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腳石家莊
他成了右派分子，石家莊地區京劇團的團長（劉同起）來北京探望。談話中，約他去石家莊。已經離開北京京劇四團的奚嘯伯，覺得自己在北京已無任何出路，便一口答應下來，同意試演三個月。
一起到石家莊的，除了兒子奚延宏、琴師魏銘、跟包的陳寶山師傅以外，另有三人同行。到了新的單位，文化機關的負責人和他談話，說：“因為你戴了帽子，待遇和工資都不能按從前的標準計算了。”奚嘯伯同意了，可和他同來的人一看這情況，拔腿就走。最後，剩下了兒子、琴師和陳寶山。
為了改造思想，奚嘯伯除了唱戲，還乾掃地、打水等體力活兒。一九五九年，他成為第一批摘掉帽子的人。張東屏專員很關心他，與有關方面打招呼，要求在生活方面盡量照顧。 “白雲深處青山下，茅庵草舍無冬夏……煞強如風波千丈擔驚怕。”奚嘯伯覺得自己再也無法提出離開石家莊了。
和北京的劇團相比，石家莊地區京劇團更多的是去中小城市和鄉鎮演出。奚嘯伯的身體本來就弱，加上演出的勞累，體質開始下降，疾病也找上門來。奚延宏看了非常心痛，並覺得自己這樣陪著父親，總在鄉下唱，一沒意思，二無前途，就更談不上技藝的提高了。
一天，兒子終於開口了：“我要離開石家莊。”
奚嘯伯驚懼又傷感，說：“你母親死得早，我把你拉扯大，如今只有我們父子相依為命。如果你走了，留下我孤獨一人，可怎麼過呢？這兒的演出條件是差，可人家給我摘了帽子，我不能就這樣走呀！”
就這樣，奚嘯伯把自己一條性命和全部藝術交給了石家莊。
寂寞沙洲冷
一九六二年，五十二歲的他，從藝整整四十年了。他畢竟有文化，覺得已經很有必要對自己走過的路，做一番整理。四月的一天，當同輩藝人還在忙活著登台唱戲的時候，奚嘯伯已經在北京的家平坦胡同五號，開始口述歷史，由弟子歐陽中石記錄下來。其中，也有一部分是奚嘯伯自己寫的。全篇完成後，底稿留在歐陽中石手裡，謄清一份後，他帶回石家莊，準備將來作為《奚派藝術專集》的主篇。 “文革”中書稿遺失，幸虧那份底稿在歐陽中石那裡，保存完好。
一九六三年春，為了選拔赴京參加全國京劇現代戲匯演的劇目，河北省在省會天津市舉辦了盛大的現代戲匯演。那次共有六台大戲。有唐山的《節振國》、張家口的《八一風暴》和《杜鵑山》、天津的《六號門》等。此外，就是石家莊的由奚嘯伯主演的《紅雲崖》了。每次看完一齣戲，都要進行討論，當時負責記錄、整理會議發言的是尹丕傑先生。他雖是北師大畢業生，卻又是個剛從勞教農場出來的“摘帽右派”。與會者都很清楚：《紅雲崖》這齣戲絕無進京演出之可能，癥結所在就是主演是個右派。因料定《紅》劇必遭淘汰，討論會也開得冷冷清清。按照常規：討論會記錄稿要交給主持人，不料主持人不屑一顧地轉身走了。尹丕傑正不知所措，忽見奚嘯伯還在整理東西，便走過去說：“這記錄稿交給先生好不好？”
奚嘯伯臉一紅說：“也好。”便接過去看起來。
少頃，他抬頭問道：“這是剛記的嗎？哎呀，這簡直是一篇文章了，老弟的筆頭功夫好了得！”然後低頭又看了一會，遂抓住尹丕傑的手，說：“因為素未謀面，不知老弟的來歷，請介紹一下。”
尹丕傑苦笑道：“我與先生政治身份相似，但根柢不同，先生是四大須生，我不過是?兒蔥∪澹?在景縣京劇團當編導，臨時工而已，不值一提。”
奚嘯伯沉吟不語，爾後話鋒一轉：“好，我單聽聽您對《紅雲崖》的意見吧。”尹先生談了一大堆看法，還間雜提了一些修改建議。
奚嘯伯聽完，客氣地說：“高見，高見。”又問：“您看過我多少戲？”
答：“不太多，但也不少。”“請評一評。”“不敢，不敢。”奚嘯伯一再催促，尹先生說：“這樣吧，我只就先生的唱工寫幾個字吧。”便從記錄紙夾裡抽出一頁白紙，寫了“鶴鳴九皋”四個字。
奚嘯伯看後，說：“過獎，過獎。”
尹又寫了“雁落平沙”四個字。 “啊，知音。難得的知音。”奚嘯伯顯然有些激動。
“先生別急，還有幾個字呢。”接著寫道：“寂寞沙洲冷。”
奚嘯伯半晌無語，後長嘆道：“命該如此。”說著將寫著字的紙片疊起來，想往衣袋裡放。
尹丕傑奪過來，撕碎扔掉。說：“無知妄見，不值得您保存。”
奚嘯伯苦笑著，說：“對，對。”這時，會議室早己空無一人。偌大一間廳堂，奚嘯伯神情蕭疏，顯得有些孤淒。
自一九五七年後，他就是一個寂寞的歌者。
聽敵台
一九六三年下半年，石家莊京劇團被派到束鹿縣新城鎮去搞“四清”運動。奚嘯伯也去了，接受革命鍛煉和考驗，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那時，江青已在戲曲界發號施令，大力提倡現代戲，禁演傳統戲的風聲一陣緊過一陣。大家都不敢用老戲吊嗓了。一天晚上，奚嘯伯聽半導體收音機，無意中聽到播出一段老戲。
一聽：“昔日有過三大賢，劉關張結義在桃園。弟兄們徐州曾失散，到後來相逢在古城……”這是《珠廉寨》裡老生的唱段，越聽越覺得像是自己在唱。
再聽：“一來是老賊命該喪，二來是弟兄得團圓……”他確認是在播放自己的唱片，心裡害怕，但越怕越要聽。這是什麼電台？他決定聽完：“勸賢弟休回長安轉，就在沙陀過幾年，落得個清閒。”
最後，聽播音員說：“這裡是中華民國……”他嚇得趕快換台。然而，一切都來不及了。
奚嘯伯偷聽敵台，這是他“文革”中的一大罪狀。
這叫生活？
一九六四年，北京舉行京劇現代戲會演。會演完畢，趙燕俠等名演員提出不再拿保留工資的建議。他聽說後，馬上向組織提出要按國家一般幹部工資制度領取工資的要求。其實，奚嘯伯無房產，無積蓄，家裡連些像樣的家具也沒有，薪水月月領，工資月月光。有人很反感他的表態，說：“你又不是黨員，幹嘛這麼積極？”
他置之不顧，堅決提出減薪。說：“只要我知道是黨的意思，我決不猶豫。”
一九六六年，毛澤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劇團很多人為表忠心，彼此揭發互貼大字報。而給奚嘯伯貼的大字報就更多了，因為是右派，是團長，是“反動藝術權威”，從前在張學良部隊當上士錄事，故又加上一個“歷史反革命”罪名。於是，他被壓在四頂大帽的底下。劇團一向是靠他掙錢的，很多演員都是跟著他學戲、唱戲的。現在，這些人都來揭發、鬥爭、打擊他。一時間忘恩負義成了時尚，不再是惡行。
文明處在不文明的腳下，文化攥在無文化的手裡，奚嘯伯開始了人生最後的掙扎。他除了接受各式各樣的批鬥和體罰以外，還要掃地、生火、篩爐灰、撿煤渣。每月發五十元的生活費。後來，造反派說：五十元太高了，便降到十五元。他是“四大須生”，一輩子好吃喝。生活水準驟降，精神壓力陡升，使他幾乎垮掉。先是牙齒脫落，又無錢鑲牙。接著，就是急性肺炎。咳出來的都是血痰。奚延宏嚇壞了，趕忙和孫子奚中路一起把他送進醫院。
是幸運，也是命大。在醫院得遇一位顧大夫。他醫術高超，又是戲迷，特別喜歡餘（叔岩）派，便暗中給奚嘯伯以特別關照。顧大夫也是邊勞動、邊看病。每次看完病，倆人都要說說戲。奚嘯伯的膽小，老戲一句不敢說，只講現代戲，或者講點發音、吐字及韻律。有了好醫生，奚嘯伯才漸漸康復，出了醫院。
出院之後，生活依舊清苦。十五元的生活費扣除十二元的伙食費以後，他只能拿到三塊錢。奚嘯伯的煙抽得厲害，所以這三塊錢裡，還包括菸錢。他專買一毛錢一盒的“太陽”牌紙菸。如果伙食費里能剩下一兩毛的話，他就拿來買火柴。
這叫生活？中國人的忍辱負重、苟且偷生，無敵於全世界。
因他而死，為他而癱
陳寶山是奚嘯伯的“跟包”（京劇術語。戲班裡的主要演員自己配備和隨帶的琴師、鼓師和後台服務人員）。奚嘯伯從來沒虧待過他。倆人相處極好，像是親兄弟。 “文革”中，奚嘯伯挨批鬥。陳寶山心裡同情，可不敢有半點流露。一次，劇團到工廠俱樂部演出，奚嘯伯父子下午就趕到演出地點打掃前後台、裝台、打水，做演出的準備。奚嘯伯有些勞累，開戲前躺在戲箱上面休息，不知不覺就睡著了。陳寶山看見他蜷縮著身子，怕他凍著，便偷偷給奚嘯伯蓋上了自己的棉大衣。這事被“革命群眾”看見，揭發後被造反派狠狠訓斥了一頓。
後來，石家莊搞起武鬥。奚嘯伯看情況不好，就逃出劇團。等他再返回劇團卻發現自己的鋪蓋全丟了。他每月十五元，怎買得起被褥？兒媳說：“天涼了，父親沒被子可怎麼辦？我記得父親包行頭（京劇服裝的統稱）的包袱皮兒很大，不知道還有沒有？明兒請陳師傅給找找，我用大包袱皮兒給父親做床被子。”
陳寶山果然找到兩塊大包袱皮兒，兒媳接過來，就趕緊動手，做成了被子。這事又被“革命群眾”揭發出來。造反派的臉上，個個都是凶相。他們厲聲呵斥陳寶山“階級界限不清，到現在還和奚嘯伯往來”。遂勒令他第二天向“革命群眾”做出交代。這可把膽小怕事的陳寶山嚇壞了，他擔心自己說不清、道不明，更懼怕那些血淋淋的鬥爭場面。中國人原本是一個理智善良的民族，官民又是兩個天下，那邊一有風吹草動，這邊就有回護之情。現在不同了，一夜之間專政早把個民間天地也砸個粉碎。革命者走大道，能否給陳寶山這樣的草民留下一條小路？可四下里張望，哪兒還有小路呢。
寫到這裡，我禁不住聯想到自己的經歷。記得在一九六八年，犯有“現行反革命罪”的我，被四川省川劇團的造反派和革命委員會追得到處流竄的時候，父親對我說：“你一定要活下來！就是改名換姓，落草為寇……爸爸也不會責怪的。”我哭道：“我不改姓名，可現在哪裡還有草？”所以，我非常能體會陳寶山那種抬頭無天、低頭無路的絕境與絕念。我終於被抓進了監獄，而陳寶山的路就是死路。陳寶山只有去死。他決定自殺，先是喝下一碗火鹼，又怕死不了加罪，接著就上了吊。人世悠悠，天道渺茫。 “身留一劍答君王”，一劍亦可答親人，亦可答知己。
奚嘯伯得知此事，身心受到極度的刺激，突然中風，半身不遂，被送進了醫院。接著就下了“病危”通知。兒子接到長途電話，立即趕赴病房。等見到父親時，已是神智不清。奚延宏連聲呼喚，已無絲毫的反應，似乎沒有了知覺。兒子守護了七天七夜，又經過搶救，他才算返陰回陽，又由兒子、孫子二人輪流看護了一個月，才完全脫離了生命危險。這時，醫院知道這個被搶救的人是右派分子、反動藝術權威奚嘯伯，便決定不再治療，並勒令出院。
奚家原來住的四合院五間北屋已被沒收，奚延宏向劇團懇求給一間客房暫住，遭到拒絕。最後幾經託人，好不容易找到一間堆乾草的小屋子。兒子帶著孫子（奚中路）把乾草搬出去，奚嘯伯才有了容身之處。
沒有昧過良心
一九七六年五月，那時的政治形勢非常緊張，歐陽中石抑制不住對奚嘯伯的掛念，一個人偷偷去了石家莊。見他那骨瘦如柴的樣子，真是百感交集，一把抱住老師雙肩，說：“我看您來了。”
奚嘯伯鼻翼微微煽動，哽咽無語。過了好一陣，說：“別難過，讓別人看見不合適。”聲音遲滯，語氣中一點感情也沒有。
歐陽中石把頭從肩膀上抬起，只見他滿臉的淚水從面頰滾落。於是，趕忙擰了塊毛巾，請他擦臉。
奚嘯伯站起身，恭恭敬敬地說：“謝謝您。”“您怎麼還跟我客氣？”“不，不，”他申辯著，神色凝重地說：“是我有錯，有罪……”
人痴痴怔怔的，彷彿是在受審一樣。過了一段時間，奚嘯伯才回到了自己的世界。他對歐陽中石說：“我和比較接近的人都打了招呼，說：'你們別顧我，我老右派反正跑不了，你們都拉家帶口。頂不住，有什麼事兒便往我身上推就行了。'可就是這樣也難過關。他們（造反派）問我什麼，我都承認，按照他們的意思去承認。可是我說的，還是跟人家說的對不上茬儿。所以，他們說我還是不老實。”
師徒談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歐陽中石走進他的房間，奚嘯伯早已梳洗完畢，端坐在那裡。他對弟子說：“這幾年，我總是像看電影一樣地把所見到的人都想了一遍，主要是想有無對不起人的事。想來想去，沒有昧過良心。”
突然，他想起自己曾藉過一個徒弟一百元錢的事，便說：“這錢到現在還沒還，很對不起他。不過，現在我沒法還他。等將來我的情況好轉了，有了錢，第一個事兒就是還他。”
這次會晤，奚嘯伯辦了一件大事，就是把奚中路交代給歐陽中石。他一定要孫兒拜師。
歐陽中石連聲道：“愧不敢當。”“這是我賜的，長者賜，不能辭。”奚嘯伯一語定奪。
分手時，二人不敢對視。歐陽中石走到門口，但聽得他在背後說：“中石，我不難過，咱們都不許哭。”
歐陽中石返回身去，撲在了奚嘯伯的膝前。 “快走把，不然晚點了。”他雙手摸著歐陽中石的頭，老淚縱橫。
這次分別也是永訣。 “人生幻化如泡影，幾個臨危自省？”奚嘯伯是能自省的。當然，是屬於一個藝人的自省。
我想再看看北京
一九七四年，他的偏癱症略有好轉，便給孫子奚中路說戲，還練習用左手寫字。準備日後不能演出了，自己可以為劇團寫字幕。劇團一些演員、個別領導也來探望，安慰他好好養病。日子雖平淡冷清，病情倒也穩定。
一九七六年十月，奚嘯伯得知了粉碎“四人幫”的消息，非常興奮，這時不斷有人告訴他北京、上海的消息和梨園行的一些新情況，尤其對蒙冤者平反昭雪的信息，他異常敏感、激動。過度的壓抑、極度的興奮，使他衰弱的身體難以承受，外表的好轉、情緒的恢復，發出的是一個危險的信號。
一天，他彷彿意識到來日無多，將兒子叫到身邊交代後事，說：“……我最不放心的是延玲，身體多病。你歐陽（中石）師哥為她找到了滿意的對象（即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樓宇烈），我也放心了。我看，咱們家裡（奚）中路（現為上海京劇院武生演員）有才華，只有他可能繼承京劇藝術。日後，可請你的師哥給他說說戲。”
最後，奚嘯伯說：“現在，我心裡還有一件事。如果我的右派問題解決了，我要求你們陪我去北京一次。看看我的老姐姐，看看我的好朋友，再看看北京城。”
兒子一再地點頭。 “心如飛絮，氣若游絲，空一縷餘香在此”。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日下午，他悄然離世，倉促又安詳，沒能看看他的老姐姐，沒能看看好朋友，沒能重返他的出生地北京城，也沒能聽到為他“改正”的決定。
奚嘯伯走了，跟在馬連良的後面，二人同為京劇“四大須生”。他們結伴同行，像兩隻凌空而舞、唳於九霄的白鶴。他們留下的是一個空虛，一個永恆的空虛。我知道，時間可以將一切塗改得面目全非，可以將滄海變為桑田，即使自家的墓園也只剩下了骸骨。但有一樣是不朽的，那就是他們的靈魂與歌吟。
二零零五年三月—二零零六年四月於守愚齋。
徵引文獻：
馬健鷹、奚延宏、路繼舜：《奚嘯伯藝術生涯》，新華出版社，1991；
京劇資料選編：《立言畫刊》，陳志明、王維賢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