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家，父親（章伯鈞）是梅（蘭芳）黨，母親（李健生）是程（硯秋）黨。母親喜歡程派，還源於她和羅惇融(大名士，號癭公，廣東順德人，康有為弟子)之子羅宗震的深厚友誼。上個世紀二十年代，母親在北京師大女附中讀高中的時候，就常去羅家玩，聽羅宗震講革命道理。聽著，聽著，政治覺悟迅速提高，決定離校出走，跟著羅大哥投奔北伐革命軍。在出走之前，羅大哥偷出家裡一些古董、古籍和手抄劇本，把它們統統塞進一個皮箱，放在母親的宿舍裡。
母親吃驚地問：“你拿這些東西幹什麼？”
羅大哥說：“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賣了就能換成錢，派上用場。”
後來，身為中共黨員的羅宗震在上海被捕，關押在龍華監獄。未婚妻不敢前去探望，母親正在北京大學醫學院讀書，知道了這個情況，悲憤不已。揣著兩張熱烘烘的大餅，就登上京滬火車。到了監獄，人家不讓進。母親一直等到天黑，把餅藏得好好的，自己卻餓得要死。終於感動了看門人，容許“兄妹”一見。當羅宗震看見我的母親的時候，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再後來，羅大哥為了政治信仰，獻出年輕的生命。母親非常懷念他，也更加喜歡被羅癭公一手栽培提攜的程硯秋。
程硯秋（1904—1958）男滿族籍北京京劇旦行演員
【童年】
因家境貧寒，六歲的程硯秋經人介紹，投入榮蝶仙（京劇男旦，專工花旦、刀馬旦）門下學藝。從前學戲和學徒差不多，先與師父立下字據，言明幾年期滿，學藝期間的食宿問題，以及滿師後給老師義演若干年作為報酬條件等等。程硯秋所立字據是以八年為期。八年期間由榮家供給食宿，但演戲的收入歸老師收取。滿師後還須繼續效力二年，即在兩年之內，全部戲份（即京劇戲班中付與演員等人工資的一種形式）收入都要孝敬老師。
他的母親像送病人上醫院動手術那樣簽了“關書”，送他去榮家的那天，且一路叮嚀：“說話要謹慎，不要佔人家的便宜，尤其是錢財上。”
這句話，程硯秋說：“我一生都牢牢地記著。”
程硯秋學戲很苦！邊學邊唱邊挨打，榮家所有的生活瑣事也都要做，當聽差使喚，無異於僮僕。榮蝶仙脾氣又壞，稍有不歡即舉鞭就打，常常無端拿他出氣。程硯秋每天要劈柴生火，洗衣做飯，學戲的時間很少，有時整天也不說戲。那時榮蝶仙穿的是布襪，清晨起來，程硯秋要把襪子捧到他的面前。因為自己的手不干淨，沾著煤渣或灰土，冬天還有凍裂的血痕，不敢直接用手遞襪子，就在手掌上放一塊白布，把襪子擱在白布上，再捧給榮蝶仙。就這樣，也難免挨打。在程硯秋出師以前，師父終於把他的腿打傷，留下很大的血疙瘩。成名後的程硯秋赴歐洲考察戲劇時，經一位德國醫生的手術才把兩腿治好——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學藝的八年，是我童年時代最慘痛的一頁。”故程硯秋很早立誌發誓，將來有了孩子決不讓他們學藝唱戲。
因有家世之悲，心思又重的程硯秋常低眉含顰，面無歡容。年齡稍大些後，多半因為營養不佳，情緒一直也比較抑鬱。師傅認為這個孩子不宜於學花旦（花旦大多扮年輕女性，性格活潑開朗，動作敏捷伶俐，表演以做工和說白為主），讓他專攻青衣（青衣又名正旦，在旦行里佔據最主要的位置，扮演的都是端莊正派的女性，或賢妻良母或貞婦烈女，唱工繁重，動作穩重）。榮蝶仙還發現這個孩子嗓音很不一般，且扮相沉靜明倩，如珠蘊櫝中，時有寶光外熠。
【隨風直送玉郎歸】
程硯秋登台不久，便聲譽鵲起。被當時的大名士羅癭公賞識，並全力追捧。初次看了他的演出，羅癭公做了六首絕句。其中一首是這樣寫的：“除卻梅郎（指梅蘭芳）無此才，城東車馬為君來。笑餘計日忙何事，看罷秋花又看梅。”詩句表露出對這個少年的稱許。
民國六年（一九一七），有人來約程硯秋去上海演出，每月包銀是六百大洋。榮蝶仙當然主張他去。可遭到羅癭公和王瑤卿的堅決反對，他們認為程硯秋現在已經把嗓子唱壞，提前“倒倉”了，說什麼也該歇歇養養。羅癭公欲為其贖身，可榮蝶仙也不是傻子，覺得這個徒弟前程遠大，來日收穫未可限量，便一口回絕。惜才的羅癭公當機立斷，運用各方關係疏通賠償榮蝶仙七百大洋的損失費，他與時任中國銀行副總裁的張嘉璈商量，借出六百大洋。把程硯秋接出了榮家。榮蝶仙在無可奈何的情勢下，同意廢棄合同。這樣，未滿八年的程硯秋，提前出師了。在把程硯秋接出來的路上，羅癭公口占一首七言詩，詩的頭兩句是：“柳絮作團春爛漫，隨風直送玉郎歸。”
程硯秋家境貧寒，住在天橋的“窮漢市”。學徒期間他的母親就盼著兒子出師，除了每天挎著小柳條筐上街買煤球，就是到北京前門里關帝廟燒香求兒子早日出師掙錢。難怪程硯秋剛離開榮家，便請一個姓徐的伙計到家中報喜，說：“羅先生給您兒子出了師了，以後的日子就慢慢好過啦！”從這一刻起，他的母親才結束了每日燒香求佛的日子，真的看到了希望。跟著，羅癭公又將程硯秋一家人搬離了條件很差的天橋大市彎齒胡同，安頓在相對比較好的北蘆草園九號。 “從來好事天生儉，自古瓜兒苦後甜。”一心進取的程硯秋獲得自由後，即追隨羅癭公讀書習字，鑽研音韻。所以，後來的程硯秋不但精通經史，一手字也寫得不錯。特別是對京劇的行腔咬字，深具工夫。這是文人雅士熏陶所致，也是藝人當中少有的。
程硯秋雖有人扶持，但事業上卻立足未穩，而那時的梅蘭芳已是紅人，自領一軍。民國八年（一九一九），程硯秋聽從羅癭公的刻意安排，拜梅蘭芳為師。每晚的演出，梅蘭芳的戲都放在後面。這樣程硯秋就有了在前面唱一齣戲或兼飾仙女等雜角的機會。拜師後的一年時間裡，他得以陪演《上元夫人》、《天河配》、《打金枝》等劇目。陪演就是觀摩，程硯秋深受啟發。他特別羨慕梅蘭芳創造的古裝。這一年，羅癭公雖南游滬寧各地，卻不忘唱戲的程硯秋。比如，在二月七日的一封信裡，羅癭公寫道：“看見上海報登載十八日全浙會館的戲評，說你扮《長坂坡》的甘夫人，說你態度頂好，扮相頂好，說你同一班老輩名角一齊唱，體面得很，也有人恭維我一番，我看見很喜歡。上海好些人問候你，知道羅癭公的差不多都知道程艷秋（那時他叫艷秋）。有好些老名士要給你作詩，你的名可大得很，恭喜恭喜！你的嗓子一定一天比一天好了，但願從此以後天天好。北京下雪沒有？有添養鴿子沒有？老鴿子可養熟了？……你打了梅（蘭芳）先生的鴿子，是不知者不為怪，以後別再打嘍。你總要常常寫信來，兩三天一封，千萬別忘了！你再要買什麼，寫信來。”羅癭公只要接讀程硯秋的來信，總是立即回复，還在信里為他改錯別字，甚至覺得他所用信紙太壞，即隨复函寄去好信紙。
羅癭公請年輕的畫家徐悲鴻為程硯秋作畫，還為他集聚巨資。有了這些錢，羅癭公在添置行頭的同時又為程編了許多新戲。一九二一年，又特意為他介紹了一位武術先生學武術。羅癭公認為戲曲舞台上的手眼身法步等基本動作，與中國武術動作有連帶關係。學會武術，對程硯秋的表演會有很大幫助。後來的經歷表明，武術的作用不僅用在了台上。
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的春節，對十八歲的程硯秋來說有著特殊的意義。在羅癭公的精心安排下，他獨立挑班唱戲了，以一出改編的京劇《龍馬姻緣》轟動了京城。他的班社取名“和聲社”。程硯秋請來榮蝶仙任社長。心滿意足的榮蝶仙任社長後，沒有以業師自居，而是積極協助羅癭公和程硯秋搞好戲班的工作。師徒間的合作，頗能顯示出程硯秋的胸懷。學徒挨打在從前是一種行業習慣，梨園行如此，其他行業也如此，程硯秋不以為意。這一年，程硯秋南下上海，初次演出就很受歡迎。有人這樣評價：“梅蘭芳柔媚似婦人，尚小雲倜儻似貴公子，艷秋則恂恂如書生。”如此形容，是指程硯秋受名師（指羅癭公）熏陶，氣質自化。
讀著這樣的文字描述，年輕人可能會說羅癭公是程硯秋的超級“粉絲”。用超級“粉絲”來形容，還不能概括兩人的關係。羅癭公還是程硯秋的嚴師，謀士，引路人，策劃者，劇作家和真正的後台！一個名士獨賞一個藝人，為之脫籍，悉心贊助以成其材。 “贏得宣南顧曲人，日日雕鞍驟。”我們從中認識到那個時代藝人與文人相互依存依託的關係。這樣的關係包含著脈脈深情與風雅，但它更是一種文化的情感態度。程硯秋是個孝子。他大紅的時候去上海、武漢演出，收入都在萬元以上，回到家中全部交給母親，聽從支配。一次，他的母親說：“你三哥（即程麗秋，京劇演員）很久沒出台了，生活困難，這筆錢給他吧！”程硯秋毫無怨言。
【戒尺】
他的另一個老師是通天教主王瑤卿，這也是羅癭公介紹的。據說，王瑤卿最初並不怎麼看重程硯秋，後來終被他的刻苦精神所感動。程硯秋踏進古瑁軒（王瑤卿寓所之別稱）學戲，王瑤卿就發現他清晨的嗓音還不錯，到了晚上八點以後，反倒唱不出來了。平時的嗓音窄而澀，但喝了酒以後，反而寬且亮。禀賦與眾不同，不能以常情教之。於是，王瑤卿對程硯秋做了特別安排和特殊要求——早晨只喊嗓不准唱，一直到晚上十時後再開始吊嗓練唱。王瑤卿說：“角兒出場多半要到九、十點鐘以後，如果你晚間無嗓，那怎麼能當角兒？只好是唱開場戲了。所以，一定要在夜間練習。”半年後，他的嗓子果然慢慢出來了。
程硯秋剛登台，因為個子高，心裡緊張，所以把上身縮成一個團，而且左肩高，右肩底，樣子非常難看。王瑤卿說了多少遍，都沒矯正過來。一次，他又要上台了。這次王大爺在袖子裡藏了把戒尺，在程硯秋臨出場前的瞬間，抽出戒尺，向著他的右肩狠狠地敲了一下。程硯秋驚恐又疼痛。這一招儿還挺靈的，自那以後，他再不肩膀一高一低地出場了。王瑤卿又依據他的別樣秉賦，為他設計出新的唱法，專走偏鋒，獨創一格。一個特殊的歌喉加一種特別的唱法，驟然之間程硯秋與其他青衣迥乎不同了：音調奇異，虛無縹緲，忽高忽低。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真可謂變幻莫測。
程硯秋研究唱腔，都是親自到王瑤卿老先生家裡去求教。每次去王宅都是在晚上，因為只有等到深夜，王老先生煙癮過足，精神上來了，才到了說戲的最佳時刻。那時程硯秋住北蘆草園到王宅必經八大胡同（北京妓院多開設於此）。羅癭公告訴他：“你要繞道走，經煤市街進大馬神廟東口。”程硯秋很聽話，每天多走一里多，從不更改。
王瑤卿感嘆道：“唱旦角的，講究戲的身份兒（即規矩）真得數他。”
程硯秋果然是越唱越紅了。
【倆人很般配】
民國九年（一九二零），梅蘭芳的原配夫人、也是他的師娘王明華，向程硯秋介紹果湘琳（京劇藝人）之長女（也是余叔岩的外甥女）與之訂婚。那年程硯秋十六歲，覺得自己太年輕不想過早成家，提婚的事就擱置起來。當然，果家對這樁婚事也有條件：程家哥們多，程硯秋要從程家搬出來單過，才能結婚。直到一九二一年的二月，經羅癭公與梅家再次的撮合，才最後促成了這樁婚事。那時提親不讓相親，羅癭公自有辦法，帶著程硯秋到一家陳列著果家全家福照片的照相館，讓他去辨認。程硯秋左看右看，挺滿意。不過，娶的不是果家長女，而是次女秀英。為啥換了人？用程硯秋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果大姑娘沒有二姑娘長得漂亮。”
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七日他倆正式訂婚（又稱放小定）。訂婚之日，禮節隆重。梅蘭芳夫人作為媒人，送過來鑲嵌的鐲子，戒指等定禮。一九二二年五月十六日，程硯秋陪著母親看了位於前門外西河沿排子胡同二十三號的新居。而租賃此宅全系羅癭公的一手籌劃，當然是為了滿足果家女兒提出的允婚條件。一九二三年的四月九日，程硯秋陪母親遷居於新租賃的寓所後，立即舉行結婚聘禮儀式。梅蘭芳、王明華夫婦為媒，程硯秋由姜妙香等四人陪同，給果家送上衣服、首飾、紅鵝、豬羊腿、乾鮮果品以及龍風餅。這叫“過大禮”。年四月二十六日，在取燈胡同的“同興堂”程、果二人舉行結婚典禮。來賓有四、五百人，除尚小雲赴滬演出，在京旦角無一缺席。婚禮由梅蘭芳主持，報紙稱這是自有伶人辦喜事以來，稀有之盛況。禮節也極隆重，賀喜畫件達百餘軸。成婚後，羅癭公將果秀英更名為果素瑛。
旦角的皮膚一般都是天生白皙，程硯秋不止皮膚白，他的一排整齊的牙齒更是白得發亮，且細密精緻，比女人的牙齒還好。他身材高大，頭髮中分，天庭飽滿。那雙丹鳳眼真有說不出的嫵媚。程硯秋常穿一套得體合身的灰色西服，舉止斯文，狀若書生。別看平素的話雖不多，但為人爽朗大度，全無一般青衣旦角私底下那種職業性的忸怩神態，就是內行人也只有從他嫣然一笑而倩然後斂的習慣口型上，察覺出長期舞台生涯給他留下的一絲痕跡。夫人果素瑛亭亭玉立，樸實無華，頭梳著一個橫S髻。倆人很般配，走在一起，使人左右看不出他們是梨園行中人物。
日常生活中的程硯秋莊重嚴肅，倘有女性在側，總是眉不輕揚，眼不斜視。那時，很多藝人在生活作風上是不大檢點的。小報文人也在這些事情上做盡文章，說盡骯髒話。故而一個藝人無論名氣多大，多多少少是要受些糾纏、攻擊和誹謗的。況且藝人的錢再多，社會地位也在小報記者之下。名伶唯一保護自己的辦法，就是潔身自好。因此程硯秋對自己要求極端嚴格，一生無二色，並立下“不傳女弟子”的規矩。即使是男性，他的收徒也是拒人情於千里之外。
【就有那麼大的魅力】
台灣的戲曲研究家齊崧先生說：“如果聽梅蘭芳的戲是等於吃鴉片，那麼聽程硯秋就等於是打嗎啡。因為吃鴉片尚有戒除的可能；而一旦打上嗎啡，則很難了，最後唯有以身相殉。”這話近於謔，可還真無法否認。只要聽程入癮，就非此不可，若再去聽別人唱的青衣，便覺淡而無味。所以，後來喜歡程的聽眾越來越多，就是這個道理。因程硯秋未走紅以前曾一度拜梅蘭芳為師，亦受關照和提攜，於是行內有這樣的說法：認為程腔之中，骨子裡多為梅腔。如不深加體會，一時不易察覺。因為梅腔加上程氏的嗓音和口勁，已經脫胎換骨，難以辨認了。
程硯秋的嗓子外顯柔和，內斂鋒芒，加上標新立異的唱法，唱起來真有鬼斧神工之妙。最耐人尋味的是《玉堂春》一劇，他柳眉入鬢，鳳眼傳神。行腔乍疾乍徐，一股細音，唯其獨有。高出則如天外遊雲，低唱則似花下鳴泉，聽來驚心動魄。化裝也別緻，身著紅色罪衣罪裙，臉似鵝蛋，眼皮上一層黛綠塗得停勻，嫵媚中帶出青樓女子的憔悴和滿腔哀怨的神情。他的表演強調的是冤案中的冤情，而非著意於一樁花案裡的風情。這樣，程氏《玉堂春》的格調上就比其他藝人高出了許多。程硯秋身材高大，觀眾初見，都暗自吃驚：“這麼大塊頭的一個旦呀！”但等演過了一陣，被他的各種身段表演所吸引，你便不會覺得他是個龐然大物，而是個美妙婦人。簡淡蘊藉，灑脫雅緻。程硯秋就有那麼大的魅力。
論起他的化裝，至今是個謎。因為程硯秋最不樂意讓人家看他的化裝。除非是與他朝夕相處的知交。他的化裝室也只有負責化裝的人和他的太太果素瑛可以自由出入。其他的人一概“擋駕”。看過程硯秋戲的人都知道，他在台上的最動人之處，就是那一雙眼睛了。好多人都琢磨：他在眼睛是怎麼畫的？有人說，他的眼皮是用毛筆粘著碾碎了的炭精勾畫出來，然後再塗上胭脂。程硯秋舞台上那飛若流丹、澄如秋水的眼神，就來自這黑紅相間的奇妙勾畫之中。
【梅、程之間】
程硯秋學藝可比梅蘭芳苦多了，他也不具備梅蘭芳響遏行雲的金嗓子，但憑著自身條件、勤奮刻苦以及高人指點，硬是創出了一種大異於梅蘭芳，卻又能與之相抗衡的新奇聲腔為特點的表演風格。唱到情感至深處，其聲竟細若游絲。觀眾聆聽，大氣都不敢喘。這是他聲腔藝術最講究的地方，也無人能及。故而梅、程之間彼此頡頏，關係就頗為微妙了。程硯秋最早的藝名叫菊儂。 1918年，羅癭公將他的藝名菊儂改為艷秋。後來有人說這個更名涵有深意，因為艷於秋者厥為菊。菊是耐寒的，它要比質弱芳幽的蘭花堅韌耐久。其實，菊蘭同為花中上品，而香氣、風姿各有不同。
一九二三年九月十八日，也就是程硯秋結婚後的五個月，他與自己的戲班“和聲社”一行赴滬，羅癭公隨行，親自安排一切。這次演出，氣勢極盛。每晚舞台上的花籃都不下五、六十個。全場無一空位，另有許多人環立而視。 “豔色天下重，秋聲海上來”——由金兆棪（字仲蓀，京劇劇作大家。浙江金華人，青年時期就讀於京師大學堂，為首屆學生。畢業後從事文學寫作，1924年從一出《碧玉簪》開始專門為程硯秋編寫劇本，有《梅妃》、《荒山淚》、《春閨夢》、《文姬歸漢》等十餘部作品）撰，羅癭公手書的楹聯，先施公司以黑絨紅緞製作，寬二尺，長八尺之幅懸諸台前。戲院門口，汽車二百餘輛，馬車則不計其數了。程硯秋自打炮以來，每日茶會，堂會，劇場演出幾乎佔滿了所有的時間，真可謂無一息之閒，也無一絲之暇，人極勞累。但他依舊是容顏光澤，嗓音穿雲裂石。對此，羅癭公喜於心也驚於心，欣慰且憂慮地對他說：“你此行紅得可驚，也遭人嫉恨。有些人正意欲挑撥梅先生與你之間的師生情誼呢。”這是一個重要的提示，也是一個重要的提醒。
程硯秋十一月十五日返京，梅蘭芳赴站迎接。十天后，梅蘭芳帶著戲班到上海演出。
此後，一蘭一菊，果然就在上海爭起了短長。他們的競爭最初是微小的，也不明朗，頂多在戲碼上爭個高低——你唱的戲，我也能演，即“你有我也有”。 1927 年《順天時報》舉辦中國旦角名伶競選活動，經投票選出了梅蘭芳、尚小雲、程硯秋、荀慧生“四大名旦”。也就從這時起，他們的競爭才趨於明顯化。到了1946年底，一個在“黃金（戲院）”，一個在“天蟾（舞台）”，兩個人真的唱起了對台，形成了高潮。捧梅派與捧程派遂在各大報章，舌槍唇劍，大開其火。雙方勢均力敵，難分伯仲。但真正佔便宜的是聽眾與看客。兩個劇場夜夜告滿，觀眾是大飽了耳福。戲唱到最後，程硯秋使出撒手鐧，連演五場《鎖麟囊》，天平向他傾斜了。演出完畢，程硯秋的弟子趙榮琛一次就替師父將28根金條存入了銀行。
四大名旦裡，尚小雲與荀慧生都沒有追趕梅蘭芳的念頭，唯有程硯秋是雄心萬丈。梅、程在北京的情況也是如此：“偌大京師各劇場沉寂，只余梅、程師徒二人對抗而各不相上下。梅資格分量充足，程則鋒銳不可當，故成兩大勢力。”羅癭公的這兩句話是說準了。非但說準了，還深知這兩大名旦的內心狀態。原本煙癮大酒癮大牌癮也大的程硯秋之所以能夠做到——說戒菸酒就戒菸酒，說戒打牌就戒打牌，羅認為那是因為程硯秋在藝術上“名譽心甚重，故能自克如此。”而梅蘭芳那邊，羅癭公則覺得他人緣太好，其“黨徒甚勝”。梅蘭芳見程硯秋“氣勢日旺，自滬歸京後頗有引以自強之意。”於是，梅對程“更益敷衍”。
面對這樣的情勢，站在程硯秋一邊的羅癭公常常是親自定下對策。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二月，羅癭公聽說梅蘭芳的行頭化去七萬大洋，便立刻寫信給朋友（袁伯夔），說：“玉霜將來產業能至七萬金否尚不可知，今已為服裝費至萬金矣，與梅競服裝斷斷不能及，唯藉唱以勝之耳。”羅癭公給程硯秋定下的策略是：“屢誡玉霜對梅應當在不即不離之間”。何謂“不即不離之間”？那就是既近又遠，既熱又冷，一舉一動、一言一行清醒冷靜，有極好的控制力，合乎分寸，合乎人情，做得極人工卻表現得又極自然。禮儀性是它的外顯層次，內在依據則是人際關係和實際需要。做人圓通之至反不覺其圓通——這是傳統社會做人的一種境界。如果沒有對江湖規則的高度把握，沒有對人情世故的細微體察，是達不到這個境界的。
梅蘭芳有富貴氣，程硯秋是書卷氣，一個得於天賦，一個純恃人功，各臻極致。梅、程之間儘管激烈競爭，彼此一爭高下，卻都是不露聲色，不動肝火，一副溫良恭儉。舉個例子吧！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一日，移居上海的梅蘭芳四十大壽。程硯秋特往拜壽，行叩頭大禮，見者均嘆未嘗忘本。明明是打對台的人，卻絕不傷和氣。今兒晚上唱戲是兩軍對壘，各不相讓。明兒中午見了禮數依舊，風度依舊。在這舉動裡麵包含著道德信條，江湖規矩，人情世故以及個人修養。瞧，戲曲舞台上的藝人多高明，哪像政治舞台上毛主席把個對手加戰友的劉主席往死里卡，直到卡死。
【最後的羅癭公】
民國十二年（1923）12月28日，重病纏身的羅癭公，聽說程硯秋因劇場安排不上唱戲的時間心情苦悶，一次打牌輸去準備用於添置行頭的六百大洋，憤極。深夜至凌晨，書親筆信責勸程硯秋堅決禁賭，又致函程的岳父從旁督促。可謂嚴師情深，用心良苦。程硯秋讀後，聽從師命，決棄“竹戰”，再不打牌。
第二年（1924）羅癭公患病住進德國醫院診療，程硯秋每日親侍飲食，從無間斷。 9月2日，羅癭公自知大限已到，遂寫下遺囑。內中最後一段是這樣寫的： “程君艷秋，義心至性，膽淹古人，慨然任吾身後事極周備。將來震、垠兩子善為報答。”9月16日的半夜，羅癭公又手書：“墓地能設香山最佳……”一語後，溘然長逝。時年五十二歲。
羅癭公歸去之際，親屬皆不在側，程硯秋是第一個趕到的！他見恩師歿前所書遺囑數紙，捧之大慟，幾至昏厥。回到家中，為羅癭公設立靈堂，除朝夕哭奠，唯伏案抄寫經書。文人大多清貧，自女亡妻狂，羅癭公已是每況愈下，經濟拮据，以賣字鬻文為生。故而羅癭公喪事所用祭奠、棺木、墓地之費都是程硯秋一手經辦，務極完美。出殯那天，程硯秋身服重孝，撫棺痛哭。人家算了一筆賬，羅癭公自病至死，費金過萬元。而程本人決口不提一個錢字。這事兒，擱在士大夫身上都很難做到，一個藝人做到了。難怪康有為作詩，贊程硯秋為“義伶”。
念恩師之逝，程硯秋布衣素服，輟演月餘，每憶往事，即為之泫然。遂作《憶癭公師》五言詩——
明月似詩魂，見月不見人。
回想傷心話，時時淚滿襟。
西山雖在望，獨坐嘆良辰。
供影親奠酒，聊以盡我心。
恩義實難忘，對月倍傷神。
羅癭公去世後，每當程硯秋外出演戲，行前數日必先往羅墓憑弔；演畢返京，亦去墓前。逢羅忌日，則必去祭奠。二十餘年從未疏懶。 1943年4月5日，程硯秋攜二子（永源、永江）為羅癭公掃墓。三人早八時乘西直門火車至黃村下車，步行三里始抵墓地四平台幻住園。他見墓地鬆木牌坊上的鐵釘被拔去很多，異常傷感。 “光景蹉跎，人物消磨。昔日西湖，今日南柯。”回到家中，他在日記裡提筆寫道：“有兩家人代為看墳者在，尚且如此。再過數年，我不在了，無人祭掃，想此處定變成荒原了。”
交往尤見人情濡沫與君子風儀。世事無常，他有常。
【程黨·知交】
那時的小報把圍在程硯秋身邊捧他、幫他的人，叫程黨。但凡有個“黨”字，便覺庸俗，亦有宗派之嫌。這裡，我以“程黨”做標題無非是想說一個事實：即無論梅蘭芳還是程硯秋，他們的藝術成就，一方面來自本人，另一方面也藉助於許多人的幫助。像羅癭公、袁伯夔（名士，湖南湘潭人，民國初建曾任印鑄局局長）等人合力共助程硯秋，幾乎是達到了忘我的境界。羅癭公去世後，李煜瀛（字石曾，官宦出身，河北高陽人，留學法國的生物學家，同盟會成員，曾任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北京大學教授，中法大學董事長，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長等職）是支持程硯秋的一個重要人物。在民國十九年（1930），他聯手程硯秋創辦南京戲曲音樂學院，附設戲曲專科學校。這個專科學校就設在崇文門外木廠胡同56號，男女兼收，學校堅持到1941年。李煜瀛眼瞅著梅蘭芳1930年飄洋過海到美國演出，風光無限，讚譽無數。便也動了心思，為程硯秋的出國張羅起來。 1932年1月1 日，程硯秋登報啟事：正式宣布更名“艷秋”為“硯秋”，“硯田勤耕秋為收”，他以農人開墾之硯田自喻，而不再以“艷”示人。 14日，即赴歐洲考察戲劇。顯然，程硯秋是為赴歐而改名換字。這一年的9月，李煜瀛赴日內瓦出席國聯文化合作年會，並以中國教育考察團團長名義，參加在法國召開的世界新教育會的第六次大會。他把程硯秋列為中國教育考察團團員。
另一個鼎力協助程硯秋的重要人物，則是1949年以後成為中華全國工商聯合會主任委員、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陳叔通（浙江杭州人，1903年中癸卯科二甲第38名進士，授翰林院編修。29歲東渡日本，入東京政法大學專攻政法科。回國後任浙江興業銀行董事，創辦杭州第一個女子學堂，創辦《白話報》和上海合眾圖書館）。他的作用對於中後期的程硯秋來說，幾乎超過了所有的人。如何為人，怎樣處世，陳叔通都能做到具體指導。有幾件小事，給我的印象至深。比如羅癭公去世後，有人覺得程硯秋可能也快要不行了。大幕已落，世味已薄，程硯秋到王瑤卿家竟也感到了絲絲涼意。這時的陳叔通致函（1930年2月11日）明確地說： “新戲多編，弟意有時仍須請教瑤卿，不可對他太冷淡。”同年程硯秋到上海演出，陳叔通活像羅癭公轉世，隔三差五地寫信做“遠程教育”。當聽說配戲的小生薑妙香與程“掰”了，即在11月24日信裡說：“兄性以人格論是第一等人，但處世則非遷就三分不可。”兩天后，又補寄一函，說：“妙香已見報，但是不可怒，不可懊喪，須堅韌渡過去……但妙香亦不可就此決裂，天下事要看得透，還要大度包舉。再弟尚有一語，兄所得之錢乃血汗得來，股票不可買，不可入股，銀號即利厚不可貪，弟意存入中國與興業兩行均可，千萬！千萬！此中事我較明白，決可負責。還有一件事，曾寫信與仲蓀先生，即年齡關係氣息似弱，況以唱為生涯，不知有向來熟悉之醫否，姑與一商，每日試服黃芪、紅棗加陳皮，我四十年前為講師試服有效，冬令更宜，分量寧少，試驗再看，有外感即停止……”讀著這樣的信函，我心裡都熱乎乎的。
1933年，程硯秋從歐洲回來，需要重新物色和自己配戲的小生演員。為此，陳叔通先看上俞振飛、後又聽說葉盛蘭不錯，便在俞、葉之間反复盤算、再三掂量，其中1934年4月18—19日信是這樣寫的：“昨發快信後再四思之，葉（指葉盛蘭）身材如何？有無倒嗓之事？亦須想到扮相、台步、聲音，果下得去，決計拉葉。初出山較易與，且年輕尚可求進步，又有繼仙為師（指葉盛蘭曾受業程繼仙）在玉霜（程硯秋字）成本較輕，自足合算矣……弟力主俞（振飛），祗以無好小生，則舍俞亦無他人也。葉果是後起之秀，則不如舍俞而取葉。”伶人一向有置房產的習慣。這一年，程硯秋想再添置一所宅院，還有人請程硯秋去剛剛建立的“滿洲帝國”演出。陳叔通知道了這個情況，馬上託人給他帶去一信。信中明確地說：“我有一言不能不預為提明：華北、此終非吾土，而兄之身份苟尚可比，能否逃士大夫之責備？如到已非吾土之時，猶能作久居之計，則屋可買……弟意或在天津英、法租界買一屋較妥。人苦不得名，然名之所在，謗亦隨之，要在自問過得去否？假如滿洲得往演唱，恐亦不能去！此即有名之人不易做人也。” 很快，日軍侵占了冀東、察哈爾，中日簽定了《塘沽協定》。
應該說，自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經羅癭公介紹結識了陳叔通，程硯秋的確深受其影響。舉凡為人演劇諸事無不求教之，引為知交。可謂經緯萬端，逐條指導。陳、程交往持續到1949年以後。紅色政權剛剛建立，陳叔通函致程硯秋（1950年7月28日），對他明言：“以後不再是掛頭牌的時代。”並叮囑“在向周揚（中宣部負責人）匯報情況的同時，一定也要向田漢（文化部戲曲改進局局長）做同樣的匯報。”1957年2月13日，他致函程硯秋，切囑：“你以後千萬對周（揚）、田（漢）、夏（衍）要謙虛，說明要他們指教……”
這裡，我特別要加以說明的是，對陳叔通的勸告指導，程硯秋決非言聽計從。比如，陳叔通對程硯秋力排對其藝術大有幫助的李煜瀛和金仲蓀。但程硯秋覺得李、金二人多年來給自己幫忙，雖是從政壇退出來的閒散之人，但樂意辦事，又具才華。對他們而言，亦可消磨時間。對自己來說，“舊社會是看不起唱戲的，我藉此亦提高我一個舊演戲的演員的身份”。不管政權如何更迭，程硯秋始終堅持這個見解。他寫於1957年的自傳裡，也用了很多筆墨來解釋對這樣一些“有問題的舊式人物”的看法。程硯秋說：“聽李君（即李煜瀛）常常講世界和平、國內和平等等言論，他不主張殺生，沒有菸酒嗜好，又吃素，太太奇醜無比的；又見他從早到晚在街上到處奔走，一切言論行動給我很好的印象。聯想到別的政治騙子是挑撥是非、幸災樂禍、渾水摸魚、吃喝嫖賭、貪圖享受，把痛苦加到別人身上，李君總比這些騙子們要強得多些。同樣騙來的錢，就看他們是如何的花法了。李同鄭毓秀、魏道明好像個小集團似的，我問為什麼同他們在一起呢？李回答：辦社會事業什麼人都應該有，好比毒藥亦可救人亦可害人。我覺得比喻得很對。叔通先生屢勸告不聽，總是堅持我的主觀看法……雖然叔通先生罵他們一個是失意的政客，一個是政治騙子拖我下水。現在再看以前的通信，我還認為他們對我是善意的。”
陳叔通曾說，程硯秋這樣的知交“在塵世中不可多得”。今天這樣的朋友還有嗎？真是引人懷想。
【歐洲行】
程硯秋和梅蘭芳、馬連良一樣，都是戲曲改革家。應該說，那時人家就懂得啥叫“與時俱進”和怎樣“與時俱進”了。
1932年1月4日，程硯秋為赴歐洲考察戲劇，寫了《一封留別信》。每次讀這封信，都覺得程硯秋比現在的戲劇理論家要高明。這裡，我抄錄一段請朋友們看看：“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是顯然不同的，因而東方戲劇與西方戲劇，也是顯然不同的。但是，看一看現代的趨勢，一切一切都要變成世界整個的組織，將來戲劇也必會成為一個世界的組織，這是毫無可疑的。目前我們的工作，就是如何使東方戲劇與西方戲劇溝通，要使中國戲劇與西方戲劇溝通，我們不但要求理論能通過，還要從事實上來看一看有沒有這種可能。中國戲劇的臉譜似乎很神秘奇特，但是西方戲劇也未嘗無臉譜，許幸之先生的《舞台化裝論》裡，從演員的面部上指出各種特徵來，便是西方戲劇臉譜的說明。再則，以前西方戲劇，在寫實主義的空氣下籠罩著，與中國戲劇之提鞭當馬、搬椅當門的，差不多是各自站在一個極端。現在，西方寫實主義的高潮過去了，新的象徵主義起來了，從前視為戲劇生命所寄託的偉大背景，此時只有色彩線條的調和，沒有真山真水真樓閣的保存了。尤其是自戈登格雷主張以傀儡來代替演員，幾乎連真人都不許登場了。西方戲劇這種新傾向，一方面證明了中國戲劇的高貴，他方面又證明了戲劇之整個的世界組織為可能。舉一概百，西方戲劇之可以為中國戲劇參考的，當然很多，硯秋一個人的聯想力是很有限的，希望各位前輩暨同人，大家把在中國戲劇與西方戲劇之間所產生的聯想都提出來，交給硯秋帶到歐洲去實地考察。這樣，將來硯秋回國，在各位前輩及同人面前報告的，或許有供參考的價值了……”當時的人們就認為：梅蘭芳遊美（國）是把成熟的中國戲劇，介紹於西方；程硯秋赴歐是考察西方的藝術，用於中國戲劇的改良。
1月5日，梅蘭芳為他舉行歡送大會。 13日，程硯秋自天津赴塘沽搭乘日輪濟通丸，赴大連港而後換乘火車，一路西行，開始歐洲考察。先抵莫斯科，再去巴黎， 5月份到德國，他在柏林音樂大學參觀。學生的鋼琴演奏和男高音的演唱，引起程硯秋思想的強烈震動。二十七歲的程硯秋，內心熱烈而敏感。回想起自己學藝生涯的苛酷無情，他深深感受到西方藝術教育的科學性，理論性和人性溫暖。從這一天起，程硯秋就多了一樁心事。他主動增加了和德國音樂家的交往活動，洽談合作事宜。他把李白、杜甫的詩譜成曲，參與演奏實驗。他在給夫人果素瑛的信裡說明，自己準備接家眷在德國定居，要就讀柏林音樂大學。為表示這個決心，也從這一天起，程硯秋開了煙戒，也破了酒戒，大吃肥肉，大抽雪茄。一個月以後體重驟增，還特地拍成照片寄回北京。陳叔通聞訊，驚恐萬分。連連函電發來，借程劇團同人生活困難為名，督促他拋棄妄想，火速東旋。程硯秋手裡捏著這些函電，心情大壞。 “來時衰草今見綠，一瞬春花葉复黃。”這是他在哀嘆鬱悶中寫下的詩句。
嚮往好的，學習新的——這是自然人性的表現，也是健康心智的追求。但自身以外的勢力卻能極其有效地逼著自己繼續操持舊業，退回到那個非常實在、實際、實用的圈子裡。程硯秋必須就範！他乖乖地回到北京，回到了梨園行，儘管這是一種極不情願地就範。所以到了考察後期，他的側重點就放到了搜求圖書、劇本、圖片方面。程硯秋購置劇本二千多部，圖片五千多張。書籍八百多種。
民國二十三年（1934）的6月1日，他親自帶著十歲的長子（永光）從上海啟程經意大利、法國轉到瑞士，安排在日內瓦世界學校讀書，費用自付。程硯秋沒有忘記當年的誓言，說到做到——讓自己的後代無一人唱戲。應該說，他對藝人的粉墨生涯有愛與樂，也有恨與悲。
【男子氣派】
程硯秋有幾個嗜好。
他喜歡酒，也愛抽煙。前面說了，他是酒嗓，越喝越好，所以他不忌酒。就是呆在家裡，也常獨飲自酌。酒席之前，更是當仁不讓。且其量之大，無人可及。民國十五年（1926）7月，程硯秋赴香港演出，一曲清歌，萬人傾倒。英人總督特贈他一百二十年陳白蘭地兩瓶。
說到酒，我還想起了吳祖光的描述。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中央文化部決定把他的《荒山淚》拍成電影。導演是吳祖光，吳在回憶該片攝製工作的文章裡說：“我們經常一起擠公共汽車，一起吃飯。唱了一輩子旦角的程硯秋卻有著典型的男子漢大丈夫的氣派。這也表現在他的日常生活和嗜好方面。譬如他抽煙抽的是粗大的烈性雪茄煙，有一次我吸了一口，嗆得我半晌說不出話來；喝酒也喝烈性的白酒，而且酒量很大，飲必豪飲。我勸他，抽這樣的煙，喝這樣的酒會壞嗓子，應當戒掉。他淡然一笑，說：'嗓子不好的，不抽煙不喝酒也好不了；嗓子好的，抽煙喝酒也壞不了'。”
程硯秋最喜歡看電影，凡有名片上演，他是從不錯過。在老北京的真光電影院或平安電影院，常能看到他的踪跡。他外出喜歡穿中國長袍，這與經常西服筆挺的梅蘭芳，大不相同。所以，人們看見他是長袍一襲，手提一隻公文包進電影院。程硯秋多半是坐在樓上後排，有人懷疑他是遠視，也有人認為是怕別人認出自己。
程硯秋的另一個愛好是打太極拳。每日清晨，他一定在自家庭院打一套太極拳。他不但打得好，功夫了得，且極有研究。看過《春閨夢》的觀眾，就能從那段表現夢中情景的動作裡，領略他的太極功夫。舉手投足之妙，與今天電影的“慢鏡頭”一般無二。再加上且歌且舞，居然能唱完這一段［南梆子］之後，神色自如，不喘氣，不出汗。這憑什麼呀？就是憑他的唱工，做工和太極功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