已久的。早年他在上海演戲的時候，就曾請老畫師湯定之作《禦霜簃圖》，預示著入山隱退之意。詩人周今覺為《禦霜簃圖》題詩四首。其中的一首是這樣寫的：“一曲清歌動九城，紅氍毹襯舞身輕，鉛華洗盡君知否？枯木寒巖了此生。”在他心裡，息影舞台、安於農事真的是一個不錯的歸宿。用他自己話來說，就是“所謂好花看到半開時，何況是快落之花呢。”但人又是複雜的，在以耕讀為業的同時，他並未忘懷舞台。 “不唱可惜呀！”這話傳到程硯秋耳朵裡，又頗感欣慰，覺得不枉自己多年苦練習。他時常對梨園界朋友折簡相召，大家吃著棒子麵的窩窩頭，醃蘿蔔條，喝著小米粥，天南地北地縱談藝術，其樂陶陶。劇作家翁偶虹是他鄉村居所的常客。面對粗茶淡飯、土屋繩床，程硯秋不止一次地提醒翁先生，請多留心，遇到適合於自己演唱的材料，希望仍能編寫為劇。為此，他解釋道： “我現在雖然不登舞台，但是倉庫裡的後備物資，不能漠然視之。有朝一日，陰雲消盡，我還是要為京劇服務。”
他歸隱西山時，曾將自己餵養的鴿子分贈友好，一年後，一隻鴿子忽然飛回程家，這令程硯秋驚喜又感慨。有朋友說：鴿子歸巢，說明他謝絕舞台的日子快結束了。果然，日本投降後他搬回城裡，立刻著手恢復演出的事宜。
【辦學】
從1930到1940年年底，他創辦了中華戲曲專科學校，聘請燕京大學畢業的焦菊隱為校長，後焦去法國留學，由金仲蓀接替。程硯秋出任董事長。辦學十年間，培養了德、和、金、玉、永五個班，共二百多學生。宋德珠，李和曾、王金璐，李金泉，李玉茹，王和霖，李玉芝，白玉薇等名角，皆出其門下。程硯秋廢除了磕頭，拜師，體罰等老班社的規矩。在舞台上，不准飲場，不准用檢場人，不准用跪墊，即使像《玉堂春》裡的蘇三整場都是跪唱，也不許用。除了專業課程以外，還開設了文化課。其中包括國語、古文、歷史、地理、美術、算術、音樂、音韻、英文、法文、日文等課程，其分量超過當時的初中。他還組織學生排練西方話劇，如《梅蘿香》（華爾克著，顧仲彝譯）等。全校實行獎勵制度，每年評定一次優秀生，頭五名發給十二元的獎學金以及銅鎮尺、乒乓球拍子等物。這樣的舉動，在當時被某些人視為“歪門邪道”。程硯秋治理學校的突出思想，就是“演戲要自尊”。他常對學生們說：“你們要自尊，你們不是供人玩樂的戲子，你們是新型的唱戲的，是藝術家。”。他又對女學生講：“畢業了不是讓你們去當姨太太。” 最終學校還是停辦了，到了1943年3月程硯秋還在處理學校解散的善後事宜。先是償還一萬六千元（偽幣）的債務，再變賣學校的大汽車、戲箱、家具，最後再賣掉北京東華門大街南翠明莊校產才償還了全部的債務。數年間賣掉若許之物，程硯秋心情沮喪，形容自己“像個敗家的旗人大少爺”。
1944年在務農時期，為了使青龍橋周圍的農家子弟讀上書，也創辦了一所功德中學，地址就是殘破的功德寺大廟。他自掏腰包修繕校舍，定制桌椅，聘請老師，還讓自己的老管家去看門做飯。接著又買下佔地十八畝的金家花園專作學生宿舍。他規定農家子弟入學，一律免收學費。後來從城裡來了一批流氓學生，打架鬥毆，欺負女生，嚇得當地孩子不敢露面。因貨幣貶值，教員也三天兩頭鬧著要求漲工資。一個謀福利、積公德善舉，成了一個沒底兒的大坑，只見沒完沒了地向這位藝人董事長伸手要“銀子”，卻沒見辦出什麼有益於農村教育的事來。程硯秋吃盡苦頭，學校越辦越辦不下去。一次他去天津，見到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就把自己熱心公益興辦鄉村教育的苦惱說了出來。一點兒也不覺奇怪的張伯苓勸導他，說：“你可不是搞這行的，不知道社會上專門有一批吃教育飯的人。你現在又不演戲，只出不進，一個人養活這麼一大批人。日子長了，非把你吃垮不可。還是趕快收攤為妙。”
他收攤了，當局接手了，功德中學更名為頤和中學。他把金家花園改為程家花園，間或來此小住。抗戰勝利後，目睹官場的腐敗，他沒高興多久。程硯秋對周圍的一切，都感到灰心失望，過著一種時隱時顯的生活。
聽朋友說，頤和中學今天還在呢！現在就讀的學生知道創辦人程硯秋嗎？
【獨】
有人說，程硯秋太“獨”。這主要是指他的私房戲不肯輕易傳人。程硯秋覺得這樣做沒什麼不對。他說：“中國幾千年遺留下來的什麼'祖傳秘方'、'私藏珍本' 等等，不也全是這樣'獨'嗎？”其實，他的“獨”是有所針對的。針對的是未經許可和同意，暗中把劇本及表演偷傳出去的人。這裡要介紹一個女演員，名叫王玉華，藝名玉蘭芳，後改新艷秋。這個叫玉蘭芳的女士本來是唱河北梆子的。 1925年左右，自從和哥哥一起看了程硯秋以後，兄妹倆一起迷上了程派。她當即暗下決心：不唱梆子，唱京戲，且一心學程。每有演出，她和哥哥必去“偷“戲。倆人躲在戲院樓上的角落，哥哥專記胡琴、唱腔的工尺譜（即曲譜），她就用心記下全劇的唱、念和身段。戲散人靜後，二人步行回家，一路研究剛才看戲之所得。說著說著，就比劃起來：哥哥哼著胡琴伴奏，妹妹一邊唱著，一邊就走起身段來。回到家中多睏也不敢睡覺，接著練。沒有鏡子，就在月亮地裡練。從影子裡，看自己的身段，非把當天所學熟記在心才行。有時，一弄就弄到天大亮。在梨園行，這叫“偷戲”！ “偷戲”是大忌。為了怕被人認出來趕了出去，新艷秋是化裝成男孩子去劇場的。幾年“偷”下來，就把程硯秋早期代表劇目都“偷”到了手。梅蘭芳和齊如山看了她的表演，驚異地說：“這孩子的唱法，很像程老四（即程硯秋）呢。”就建議她拜程為師。結果可想而知：被程婉謝。之後，經前輩介紹，新艷秋拜了梅蘭芳。但她實在是喜歡程派。既然得不到親傳直授，她就繞著彎子學。一是拜了程硯秋的老師王瑤卿為師；二是向給程配戲的搭檔、夥伴學習。見她苦心學程，人家也就樂於指點。當她覺得時機成熟了，便亮出了“程派”的旗號，改名新艷秋。連她自己也覺得這個藝名是對程艷秋“不大尊重”。但她顧不上這些，為什麼？用她原話來說是“為了舞台上站住腳，能紅！”還說：“我為了唱戲成名，對不起程先生。”——一個人做於心有虧的事，其實心裡是明白的。有心計的她不僅紅了，還和程硯秋叫板又較勁。一是忽出奇兵，策動了“鳴和社倒戈”事件。簡單說，就是用重金把程硯秋“鳴和社”戲班裡的小生演員買通，連人帶程派劇本都弄了過來。要知道戲曲舞台必須有生旦相配，故程硯秋怒不可遏。二是趁程硯秋赴歐考察之際，她大唱特唱。三是把與程硯秋同台合作的人，拉到自己的班社中，陪著她唱。效果當然是立竿見影的：“一下子，我就紅得發紫（新艷秋語）。”當程硯秋發現曾與自己合作得很好的小生將他的本戲偷傳給別人時，便與之斷然決裂。後來每當他演出，只要聽說有人來偷記他的劇本唱詞、念白、唱腔、身段時，他立即把琴師找來，在後台臨時變動主要唱腔。叫那些偷藝者摸不准，學不去。程硯秋的“獨”，看起來挺自私的。我倒佩服程硯秋的“獨”，因為他最早懂得知識產權的保護。
前不久，曾和幾個北京老字號藥舖的後代聊天。我問：“公私合營以後，你們的生活怎麼樣？”
“一落千丈。”
“為什麼。”
“因為公私合營的前提是必須交出製藥的祖傳秘方。獻上秘方，你就什麼都沒有了。”
恍然大悟：在社會主義的旗號下，政府是可以理直氣壯地掠奪他人的智慧和財富的。這樣，我就更喜歡“獨”了。
【新政權】
程硯秋的後期，一直住在北平西四報子胡同18號。 1948年北平圍城時，它的前院是國民黨政府軍的一個團長佔用。他的西郊程家花園的四合院曾被共產黨華北野戰軍佔用。葉劍英初抵北平也曾暫居西郊的程家花園。 1949年春，一個濃眉大眼的先生帶著個年輕人叩響了他家的大門，開門的是程派弟子王吟秋。
來者問：“程先生在家嗎？”
弟子答：“師父出去了。”
“那給程先生留個條兒吧。”
送客後，關上大門的王吟秋一看字條，上面寫著：“硯秋先生：來訪未晤，適公外出，甚憾！此致敬禮周恩來”
程硯秋歸來，讀了字條，欣喜不已，埋怨弟子連杯茶都沒有招待。
王吟秋說：“我以為他們又是來咱們家借房子的呢。”
不久，程硯秋被指定為出席世界保衛和平大會的中國代表，後被接到中南海，為共產黨的首長演出，這也是他為新政權做的首次演出。周恩來陪同鄧穎超以及張瑞芳到後台看望。正在化裝的程硯秋立即起身，說：“您來家看我，失迎得很。”
周恩來笑道：“哪裡，哪裡！”並告訴他，今晚毛主席和很多首長都要來看戲。
看到高官的樸素清廉、和氣友善，程硯秋從心裡擁護共產黨。而他後來的不快與不滿，則是來自中共的戲曲改革方針。
【戲改與戲宰】
早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他乘火車赴歐洲考察戲劇的路途上，當時的左翼文化人對程硯秋的戲劇改良意圖和主張，就表示了批判和懷疑。馬彥祥在《從程硯秋君赴歐說到舊劇》一文，劈頭蓋臉第一句就是：“程以這樣匆忙的時間考察（六國），究竟會有多少成績帶回來，實在不敢預約……把有限的時間分配在這些考察上，我總覺得有點枉費。”文章的最後，還說“舊戲在現在已經到走到了'以伶為本'的末途，而且只是個人的，不是集團的，假如不早設法予以挽救，其失敗怕就在不遠了。”——馬彥祥說對了，那時的戲曲改良是個人的，是“以伶為本”。結果非但沒有失敗，在三十年代還把古老的京劇帶入它的黃金歲月。而1949年後的戲改，不是個人的，倒是集團的，並從“以伶為本”轉到了“以政治為本”，“以階級為本”，“以革命為本”，“以黨為本”，其結果呢？還真應驗了馬彥祥那句——“其失敗怕就在不遠了。”
1949年的6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沒成立的時候，共產黨就忙著要改造戲曲了。我至今不理解促成一個政黨對一個民間傳統藝術決心徹底改造的強烈衝動到底是什麼？當然，軍事上的勝利者是一定要征服藝術，佔領文化，控制思想的。而改造就是征服、佔領和控制；徹底改造就是徹底征服，徹底佔領，徹底控制。也善良也世故的藝人，也樂於接受改造。反正誰當政也得看戲。他們壓根兒不會去想這樣一個問題：到底中國戲曲裡面的什麼東西引起了最高當局的不滿。他們更不敢懷疑：一種外來的集團力量、一個政治黨派是否有資格和權利來領導這樣一場藝術範疇內的改造運動。 6月26日周恩來在中南海找來周揚、劉芝明、阿英、田漢、崔嵬、馬少波等人，研究成立戲曲工作領導機構的問題。請注意：這裡沒有一個藝人，沒有梅蘭芳，也沒有程硯秋。之所以不讓他們參與，顯然是認為他們屬於舊人物，舊事物，舊勢力。而由藝術領域以外的人士來領導和推動的藝術改革，從娘胎裡就注定它不能走上一條按藝術自身規律發展的道路，哪怕這些“藝術領域以外的人士”可能是不錯的作家、電影家和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
7月，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毛澤東、朱德到會做重要指示，周恩來做政治報告。在七百餘名的代表中，第458號代表是程硯秋。和梅蘭芳相比較，他的表現似乎更為積極，主動向大會提交了“改革平劇的三項書面建議”。這份建議書寫得非常具體，非常專業。比如，他說“對舊有的戲曲形式和技巧，必須做徹底地了解，再斟酌著手，否則鹵莽從事，會釀成不易挽救的大錯”。他還要求建立國家劇院，國家戲曲音樂博物館以及國劇學校等。
11月3日，中央文化部設立戲曲改進局，簡稱戲改局，局長田漢。副局長是楊紹萱，馬彥祥。在這個局召開的第一次戲曲工作會議上，田漢明確了戲改的主要內容——對劇目的審定、修改和創作。 “要使舊形式迅速為人民服務”，讓“舊戲曲”成為“新文藝”的一部分。而實施戲曲審查，就是要以“人民大眾的立場評價舊戲曲”，按照人民的選擇來決定戲曲內容的取捨。這也就是說，戲曲的改革方式和推進力量將不是依靠其藝術主體。而是藉助於行政力量和行政背後的政黨力量，靠行政命令的方式與手段大規模介入戲曲劇團的日常工作、演出業務以及藝人生活。當時的許多人都沒有弄懂這些指示的含義，包括被抬到高位的梅蘭芳和程硯秋，似乎只有葉盛蘭感受到它的巨大而潛在的威脅性（另文講述）。
程硯秋一直主張改良戲曲，特別是他到歐洲考察西方戲劇之後，就已經具備了較為明確的革新意識，認為藝人應該把戲曲改革作為義不容辭的責任承擔起來。所以，他對戲改局的工作抱著積極參與和支持的態度。從1949 年11月到1952年，他親率自己的劇團“秋聲社”赴西北、東北、西南等地考察地方戲。 1949年的11月24日，他在西安文藝界歡迎他的聚會上，做了即席講話。他說“戲曲確實在向沒落的途徑上走著，為了挽救危機，我們對它必須改造、前進，把技術重新充實起來，好盡量參加為人民服務的工作。”又說“要建立設備完善的國家劇院，國家戲劇博物館”，“對演員的生活保障要建立相當的福利機構來管理。”——聽了這樣的講話，一方面感到程硯秋的誠意與天真，另一方面感到他心目中的戲改和官方的戲改相距甚遠。 12月18日，程硯秋率“秋聲社”赴東北。這時他聽到了“要在兩、三年內消滅舊劇毒素”的號召，整個東北地區禁演的劇目高達一百四十多個。一個通化縣只剩了六出評戲。接著，就是藝人失業的消息，單是浙江嵊縣失業的藝人就有三千多人。官方也不許藝人自己搞些民間演出活動。儘管他在東北地區的來來往往都有中共官員接接送送，12月20日東北人民政府設晚宴招待，12月21日他為高崗和東北局首長做了專門（）演出，但程硯秋的內心已經很難平靜了。
1950年2月9 日，程硯秋致函中共意識形態主管周揚。信中的第一句話，就是“改進中國戲曲，據我個人的見解，總以為要把全國各地的戲曲作一普遍而詳細的調查，記錄整理，綜合研究。這樣……一定還可以打破了固步自封的舊見而發生的一種新的動向。”他接連給周揚寫了三封信，裡面談的都是戲。
同年的4月，他去山東調查地方戲，後再去西北調查地方戲曲音樂。到西安習仲勳請吃飯，到新疆則受到王震、王恩茂、賽福鼎、陶峙岳、張宗遜等人的熱烈歡迎。這些高官都說自己是他的戲迷，其中一個師長和他聊戲能聊到半夜。而凡是在這裡唱戲的藝人都私下里眼淚汪汪地對他說：“見到您如同見到親人了！”接著就是訴苦：“現在許多戲不准唱了，我們很恐慌，主要是不能維持生活。”程硯秋勸慰大家不要悲觀。第二天，他在日記裡把這些情況都一一記錄下來，並寫道：“我希望大家不要放棄，當然靠個人勞動做些小生意也可以吃飯。但已付出好多代價（學戲演戲）卻換不來一飽，誰都會感到苦悶。”面對這樣的現實，程硯秋也苦悶。在此期間，中央文化部成立了戲曲改進委員會，委員名單裡雖然有梅蘭芳、程硯秋等，但這只是一個顧問性質的機構。
11月返回北京，程硯秋立即參加11月27日舉行了全國戲曲工作會議。會上，他開門見山地指齣戲改工作“出現了各種不該出現的事”。究其原因，他認為與乾部修養相關。程硯秋說：“凡對戲改採取放任態度的負責人員，多半是對舊劇有相當愛好，甚至自己也會演唱，反之則易於採取強迫命令。” 對於“普及”二字，他希望不要看得太死，對群眾的某些迎合是必要的，否則無法維持。
1951年，他又率劇團去華中、西南考察和為抗美援朝買飛機義演。年底，程硯秋向中央文化部提出了考察報告書。報告中首先提出的是藝人生活問題。程硯秋說：“革命使好多人的生活脫離開舊有的方式而去另尋新的方式。看一看各地方戲曲藝人的生活，卻非困苦掙扎所能想像的了。川劇的演員們，很多早晚只能吃兩頓稀飯。”“江西河口地方，有一個劇團在流離困苦之中，陸續餓死的已將二分之一。我們寫信給邵主席（即江西省主席邵式平），請求他就近調查急救，並同我們聯絡，研究幫助辦法，可是一直沒有得到回信。想是信函發生了障礙，事實上不怕沒有這麼一回事。所以我們覺得，在戲（曲）改（革）工作中，似應加入必要救濟一項。我們不能坐視許多演員因為生活問題，影響了他們的前進的心情，更不能坐視許多年老學識宏富的藝人在生活困頓中逐漸死去。”程硯秋對藝人生命的關懷說明他對戲改運動的憂慮和懷疑。
這一年的4月3 日中國戲曲研究院（即我所供職的中國藝術研究院的前身）成立，他被任命為副院長。 11月16日，中國戲曲研究院派人到程家送來工資。他附上一封親筆信，以為抗美援朝捐獻現金購買武器為由，婉拒官方所發工資。這裡，我特別需要說明的是，程硯秋到一九五八年去世，沒拿官方一分錢的俸祿，他始終在吃戲飯，從根本上守著一個藝人的本分。梅蘭芳也是這樣。
一九五三年四月，他參加了對全國戲曲的情況調查。在一次座談會上，他說自己這兩年來考察的戲曲僅佔全國的五分之一，單就這一部分遺產的豐富性而言，就足以驚人和寶貴。可是“就在我們訪問中間，也常常有些種戲曲，是僅僅存留著名目，聲音、形象、早已看不到、聽不見了。推求他們沒落的原因，多半是由於離開了民間基礎……”對戲曲改革問題，程硯秋有著許多看法，提出了許多意見，或口頭或書面地做了表達。他的表達，至今感動著我！因為包括周揚在內的文化行政官員在藝人面前一向神氣十足，具有巨大的權威性和征服力。一個唱戲的，除了自己熟知的“唱念做打”、“西皮二黃”，就只配被宣佈為“落後思想”與“舊習氣”的代表。他們只能戰戰兢兢地面對黨的文藝領導幹部，只能俯首帖耳、恭敬從命而毫無作為。其實藝人心裡也不服，有時也想有一番反駁，但拿什麼反駁呢？沒理論，沒文化，也沒資格。一些名伶雖有些文化，但過去的演藝生涯使他們或是被迫或是主動地結交了國民黨政府的要人、資本家乃至漢奸。帶著這樣的“歷史污點”，這些大角兒為了避免嚴遭懲處，只有更加靠攏政府，哪兒還敢站出來對戲改工作說三道四呢。在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強大壓力下，連梅蘭芳這樣最有資格講話的人都知趣地放棄了話語權——當我們弄清楚這樣一個背景，再來閱讀程硯秋關於戲曲改革的文章、發言和書信，就勢必感受到它非同小可的意義。
一九四九以後，不管程硯秋在政治上怎樣積極，不管他與周恩來、賀龍、陳毅以及周揚等高官在私人交往上保持著怎樣的良好關係，但在中共的文藝政策面前，他的上百個劇目，卻被一一停演。 1953年5月13 日中央文化部《關於中國戲曲研究院1953年度上演劇目、整理與創作改編的通知》中所准許上演的194個劇目裡，程派戲只有《文姬歸漢》、《朱痕記》、、《審頭刺湯》四個，新排的《祝英台》也未納入上演計劃。自己交給戲曲研究院的修改本也是遲遲不復。程硯秋極為不滿，並委屈地說：“我是一直擁護戲曲改革的呀！”
而圍繞著一出《鎖麟囊》上演的曲折經歷，使他漸漸懂得：雖然本人獲得很高的政治待遇，但自己的實際作用在縮小。角兒的核心地位已徹底顛覆，戲班內部秩序也完全打亂。在“政治性、思想性第一”的前提下，戲劇作品的藝術價值和演員的表演水準都成了次要因素。自己嘔心瀝血弄出來的佳作，在紅色政權眼裡可能就不是什麼好戲；即使是有成就的藝術家，也不是想唱什麼就可以唱什麼了。而失去了對劇團、劇目的支配選擇權，也就意味著失去對自己的支配選擇權。 1957年春，在中央文化部整風大會上，程硯秋發言批評文化部原來的戲曲改進局（簡稱戲改局）禁戲太多，使各地方劇團幾乎無戲可演，一時又創作不出新戲來，以致影響了只會演老戲的演員生活。他的情緒激動起來，氣憤地說“戲改局不如改為戲宰局。”這使田漢等人大為光火。
程硯秋原本是主張戲曲改革並想有所作為的，但在現實面前，他似乎意識到自己也已被這場戲改運動吞沒。戲改吞沒的，不僅是一個程硯秋。五十年來，中國戲曲改革或左或右，或急或緩，或溫和或激烈，對它的得失成敗之評估卻給後人留下一個長久的話題——長久到戲曲自身被這種改革吞沒的那一刻。
【一言難盡的《鎖麟囊》】
《鎖麟囊》是集程派藝術之大成的劇目，它通過一個女子薛湘靈由富而窮的生活變遷，生動描述了社會的人情冷暖與世態炎涼。這個戲醞釀很久了：自1937年起，程硯秋就與劇作家翁偶虹先生切磋劇本。編劇技巧也試用了許多，什麼烘雲托月法，背面敷粉法，幃燈匣劍法，草蛇灰線法，為的是取得舞台最好的藝術效果。劇本創作的過程也是唱腔產生的過程，因為他們深知中國藝術的韻味和文化的境界都在一唱一做之間，且只能用濡沫人情去體會。而許多的演唱和細節，最後都要提煉為一種“詩意的存在”。其實，中國的傳統文化從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傳奇到梅蘭芳、馬連良、程硯秋的表演，無一不是守護著這份“詩意的存在”，揮灑著可感可知的歷史文化情調。為《鎖麟囊》設計安排唱腔，化去了程硯秋整整一年的時間，真可謂殫精竭慮。他每編出一段都要唱給翁偶虹聽，並就正於王瑤卿。一般來說，京劇唱詞都是很規整的七字句（七個字一句）或十字句（十個字一句），但程硯秋要求劇作者寫長短句，說：“請您費點筆墨，多寫些長短句，我也好因字行腔。” 翁偶虹當然照辦，比如薛湘靈有這樣兩句唱詞：“在轎中只覺得天昏地暗，耳邊廂，風聲斷，雨聲喧，雷聲亂，樂聲闌珊，人聲吶喊，都道是大雨傾天。”“轎中人，必定有一腔幽怨，她淚自彈，聲續斷，似杜鵑，啼別院，巴峽哀猿，動人心弦，好不慘然。”這種句式，在傳統京劇裡是根本沒有的。而程硯秋就依據這樣的文學描述和人物需要，創造出抑揚錯落、疾徐有致的新腔，並把唱腔和身段融合在一起，使程式化表演裝滿了真實的人間情感和驚人美感。
一九四零年四月《鎖麟囊》在上海黃金大戲院首演，雅緻獨特的聲腔藝術，人人可體味而又體味不盡的世態炎涼，帶著幾分溫暖惆悵，一下子抓住上海觀眾的心。舞台上站著的名醜劉斌昆，聽著聽著差點兒把自己的台詞都忘了。連演十場，十場皆滿。到了第十一天，改演《玉堂春》，可觀眾不答應。再演《鎖麟囊》的時候，就出現了程硯秋領唱，大家合唱的動人情景。可是到了1949年以後，這個戲一直就未能獲得審查通過。一九五五年四、五月間，《戲劇報》在《反對黃色戲曲和下流表演》大標題下，提到了《鎖麟囊》，說它是“宣揚緩和階級矛盾及向地主'報恩'的反動思想的劇本，程硯秋先生已經暫停上演”。
一九五五年，在完成《梅蘭芳舞台藝術》電影的攝製工作以後，周恩來提議為程硯秋也拍攝一部舞台藝術片。周恩來要求劇目的選擇應能通過一個劇目來概括程硯秋的多方面藝術成就。程硯秋首先提出自己最理想的戲，也是自己最喜歡的戲就是《鎖麟囊》。但上邊毫不退讓，堅持認為它是個宣揚“階級調和論”的戲，連修改的可能性也不存在。大概是周恩來做了思想工作，程硯秋只好妥協了，選擇了以祈禱和平反對戰爭為主題的《荒山淚》。時代不容許個人權利的存在，也不承認藝術審美的獨立性，他只好沉默了。 1958年3月，在他疾病纏身、去世的前兩天，中國戲曲研究院的黨支部書記（羅合如）到病房探視，極其衰弱的程硯秋又動情地提到了《鎖麟囊》，面對著滿臉的病容和滿心的懇切，咱們的書記一點沒客氣，斬釘截鐵道：“《鎖麟囊》這齣戲是不能再唱了。”如此慰問無異於催命。一出《鎖麟囊》於程硯秋而言，猶如一場夢。這夢何其長也。翳影不去，人的命就熬不過夢了。程硯秋一直惦記著《鎖麟囊》，可至死也沒准許他再演《鎖麟囊》。這個文化經歷從另一個角度告訴我們：程硯秋既是個新人物，又是個舊人物。他的存在就代表著一種歷史的悲哀，這也使他承受幸與不幸的雙重命運，並走完旅途。
【她確是一個知音】
1956年11月，程硯秋作為全國人大代表團成員出訪蘇聯、捷克、羅馬尼亞、匈牙利、保加利亞等國。團長是彭真，李濟深、程潛和我的父親是副團長。 11月27日這一天，代表團上午訪問蘇聯科學院，下午參觀一家規模很大的紡織廠。晚八點進餐的時候，大家即興講話。父親講話時，引用了一句唐詩：“勸君更進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程硯秋插話，說：“應改為：西出陽關盡故人。”
兩月後，即1957年1月，代表團回國再次途經莫斯科。 18日這一天，在蘇聯養病的毛澤東夫人要約見程硯秋。結果，他從一點等到五點多，卻始終沒見江青的人影兒。翌日上午十時，他和彭真夫人一起看望了毛夫人。江青對程硯秋說：“你的表演有三絕，一唱二做三水袖。”接著，又講了許多戲劇故事。他很興奮，說：江青確是一個知音。這裡，程硯秋說的是實話。政治上江青是罪犯，藝術上江青是個內行，比現在的許多宣傳部長懂藝術。
回國以後，父親請梅蘭芳、程硯秋和另外幾個全國人大代表團成員到家裡做客。我躲在大客廳的玻璃屏風後面，目不轉睛地看著梅與程。也許因為梅蘭芳和父親比較熟悉，也不止一次到我家，所以比較隨便，有說有笑的。而程硯秋斯文內斂，幾乎就不怎麼開口，給人很深沉的印象。梅、程倆人都那麼美，又美得那麼不同。
【夏日最後的玫瑰】
有段時間，程硯秋的演出較少，便常到吳祖光住所棲鳳樓大院來。一來就上樓找音樂家盛家倫，希望盛家倫在音樂上多幫助他。後來，盛家倫對吳祖光說：“程硯秋了不起！他的音樂知識豐富，什麼都知道，而且能吸收。”
有一次，盛家倫問他：“你能不能把西洋音樂吸收到唱腔裡去？”
程硯秋答：“我試試看。”
盛家倫用口哨吹了一首英國民歌《夏日最後的玫瑰》，程硯秋想了一會兒，隨口唱出。旋律裡加入了英國民歌，可仍是京劇。程硯秋就有這個本事，讓盛家倫佩服得五體投地。
在拍電影《荒山淚》時，吳祖光是導演，他倆合作得很好。程硯秋專派一個通訊員，往來於兩家之間。經常是吳祖光寫好一場戲，馬上給程硯秋送去。第二天，他的唱腔就出來了。第三天，他的身段也出來了。沒想到一年後，在反右運動中吳祖光成為戲劇界的大右派。在文藝界的批斗大會上，程硯秋坐在主席台上。輪到批判吳祖光的時候，會場的氣氛也漸漸進入高潮。站久了的吳祖光偶爾抬頭，發現程硯秋的那個座位是空的……
【申請入黨】
經周恩來的教育啟發和提議，1957年9月20日，反复思考又疑慮重重的程硯秋終於向中國戲曲研究院遞交了一份自傳和入黨申請書。自傳的第一部分是講學藝的經過，第二部分是談自己的社會認識，其中包括對某些社會關係的交代。後半部分是講述對共產黨的認識以及自我認識。我反复閱讀這份自傳，真是心緒難平。
程硯秋這樣寫道：“我現在要入黨了。我真真感覺有些膽怯的，如田漢先生數日前的來信所講說，我有孤僻偏激之性，說的對極了，我確是有這樣性情的。因為舊社會中對唱戲的人是看不起的，我從懂得了唱戲的所保留的傳統作風後，我的思想意志就要立異，與一般唱戲的不同，又有自由散漫的性情，亦是多年來演戲生活所造成。按道理我離入黨的條件、資格還相差尚遠，怕帶有這些缺點入黨後不能起良好作用，可能叫人常指責，多難為情呢。那時既對不起黨的培養，亦對不起我素所敬重的介紹人（介紹人為周恩來、賀龍），所以我膽怯。
“在過去，演員們都有唱戲掙錢買房子待年老色衰唱不動的時候好生活的思想。那時的社會，演員們確是沒有生活保障的。我家亦有戲界中的這種傳統的想法，所以，我買有房子大小七、八處。我們早感覺到在我們國家的製度規定上是不合法的，我們亦早就沒有年老無養的顧慮了，只是沒有得到機會，我們願趁此將房子送給國家，作為我的入黨費。還有中央灤礦、啟新、東亞股票等同上一併請給處理為盼。當時買股票的目的，不是為買賣倒把賺錢，亦是有許多原因的，亦不去細說理由了。
“在這個小花園內，我演了好幾十年的戲，太疲倦太厭倦了，所見所聞感到太沒有什麼意味了，常想一個男子漢大丈夫在台上裝模作樣，扭扭捏捏是乾什麼呢？我要求，希望黨給我去做一些新鮮的平凡的事情去嘗試嘗試，我覺得是有趣味的，這是我的要求。人生如輕雲易逝，在這五六年內做些有意義的事情。”——認為自己離入黨的條件和資格相差尚遠，認為一輩子用血汗錢掙的家產不合法，對一輩子痴迷的舞台感到厭倦，對一輩子扮演的女性角色覺得是在忸怩作態——這話是程硯秋說的，你信嗎？我信！程硯秋的表白與陳述，連同那文字後面的意向和衝動都是真實的。秋色已晚，春花如夢。人生本就不圓滿，任何選擇都是有代價的，或犧牲一部分自由，或在（藝術）理想上打折扣。況且在這樣一個多亂、多變的時代，現實與理想之間，個人與社會之間自會產生一種人文悲劇性。程硯秋就是這樣：即使是在申請入黨，悲涼也始終跟著他，直到盡頭。這不僅是個人命運的嘆惋，它還源於一種慘苦的人生體驗。程硯秋越堅強，越進取，內心就越悲涼。而這被自己刻意掩藏的慘苦悲涼，常被外界誤解為“有城府”、“有心計”，特別是與隨和的梅蘭芳擺放在一起的時候，他的“高深莫測”就更多地引起別人的議論。
苦苦追求，生前亦未能如願。 1958年3月9日程硯秋病逝，3月14日公祭的時候，由中國戲曲研究院副院長張庚宣布：程硯秋被中國共產黨中央文化部委員會批准追認為中共正式黨員。儘管是死後中共黨員，但在我心目中，他就是一個藝人，一個極其高潔的藝人。
程硯秋到底怎樣看待人生？有這樣一段描述可以詮釋：1941年初秋傍晚，他與學生（劉迎秋）漫步北京什剎前海塘側，望著晚霞的一片暗紅，程硯秋若有所感地說：“人生即是演戲，社會即是舞台，人人都是演員。”遂又指著環繞四周的景色說：“你看，這是多麼美的天然佈景！我們演戲，不過是戲中串戲罷了。” 人究竟是觀眾，還是角色？是人演戲，還是戲演人？似乎都不大好說，也不易說。幾十年“風也蕭蕭，雨也蕭蕭”。在鑼鼓與絲弦中，程硯秋心靈深處始終想做一個歸客，超然於世。青龍橋務農時期，他在耕地澆地掰老玉米棒子時響起的笑聲和日記裡寫下的諸如“我覺人生是一大苦事，一切如夢幻，將來閉眼了事（1944年8月2 日）”等許多文字可以作證。可他偏偏是個藝人，名伶。單是這樣一個行業和職業，就注定了他被動的一生。程硯秋又隱又顯，顯而又隱，既情願地、也是不情願地被中國政治和戲曲改革的聯手鋪排了大半輩子——無論這個中國政治是屬於國民黨還是屬於共產黨，是好還是壞；也無論這個戲曲改革是改良還是改造，是對還是錯。意味深長的是：程硯秋去世距今已有半個世紀了，而偏偏被禁演的《鎖麟囊》卻格外紅火！一出舊戲、禁戲，七十年不敗。
今天的“藝術家”“大腕儿”頭銜多，獲獎多，榮譽多，但能讓人懷著熱烈情感持久議論的人，一個也沒有。梅蘭芳，程硯秋，馬連良這些名伶仍是我和同事們聊天的話題，也只有他們才真正夠得上是大師級。我的一個同事說：大凡某行出了個大師級人物，總要具備種種條件和機遇，一是天賦條件好，又肯下工夫；二是師友襄助，本人度量寬和；三是所處社會文化環境，既在傳統藝術的薪火相傳中得其陶冶，又善於接受新文化風氣的影響。新舊兩面、中西兩方都得營養滋潤，以豐富自身。我想這也正是梅、程得以高出同輩乃至前輩的地方了。
程硯秋其人其藝，官方有定論，民間有定評，且兩方面的評價也十分接近，為人口碑又好。紅氍毹上歌弦舞袖，精於斯，老於斯，死於斯。他五十四歲離世，梨園行的人都說，他和梅蘭芳都是走得正好。 “細雨連芳草，都被他帶將春去了。”昔日劇場裡的如雷似火的氣氛，台上台下的如狂似醉的痴迷，我們到哪裡去尋？今日的戲曲，不過是看取傳統風景的一扇窗罷了。梅蘭芳、程硯秋正在成為一個文化符號，赫赫然寫入歷史，緩緩然退出塵世。
何來何往，生兮死兮。過來人能不慨嘆！
2005年3月——2006年6月於北京守愚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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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引書目、 篇目
程永江：《程硯秋史事長編》（上，下）北京出版社2000年
北京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京劇談往錄三編》北京出版社1990年
《齊崧先生文集》齊志學編輯出版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