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漁殺家》奚嘯伯（右）飾蕭恩，侯玉蘭飾蕭桂英
為寫“奚嘯伯往事”一文做資料準備的時候，我意外地發現：這個一九五七年被劃為右派分子的名伶，在公開場合居然沒有說過一句反黨的話。我託在石家莊工作的朋友去查閱相關材料，得到的回答是一九五七年河北省所有的報紙沒有一篇關於奚嘯伯鳴放期間的言論的報導，也沒有批判他的文章。我又去問他的弟子、書法家歐陽中石先生，得到的回答也是同樣的：奚嘯伯在一九五七年夏季沒有反黨言論。這豈不怪了？
不過，他還與我的父(章伯鈞)母(李健生)有過一面之緣。
奚嘯伯（一九一零－一九七七）男，滿族，北京人，京劇老生演員
“留學生”
奚嘯伯是以書香子弟而從事京劇的，後進入四大須生(馬連良、譚富英、楊寶森、奚嘯伯)之列，藝術上可與馬、譚一爭短長。
他是滿族正白旗人，出身清廷官宦世家，祖父曾入閣。辛亥革命後，家道中落，到了父親這一代已靠賣房產度日了。奚嘯伯自幼聰穎好學，七歲入私塾，九歲入崇實小學。在六歲的時候看過一次堂會戲，從那一刻起，他愛上了京劇。哪家有堂會，他就想辦法去看。為什麼愛京劇，當時就說不上來。即使到了成名以後，他還是說不明白。
從八歲起，奚嘯伯就跟著留聲機唱片學。那年月，北京又管留聲機叫話匣子。他從親戚家弄到一架破留聲機和一些唱片。其中有譚鑫培的《賣馬》、《戰太平》、《四郎探母》等。天天跟著唱片學，沒多久，所有唱片裡的唱段他全會了，而且是各派的東西都有。因為是從留聲機學得的老生，所以後來有人戲稱他為“留學生”。
十一歲的時候，他一再向父親請求容許他入科班學戲。不久，父親去世，唱戲的事情被擱置。後懇請於母，母親亦不允。趕到十二歲那年，他在親戚家的聚會中清唱了《斬黃袍》裡的一段，被座中大名鼎鼎的言菊朋賞識。此後，他每日到言家學藝，這樣，獨樹一幟、獨成一家的言菊朋就成為他的開蒙老師。
十四歲時，因為嗓子倒倉，便又去唸書，進的是一所教會中學。他喜歡國文課，每一篇課文，不管老師要求與否，他都背誦下來。他也喜歡歷史課，能記住許多歷史人物和事件。他還喜歡英文，讀得很不錯呢！當時就能與英語老師作一般的對話了。數理化是奚嘯伯最不愛上的課了，老師在黑板上寫公式，他就在下面念叨： “我主爺攻打葭萌關……”
十六歲那年，他的嗓子又回來了，便放棄學業，正式從藝。他一度在張學良海陸空行營總務處當一名上士錄事，終日抄寫公文賴以糊口，也練就一筆好小楷。到了晚上，便去票房與友人切磋京劇，偶爾也粉墨登場。二十歲那年，以票友下海。正式唱的第一齣戲是《捉放曹》，在堂會上唱的。
以後的幾年，是最辛苦的日子。他家住北京安定門二條，每日清晨，到安定門外護城河邊喊嗓子，邊走邊喊。冬天，趕上下大雪，就帶上一把條帚。出了城就邊掃邊走，邊走邊喊，一直走出十三個城門垛子。然後，再掃著雪往回走。如此，五年如一日。
後來，奚嘯伯紅了，掛了頭牌。在北京就流傳起來一個說法：“奚嘯伯能不紅嗎？安定門外往東第十三個城門垛子的一塊磚，都被他喊得凹進去一塊。”由此說明，他用功極苦。
他曾經跟一位姓呂的先生學戲。因家道窘困，只好徒步往返。來回三十里，一天一趟。去時十五里熟（戲）詞，歸時十五里熟（戲）腔，從未間斷。因為沒錢在外面飯鋪吃飯，到了午飯時間，他只得從呂家出來，自己找個僻靜的地方啃涼窩頭。
後來，他還拜了著名的文武老生李洪春為師，學了幾十齣戲。李洪春後來感慨地說：“奚嘯伯不像別的學生，師傅怎麼教就怎麼學。他愛刨根問底，問這個人物的出身、經歷、脾氣，什麼他都想知道。即使成了名，也沒有停止過學習琢磨京劇。他成為奚派，可不是靠領導，靠關係，完全憑自己的本事。”
在藝術上奚嘯伯常想著自己的短處，曾對朋友說：“我是票友出身，基本功差，個子矮，扮相窮（即苦相），這樣自己就有了努力的目標。”是的，他能成為“四大須生”之一，著實來之不易：一沒有馬連良的天賦，二沒有譚富英的好嗓子和深厚背景，也不像楊寶森既是梨園子弟、又有哥哥楊寶忠的胡琴保駕。他完全靠自己那股子把“城牆的磚頭喊凹進去”的勁頭和苦心。
給梅蘭芳掛二牌
那時“四大名旦”最紅，不管什麼演員，只要搭上了他們的戲班，尤其是搭上梅蘭芳的戲班，就如登龍門了。機會終於在他二十六歲那年，來了。
梅蘭芳最愛他的兒子小九（梅葆玖）。有一次，葆玖染上了傷寒重症，高燒不退。請來的名醫都束手無策。病情危急之際，與梅關係密切的銀行家馮耿光（中國銀行總裁），舉薦天津的中醫郭眉臣去試診，以冀萬一。不料想這位郭大夫的兩服湯藥下去，孩子居然退燒，就此挽回一條小命。事後，梅氏對郭眉臣之於其子“恩同再造”，萬分感激。郭大夫的親外甥就是已經下海唱戲的奚嘯伯。郭老先生趁此機會向梅老闆舉薦，而梅劇團其時正缺當家老生。拿當時的奚嘯伯比以前幾個合作的老生，多少還是有些差距的。這事，在梅只是答謝之意；在奚則是從此得“傍”一代名優，身價陡增。梅氏用奚搭配時間頗長，直到他“留須謝客”。
奚嘯伯給梅蘭芳掛二牌，用功又用心。凡是在梅蘭芳需要表演的地方，必充分提供空間。在生、旦唱對口時，奚嘯伯都把自己的尺寸把握好，使梅蘭芳在接唱的時候，十分合適。所以，梅蘭芳對他一直都十分滿意，願意與他合演。應該說，演員掛二牌也是很難的，難就難在必須揣度和滿足頭牌的需要，惟如此，方能合作長久。
儒伶
社會上不少人稱他為“儒伶”，一些朋友還誤傳他是大學畢業生。雖說奚嘯伯讀到中學便輟學，可他一生從未放鬆過學習。常年演出在外，總把厚厚的一部《辭源》以及其他文史類書籍帶在身邊。書法也是陪伴他一生的樂事。
他愛交朋友。每到一處，都要結識一些新朋友，而且還從梨園行擴展到文化界、學術界，和許多教授、學者、畫家、醫生往來。他認為這樣可以豐富自己的知識。為了演好《屈原》，他向文懷沙先生請教。演《宋江》，他和歷史學家張守常一起聊《水滸》。排演《范進中舉》，他不知把一本翻閱了多少遍，而且傾聽精通京劇的北大教授吳小如先生的高見。唱《空城計》，奚嘯伯扮演的孔明有很濃的書卷氣。為了使牆頭撫琴的動作更真實，他向古琴演奏家求教指法。
他在書法上下過很大功夫。早年臨過，又練習趙體。奚嘯伯和朋友通信，也多用毛筆書寫。人們都說讀奚嘯伯的信是享受。字跡端莊，文辭典雅。晚年，又學鄭板橋的書法，而他的表演藝術也更加走向深沉含蓄，精纖雅潔。特別是他的演唱風格醇厚而柔婉，有如洞簫之美。這與他的人生際遇相關，也與他的文化修養相通。
有一年，奚嘯伯到上海，見到一位金石家為俞振飛治了一方“江南俞五”的圖章。篆法與刀刻都是上乘。他看了嘖嘖稱讚，認為不僅刻得好，更有趣的是“江南俞五”的立意。俞振飛笑著說：“這有什麼，你不是也可以來個'燕北奚四'嗎？”
燕北奚四，江南俞五，真是天然一聯，名伶印“對”，雅人雅事了。
戒毒
和許多名伶一樣，他也有吸毒的嗜好。每夜散戲，吃罷夜宵，便開始吸鴉片，一抽就是一整夜。次日清晨六點，孩子去上學，他才寬衣睡覺。為了這“一口”，奚嘯伯有時不得不把一些值錢的物件賣掉，或送進當舖。兒子奚延宏說：“他離開大煙，就跟死人一樣。”到了1947年前後，奚嘯伯已處於手背向下，求借於人的窮途。那時，葉盛蘭、李少春等人不斷給予周濟。雪中送炭之情，令他終生難忘。
一九五一、一九五二年，政府大力宣傳戒毒。奚嘯伯住在石家莊，行署專員張東屏登門拜訪，動員他戒毒。
奚嘯伯說：“我不戒，我走，我不唱了。”
張東屏說：“不唱可以，走也可以，但大煙不戒不行。禁煙戒毒是政府的法令。”
經多次談話，奚嘯伯同意戒毒。當然，也是不得不戒。張東屏找來最好的醫生給他配藥戒毒。誰知他是不抽不能睡，一夜折騰至天明，痛苦異常。不能抽大煙，就抽紙菸。一天晚上，他服完安眠藥以後就躺在床上抽煙，抽著抽著就睡著了。深夜，兒子被煙嗆醒，才知道是父親的被褥給煙頭點燃了。連忙把他叫醒，又是潑水，又是腳踩，才算把火撲滅。
三個月後，奚嘯伯戒了毒。大家又擔心他是否還能開口唱戲，於是，去北京請回他的琴師魏銘先生。一聽，不單能唱，且底氣也比過去好。
奚嘯伯眉開眼笑，說：“戒菸，救了我的靈魂。”
人緣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奚嘯伯挑班的“嘯聲京劇團”排演了《屈原》，這是一出新戲。為了取得人物和時代的真實感，他提出要重新設計、製作服裝。當時劇團是私營的，沒人肯為新戲投資。只有自己掏腰包了。他寧肯降低生活費用，少拿戲份，也要保證新戲的質量，決不湊合。奚嘯伯的行動感動了所有的配角，大家也都表示支持。結果《屈原》在北京、上海等地演出，獲得了很好的評價和收益。
一次在天津新華禮堂演出，他住在裕華賓館，戲碼排得密實，每天都很累。一個星期天的中午，突然來了幾十名中學生，他們說要見奚嘯伯，又說，要請奚嘯伯簽名留念。陪伴父親的兒子奚延宏聽了很不高興，不想叫這群學生進來。奚嘯伯當即制止，不但和孩子們見了面，還用毛筆工工整整地為他們一一簽名留念，有的還題了詞。
學生高興地走了。奚嘯伯對兒子說：“你為什麼要回絕人家呢？”
“一群孩子，懂什麼！”
“孩子也是我們的觀眾，雖說他們現在才十幾歲，可再過幾年就都長大成人，他們會分配到各地去工作。這不等於為京劇播下種子嗎？你今天冷淡了他們，人家就會對你有不好的印像或看法，這無形中就留下了隔閡。”奚嘯伯鄭重地對兒子說，“沒有人緣，就沒有戲緣，更談不上飯緣兒。”
平時，他常和孩子們一起聊天，談話的內容多與藝術相關，從不在背後講同行的壞話。 “靜坐常思己過，閒談莫論人非”這是他遵守的做人道德。現在的人，沒幾個能做到。我自己就做不到，愛在背後說長道短。
揮金如土，仗義疏財
成名後的奚嘯伯，收入大，開支也大。可用“揮金如土，仗義疏財”八個字，來概括他的日常做派。他的一個嗜好，就是“請客吃飯”。平素就極少獨酌自飲，總是約上一些朋友聚會，邊吃邊聊。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他去上海演出，住在惠中飯店，每日必請客。又趕上生日，來祝壽的絡繹不絕。一共呆了十七天，不但把全月的工資搭進去，還欠了五百元債。
奚嘯伯還把許多錢花在親戚朋友的身上。唱紅了以後，每天都有人到家中去“告幫”(即藉錢)。只要對方張口，無論多少，總要給一兩塊大洋。一個表弟，每週必來吃兩次飯，飯後必抽大煙，臨走必拿點錢。奚嘯伯對這個表弟從未厭煩過。妻子有七個兄弟，生活也常靠他供給。他認為這是分內之事。奚嘯伯對同行也是如此。著名花臉演員金少山一度衰敗，連頓正經飯菜都吃不上。他組織同行為金爺唱“搭桌戲”(一種不取酬勞的演出。若干演員為救助某一同業而舉行的演出，收入全部贈與該人)，以解決生活困難。著名老生高慶奎，晚年生活窘迫。只要他去了後台，就一定叫管事給高先生送個“紅包”，裡面裝上相當二路老生的戲份。
令人想不到的是，奚嘯伯對家里人卻相當“摳門”。奚延宏說：“想花他幾個錢，可太難了。”一九五六年，兒子在北京京劇四團工作，想買輛自行車，求父親湊點兒錢，可說什麼也不行。實在沒轍，便向當時的副團長吳素秋求援。吳一口答應，從奚嘯伯的工資裡扣下二百元。事後，奚嘯伯還老大不高興呢。
奚嘯伯死時，沒有積蓄，也無家產。死後，他給兒子留下一條破毛毯，一個樟木箱。
妻子
奚嘯伯是個孝子，對長輩極其恭順。掙錢多的時候，別說是置房產，就是給妻子買件新衣服，一要經母親同意，二要跟姐姐、嫂子一起買才行。他的妻子張淑華生活在這樣一個家庭，很受管束，常常暗自生氣，又不敢多說一句。久而久之，元氣大傷。奚嘯伯也為家庭裡的各種糾紛耗去許多精力，疲憊又痛苦。一九四九年，妻子病故，那年，他四十歲。
好歲數又唱得正紅，續弦還不容易？妻子病逝不久，不少親戚朋友便登門提親，卻都被奚嘯伯婉言謝絕。他深知母親的脾氣和家務的繁重，深恐婆媳不和，引來家庭不幸。一九五四年老母去世。再提此事時，他又怕新媳婦給三個子女帶來痛苦。弟子歐陽中石也勸說他續娶，以便有個老伴照顧。他仍不同意，說：“再娶困難很多。一要對方滿意，二要孩子滿意，三要我本人滿意。我不能委屈別人。你想想，對方不滿意，這不是叫人家來受委屈？孩子們自幼喪母，若與繼母不和，既委屈了孩子，更對不住他們九泉下的母親。與其日後對不住人家，不如自己對不住自己。”
每說到這件事，他總是熱淚盈眶。與梅蘭芳合作演出《二堂舍子》，梅老闆曾感慨地說：“他這個戲是越演越好了，可能是有切身體會了吧。”
“文革”中，他身患半身不遂之症。朋友們議論說：“奚嘯伯如果有個老伴兒就好得多了。”
他說：“我成了這個樣子，又是反革命又是右派，又這麼個半死不活的身子，不是坑人家嗎？！”
奚嘯伯六十七歲溘然辭世，二十八年孑然一身。
我冤呀！
一九五七年六月五日，由葉恭綽、李伯球、李健生、李萬春等主持的戲曲界整風座談會在北京飯店舉行了，後來，父親和農工中央副主席黃琪翔也趕來參加。在這個會上，父親結識了奚嘯伯。
倆人作了簡短的談話，父親勸他參加中國農工民主黨。
奚嘯伯說：“我已經參加民盟了。”父親笑著說：“那我們是一家人了。”
父親問他經常演出的劇目都有什麼。他說：“為了紀念作者吳敬梓誕辰，我和北京市四團演出了一個新戲，叫《范進中舉》。”編寫劇本的是畢業於西南聯大中文系的作家汪曾祺。
“《范進中舉》？”父親重複了劇名，高興地說：“好戲呀。”
奚嘯伯答：“我只演了范進，可沒中舉。”這話惹得周圍的人都笑了。
座談會上，奚嘯伯沒有發言。可他的儒雅氣質給父親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散會時，父親讓我的母親用她的車送奚先生回家。
我對這次會晤很感興趣。想查查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委員會過去的簡報、記錄或資料，做進一步的了解。可人家告訴我，農工黨所有過去的文字材料都上繳了中共中央統戰部。我還想查查民盟中央一九五零年代的檔案，看看奚嘯伯是不是真的參加了民盟。人家又告訴我，民盟的檔案也上繳了。
創愚裳雍昴搶錚也胖懶宿尚ゲ詵從醫錐蔚哪承┣榭觶?5年奚嘯伯和兒子一起參加了北京京劇四後來從奚延宏那裡，我才知道了奚嘯伯在反右階段的某些情況：一九五五年奚嘯伯和兒子一起參加了北京京劇四團，他任團長，與吳素秋等人合作演出。不久，北京成立了一個京劇工作者聯合會。梅蘭芳、馬連良分別任正副會長。因奚嘯伯有文化，大家就推舉他為秘書長。這段時間，他又忙著唱戲，又忙著社會活動。那時，奚家住在菜市口，李萬春先生住在大吉巷，兩家靠近，彼此交情也好，加之他孤身一人，李萬春、李小春父子就經常請奚嘯伯到家裡聊天、飲酒，吃飯、喝茶。一九五七年大鳴大放的時候，戲曲界開座談會，李萬春總拉他參加。他也願意和葉恭綽、張伯駒這樣的大知識分子往來。每次的座談會，都是李萬春發言，他記錄。倆人形影不離。運動轉入到反右階段，倆人就一齊戴上了右派帽子。奚嘯伯一提起反右，就說：“我冤呀。我從舊社會來，愛吃愛喝。但我從心裡沒反黨。” 後來，我又從劉曾复先生那裡得知：李萬春在一九五七年夏季那篇關於民營劇團的精彩發言原來是由奚嘯伯起草的，也許這就是他的“右派罪行”了。